这是一篇母亲怀念她的母亲（也就是我的外婆的文章），原标题为《怀念我的寡母》
父亲蒋继尹少年即留学日本，在日本生活、学习达14年之久，伯父也曾留学日本，不过一个从政，一个从文，都不是等闲之辈。这是十分荣耀之事，加之老家相当雄厚的基业，可谓名门望族。
母亲嫁蒋家，当然与此有关，当年父亲春风得意，自是金玉良缘。
当年的母亲，略识些文字，可能并非官宦人家小姐，却天生丽质，心灵手巧，不久即为蒋家生了几个儿女，甚得父亲宠爱。
母亲是山东高密人，随父亲曾在北京济南等大城市中生活，家中养有听差和车夫，这是母亲一生中的黄金时代。
实际上，母亲可能并不知情，父亲在广西的老家早有一室大房。她是祖母的亲侄女，自幼头脑就不正常。父亲在祖母的强制之下，被迫结了这门亲。后来父亲弃她外出，多年不归。其实，她儿时也是被娇宠的。据说她食量很大，每晚须煮一锅鸡蛋放置床头供其食用。年龄越大越显出她的不正常，加上父亲的遗弃，肯定受了刺激，终于变成了一名符其实的疯子。记得第一次见她时，我们几个小孩吓得不敢近前。私下就称她做“癫子姆妈”。祖父是懂中医的，经常有人请他看病开方，但从未见“癫子姆妈”服药。“癫子姆妈”终日坐在靠墙的一张太师椅上，墙面被她磨蹭得溜光，一身赘肉，头特大。双眼突出，吃喝拉撒，全由丫头们待候，直到多年以后，家人清晨不见她任何动静，就这样结束了她苦难的一生。
既然她是大房，所以我们要尊称她为“姆妈”，而对母亲只能叫做“娘娘”，也就是姨娘的意思，亲戚也只称母亲为“七娘娘”。不知母亲听了是何滋味。
当时世道混乱，母亲并没有享受几年幸福。民国十七年（1928年），父亲应马君武之请，到梧州广西大学任教。于民国十八年(1929年)暑假，携眷回乡探视，船至蒙山，被土匪误认为是伯父——时任两广财政厅厅长的蒋继伊（父亲蒋继尹与伯父蒋继伊姓名仅一笔之差），遭土匪劫持，索要巨额赎金。此事惊动了官方，下令围剿。土匪在慌乱中弃下母亲和我在内的三个小孩，押着父亲、大哥、二哥逃至深山，随即将父亲和大哥撕票（二哥已经在途中病死），大哥命大，被土匪砍了一刀昏死过去，土匪走后竟奇迹般地苏醒，被当地农民施救，拣回了一命。
我们母子辗转来到这素称南蛮之地的广西乡下，与外界隔绝，母亲与娘家失去了联系，一切都那么陌生，语言不通，到处是冷眼，简直像落入了地狱。
旧时没有娘家的女人，只能任人欺压，特别是寡妇，又拖带着一群幼小的孩子。母亲一口北言卷舌官话，一袭入时的衣裙，一身贵妇人的打扮，加之掩盖不住的清纯秀丽。简直是一个另类；又身无分文，白吃白住，今后还要分一份大家庭的财产，惹来各方敌视自然不言而喻，就连下房的佣人也不把她放在眼里。
当时乡下的蒋家可谓家大业大，钟食鼎鸣，开饭时打锣通知，单家眷就得摆上4-5桌，菜蔬是自产的，主食多为豆腐之类，全州乡下兴吃辣味，早餐是极辣的豆鼓汤泡饭，我们只得在桌上放一碗冷水，洗一下才能勉强入口，饭基本上是合着泪咽下去的，不象别人，他们有私房钱，可以专门给小孩子加菜，让小孩子另吃。记得一次我在阳汫里发现小半个吃剩的石榴，慌忙拣起来就吃，被母亲一巴掌打来，我楞在那里，反倒是母亲哭了。
父亲遇害大约一两个月之后，遗骨运回下葬那天，我记得墓穴极深，情急之下，母亲死死地抓住棺材，竟一头要栽进墓穴，幸亏被拦住；母亲哭得气绝，昏死在墓旁，观者无不为动容。父亲去世后，母亲几次找出他的人寿保险存根，求叔侄们帮她领取，无人伸出援手，反正领来赔偿金并没有他们的份，使父亲的人寿保险最终成为一页废纸。
在这冷漠的大院中，唯独祖父是真心疼爱我们的，分家之后，祖父还代为管理了一段时候，教会了母亲收租记账。
岁月是最好的医生，母亲渐渐重新焕发出生机，学会了理财，脱下旗袍，改穿乡间惯见的长裤短衫。但不管如何入乡随俗，也掩盖不了她的天生丽质，白里透红的皮肤，乌黑油亮的秀发，高贵的气质，这也是妯娌们最忌恨之处。寡妇门前是非多，不久就闻言四起，传得活灵活现，无端的诽谤，无法辩白的委屈，让她选择了跳岩，用结束生命来证实自身的清白，她一边哭着，一边急不择路地爬上屋后的石山，跟在身后是一群无助的、一个比一个幼小的孩子，哭喊着亲娘，跟着母亲后面拼命地往上爬，幸而后来被一个好心人救了下来。这一幕印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将近八十年了，依旧是那么清晰，依旧让我那么心痛。
当时的母亲毕竟才30多岁，无亲无故，一个柔弱的女人，需要是一个强壮的男性呵护，需要一懂得怜惜她的男人的关爱，需要一个能够依靠的肩膀。这一点，直到我自己有了丈夫，才知道她为什么常常无缘无故地叹息、流泪，黄昏时节，常常站在树下发呆。
磨难使人变得坚强，为了这群孩子，她必须在逆境中挺起胸来。我们慢慢地长大了，懂事了，而这个大家庭的明争暗斗造就养成了兄弟们叛逆的性格。我们投入了革命的洪流，各有所成，总算回报了母亲的一番凄苦之情。现在，她躺在父亲的身旁，她有了依靠，愿她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