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门闺秀
我母亲出身书香门第。母亲的爷爷是清朝举人，当过全州知事。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自幼饱读诗书，满腹经纶，十四岁就考上了清末公派留学生，就读于日本著名的帝国大学。外公去日本的时候，根本不懂日语，临出国之前才突击了两个星期，轮船上又学了几天，就靠这点日语进了日本帝国大学听课，四年之后居然以优异成绩与日本同学一道从帝国大学毕业。
外公学成回国，先在济南大学当教授，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第一批大学教授之一，娶了一个山东的大家闺秀做我的外婆。后来又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民国十六年，应时任广西省长的马君武博士之邀，回广西举办广西大学，出任广西大学教务总长兼教授。
民国十八年，我母亲四五岁的时候，外公于暑假携全家乘船从梧州沿水路返回老家全州，在蒙山遭土匪打劫，全家被绑。说来也冤，土匪原来打算劫持的并不是我外公，而是外公的兄长，时任广西省参议会议长、两广财政厅长的蒋继伊。蒋继伊大我外公七八岁，曾中清末举人，并同时与我外公去日本留学，回国后从政，也是广西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连蒋介石都尊称其为“叔”。我外公蒋继尹，名字与蒋继伊仅仅相差一字，不，仅仅相差两笔，不但字形相似，连读音也相近，极易混淆，加上土匪文化程度不高，于是阴差阳错抓了我外公全家。谁说名字不影响命运？这就是一例！
土匪以为抓住一个两广财政厅长，可以换回大把银子，谁知道抓的只是大学教授，好不气恼！土匪眼中的大学教授不过是不值钱的穷书生，但这位穷书生好歹有个两广财政厅长的亲哥，想必多少也能诈回一些银两，于是把外公一家扣为人质，要挟蒋继伊拿钱赎人。蒋继伊与土匪多次谈判，还不容易将赎金由一万大洋降到了四千，却不料掌管广西军政大权的李宗仁、白崇喜不肯答应，认为用钱赎人是助长了土匪的气焰。李宗仁与白崇喜行伍出身，只知道用枪杆子说话，立即派了军队前去围剿。大兵压境，土匪被逼“撕票”，外公一家的男丁，几乎全部惨死在土匪刀下。说是“几乎”，那是因为母亲的大哥、我的大舅命大，脖子上被土匪连砍三刀，昏死过去，土匪以为死了，没想到他居然死而复生，从死人堆里爬了回来，后来一直活到八十六岁，但从此落下了歪脖的毛病。还有一个男丁——我的小舅，是在襁褓中吃奶的婴儿，也免一死。土匪也有土匪的规矩，只要钱能到手，绝不“撕票”；钱不到手，就别怪他杀人不眨眼，但只杀男丁而不杀女眷，所以外婆与母亲得以死里逃生。做为大学教授和两广财政厅长亲弟的外公竟被土匪“撕票”，成为当时轰动整个广西的一大要案。
外公不幸英年早逝，母亲家中日益没落，但也没有耽搁孩子的前程，母亲曾在桂林女中读书，是女中有名的校花。后来，母亲不知什么原因去读了“桂林俄专”。那时候，父亲还没毕业，就在俄专当了助教，并深受学生欢迎，母亲就是当时崇拜父亲的学生之一。所以，我父母亲的结合也可以说是一场“师生恋”。 母亲是典型的百里挑一的美人，追求母亲的人自然很多，可是母亲与外婆偏偏就看中了家境贫寒的父亲。
有一次，父亲得了伤寒，就住在母亲家中，那时候父母亲的婚姻关系还没有正式确定下来。伤寒在当时是人人谈虎色变的恶疾，父亲也差点因此丧命，连看病的郎中都说生死由命了。母亲的家人也不同意这样一个像女婿又非女婿的病人住在家里，多亏母亲与外婆一再坚持，才让父亲在母亲家中慢慢康复起来。每每谈及此事，父亲总是感激涕零。
抗战时期，母亲逃难到了重庆，到重庆中央政府印钞厂当了一名女工。从俄专出来的人大都受过苏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很少能够安分守己，一有风吹草动就纷纷出头，母亲又积极参与组织了一场“反迁厂”大罢工，并被工人们推举为与厂方和政府谈判的“代表”。大罢工的起因是抗战胜利，国民党中央政府要迁回南京，专门为政府印制钞票的印钞厂也要跟着搬迁，原来在印钞厂工作的重庆当地的工人就要丢掉饭碗，于是通过大罢工来“反迁厂”。至于是否还有什么别的政治目的？母亲没说。大罢工迫使厂方和政府做出了很大让步，因迁厂被辞退的工人每人都得到了一笔不小的“安置费”。“反迁厂”大罢工胜利之后，罢工工人为了感谢我母亲，专门打制了一块“罢工胜利”金牌送给我母亲，可惜为了筹措去解放区的路费，母亲把它给卖掉了。自那以后，她就与我父亲在我大伯的资助之下飞往了东北阜新，并在阜新生下了我。不久，就和父亲与一帮革命青年一道，投奔到华北解放区去了。
从“蒋管区”到解放区，路上要通过好几道国民党部队的关卡，我父亲扮作生意人，母亲装作阔太太，其他人分别扮成挑夫与脚力，一路蒙混过关。母亲天生丽质，从小就受书香熏陶，又受过高等教育，装作阔太太毫无破绽，对付哪些只知道阿谀奉承、见钱眼开的兵痞，自然绰绰有余，一路为我父亲他们减少了不少麻烦。
母亲虽然是娇生惯养的富家小姐，但是到了解放区进入华北大学（其前身就是有名的“抗大”）之后，脱胎换骨，随军南征北战，飒爽英姿不让须眉。朝鲜战争爆发，母亲几次主动要求参军，如果不是家庭出身“地主”（我就不明白了，外公的大学教授怎么就成了“地主”？），政审不过关，早就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去了（如果真去了，三弟、四弟他们恐怕也就没了）。
母亲也在国家统计局当过苏联专家的俄文翻译。回到桂林以后，当过桂林植物专科学校的政治教师和政教处主任。学的是俄文，教的是政治，而且教得比正规科班出来的还要好。政治本来是最枯燥的一门课，我母亲偏偏把它上成了最受欢迎的一门课。我真想象不出她是怎么改行过来的。我曾经问过母亲，母亲回答说：“我其实很少教他们什么政治，而是在教他们怎样思考，怎样做人。”母亲非常善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学生都愿意与她谈心、交心，很多成为她的知心朋友。现在母亲已经离休三十多年了，每年还有不少学生专程到家里来看望她。
二．文革受辱
WG是个岁月疯狂的年代，荒唐到举国上下都用一个思想思考、都用一个声音说话、都用一个鼻孔出气，谁要是稍微偏离一点这把被公认为真理的尺度，就会被视为异端，轻则挨批、重则挨斗，甚至夫妻反目、兄弟成仇。我曾看到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奶奶，跪在大街上，被她带着“红卫兵”袖章的亲孙子用皮带抽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一帮“红卫兵小将”还在一旁拍手叫好。奶奶据说是地主（儿子倒是解放军军官），十几岁的孙子强迫奶奶背“语录”改造思想，老人家年级大了，记不住，孙子就在大街上当众用皮带抽她，以示与“地主阶级”划清界线，真不知道这孙子怎么下得了手？他也不想想，没有昔日“地主阶级”的奶奶，哪来的今天当“红卫兵”的孙子？更不知道她儿子做何感想。“红卫兵”对自己的亲奶奶尚且如此，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就可想而知了。
母亲在文革中所遭受的第一个冲击，来自她的学生。那学生是当时学校里经济最困难的学生，他上学所用的被褥、衣服、课本、乃至伙食费，几乎全部来自国家补助与我母亲的私人捐助（国家补助实在太少了）；他病了，我母亲亲自喂汤喂药，曾把他感动得痛哭流涕。这个学生毕业时成绩不错，我母亲千方百计把他留在了科研单位。可是没想到，文革一来，第一个起来“造反”、把母亲揪出来“批斗”的，就是那个当年母亲资助过的忘恩负义的学生。“批斗会”上，那个翻脸不认人的“白眼狼”，为了表示对母亲的极大愤慨，用尽全身力气给了母亲当胸一拳，打得母亲顿时跌倒在地，半天喘不过气来，差点命丧黄泉。母亲从此落下了胸口疼的毛病，仿佛时时提醒她文革所受的羞辱。十年浩劫之后，“白眼狼”又到母亲面前痛哭流涕，一脸无辜地乞求母亲原谅，声称他当时是迫于无奈，急于想在众人眼里表白他并非母亲的得意门生，否则连他也要受到牵连。母亲原谅了他。我却难以释怀，担心“狼”总是要吃人的。
母亲的罪名呢？其一，因为她出身“大地主”，不是一般的地主，而是“大地主”，爷爷是清朝官僚且不必说，父亲虽是大学教授，却也置有几十亩田产，富甲一方（然而，外婆和舅舅他们变卖家产暗中资助共产党桂北游击队的“功劳”却没人提起）；其二，因为她是父亲的夫人，父亲抗战时期当过国民党中校（抗战有罪吗？更何况父亲当时还是地下党推荐去的），母亲理所当然就是“伪军官太太”（“伪军官”这个词太难听了，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是为日本人效劳的汉奸走狗呢）；其三，她给学生上过政治课，多次引经据典地提到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因此是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当时也是学生必读的书籍，大家都可以引用，为什么母亲就不行？）；其四，上世纪六十年代天灾人祸困难时期，她把口粮省下来让给学生，宁肯自己饿肚子也千方百计让学生不至挨饿，地主小姐会有那么好心吗？明显的是“收买人心”；……。呜呼，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今天看来，这些“鸡毛蒜皮”的东西也算的什么“罪状”，真叫人匪夷所思。可是在当时，哪怕是一句对伟大领袖不恭不敬的话，都有可能置人于死地，母亲的“罪状”就更加“十恶不赦”了。
学生的“揭发”，只是导火索，一场酝酿已久的“报复”终于爆发了。中国人天生就有一种“仇富”的变态心理：父母亲的级别与工资，在当时是凤毛麟角，是他们所在的工作单位、也是周边单位中最高的，早就有人愤愤不平；父母亲养尊处优的生活，也令许多人望尘莫及，惹来不少不满的私下议论。现在机会来了，可以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
挨打、挨骂、“劳动改造”毕竟只是肉体上的痛苦，忍一忍也就过去了。难过的是灵魂上的痛苦，当时有篇社论说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岂止是“触及”？连做人的一切基本权利都被剥夺了！起码的人格与尊严也全都丧失殆尽！言论受限制、自由受限制、读书看报受限制、活动受限制、食宿受限制，有一段时间，甚至连大小便也受限制；还要三天两头遭受群众“批斗”。任何“被管制”的对象，在每个“自由民”面前都必须点头哈腰、低眉顺眼，仿佛他们永远有赎不完的罪，仿佛所有的“自由民”都是他们的“上帝”，都可以对他们为所欲为！更可怕的是，谁被管制、谁自由，没有任何客观规则、没有一根公正的准绳，完全由当权者凭个人好恶、或者心血来潮说了算，当然借口绝对是冠冕堂皇的。
不过，比较起父亲，母亲的处境稍微好一点。至少，她还可以带着刚刚上小学的五弟一起住在“劳改队”集体宿舍（所谓“劳改队”,实际上就是单位自己私设的“公堂”与“监狱”，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却掌握着本单位职工的生杀大权），带着五弟一起吃集体食堂的饭菜，起码是“衣食无忧”。那个最小的还不太懂事的儿子的存在，使得那些想对她动手动脚的“造反派”不敢太过于放肆，使得她在烈日下、寒风中“劳动改造”时还有盼头，一再打消了她试图一了百了的念头。
最让母亲不习惯的是，尽管家已经被文革弄得支离破碎，她还必须得操持家务，毕竟身边还有一个需要照顾的小儿子。父母亲自开国以来，家中就一直雇着保姆。买菜、做饭、洗衣、带孩子这些生活琐事，基本上都交给了保姆，他们只知道一门心思做学问、不分昼夜“为党为人民”工作，从不知道如何安排家务、更不知道如何做家务。当时，母亲的工资相当于普通工人工资的五六倍，父亲的工资更高，雇个把保姆根本不算什么（现在看来很平常，那时却很希罕。在中国，只要是希罕的事，要么就受到众人追捧，要么就受到众人排斥）。父母亲从来就不把保姆当外人，与其说是保姆还不如说是管家，不但同吃同住，而且连全家每月的生活费也都交给保姆，完全由保姆支配，安排全家的饮食起居。文革一来，雇用保姆也成了母亲的“罪状”之一。有人在“批斗”母亲时嘶声竭力地喊：“你这个地主、资产阶级臭小姐，解放前你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还没作够？解放了，你还想让劳动人民继续伺候你吗？……别做梦了！”喊喊也就罢了，还要母亲跪在地上向“劳动人民”磕头请罪，母亲不肯，几个“泼妇”上来就拽着母亲的头发，把母亲的头朝地上“彭！彭！”直碰，让母亲碰得头破血流才能解她们的心头之恨（“谁让你能请保姆，而我们不能请呢?”）！保姆被迫辞退了（其实保姆自己并不愿意走），从此，一切家务不得不全由我母亲承担起来。
所谓的“家”，也只是徒有四壁：书没了，因为这些书大多是古籍、西方文学与俄文书，宣扬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思想，被没收了（可是，为什么连几十本俄文版的马列主义原著也被没收呢？难道读俄文版马列主义原著也有罪吗？）；本来就不多的私人财产没了，因为这些财产引起了某些人眼红，工农兵都没有的财产，凭什么“臭老九”就应该拥有？二话没说，被查抄了；除了身边的小儿子，大一点的孩子都不在家了，该躲的躲了，该逃的逃了；家也不再是花园式的小别墅了，而是刮风透风、下雨漏雨、连普通工人都不愿住的“窝棚”。还有什么呢？除了破旧的床铺与被褥，就是一张伟大领袖像和他老人家的几条语录，……。当初，父亲和母亲就是为了追随伟大领袖的理想，才历尽千辛万苦、冒着生命危险投身革命，想不到伟大领袖得了天下之后，他的忠实追随者竟然落到了这种地步！可悲可叹啊！
“文革”中还有一件“黑色幽默”事件，让母亲至今记忆犹新。请看母亲2007年82岁时亲笔所写的短文《文革琐事记实》：
四十多年以前，“文革”正热火朝天，我们早被赶出了教授别墅，全家挤在一间不到20平米的屋内，陋室中间用竹席草草隔为里外两间，内间作卧室，外间自然是厅，也是儿子的住处。按照当时“表忠心”的惯例，我们在隔席正中恭恭敬敬贴了一张毛主席像。
陋室所在之处老鼠特多，为防鼠患，家里还养有一猫，平时猫吃饱了就跳到里屋的床上睡觉。
当时我已被所谓的“革命群众”定为“历史反革命份子”、“伪军官太太”，被监督劳动改造，失去了人身自由。六八年的一天中午，刚刚劳动改造收工回来，只见厅正中的毛主席像被撕掉了，落在地上，顿时就把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那可是对“伟大领袖”最大的不忠与侮辱！心想这该怎么办？报告嘛，自己怎脱得了干系？不报嘛 ，万一是革命群众故意试探的呢？（后来想想，其实他们并不敢用伟大领袖的像如此乱搞，只是当时我确实被吓懵了）反正，已经习惯了老实交待，一念之差，竟把这要命的事如实报告上去了。
“革命群众”自然是如获至室，本来他们就无事找事，送上门的“罪行”哪里还肯轻易放过？谩骂、批斗、阴谋论立刻铺天盖地而来！让我有口难辩！狗急还跳墙，我一口咬定是那倒霉的猫干的。因为每天我都不关里屋的门，那天鬼使神差却把门关上了，猫进不去睡觉，于是从竹棚顶上的空隙跳过去，不想抓掉了像，而且像上有明显的猫爪痕迹。
这下非同小可，居然连桂林市公安局都惊动了。他们还算公道，并没有当下就把我拷起来，只要求照我说的把猫关在外屋，把主席像依原处贴好，看结果是否真如我说。当天下午，测试开始，我们躲在屋外，等最后“判决”的结果。天哪！此刻的我真是命悬一线！我的命竟攥在一只畜牲手里！多亏上天有眼，那猫也不负我养育之恩，竟然有板有眼，丝毫不差地重演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多悬啦！
最后，此事只好不了了之。
文革之后，母亲当了图书馆馆长，是个说轻不轻、说重不重的工作。母亲如鱼得水，自得其乐。不但自己看了古今中外大量书籍，还经常借回来让我看，时不时还与我交流读书的心得体会。那时，中国的经济已经面临崩溃的边缘，当务之急是物质生产，报刊、杂志、书籍这些精神食粮少得可怜，而且几乎都是千篇一律带有浓厚政治色彩的东西，味同嚼蜡，根本无法填饱我那个饥渴、空虚的大脑。母亲给我借回来很多珍贵书籍，这些书籍今天看来很寻常，可在当时，大多数人连想都想不到，找也找不到，看就更看不到了。母亲给我借回的那些珍贵书籍，为我打开了探求知识的大门、打开了窥视世界的窗口，养成了我每日读书的好习惯。后来，我之所以能够在教育事业上小有作为，也得益于那些书籍给我奠定了很好的文化基础。
（初稿于2008-07-03，修改稿于2015-11-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