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家
              序言
  父亲的离去，是我心中永远无法痊愈的痛。一个品格十分高尚的人，艰辛困苦几十年，承受着各种委屈和无奈，无怨无悔地为国家、为小家奉献着无私的爱。这么一个纯粹的人，上苍却在他即将迎来幸福转折的时候，无情的剥夺了他的生命。这是多么的不公，多么的残忍啊！
  遗憾的过去无法挽回，我只得想，怎样才能把父母的恩泽永远的烙印下来。网上纪念馆让我看到了可能，可我真正动笔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对父亲的平生、对母亲的了解实在太少(我仔细想想，从不到12岁上初中开始，我真正和父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的时间，断断续续加起来，还不到一年半，也就是我刚刚开始可以有比较客观的记忆，可能开始有一定主观判断分析能力的时候，就很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了)，同时也感到，文到用时方恨少，竟长时间无从下手。直到最近，身体越来越差，更感到时不我待，今年又是父亲诞辰九十周年。我反复问自己，纪念父亲是为了什么？我这才突然明白，父母都是非常平凡的人，做儿女们的最好怀念方式，就是让自己用现在的认知，重新感受一下我们儿时无法体会到的，父母们付出的沉重的爱，感受一下他们的无私和彻底；也可以让我们的后代知道，他们的祖上是怎样的艰苦卓绝，父母对孩子是怎样的恩重如山，切莫像社会上有些孩子那样，只知道抱怨自己没有一个“好爹妈”，从来没想过自己曾经给父母带来过什么，以后又准备给父母带去什么。
  因此，我就以自己知道的父母，自己感知的父母，围绕着家的发展变迁，用自己——父母的五个儿女之一，儿时所给他们带来的各种“麻烦”，一边忏悔，一边诠释父母的艰辛和慈爱。希望他们的在天之灵，能接受我们的感恩，接受我的忏悔。虽然，他们从来都没有抱怨过自己的孩子。
       2020年农历8月

  用自己单薄的脊背撑起家的蓝天，用宽容大度的心胸呵护着病弱的妻子，用艰辛的汗水、任劳任怨的哺育着孩子，用最最克己的牺牲，诠释着什么叫做爱！父亲，这就是我最亲爱的父亲。我深深怀念的人！！
  父亲，1930年农历八月初五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跳马乡丰田村，上有长二岁兄宾再福及同胞姐姐宾桂花。据父亲说，他的曾祖父时，家境还是比较殷实的，但由于他的祖父染上了大烟，家道逐渐中落了。父亲在相当于现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不得不辍学，去给地主家放牛糊口了。父亲说，他对自己的母亲没有什么印象，因为他母亲在生下他和他姐姐后，产后症日渐严重，医治无效不久就去世了。父亲曾回忆道:他母亲娘家的家境还是比较好的，他的外婆也很喜欢他，小时候，他父亲每年都是带他去给外公外婆拜年，外公外婆都会打发一些年货让他父亲挑回来，还会给他一个银元的压岁钱，父亲说，当时小孩子的压岁钱一般都是一两个铜板，而一个银元都可以买一百多斤大米了。
  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不太会理家，身体也不太好，去世的也很早。
  父亲稍微大一点后，外出到一个米店当学徒，就是帮老板带带小孩，跑跑腿，打打杂。
  50年父亲参加了志愿军，51年入朝，应该是工程兵，父亲说，他们一开始就是修战时飞机场，那是冬天，野外宿营时，就是在半尺多厚的雪地上，挖出一个长方形的雪坑，在冻土上铺上油布，把蚊帐扯起来当帐篷挡风，有的战士由于蚊帐没有拴牢，或者正好处在风口上，一晚上过去，就那么长眠不起了。父亲的坐骨神经痛，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时候落下的。朝鲜停战后，父亲所在的部队回国到广东一带剿过匪，期间，因父亲在连队里算是有文化的，主要做扫盲文化教员。父亲说，他基本没有参加过正面战斗，所以，父亲的血晕症也没能在战争中治好。在部队大整编前，父亲曾有过一次进军校的机会，但是，由于他的体力和嗅觉问题没有考上。随后，部队就成建制的转业到了吉林丰满电站，父亲当了电焊学徒。大规模的军人转业后，就是大规模的回乡结亲潮，父亲也是那个时间回乡和母亲结婚的。
  母亲，宋全玉，生于1939年农历正月初九。母亲家和父亲家隔着一些农田相望。母亲8岁那年，她的父亲就被国民党部队抽壮丁带走了，从此鸟无音信。母亲的母亲，也就是外婆，叫吴汉民，她九岁就开始学织布，在当时也算是少见的女性手艺人，丈夫被抽壮丁后，她不满公婆选择长子去当兵而与婆家闹掰了，当时只有28岁的她，为了自己养活三个孩子，只能离家到株洲织布坊打工。但不久，他的长子，即母亲的大弟弟，因病没能及时就医而死亡，为此，外婆与公婆一家就不可调和了，外婆还把自己家本来在宋家院子内的门给封了，在靠院子外的墙上开了门，从外面看，就是一个单门独户。可见，外婆一定是一个坚强而有个性的人。就这样，外婆一个人拉扯大了两个孩子，为儿子娶了媳妇安了家。不过，外婆好像因为儿子没有听她的话，娶那个她认为可以吃苦耐劳、善于持家的，她的一个徒弟当老婆而一直与儿子、媳妇不太和睦，因此，她除了经常回自己娘家散心外，还到我们家来住过两个时期，第二次离开我们家时，是在乌江，我曾劝她再住一阵子，可她说，她的寿限是64岁，如果死在外面，无法落叶归根。说也奇怪，她回老家没有多久，就没有什么痛苦的离世了。
  母亲从小带着弟弟单独生活(当时没有公共交通，外婆一年最多走路回家两次)，母亲她们主要靠母亲的外公等娘舅家人关照。因此，我很少听到母亲提及其父系亲戚。
  母亲16岁多与父亲结婚，因当时她没有达到18岁的法定结婚年龄，而母亲又非常想早点离开农村，故而自己将年龄改大了两岁。
  父母在57年秋冬季曾育有一个男孩，大概只有40多天大就夭折了，听母亲说，当时是发高烧，医疗条件差，搞什么冷冻疗法，就那么放在没有暖气的房间里，疗着疗着就那么冻没了。另外，父母在62年初还生育了一个男孩，也是没多大就死了。为此，我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锅”，说是我的“八字”上不能朝兄，下不能朝弟，中间必须隔一个女孩。克不克弟不好说，但是，还没有孕育我，就说我把兄给克了，好像有点邪乎呀！
  不过，多年来，我倒是一直认为，我“不合时宜”的出生地点，是造成这个家庭长期陷入困苦的主要原因。
  那是59年1月1日凌晨一点左右，父亲陪母亲冒着零下20°C的寒风，走路去医院生产，刚到松花江桥头，我就要出生了，父亲只好敲响了桥头附近一户人家的门，向他们求助，那是一对非常好的夫妇，二话没说，就腾出了最热的炕头给我和母亲，因为在进屋前，我就已经被生下来了，母亲说，当时我的身上基本都是乌的。因此，不仅我先天不足，身体单薄，母亲也落下了严重的气喘病。当时，如果是走到了桥中间我才出生的话，估计大小两个人都活不了了。也许是成活不易，也许是前后两个孩子夭折，我成了父母亲倾注最多的孩子，也成了父母最闹心的孩子。（因为，在2000年我病重住院的时候，母亲还感叹道，真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孩子。）
  困难时期下放城镇人口，大概60至61年，母亲带着我曾经在外婆家生活过一年左右，后来因为母亲一直病重，父亲求得单位同意，才将母亲和我接到湖北丹江口电站工地上，但是，好像几年以后才解决户口问题。
  大概62年，因三年困难时期影响，丹江口电站缓建，父亲随单位调到广西西津电站。我们家临时住在靠前方工地的一个石头山坡上，两间那种竹子、稻草和黄泥糊的临时房子，住着我们和另外一家人。那时候母亲基本很少离开床，我记得家里很多灌装止咳糖浆的小药瓶（在乌江时医院还在用这种重复灌装的止咳糖浆），这些小瓶子可是我们家月底的救命钱，一个瓶子一毛钱押金，月底了，父亲就要去医院退一次。不到非常严重的情况，母亲就这么在家靠止咳糖浆和各种不要太大成本的偏方养着。那时候，父亲早晚都要去菜地忙一会儿，记得，我为了让那些大孩子带我上山吃他们摘的小野果和烤蝗虫，就按他们的要求，回家偷偷拿父亲种的红薯、芋头给他们烤着吃。
  家里有个小钢筋锅（实际上就是小铝锅），是父亲专门为给母亲住院时送饭买的，因为，在医院里饭凉了，用它可以直接在炉子上热饭。那时候算是奢侈的厨房用具了。有时候父亲带着我去医院送饭回来的路上，会到路边的稻田里抓些螃蟹、小鱼放锅里给我玩，当然，最后会煮熟了给我吃掉。
  大概在63年初，我们家搬到了后方安装队生活区，9月27日，宾淑媛出生。听母亲说，当父亲看到刚出生的宾淑媛时，很是松了一口气，高兴的告诉母亲：是个女孩！估计是我那该死的八字，给两个人落下的阴影太沉重。
  65年我上小学，那个时候应该是7岁才能开始上学，但那一年工地上适龄孩子少。我和另外几个6岁多的孩子就“混”进去了。从小我一直在父母的过分关爱和熟人的夸赞中成长，使我很小就有了虚荣之心。我和母亲一样，非常喜欢听隔壁叔叔阿姨们的夸赞。记得一年级上半期期末考试，我语文衣字不会写，生怕得不到100分，最后偷看了旁边一个同学的才写出来。好成绩带来了更多夸赞，我飘了起来，失去了自我，潜意识里真的认为自己很聪明了，再加上后来文化大革命“学习无用论”和开卷考试的“祸害”，基本上就没有怎么认真读书，反正只要看着书上的例题就可以完成作业，就可以得到好评，一个半瓶子醋就这么“炼”成了。当然，凭此就说我是被捧杀了，也不客观，更重要的根源应该是文化大革命“知识无用论”的影响，因为，即使到了八十年代初，我也还没有意识到“高学历”的重要，所以，我除了在弟妹们小时候一般性的要他们“好好学习”外，从来没有认真督促过弟妹们。不过，有一点请准备要当父母或祖父母的人们注意，千万不要在小孩子面前过多的夸赞他们，应该鼓励他们要更加努力，才能更好的开发出他们的潜力。
  另外，还有一件事，让我后来给家里添了不少麻烦，那是我快要上学之前，一天，母亲看到我被隔壁两个孩子抓着打而没有还手，母亲除了和那家人吵了一架外，还把我教训了一顿，责备我为什么不懂得还手。当时，我的胆子确实很小，生怕在外面惹事回家被骂，被说成不是好孩子。不过，那之后，我真的和那家孩子打了两次架，不仅没有挨骂，不管有理没理，那家大人找来后，母亲都要吵回“理”来。嗨！作孽啊，10岁前，我不知道让母亲跟邻居们吵了多少架，父亲背后给人家赔了多少不是（好像宾若文小时候接过了这个“麻烦棒”）。就是后来下乡了，也没有让父母省心，不仅又打了老冤家两次，还因为一件说不清道不明的事，与带队干部闹别扭，结果，在后来招工过程中，被带队干部阴了一把，将全县仅有的两个缓招名额，申请了一个给我，又让父母着实担心了一下。
  64 、65年，父亲工作成绩突出，在学习雷锋运动中，被评为五好职工，当时单位上以文艺节目的方式广为宣传，好像也是那时候父亲入了党，长了一级工资。
  那时候，父亲有过很多个徒弟，我印象深的有三个，因为这三个徒弟跟他的时间比较长，而且后来的遭遇又都让父亲非常心痛，其中一个与父亲关系最近的，也是发展的最好的一个，后来当了支部书记，可没有多久，就被工地上机车把手臂撞断截肢了；另一个婚后一直没有小孩，后来通过治疗，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但是，不久却触电去世了；第三个徒弟，弟妹们都知道，因为妻子长期患精神病，颓废成了酒鬼，最后因醉酒而亡。父亲每当谈起他们时，眼中都会充满无奈和哀伤
  65年11月20日，宾若文出生，66年暑假期间，父亲又要从广西西津调回湖北丹江口电站，原来一家人准备借调动机会顺路回老家探亲的，但因为父亲临时被确定为调迁带队人，只好由母亲带着我们三姊妹在中途下了火车，好像是凌晨四五点吧，我们在一个叫白马龙的小车站下了车，当时是上车前打电报约舅舅来接站的，但是好像是舅舅以为是下午，我们在车站一直等到快中午了，他还没有来，母亲只好把我们的行李，一只帆布提箱寄存在车站，背着老文，抱着淑元，哄着我提着一小袋苹果往老家走，不知道有多远，反正母亲说，那一袋苹果是被弄得不像样子了。
  我们好像是先到的伯伯家，吃了饭就到外婆家去住的，母亲和伯母关系不是很好，两个人都是个性要强的主。
  到了丹江后，母亲的身体好了不少，有一年夏天，母亲和别人一起到采石场打道渣石，(那时候火车轨道下面的道渣石，都是人工用小?? ，一锤一锤敲出来的)，采石场离家里很远，母亲要很早起来，烧一壶开水，灌在热水瓶中，再放一把米，这就是她一天的水和中饭，天气太热，别的东西吃不下，草帽、人丹和十滴水就是避暑的全部装备，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天黑了才到家，报酬是按每天打出来的成品石头量方计算，好像平均一天可以有7毛钱左右吧。当时，如此辛苦低报酬的事情也不是可以经常找到的。一天，我带着淑元和老文(常有人问，为什么大的叫小卓、小元，小的叫老文，大概是当时隔壁邻居北方人比较多，北方人一般把最小的孩子叫“老”儿子，“老”闺女，)去父亲在后方的工地玩，可能是我把他们放在哪里，自己去玩了，结果，老文赤脚踏在了烧过电焊的铁板上，把两个脚底板烫得全是大水泡，害得他好长时间都只能坐在一个三角凳上不能下地。
  文化大革命到了高潮时期，社会和单位上的造反组织分成了两派，今天你把单位领导抓上台“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明天他把“走资派”戴高帽子拉上街游行示众。父亲因为不愿意参加这种运动，被两派所不容，被打成了“保皇派”，这期间，我又闯下了一个滔天大祸，那天，几个小孩在一起吹牛打屁，有的孩子说他爸爸是革命派什么什么头头，有孩子说他爸爸是最革命的，有一把步枪，我好死不死的来了句，我爸爸也有枪，还是手枪，这可捅破天了，不知道哪个孩子回家告诉了大人，大人就向造反组织报告了，一番搜查，把父亲也弄去和走资派关在了一个院子里，还好，一是小孩子说的，二是父亲“根正苗红”，在人们眼里又是个好人，没有吃什么苦，在院子里可以自由活动，有一天，父亲在水池旁边洗东西，一个值班的年轻人无聊丟石子玩，结果一小块石子打在地上弹起来，正好打在了父亲的头上，好大一个口子，流了很多血，父亲这才被放回来了。
  那以后，父亲就不被“革命队伍”关注了，除了上班报到外，也就不用再参加什么乱七八糟的活动了，这一段停工停课期间，是我们家生活水平最高的一个时期，母亲织了一个小网，父亲做了一个捞小鱼、小虾的捞子，父亲经常会带着我捞鱼虾，特别是河里涨水的时候，运气好的话，可以捞到大一点的鱼，记得有一次，下午很晚了，父亲听说河里涨水了，就一个人去河边碰碰运气，结果，到哪里，一下就捞了一条两斤多的鲤鱼，鱼的长度和网子口宽差不多，父亲说，他一点都不敢相信，高兴得鱼都没有拿出来，兜在网子里就扛回来了。
  我一开始和父亲出去捞鱼虾、钓青蛙，还觉得很好玩，可是时间长了，新鲜感过了就不愿意去了，因为每次都要走很远的路，再加上吃多了也就不稀罕了，钓青蛙是几个邻居一起去，我不去没事，可是捞鱼虾就只有我们一家，我就要跟父亲一起去，因为，去的地方都很偏避，当时社会也比较乱，现在想来，父亲带着我，无非就是多了一点心理安慰罢了。但是，那时候我是一个胆子很小的家伙，有时候我走累了，父亲就让我待在一个地方等他，自己往远处走一点多捞一会，每当这时，我一看不见父亲，就会不停的喊，有时，喊两声没有听到父亲答应，就吓得声音都带着哭腔了。
  每次捞回来小鱼、小虾后，父亲还要把它们放在锅里焙干(因为母亲待在煤炉旁边就会喘气不赢)，这些焙干的小鱼、小虾，除了让我们经常有“荤菜”吃以外，也让父亲的中餐增色不少，原来父亲上工地带饭，基本没有什么菜，就是一点切得细细的干辣椒沫。这也是父亲为什么吃辣椒那么厉害的原因。
  后来，70年开始抓革命，促生产了，走资派慢慢被结合进革命委员会里面搞生产管理，父亲也当了班长和支部委员，似乎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不久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引发了我们家的一场地震。
  父亲所在的电焊班，有一个有夫之妇，和一个什么人发生了暧昧，那个时候，一个“破鞋”的名头是会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唾弃的，当时那个女的要死要活的，父亲首当其冲的被安排去做思想工作，还要安排人看护，怕弄出人命来。一天，我们一家人正在吃饭，不知怎么的，说到了这事，母亲责备父亲不应该这么关心那个坏女人，父亲说，事情还没有定论，万一出了事不好办，更不能跟着别人乱说，这下母亲不干了，说着说着就把父亲给扯进去了，意思是说父亲是不是也跟那个女的有什么，这下父亲气得直发抖，突然就扇了母亲一巴掌，吓得我们几个哇哇大哭，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发脾气，也没有看他打过人。这下事情闹大了，母亲不依不饶，不仅隔壁左右知道了，还搞到单位上去了，父亲是个非常爱惜羽毛的人，觉得自己是党员，是先进骨干，一下子心灰意冷了不少。其实，当时丈夫打妻子的很多，一般妻子被打了，哭都不敢大声，因为，那时候的家庭妇女，大都是农村出来的，又没有工作，封建的男尊女卑思想根深蒂固，有些北方家庭，妇女是不能上桌吃饭的，男人们吃完后，女的到厨房里去吃剩下的。像这样闹的家庭，男人会被看不起。
  不久，单位上需要往广西拉浪电站调一部分人，父亲就以母亲身体适合广西气候为由，坚决要求调到了广西拉浪安装队。
  当时小学是五年制，我当年本来要上初中了，因为拉浪工地没有中学，就为一些年纪小的孩子开了一个类似于复读班的六年级，我还没有满11岁，就加读了一个六年级。
  71年三月二日，宾无晋出生。父亲给我们几姊妹起的名字，都是很有寓意的，淑元，娴淑的长女；若文，能文能武；无晋，当时中苏关系紧张，时刻准备打仗，“兵无尽”当然是将军啦；至于我，嗨，卓绝辉煌有点“狂”，不知道，如果给我起个什么“狗剩子”之类的贱名，这一辈子会不会好一点。
  9月，我到洛东广西水电工程局基地中学读初一。72年拉浪电站发电，父亲要调到广西麻石电站工作，因为单位上没有其他上中学的孩子，洛东基地回麻石需要在中途转两次车，父母不放心我放假时一个人回家，就准备把我转到柳州市或者融江县读中学。到了柳州，父亲拿着介绍信，找到柳州市火电厂，希望能把我的户口落在哪里以便可以在柳州读书，没想到，正好电厂保卫科科长是父亲的熟人，二话没说，就帮我落了户口，还安排我和他们外来读书的学生们住在了一起。可是，好景不长，我又闯祸了，一天，我和几个初中的孩子准备在宿舍里打牌，看到桌子上有点水，我就顺手拿了旁边的一件衣服把水给擦了，过了几天，东窗事发，不知道谁告了“密”，原来那是一个高中生的衣服，他找我时，我没承认，结果他一拳就把我门牙打断了一颗，哎，打就打了吧，但是，好巧不巧的是，这时候，父亲正好随单位上汽车到柳州出差，给碰了个正着，单位上司机打了那个孩子一巴掌，还和父亲带着我，把那个孩子弄到了保卫科，结果让那孩子还吃了点苦，想想，实在对不起他。父亲带我到电厂医院拿了点药，知道了来龙去脉后，也不好意思再让我住在那里，可能也是怕我以后会被欺负，就把我安排到学校去寄宿了。
  当时，学校有二十多个寄宿生，但他们都是星期天可以回家的本地人，一到星期六我就不安，因为，我们住的就是大教室，文化大革命时损坏的门窗还没有完全修复好，晚上风一吹，门窗叽叽嘎嘎响，我一个人实在害怕得不行，每当这时，我都十分后悔，真的不应该做那件坏事
  当我第二个假期回家时，家里已经多了一个小妹，73年6月11日，宾娥出生，说来也巧，四个弟妹都是广西出生的，难道广西是我们的“望族”之域。同时，外婆也第一次来我们家小住。
  这个时候，家里的生活是非常困难的，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几乎是父亲工资的四分之一，我除了在假期能陪父亲上山砍点柴，采点野味外，什么忙都帮不上。在初中毕业时，我向父亲提出不上高中了，随学校上山下乡，但父亲坚决不同意，并安慰我说，家里菜不用买，只要买粮油，买计划供应的肉和辅食品，家里生活没有问题。
  其实，在晋晋出生前，父亲就与母亲讨论过节育的问题，当时我不太清楚是什么，只知道母亲说，一头牛是放，一群牛也是放；而且，每生一个孩子，自己的身体就会好一点，因为，月子里的病要月子里养。当时，虽然没有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但也开始提倡节育了，为此，父亲在单位上还是承受了很大压力的。所以，家里生活再困难，父亲也从来不要单位上的困难补助，也极少在单位互助基金中借钱，还为此拒绝了一次可能提干的机会。父亲当然知道，提干是进步和体面的事，但是，他不得不选择放弃，因为当时提干不仅不长工资，每个月还会减少电焊和夜班补贴等近10元收入，再加上随之而来的，可能会减少的“种菜”等副业的时间问题，必将造成家庭经济危机。这在后来是吃了很大的亏的。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正是父亲无怨无悔的承受着这一切，才有了我们五姊妹的今天。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把外面的委屈带回家，也从来没有听到他抱怨过我们哪一个，只是默默地用辛勤的汗水，努力的想让这个家，生活得更好一点。
  76年，我高中毕业，按父母的意愿，到贵州余庆县安装处与医院合办的沙堆知青点插队务农。随后不久，父亲也调到了贵州乌江电站安装处工作。这里虽然住房是有史以来我们家住的“最高档”的砖砌楼房，但情况并不是很好。我们家住一楼，后窗被山壁挡的死死的，约20平米房子，分前后两间，挤一家六口，走廊外一个约2平米的小厨房，四户人家一个公用水龙头，三栋楼七八十户人家一个公共厕所，还在山坡上。
  这个时候，父亲每个月基本工资大概是54元，虽然我不需要生活费了，(当时，我们下乡，国家好像是每个人200多元安家费，单位上贴补一点用来给我们盖房子了，第一年每个人，每个月可以到所落户的生产队领30斤大米，其他就没有什么了），所以家里还是要给我捎带一些日用品。弟妹们也渐渐长大，父亲还是要辛勤种菜，以保证家里的蔬菜供应。当时，生活之所以艰辛，除了经济问题外，还有就是物资匮乏，一个人每月只供应2两毛菜油。有时，甚至还是难吃的棉籽油，定量的粮食还要搭配玉米等杂粮。为了增加油水，大家一般都要到集市上买一点高价肥肉回来炼油，那时候，猪油渣可是好东西，都不舍得就这么吃，留着慢慢用来炒菜。那几年，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粮票、肉票、糖票、肥皂票，布票、烟票、酒票、火柴票。后来，父亲又被迫增加了养猪的“副业”，一直到79年我招工上来，第二年淑媛也参加了工作，家里情况才有所改善。
  八十年代初期，是父母比较高兴的阶段，81年老文考上了八局技校，82年五月我与胡兰君结婚，并获得提干。83年四月四号，他们的长孙女宾伟出生。
  父亲在对待我们的婚姻方面，没有任何干预，只有默默付出，由于我结婚前一段时间，工作非常忙，也正处在提干前考察期，我和胡兰君已商量好，不准备置办什么家具的，可父亲不答应我们过于简单的成婚，硬是自己到处买原木，再搬运到木工厂锯成毛料，然后在门口走廊上搭个架子，堆码上去阴干，最后请木工到家里给我们打制了全套家具。
  其实，我和胡兰君的事，还曾让父亲受到过不少“闲气”。那时，我和胡兰君还都是学徒工，恋爱关系并没有公开，父母也仅仅是知道我们从乡下开始就有来往。可是，父亲所在的电焊班班长想把胡兰君介绍给他儿子，就请胡兰君他们起重班的班长及师傅们帮忙说合。胡兰君的师傅告诉他，说胡兰君好像与我来往比较多，这个人就来问父亲:“胡兰君是不是你儿媳妇”，父亲当然没有办法明确回答。之后，他多方努心愿也没能达成，再后来知道了我们的关系，可能他认为父亲欺瞒了他，也可能是来了醋劲儿，老是跟父亲过不去，多次在人前挤兑父亲，父亲都是一笑了之，父亲也从来没有埋怨过我们隐瞒他。
  83年末，我们和胡兰君调到东江电站工作。第二年，我们曾把宾伟送回乌江请父母帮助照顾，不过没多久，父亲也调到了东江。
  应该是87年吧，晋晋遇到了八局最后一次招工考试的机会，可是运气不好，没有把握住。其后，宾娥考上了八局技校，又被人找茬给顶了下来，这之前，我也因强直性脊柱炎病情不断加重，逐渐被单位边缘化，安排到了劳动服务公司工作，父亲也退了休，可说是流年不利呀！
  不过，跟着的是一连串的好消息，89年宾淑媛和杨顺山，宾若文与蒋俊峰分别喜结连理，并在第二年四月二十七号和九月二十五号，分别让父母亲笑迎了大外孙女杨仙和大孙子宾峰的出生。
  父亲退休后，除了养猪种菜外，很长一段时间都还在为了拿一点点“补差”，给单位上值夜间保卫班 ，甚至在安装处迁移到五强溪工地后，还带着2岁左右的杨仙到那边干了一段时间，后来，当地农民偷盗材料的行为越来越猖獗，有时候直接喊打喊杀的威胁值班人员不要管“闲事” 。父亲多次找领导也没有个说法，他又是一个十分负责的人，生怕材料物资发生大量损失 ，才辞掉了这个工作。
  九十年代初，安装处最后一次福利分房，父亲是有资格在八局南托基地分一套房子的，但是，他反复考虑了生活成本等因素放弃了。
  除了宾若文一家一直在外面工作，93年5月，我也调离东江，去了八局常德基地工作，晋晋、宾娥这时也都在外面打工。
  96年，大家都回到东江家中，和父母过了一个团聚的春节，喜上加喜是，晋晋和黎新蓉已经结婚，并已怀上了石头，随后的六月十四号，父母就迎来了第二个孙子宾克石，石头从小就没有奶吃，是爷爷奶奶自己磨米糊糊，一口一口喂大的，所以，爷爷奶奶最心疼石头。                            
  2000年我病重时，父亲曾到常德看我。当时，常德劳动服务公司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也下岗办了内退，胡兰君所在的招待所效益又不好，家庭收入基本减少了一半多，我每年的医药费支出又很高，眼看第二年宾伟就要高考，父亲显得非常忧虑，并且很遗憾的对我说，这两年，家里为了帮助晋晋做点生意，把不多的积蓄几乎都花空了，不然还可以帮帮你。我看着父亲忧郁的眼神，非常内疚，自己都四十多岁的人了，还在让父亲伤神闹心，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只能忍着心酸安慰他，说自己身体好一点后，会有办法解决目前的困难。同时也劝他，家里目前生活基本过得去了，不要再那么辛苦自己，可他说“你妈妈没有工作，你们几个条件和身体都不好，现在辛苦一点，节俭一点，如果哪天我先走了，你们也可以轻松一点，你妈妈也好过一些。当初，我把你母亲带出来，她年纪还很小，一辈子也吃了不少苦，我应该多负一点责”。我准备给他一点“打麻将”的钱，可他怎么都不要，说，你妈妈不是不让打麻将，就是有时候听说我赢的时候不好意思捡炮，有时候最后一局赢了不要大家的钱才发脾气。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一辈子对他人都是客客气气，宁可人负我，而我不负他人。对家人，更是无私奉献，把全部的爱都给了家。
  01年，宾伟考上了大学，父母和弟妹们都在经济上给予了很大帮助。我也在朋友的帮助下，开了一个小卖部，单位上的朋友又关照了一些生意，虽然冬天有些时候要躺在床上守店子，但终于还是度过了难关，熬到了宾伟大学毕业。
  99年十月，宾娥与李志勤结婚，03年八月一号，“天天”李冰茹出生。至此，父母也算是“功德圆满”，五个子女不仅全部成家，而且都有了自己的孩子，父母可以说是儿孙满堂了。
  应该说，幸福与希望都是实实在在的，但不幸却是无情的，随后的噩耗是父亲胰腺癌晚期！
  最让人遗憾的是，我在最后一次回家看他和母亲时，发现他瘦了很多，饭量也大大减小，他说是在之前不久，挖原来仓库内的菜地时，因为石头太多，干活非常累导致的。我也就粗心的忽略了这一可怕的预兆，从而丧失了可能的希望。可见，我是多么的不“称职”。而父亲即使在最后的时光，想到的还是我们，弥留之际，他打电话还反复对我说，“不要动，不要动，天气冷，关心好你妈妈。”是啊，当时的我过去可能会添“麻烦”，可是现在，我还是不能原谅当时自己“可恶的理智”，这是我终身的愧疚！
  03年12月28日，这个令我们全家悲痛的日子，父亲离开了我们。
  父亲去世后，母亲一直在晋晋一家的照顾下生活，我们几个没有在她身边的姊妹，也都按约定给母亲赡养费，后来母亲有了养老金，她日子过得更愉快了，每年过年时，她都不会忘记给每个孙子、孙女发压岁钱。
  08年底至09年初，我和胡兰君到东江小住了一段时间，一是自己对身体的疾病慢慢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及时的把握着用药来控制病情，有了出门的胆量；二是母亲在父亲去世后，一直有两个心结解不开，想去让她宽宽心；另外，自己也确实很久很久没有较长时间的和她在一起生活了。
  母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很倔强的人，有时候认识问题，会以点盖全的钻牛角尖。通过多次的交流，虽然我说了弟妹们可能不敢说的话，母亲还是基本接受了，我可以感受到，她对我还是特别宽容和信赖的。两个心结基本解开，春节后，姊妹们在酒店为母亲办了70周岁寿宴，请了她想请的街坊邻居，老家她的侄子侄女也来了几个，她非常开心。
  16年4月底，母亲到南托淑媛家小住，谁知她就此再没有能回东江了。因为，不久她就被查出肝癌晚期，由于担心她的心理承受能力，我们做子女的，又一次面临为亲爱的人选择何种治疗方式的问题，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论证的抉择。最后，大家还是一致同意，尊重医生的建议，采取保守治疗。可是，事情并没有向我们期望的方向发展，病情很快恶化，虽然后期已经知道了不可逆转的结果，但真正的噩耗传来，还是令人扼腕叹息!9月25日，母亲走完了她78年的人生，也离我们而去。
  我想，稍微能令父母欣慰的是，在他们病重住院期间，他们大部分的儿女们都在他们身边，照顾陪伴他们，特别是老文和晋晋，或者放弃工作，或者离开家，到他们病床前陪他们走完了最后的旅途，还有小妹妹、小妹夫在医疗方面的努力，让他们减少了很多心理和生理方面的痛苦。这方面的一切，也是我一直非常感激四位弟妹及家人们的原因，因为你们付出的比我这个长子多得多，这一点，我想父母也是知道的。
  父亲、母亲，你们辛勤养育的我们，现在都很好，我们没有经历过你们的艰辛，因为你们为我们，甚至还为我们的孩子承担了本该由我们自己承担的很多责任，你们把爱永远的留在了我们和我们孩子的心中。我们永远感激你们！也请你们相信，我们的孩子不会再走我们遗憾的老路，他们会知道，只有他们努力创造了自己幸福的生活，才是对父母最大的孝顺，只有在努力奋斗的同时，更早、更多、更仔细的关心父母，才不会让自己遗憾！
  安息吧，亲爱的父亲、母亲！
       儿子 卓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