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9日，星期一。
    95岁的老爸住院已经一个多月，病情是越来越重，整整昏睡了好几天，不吃不喝，就靠输液维持，监护仪上的各项生命体征都预示着他的身体各个器官正在逐渐衰竭中。前两天，喊他，他偶尔还睁开一下眼睛，但眼睛已经完全没有了光泽，灰蒙蒙的，你在他眼睛里看不到任何东西的映像。今天，无论怎么喊他，也没有了一点反应。
    大约一周之前，医院就已经通知我们，说老爸的时间不多了，要我们有所准备。听说这一消息的子子孙孙、亲朋好友、领导同事纷纷赶来看望，一拨刚走又来一拨，几乎川流不息。
    远在澳洲的孙子与孙媳妇也与老爸进行了视频通话，尽管老爸已经说不出话，他还是奋力睁开眼睛，点头示意，他听到了大洋彼岸传来的声音。
    医生几次宣布老爸已经濒于死亡，可老爸几次都顽强地挺过了医生宣布的时限，这使得我们几个兄弟不得不猜测老爸心中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放不下？
    老妈的病房就在老爸病房隔壁，两间病房紧挨着。老妈比老爸早住院一个月，刚入院的时候，病情比老爸更重，抢救了三天三夜，才算有了一点起色；不料老爸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了。两老口共同生活了七十年，感情极深，对老妈，我们不敢隐瞒老爸的病情，也隐瞒不住。只要老爸这边有一点风吹草动，老妈就哭着闹着要我们用轮椅推她过来，谁都阻拦不住。老妈一见老爸，便扑在老爸身上，泪流满面，拽都拽不开。
    最后，老妈悲痛欲绝地说，希望老爸能够早一点“走”，早“走”早“解脱”，免得遭罪。   可是，老爸依然顽强地挺着！
    我静静地守护在老爸身边，紧紧握住老爸的手，望着老爸那张紧锁眉头已经有些变形的脸，听着老爸急促的喘息声，我知道老爸心里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心结：
    老爸高中就读的是桂林中学（我们祖孙三代都是桂中的校友），抗日战争期间考入桂林俄文专科学校，在俄专因参加地下党的活动而被捕入狱；后经地下党营救出狱，并被安排到抗战第四战区张发奎的长官司令部当苏联顾问的俄文翻译，刚二十出头就挂上了少校军衔；之后，又转到昆明战时《评论报》任编辑，升中校军衔，《评论报》表面上由当时云南省主席龙云主办，实际上是中共在大后方的重要抗战喉舌；抗战胜利前夕，中国远征军回国途径昆明，因工作需要，老爸以远征军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的中校秘书的身份，随廖耀湘部从昆明辗转到达重庆；不幸得很，不久，与老爸单线联系的地下党领导人刘光飞机失事，所有相关材料遗失殆尽，老爸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党、为人民所做的一切革命工作全被一笔勾销。
    这段历史成了老爸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经历，“革命工作”口说无凭、“反动军官”却证据凿凿。WG中，老爸就因为这段经历而遭受了近十年的非人折磨。老爸觉得非常冤屈，曾多次在谈及此事时说：退一万步，就算我当时不是为地下党工作，也是在抗战部队中任职，也是在为抗日战争浴血奋战，怎么就成了“反动军官”呢！难道抗战也反动吗？！
    一个多月之前，俄罗斯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与广西电视台专程来采访老爸。采访是为了联合拍摄一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型纪录片，其中有一集名叫《寻找巴布什金》，巴布什金有两位，都是当年来过桂林支援中国抗战的苏联军人，一位是空军飞行员，在桂林病逝，安葬在桂林西山公园，老爸曾为他守过灵；另一位是陆军军官，在中国部队中任军事顾问，老爸曾担任过他的俄语翻译官。摄制组采访老爸之后，就将远赴俄罗斯进行拍摄，当时说好从俄罗斯返回以后，还要来桂林继续采访老爸。
    我坐在老爸的病榻旁，握着昏睡中老爸的手，分明感到老爸的手随着我的思绪而在轻轻颤抖，仿佛是在回应我的所思所想。莫不是老爸一直在等待着电视台的后续回访？摄制组远在俄罗斯，老爸还能等得到吗？
    就在这个时候，“曾氏家族”的微信上出现了一条老五发布的消息：说是俄罗斯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与广西电视台的联合摄制组已经从俄罗斯返回，刚下飞机，将于晚上20点左右来医院继续采访。
    电视台联合摄制组如约而至。这是一次特殊的采访，聚光灯下，老爸静静地躺在病床上，眼不能睁、口不能开、手不能动，但一息尚存，紧锁的双眉已经舒展开来，表情安详，……。两位远道而来的俄罗斯抗战老兵的后裔，把一枚金光灿灿的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勋章轻轻地放在老爸胸前（今年5月20日，习近平主席访问俄罗斯期间，普金总统曾授予习主席同样一枚勋章）；俄罗斯抗战老兵的后裔还为弥留之际的老爸唱起了老爸所喜爱的俄罗斯歌曲，伴随着俄罗斯歌曲的旋律在耳边回荡，亲人们分明看到一滴晶莹的泪珠从老爸的眼角缓缓落下，……。
    电视台采访结束后20分钟，晚上21时41分，老爸在儿孙的簇拥中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