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朴，男，1928年10月生，江苏淮阴人，研究员。1952年9月至1954年7月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哲学分班学习。1950年3月至1974年7月在山东大学工作，历任助教、讲师；1974年7月至1981年1月在历史研究杂志社工作，历任编辑、副编审；1981年1月至1988年12月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工作，任副编审；1981年10月起，定为研究员，受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际编委；1984年9月至1985年3月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作访问学者；1997年9月至1998年3月任美国哈佛大学东语系客座教授；2002年12月起受聘为北京大学特聘教授；2005年12月受聘为山东大学特聘教授，2010年5月受聘为山东大学终身教授。
  　　主要学术成果有：《公孙龙子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12月版；《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7月版；《儒家辩证法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和平出版社，1988年8月版；《东西均注释》，中华书局，2001年3月版；《一分为三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3月版；《中国文化十一讲》，中华书局，2008年4月版，该书于2008年12月获第四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2010年9月27日荣获第二届“孔子文化奖”。
  　　主要学术成果
  　　专著：
  　　1.《谈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7月
  　　2.《谈谈客观规律》，湖南人民出版社，1958年2月
  　　3.《公孙龙子》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7月
  　　4.《罪恶累累的孔府》（人民出版社《学点历史》丛书），1974年10月
  　　5.《公孙龙子》研究，中华书局，1979年12月
  　　6.《帛书五行篇研究》，齐鲁书社，1980年7月
  　　7.《公孙龙评传》（《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第1卷），齐鲁书社，1980年9月
  　　8.《沉思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
  　　9.《儒家辩证法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6月
  　　10.《稂莠集──中国文化与哲学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3月
  　　11.《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8月
  　　12.《公孙龙子今译》，巴蜀书社，1990年6月
  　　13.《白马非马—中国名辩思潮》（《神州文化集成丛书》），新华出版社，1991年12月
  　　14.《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海天出版社， 1995年6月
  　　15.《蓟门散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8月
  　　16.《庞朴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66年9月
  　　17.《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
  　　18.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6月
  　　19.《东西均注释》，中华书局，2001年3月
  　　20.《一分为三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3月
  　　21.《智慧》（《远近丛书》第三辑），上海文化出版社、法国Desclee de Brouwer 出版社，2003年8月
  　　22.《浅说一分为三》，新华出版社，2004年4月
  　　23.《文化一隅》，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1月
  　　24.《庞朴文集》（四卷本），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
  　　25.《中国文化十一讲》，中华书局，2008年4月
  　　26.《三生万物——庞朴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5月
  　　论文：
  　　1.《关于“人民”这一概念的内容》，《光明日报》，1955年8月4日
  　　2.《论科学发展中的继承性——兼评王斌对待祖国医学遗产的错误观点》，《光明日报》，1956年5月16日
  　　3.《否定的否定是辩证法的一个规律》，《哲学研究》，1956年第3期
  　　4.《真理愈辩愈明》，《光明日报》，1956年7月11日；《哲学》，第60期
  　　5.《再谈否定的否定规律》，《光明日报》，1957年6月23日；《哲学》，第90期
  　　6.《老子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光明日报》，1959年12月27日；《哲学》，第220期
  　　7.《指物论》辨讹，《光明日报》1962年5月4日
  　　8.《略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新建设》，1962年第6期
  　　9.《白马论》一勘，《光明日报》，1962年7月13日
  　　10.《论孔子的思想中心》，山东省历史学会第二次孔子讨论会印刷，1962年10月
  　　11.《告子小探》，《文史》第1辑，1962年10月
  　　12.《释〈论语〉“民之于仁” 》，《光明日报》，1962年11月30日
  　　13.《墨经》的辩证思想，《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3期
  　　14.《怎样理解“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与冯友兰先生商榷》，《新建设》，1963年第10期
  　　15.《“发引千钧”、晶体力学及其他》，《光明日报》1963年11月22日
  　　16.《先秦五行说之嬗变》，山东大学历史系1963学年讲义
  　　17.《先秦名家三派之演化》，山东大学历史系1963学年讲义
  　　18.《五行思想三题》，《山东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19.《试论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原则》，《文史哲》，1964年第3期
  　　20.《公孙龙子》辨真，《文史》第4辑，1965年1月
  　　21.《王弼与郭象》（未完稿），收入《沉思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
  　　22.《“盗跖”考辨》，《历史研究》，1977年第2期
  　　23.《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之谜──帛书《老子》甲本卷后古佚书之一的初步研究》，《文物》，1977年第10期
  　　24.《“六家”浅说——兼批“四人帮”的儒法斗争扩大化》，《光明日报》，1978年5月18日
  　　25.《孔子思想的再评价》，《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
  　　26.《“火历”初探》，《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4期
  　　27.《孔子评价中的分歧》，《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79年第2号
  　　28.《五月丙午与正月丁亥》，《文物》，1979年第6期
  　　29.《名教与自然之辨的辩证发展》，《中国哲学》创刊号，1979年8月
  　　30.帛书《五行篇》校注，《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4辑
  　　31.《思孟五行新考》，《文史》第7辑，1979年12月
  　　32.《评三年来的孔子评价》，《人民日报》，1980年1月29日
  　　33.《“枚卜”新证》，《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
  　　34.《“中庸”平议》，《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创刊号
  　　35.《文化遗产评价标准小议》，《人民日报》，1980年3月13日
  　　36.《Controversy over Confucius》，China Reconstructs no.4, 1980.4.
  　　37.《名理学概述》，《历史论丛》第1辑，1980年8月
  　　38.《矛盾三疑》，《未定稿》，1980年第25期
  　　39.《七十年代出土文物的思想史和科学史意义》，《文物》三百期纪念号，1981年第5期
  　　40.《荀子》发微，《东岳论丛》，1981年第3期
  　　41.《说“参”》，《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
  　　42.《儒家辩证法论纲》，《中华学术论文集》，1981年11月
  　　43.《中国旧哲学束缚自然科学二三例》，《读书》，1981年第12期
  　　44.《哲学基本问题与中国哲学史研究——在《中国哲学史研究》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
  　　45.《和初学者谈“天”》，《文史知识》，1982年第2期
  　　46.《“火历”续探》，《中国文化》第1辑，1984年3月
  　　47.《需要注意文化史的研究》，《文史哲》，1984年第1期
  　　48.《“火历”三探》，《文史哲》，1984年第1期
  　　49.《八卦卦象与中国远古万物本原说》，《光明日报》，1984年4月23日
  　　50.《阴阳五行探源》，《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
  　　51.《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断想》，《未定稿》，1985年第11期
  　　52.《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思想研究》（内参）第32期，1985年10月5日
  　　53.《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光明日报》，1986年1月6日
  　　54.《要研究“文化”的三个层次》，《光明日报》，1986年1月17日
  　　55.《传统与现代化》，《北京日报》，1986年2月10日
  　　56.《举世瞩目中国传统文化》，《了望》，海外版1986年第6-7合期，1986年2月10日
  　　57.《文化研究的热潮在回荡》，《理论信息报》，1986年3月24日
  　　58.《文化研究热潮的起因》，1986年5月在杭州的讲演
  　　59.《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1986年5月在杭州的讲演，（载《东西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讲演集》，浙江省青年科学工作者协会编，1986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8月）
  　　60.《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61.《说“无” 》，《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东方出版社，1986年12月
  　　62.《文化是什么？》（讲演记录），《文化与未来》,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4集，三联书店，1991年5月
  　　63.《道家辩证法论纲》（上），《学术月刊》，1986年第12期
  　　64.《文化概念及其他──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阮虹同志》
  　　65.《论传统》，在北京中医学院的讲演
  　　66.《道家辩证法论纲》（下），《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
  　　67.《要加强对文化研究的领导》，《理论信息报》第80期，1987年1月5日
  　　68.《人文主义与中国文化》，《文史知识》，1987年第1期
  　　69.《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访问记），《史学情报》，1987年第2期
  　　70.《民族性的再认识》（答问录），《电影艺术》，1987年第2期
  　　71.《科学主义与历史研究》，《史学理论》创刊号，1987年第1期
  　　72.《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问题》（讲演记录），载《论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书院讲演录第1集，三联书店，1988年1月
  　　73.《对我影响最大的书》（答问），《北京日报》，1988年1月8日
  　　74.《知识分子与文化认识》，《中国论坛》（台湾）第295期，1988年1月10日
  　　75.《民族的文化与文化的民族性》——为《中国文化史丛书》发行而作，《人民日报》，1988年2月12日
  　　76.《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识历程》，《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1期
  　　77.《五行篇》评述，《文史哲》，1988年第1期
  　　78.《应重视文化的民族性问题》，《文化政策研究资料》，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编，1988年4月20日
  　　79.帛书《五行篇》研究，《国际东方学者会议纪要》（第33册），1988年5月
  　　80.《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从梁漱溟先生的文化定义谈起》，《科技日报》，1988年7月20日
  　　81.《关键在于分析传统转化传统》，《了望》海外版，1988年第10期
  　　82.《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学者答问录），《光明日报》，1988年11月24日
  　　83.《Chinese Cultural Trandition and Democratization》，Distribution of Power and Rewards「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mocracy and Social Justice East and West 1988」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1, Lanham . New York . London
  　　84.《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彝族文化》，云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1988年年刊
  　　85.《用五四精神继承五四精神》，《中国青运》，1989年第2期
  　　86.《以五四精神继承五四精神》，《文史哲》，1989年第3期
  　　87.《继续发扬五四的批判精神》，《光明日报》，1989年4月21日
  　　88.《继承五四 超越五四》，《历史研究》，1989年第2期
  　　89.《火历钩沉—一个遗佚已久的古历之发现》，《中国文化》创刊号，1989年12版
  　　90.《秋菊春兰各自妍——李约瑟难题征答》，《自然杂志》，1990年11期
  　　91.《寒食·改火·复活节》，《文史知识》，1991年第4期
  　　92.《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二十一世纪》，1991年第6期
  　　93.《昭穆新考》，载《国学今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12月
  　　94.《“数成于三”解》，《中国文化》第5期，1991年12月
  　　95.《儒家的“天”》（提纲），1991年6月22日
  　　96.《黄帝与混沌：中华文明的起源》，《文汇报》，1992年3月10日
  　　97.《中国名辩思潮》导言，《中国哲学》第十五辑，岳麓书社，1992年5月
  　　98.《文化冲击与民族意识》，《统一》创刊号，台湾，1992年9月
  　　99.《对立与三分》，《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100.《黄帝考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2期
  　　101.《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第三卷（香港），1993年8月
  　　102.《商品的文化价值》（论纲），《商业文化通讯》，总第21期，1993年11月8日
  　　103.《相马之相》，《中国哲学史》（季刊），1993年第4期
  　　104.《儒道周行》，《中国文化》，第九期 1994年2月
  　　105.《解牛之解》，《学术月刊》，1994年3月
  　　106.《五行漫说》，《文史》第三十九期，1994年8月
  　　107.《谈“玄”》，《中国文化》第十期，1994年8月
  　　108.《数的崇尚》，《中华文明》，刘东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
  　　109.《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的多元化》，《星洲日报》，1994年8月7日第29版（马来西亚）
  　　110.《文明与冲突》，《原道》第一辑，1994年10月
  　　111.《弘扬人文精神》，《东方文化》总第五期，1994年11月
  　　112.《原道》，《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5期
  　　113.《阴阳：道器之间》，《道家文化研究》第五辑，1994年11月
  　　114.《原象》，《学术集林》卷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
  　　115.《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世界文明走向的两种相反预测》，《文化中国》，1994年12月
  　　116.《周易古法与阴阳观念》，《国际汉学》第一期，1995年1月
  　　117.《浅说“一分为三”》，《东方》，1995年第1期
  　　118.《天人之学述论》，《原道》第二辑，1995年4月
  　　119.《蓟门散思》前记，《书屋》，1996年第5期
  　　120.方以智的圆而神──《东西均·所以》篇简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4期
  　　121.《多元世界与儒学精神》，《明报月刊》1996年8月
  　　122.《“文明”界说》，《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4期
  　　123.《庞朴学术文化随笔》跋，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9月
  　　124.《形上形下之间》，《文汇报》，1997年2月6日
  　　125.黑格尔的先行者——方以智《东西均·三徵》解疏，《中国文化》第14期，1996年12月
  　　126.认识论的辩证法——方以智《东西均·全偏》篇解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7年第2期
  　　127.《庄子》的主要思想，清华人文修养丛书《众妙之门》，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128.《说“错综”》，《方法》，1997年7、8合刊
  　　129.《说“参加”》，《方法》，1997年第9期
  　　130.《三分诸说试释之一》，《书屋》，1997年第5期
  　　131.《三分诸说试释之二》，《书屋》，1998年第1期
  　　132.相反与相因——方以智《东西均·反因》篇注释，《燕京学报》新四期，1998年5月
  　　133.《初读郭店楚简》，《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134.竹帛《五行》篇比较，《人民政协报》，1998年8月3日第三版
  　　135.《古墓新知──漫读郭店楚简》，《读书》，1998年9月
  　　136.《孔孟之间──郭店楚简中的儒家心性说》，《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5期
  　　137.《东西均》的版权谜，《书品》，1998年第5期
  　　138.《非僧非道一醉翁──自选集自序》，《博览群书》，1999年第1期
  　　139.《语丛》臆说，《中国哲学》第二十辑“郭店楚简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
  　　140.《抚心曰辟》，《中国哲学》第二十辑“郭店楚简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
  　　141.《亲手触摸一下历史──漫说郭店楚简之一》，《寻根》，1999年第1期
  　　142.竹帛《五行》篇与思孟五行说，台湾《哲学与文化月刊》第300期，1999年5月，第26卷第5期
  　　143.《宇宙生成新说──漫说郭店楚简之二》，《寻根》，1999年第2期，1999年4月20日
  　　144.《“太一生水”说》，《东方文化》，1999年第5期
  　　145.一种有机的宇宙生成图式──介绍楚简《太一生水》，《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七辑，三联书店，1999年8月
  　　146.《“使由使知”解》，《文史知识》，1999年第9期
  　　147.存世最早的《道德经》──漫说郭店楚简之三，《寻根》，1999年第3期
  　　148.《另有一种五行 ──漫说郭店楚简之四》，《寻根》，1999年第4期
  　　149.《孔孟之间的驿站》，《中国青年报》，1999年11月7日
  　　150.《郢燕书说》，《燕京学报》新7期，1999年11月
  　　151.方以智的《东西均·开章》，《文史》一九九九年第三辑，总第四十八辑
  　　152.《本来样子的三纲──漫说郭店楚简之五》，《寻根》，1999年第5期
  　　153.《道德──漫说郭店楚简之六》，《寻根》，1999年第6期
  　　154.《三分法论纲》，《文汇报》，2000年2月26日
  　　155.《偏执与超越》，《东方文化》，2000年第3期
  　　156.《中庸与三分》，《文史哲》，2000年第4期
  　　157.《天人三式─郭店楚简所见天人关系试说》，《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
  　　158.《“鸡三足”说》，《学术月刊》，2000年第9期
  　　159.《一分为二”说》，《开放时代》，2000年9月号
  　　160.《三重道德论》，《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161.《“仁”字臆断》，“简帛研究”网，12月10日
  　　162.《周原卜骨所见》（未刊）
  　　163.《三极：中国人的智慧》，《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
  　　164.《从出土文献看仁字古文和仁爱思想》，2000年12月9日，日本樱枫会馆
  　　165.《三の秘密》（杜勤 译），《アジア游学》第19号，数のシンボリズム（特集），2000年8月20日发行，日本诚勉出版
  　　166.《三的秘密》，《跨文化对话》第5期，2001年1月
  　　167.《“仁”字臆断》，《寻根》，2001年第1期
  　　168.《亲手触摸一下历史——郭店楚简探秘》，湖南电视台“新青年”栏“千年论坛”播放，2001年3月25日
  　　169.《郭店楚简探秘》，《北京晚报》，2001年4月6日
  　　170.《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171.《天参》试解，《文史哲》，2001年第6期
  　　172.《上博藏简零笺》（一、二、三），“简帛研究网”2002年1月1日，1月4日
  　　173.《五行》补注，《楚地出土资料と中国古代文化》，郭店楚简研究会编汲古书店，2002年3月
  　　174.《三分法：解读中国文化的密码》，《社会科学报》，2002年11月28日
  　　175.《关于中国古代三分法的研讨——四圣二谛与三分》，《燕京学报》新十三期，2002年12月
  　　176.《说“无”谈“玄”》，《文津讲演录》之三，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7月
  　　177.喜读“五至三无”——初读《上博藏简（二）》，“简帛研究网”2003年1月12日
  　　178.《试说“五至三无”》，“简帛研究网”2003年1月15日
  　　179.《再说“五至三无”》，“简帛研究网”2003年3月12日
  　　180.《五至·养气·心斋》，“简帛研究网”2003年4月19日
  　　181.《一分为二 二合为三 ——浅介刘咸欣的哲学方法论》，《国学研究》第十一卷，北大国学研究院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2003年6月
  　　182.《寒食节与火与复活节》，《跨文化对话》第12辑，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8月
  　　183.《话说“五至三无”》，《文史哲》2004年第1期
  　　184.《“一阴一阳”解》，《清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185.《五至·养气·心斋》，《何世明文化讲座》，巴蜀书社，2004年2月
  　　186.《作为生存背景的天人合一论》，《经典与解释》第3期，华夏出版社，2004年6月
  　　187.《对立和鼎立》，《新哲学》第二辑，大象出版社，2004年7月
  　　188.新材料摇撼着旧观念——读《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中国文化》第21期，2004年春季号
  　　189.《“文化相对主义”与儒家复兴》，《外滩画报》，第115期，2005年1月20日
  　　190.《从一分为三谈中国人的智慧》，庞朴研究员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解放日报》，2005年5月22日
  　　191.《一贯问答》注释（上），《儒林》第一辑，2005年8月
  　　192.《一贯问答》注释（下），《儒林》第二辑，2006年4月
  　　193.《从一分为三谈中国人的智慧——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北京《科技文翠》学刊2005年第12期
  　　194.《谈玄说无——国学演讲厅》，《光明日报》2006年5月9日
  　　195.《试析仁内义外之辨》，《文史哲》2006年第5期
  　　196.《儒家的“忧”与“乐”》，《中国文化报》，2006年12月28日
  　　197.《和谐原理三题》，《文汇报》，2007年5月7日
  　　198.《平天下与全球化》，《2006年度国学》，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5月
  　　199.《重新评价公孙龙》，载《赵文化与华夏文明》，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
  　　200.《一分为二，二合为三——浅介刘咸忻的哲学方法论》，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
  　　201.《中庸：古代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学习与研究》，2010年第1期

　　学 术 自 传

　　学无常师，文如断壁。晚年这一自我鉴定，好似有点自嘲，其实很是认真。我的自选集，便是明证。选集凡三辑，“一分为三”、“忧乐圆融”、“古墓新知”，分别收录了我在宇宙规律探秘、中华文化鸟瞰和出土文献解读诸方面的零思碎想和浅见陋识。
  　　（一）
  　　回忆少年时代，未能受到良好的学校教育，也没遇到深厚的知识环境，真正知道有所谓哲学，自觉去思考哲学问题，并留下有记忆的，大概已是二十岁以后的事了。所以，即使在最爱幻想的青年时期，也从未想过今生会以哲学作为职业，而且竟然乐此不疲，与之相伴一生的。
  　　哲学问题宽广多端。说不清楚什么缘故，我的兴趣始终集中在方法论上。1952～1954年间，有幸脱产专门研读了两年哲学课程，其主要成绩，便体现为后来发表的、可以视同毕业论文的《否定的否定是辩证法的一个规律》（《哲学研究》，1956）一文。那是一篇很幼稚的文章，充满了教条主义气息（也可说是时代气息）；但是它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曾是很敏感的问题：要求恢复否定之否定规律在辩证学说中的地位。
  　　否定之否定本是辩证法的一个基本规律。黑格尔倡之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扬之于后；到了斯大林，却给一笔否定了。斯大林的做法，本是基于政治上的考虑，即不能给人以革命者（否定者）应该再革命（被否定）的印象和藉口；当然，公开讲出来的理由不是这个，而是别的学究式的道理。
  　　我之所以敢于挑起这个问题，一是因为，那时候，适当批一批碰一碰斯大林，已经成为一种时髦；这是普遍性的原因。再一个特殊原因是，我自己对方法论的特殊兴趣。至于斯大林的那个政治上的考虑，我当时并不深知，也未敢多想。其实有那种考虑的，恐怕还不止于斯大林一人而已。所以我惹起讨论的否定之否定问题，虽是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重要理论问题，但在彼时的学术界，并未引起多大强烈反应。
  　　当然也不是毫无反应。到1957年上半年止，总算有那么七八个人出来写过十来篇文章，事后，浙江人民出版社还编成为一本薄薄的讨论集。此外最大的反响是，有人就此提议将否定之否定规律改称为“肯定否定规律”；据说一来可以保留否定之否定规律中的合理因素，二来可以避免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正反合套子，三来也照顾到了马恩列著作中的历史事实。这个主意在当时算得上不卑不亢，因而颇有市场，似乎还曾经运用到了教材上。其实，用“肯定否定”替换“否定之否定”，等于还是用对立斗争来排斥对立统一，用二分法来代替三分法，在理论上，和斯大林抛弃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结果并无差别，甚至不妨认为，它正是斯大林理论在新条件下的某种变形。
  　　这说明，要想冲破斯大林的坚冰，绝非轻而易举便能成其功和奏其效的。
  　　接下来的喧嚣岁月，很不利于理论问题的探讨，我的视线于是转向了中国哲学的历史。我们知道，中国哲学虽说常常过度热衷于政治和伦理，但也不乏方法论的研究；特别是有些学派和个人，专以辩论认识方法为乐事，因之被称为“析辩抗辞”的名家者，值得予以认真关注。
  　　名家者流有着种种不同的思想倾向。冯友兰先生曾经敏锐地指出，所谓的名家，可以归并为“合同异”与“离坚白”两派，也就是相对主义派和绝对主义派。其一派强调事物的相对性、共性和对立的同一性，另一派则强调事物的绝对性、个性和对立的斗争性；二者形成了一正一反的两大派，攻讦不已，后息为胜。事实上，二者之间还有一派，试图兼顾相对、绝对的合派，那就是墨家辩者派。这一合乎逻辑的三部分，在中国战国年代的百家争鸣声中，表演得有声有色，蔚为大观。
  　　可惜，似乎到目前为止，也还很少有谁如此明快地来界定名家的派别性，来分析他们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而所以如此的最大原因，恐怕正出在我们自己的方法论上，是我们的认识方法障碍了我们的眼睛。我自己便是其中之一。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际，所谓的三年困难时期，肚子虽说受了不少委屈，脑袋却相对得到点宽松，因为人们都忙着填肚子的事情去了，没时间来管你脑袋应该怎样想。因之，我曾得空跟古代名家打了几年交道，写了几篇文章，后来甚至也编成为一本书，叫《公孙龙子研究》。现在看，那些东西里，除了涉及训诂和考据的地方还有点价值外，其他哲学性的论点，多还需要再讨论和再认识。因为，我虽久已高悬辩证法为研究对象，其实我并未学会辩证地看待事物看待历史，一脑袋的形而上学偏见，常使自己陷入泥潭。
  　　最好的老师是文化大革命。它教人懂得许许多多东西，而且真是一天等于二十年。我从中学到的真理之一，便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这本是孔子的一段话，五四以来一直遭受批判，文化大革命中尤甚。但也正是文化大革命，是那份因整个社会都陷入分裂、斗争、动乱、沉沦而引起的危机感，以及那种“吾党之小子狂简，不知所以裁之”局面所造成的恐怖性，才使你真的能以懂得中庸至德之可亲可贵，并亲身感触到了“民鲜能久矣”的可叹可悲。
  　　于是，我有了认真看待“中庸之道”的酝酿。随后更鼓足勇气于八十年代之初，发表了《中庸平议》一文；并在太原、黄山、密云等地学术讨论会上，提出一分为三的命题。
  　　多年以来人们心目中的“中庸之道”，大都偏重在政治伦理修身养性方面，而且常是一副乡愿式的丑态。这些都应该说是出于误解。其实中庸首先是一种方法，一种“执两用中”的方法，亦即将对立面统一起来以寻求两全其美前景的方法。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庸问题，也就是一分为三问题。
  　　至于一分为三这个口号，文革前已有人提过，听说是从结构上来谈论三分的；没有见到过正式发表的文本。一分为三口号直接关系到一分为二命题，而一分为二曾经是理论禁区。64年5月至66年5月间，有过一场“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的大讨论；第一个年度里，全国各地便发表文章近五百篇。那本来是一件大好事，因为，能以提出合二而一来与一分为二较量，本身便是对一分为二威权的挑战。而以合二而一来补充一分为二，实际上就是以对立的统一来补充对立的斗争、以否定之否定来补充肯定与否定，其结果，必将引导人们发现，现实的事事物物，不仅是一，不仅能分而为二，而且还是三，是合二而成的新一。可惜好事多磨，讨论并没能按照理论自身的理路进展，最后竟突变而为政治大批判，书生们一个个都瞠目结舌，莫名其妙了。
  　　文革后，79～80之交，报纸上又重提“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事情带有平反的性质，理论上并无突破。倒是从此各地时有零星的一分为三火花在闪烁，虽说不成气候，倒也难能可贵，惹人遐思。
  　　我在《中庸平议》之后已经深信，中国文化体系有个密码，就是“3”。于是便用这个密码去开中国文化宝藏之锁，也用开了锁的宝藏文化来反证密码之存在。比较鲜明的例子当数《解牛之解》与《相马之相》，那是两篇以实践和认识各自的三部曲来剖析中国经典典故的姊妹文章。它向人们证明，这些典故之所以脍炙人口，历久弥新，就在于其中深藏有三分法的哲理，因而能使人躬鞠心折，获得理智上的满足，会心惬意，饱享精神上的娱悦。
  　　所以，我在证明中国文化有其密码和运用这个密码来解读中国文化方面，游荡了好长时间，乐而忘返。直到古稀钟响，才恍然觉得应该停止这种漫步，在剩下的时间里，尝试着对一分为三给出理论上的说明，庶几能够执一御万，以简制繁，使得众多并不习惯从文化方面切入的朋友，也能在他们自己的领域里，发现三分的真理。于是有了《三分法论纲》、《中庸与三分》、《三极：中国人的智慧》、《关于中国古代三分法的研讨——四圣二谛与三分》和《一分为三论》等尝试。
  　　1995年春天，我有缘到达海德堡大学。前不见古人，只是见到了又一群好学深思的学子，不由得想起了黑格尔先生的放言高论，说是中国硬是没有某种“三位一体的高卓的意识”。我深信，黑格尔是诚实的，严肃的，他没有鄙夷中国的意思，一切误会统统来自交流手段的欠佳。其实，就在他发表那场著名的哲学史讲演前一百六十四年，中国庐山脚下，一位比他大上一百六十岁的避世僧人，正在撰写一部叫做《东西均》的著作。书中所着重阐发的，正好就是后来黑格尔所常讲述的三位一体的辩证法；其思想的深度，完全可以和黑格尔比翼齐飞，毫无逊色；而且由于早出一百六十多年，直可看成是黑格尔思想的先行。于是，在流连于海德堡的那些日子里，在黑格尔当年的讲堂中，我发了一个宏愿，也可以说准备冒它一次大险，下定决心注释它，因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我曾先后读而又废者，凡三次。此后三载，不自量力，时止时行，注其所知，缺其所疑，终成一册。我越来越相信，它所抉发的宇宙奥秘，那个一分为三的道理，很是应该也很有必要广为众人周知，以利于认识世界建设世界。
  　　（二）
  　　而三分方法之所以能够探骊得珠，燃犀烛怪，具有无与伦比的直指事物本质的本领，也要靠诸如此类的文化实例来佐证和说明。从这两面来接近文化与哲学，似乎最能激起我的兴趣和精力。基于这样的心态，加上八十年代中国现实的走向，所以一个时期里我特别热衷于文化学问题，其一是“火历”的探索。
  　　我国远古时代一些部族施行过一种疏阔的、紧密固着于生产实践的纪时方法，它不以后来周正的冬至为岁首，也不以夏历的初昏参中为正月，而是以大火昏见即当时的春分为一轮农事周期的开始，并根据大火各时的不同方位来安排自己各时的不同劳作。这样以大火为授时星象的自然历，可以名之为“火历”。这些猜测提出后，得到一些同好的鼓励和支持。细想此论若欲确立，除各项以火纪时行事的文献记录、他族历例和必要的推论外，尚需从我国天文学说史中找出火历确凿无疑的影响或痕迹，从后世种种礼仪、民俗诸文化中指认火历的遗风，由果证因，沿流溯源，方可颠扑不破，臻于完成。于是有了《“火历”初探》、《续探》、《三探》及《火历钩沉——一个遗佚已久的古历之发现》等文。
  　　其二是为引起文化的研究而呼号呐喊。文化研究而止于呐喊，不管怎样说，都是一个不幸的悲哀；当然主要是我自己的悲哀。记得1982年8月《应该注意文化史的研究》在《人民日报》刊出时，老友刘泽华问道：“正文呢？”意思是说，你不能只是呐喊。说真的，当时我的脊背上忽的一下子全湿了，因为我确实拿不出“正文”来。就在那以前9个月，1981年11月，为了准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文化史》第一版评论会，曾与复旦大学在上海邀集过几十位文化史研究者的座谈会，会上大家普遍觉得，三十几年来，文化研究对于我们这个文化古邦，竟然变得十分陌生了；当时大家能做的，只有齐声呐喊而已。多么不幸啊，然而是事实！
  　　没想到，到了八十年代中叶，文化研究已经形成公认的热潮。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我在各种有关会议上，以及国内外许多城市发表演讲，论证文化有三个层面（物质层、制度层、精神层）、两个属性（民族性、时代性）和一个概念，阐明文化研究首先要明确概念，而中国近代史的文化历程，正是文化三个层面的展开过程；中国文化的出路，则在于把握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的差别。
  　　1989年以后，大家喜欢谈反思，我的反思，大多集中于中华文化的精神。那是人文精神，一种中国式的人文精神。它不以对峙为能事，在人与神、人与人、人与物之间，寻找和谐统一；它否定偏至式的生活，为性与情、义与利、力与命的安顿，提供理想蓝图；它主张进退有据，屈伸以时，取予唯理，哀乐得度；是一种为现实人在现实世界里营造现实生活的现实精神。由此引申开去，于是有了《忧乐圆融——中国的人文精神》的酝酿。
  　　《忧乐圆融》谈的主要还只是中国人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自然会弥漫于整个中国文化之中，而且应该有其形而上的根据。这个根据，又恐怕不止于中庸之道，因为那还只是一种实践理性；而更有其宇宙论的方面。
  　　（三）
  　　此外，我的学术兴趣还涉及出土文献研究。中华文明有个重大特色，叫做“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有典有则，贻厥子孙”（《尚书·多士、五子之歌》）。世界古来几大原创文明中，中华文明所以独能传承不坠的秘密，或许便在其中。可叹的是，除去无情的水火兵燹所造成的损失外，有意识地焚书毁版的文字浩劫，也一次次降灾于中华文献，自古及今，未曾或绝，常令世人扼腕不已。
  　　于是，劫灰原典的重新发现，使之能以重新贻其子孙，便不仅仅是文坛佳话，也成了中华文明健康成长的助因。种种秘笈的公开面世，种种藏书之重见天日，所以能在学术史上兴波起澜者，原因正在于此。
  　　早在西汉时期，孔壁古文已带来过经学论争，尔后竟一直延续了两千年；而西晋初年汲冢竹书对於古史的校正，则成了学界的福音；至于近世殷墟甲骨推动文字学历史学之功，直不可以道里计。继这些所谓的“中国学问上的三大发现”（王国维语）之后，近五十年来的大大小小发现，更是前武后踵，层出不穷。诸如银雀山汉墓的兵书，马王堆汉墓的黄老，睡虎地秦墓的法律，便都曾有如惊雷闪电，令人耳目震眩。尤有进者，则是郭店楚墓竹简的问世，又无异在湖北上空祭起了超级狂飙，顷刻之间，全球汉学界皆已闻风起舞，共享新知。
  　　其详是，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沙洋区四方乡郭店村的一座战国楚墓中，出土了一批楚文字竹简。据说墓曾被盗，竹简亦曾殃及。劫余竹简804枚，出土时散乱无序；其中730枚有字，大部完好，可得13，000余言，全都是学术著作。据考古学家们根据墓葬形制及器物纹样等情推定，入葬年代当为战国中期偏晚，约公元前300年上下；墓主男性，不知姓氏，属士级贵族，70岁以上。
  　　整理编排后的竹简分成18篇：有《老子》三篇，约当传世本五分之二，《缁衣》一篇，与传世本大同；此外各篇皆久绝版，整理後名之为《太一生水》、《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各一篇，《语丛》四篇。
  　　另有《五行》一篇，1973年马王堆汉墓亦曾以帛书出土，无篇名；此次自名曰“五行”，惟缺少帛书所有的全部解说文句，其他正文部份，与帛书大体相同。
  　　按1973年12月，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包括《老子》《周易》及佚书等二十余种古籍，约十余万字；入葬年代为西汉文帝前元12年（公元前168年）。所藏《老子》有两种不同年代的钞本，分别抄在两卷绢帛上，其甲本卷后及乙本卷前各有四篇无题佚书。甲本卷后之第一篇佚书，即帛文第170行至351行（行约30字）者，又可分两大部份：第一部份自170行至214行，为一首尾呼应的完整论著，论述“仁义礼智圣”五行与“仁义礼智”四行之作为人之两种道德境界；第二部份自第215行的提行另段开始，直至末尾第351行，系对第一部份的逐句（缺前12行）解释。按照战国时期的文章格局，这第一部份可以名之曰“经”，第二部份可以名之曰“说”。“经”文部份即第一部份，与郭店楚简的《五行》篇大体相同。
  　　前此的研究多半认为，帛书此篇之“经”“说”两个部份，乃作者有心安排且一次完成了的上下篇。由于其“说”文中杂有《孟子》术语，因而又多推定其成书年代当在《孟子》以后或同时。至于书中所表达的思想观点，无疑为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所指责的“思孟五行说”，从而，全书应该命名为《五行》。二十多年来，中外学者为此发表了千言万语，细微之处纵有歧异，但其大端无过于此。
  　　当时，谁也未曾料到或预期再有一篇《五行》出土，以使人们能对帛书的面目看得更清晰些，来帮助扫除研究中所存在的琐细分歧。不意天道酬勤，地不藏宝，不多不少整整二十年后，这样的好事居然真的在古楚旧都发生了。
  　　这次郭店竹简《五行》篇的再世，首先以其自报家门的爽朗证实了人们对帛书的命名。再就是，竹本之有“经”无“说”的本相，促使人们醒悟，“经”文无待“说”文，本已自明自立；帛本杂用《孟子》的“说”文，想系后人缀加上去的。第三，竹本《五行》入葬于元前300年左右，成书年代自当更早，其为孟子以前作品无疑。荀子批评子思、孟轲编造“五行”，则此篇既早于孟子，其为子思或子思弟子所作，或大有可能。
  　　郭店出土对《五行》篇研究的最大贡献还在于，此前人们只是泛泛地知道，《五行》篇所谈论的内容，属儒家道德学说，此次与竹简《五行》连袂而至的，有一篇叫《六德》，谈的也是儒家道德；这两篇文章，正好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向人们展示了儒家道德境界的全貌。其《六德》篇所讨论的，是普泛的建基于人的血缘关系上的以仁为标志的情感规范，或者叫人伦道德。《五行》篇所讨论的，其一曰“四行”，是理性的处理人的社会关系的以善为准则的行为规范，或者叫社会道德；又一为“五行”，则是悟性的安顿人与宇宙、人与人类、人与自我关系的以德为指归的精神规范，或者叫天地道德。这三重道德，正是《礼记·中庸》所谓的“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的“君子之道”，是儒家之成其为儒家的一大基本理论。而这样的理论，由于资料湮没，过去是很少能够系统把握的。
  　　为了说清这一点，有必要先分清“五行”的不同含义，即水火木金土五行与仁义礼智圣五行的不同；还要证明《五行》篇所论述的仁义礼智圣，正是荀子所指责的由子思孟轲所“造说”的五行。这些，在汉帛出土以后楚简出土以前，便可以完成也确已完成了，体现在《思孟五行新考》及《马王堆帛书解开了思孟五行说古谜》两文。此外，《六德》篇出土以前，对于《五行》篇在儒家学说体系中之地位，也曾有过推测 ，那就是《帛书五行篇评述》。
  　　当然，我兴趣的主角是《五行》篇。《五行》篇又有竹简本与帛书本之不同。两个版本各有自己的长处：竹本年长，成书在公元前300年以前，应该是更接近原貌的珍贵钞本；帛本详细，自带解说，应该是最接近原意的权威释文。《竹帛〈五行〉篇与思孟“五行”说》，则是对《五行》篇学派地位的进一步敲定。至于《三重道德论》，是对《五行》篇实质的一种理解，也可以看成是对儒家学说体系的一种发现，其关系之大，自不待言；准确与否，尚待读者诸公教正。
  　　                                                          庞朴
  　　                                                          二〇一一年十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3年09月10日 0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