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说，我是在患难中出生的。妈妈怀着身孕参加上海妇女的抗日救国活动，被列入巡捕房的黑名单。接到史良报信，妈妈躲进了一家小医院。两天后生下我，她自己却得了产热症。爸爸抱我回家，一边写稿，一边照看我。我哭了，他就调奶粉，等奶热好我又睡着了。两个月后我没有长大，还轻了两磅。他只好托人将我捎回无锡乡下交给祖母抚养。6个月后他们回来看了我一次，我两岁时他俩双双投奔了新四军。直到我14岁时上海解放，他们托人将我接到北京。记得到北京后，有个叔叔将我带到九爷府（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地）一个男人面前，对我说：“这是你爸爸。”从此我才回到父母身边。那时爸爸在机关食堂吃“小灶”。可能出于对久别女儿的溺爱，一向守规矩的他让我跟着他吃“小灶”。直到妈妈从外地回来，才从食堂打饭回家吃。以后我上学住校，工作又在外地，只有退休后才回来一起住了几年。虽然如此，他们对我影响很大，可以说决定了我一生的轨迹。我考大学填志愿时，爸爸说现在国家要建设，你学钢铁吧。但女孩子炼钢不合适，就搞钢铁设备吧。于是冶金机器设备成了我终身的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