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梁志功（又名梁四水），1919年出生在山西省阳城县润城镇大夫街村梁街一户贫苦农民的家庭。2002年1月21日因贲门癌医治无效，在润城镇望川村去世，享年83岁。
梁街是个小山庄，父亲出生时大概只有十来户人家，全是梁氏子孙。住房基本上全是土窑。先祖何时因何故迁居此处，已无从考查。前些年因采煤山体被挖空，地面沉陷严重，不宜再居住，全庄已迁至润城镇政府新建的后滩安置点。
我爷爷弟兄三人，兄弟姐妹八个，在弟兄们中排行老大，爱鼓乐，从祖上分得两眼土窑，十亩贫瘠的山地和八斗粗粮。生有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一生以种地和做香为生（当时有句民谣：“九里十八庄，庄庄都做香”，解放后此业已消亡），家里生活贫困。 
父亲是个普通农民，生有我哥家盛、我、晚盛（夭折）三个儿子和巧竹（已故）、苏竹两个女儿，另有一个比我们都大的女儿，出生后不久夭亡。他一生中经历了家庭不幸、战乱、灾荒和社会剧烈变动等重大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他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坚强不屈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顽强与命运抗争，活出了一个并不普通的精彩人生，谱写了一个个很不寻常的神奇故事。
根据父亲生前的述说和我的所见所闻，记述如下：
瘟疫不染
1928年，我们老家暴发一种传染病（俗称汗病），梁街十几户人家，家家户户都有人病倒，也有人病逝。我们家也不例外，全家八口人，除了我父亲之外全都病倒了。病情发作起来，身上一阵热，一阵冷。爷爷不幸被这场瘟疫夺去了性命，年仅44岁。
梁街地处山脊岭上，因当时庄上没有水井，因此吃水要走约一里弯弯曲曲的小路，下到深山沟里，用水桶去接从岩石缝里渗流出来的控山水。天旱时，控山水断流，就要到约二里外的泉水池去挑水。挑回来的水倒在一个大水缸里备用。父亲当年只有9岁，负责给全家做后勤。虽然挑水、扫地，给病人端水、端饭，什么事都干，但唯独没有被感染。
过继辛酸
爷爷去世时，父亲他们兄弟姐妹最大的23岁，最小的只有3岁。爷爷的突然去世，使家里本来就很贫穷的生活更加困难。冬天到了，全家人都还穿着单衣，家里只有一条棉裤，只能谁出门给谁穿。曾祖母由于对奶奶有成见，因此，对奶奶面临的巨大困难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奶奶为了度过这一难关，只得强忍骨肉分离的痛苦，当年就把我父亲送给了10里外的中庄村他五姑曹家，第二年春季收成不好，生活仍然过不下去，又把她最小的儿子河水（志忠）送给了4里外的下伏一户人家，并让她大儿子如水去引渠给富农做雇工，二儿子金如去蒿峪给地主马章成当长工。
父亲的五姑家是个财主（旧社会民间泛指那些有钱有地，主要靠租赁或雇工为生的人），他去时其姑父已去世。当时他已经懂事，很理解其母亲的难处，于是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自己的亲人，进入了一个陌生的家庭。在那里他主要是给人家照看孩子。其五姑因为自视高傲，对奶奶看不起，因而对他也没有好气。其五姑的孩子还小，他带着或背着出去玩的时候，只要摔一下，磕一下，甚至哭一声，不论青红皂白，都要挨打受骂。他有时感到很委屈，但只能强忍着。
他除了照看孩子，还要做很多事。他姑母家有不少土地出租，到年底收租时，不管多远，也要小小年纪的他一个人去。他从中感受到财主的狠心和无情，也感受到受奴役受歧视的无奈和痛苦，认为，“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
家庭环境变了，但他对自己亲人的感情没有变。有一次他去下伏办事，看到他弟弟坐在被送的那家大门口门墩上，又脏又瘦，感到非常可怜，非常心疼，于是就给他大哥说，让他把弟弟接回去。不久后，他大哥便以母亲想见见孩子的名义，把弟弟接了回去，并再未送去。
在他五姑家里，他姑父的父亲比较喜欢他，让他读了几天私塾。他学过《三字经》、《百家姓》以及《论语》等四书五经，认识了不少字，也懂得了不少道理，还早早就学会了打算盘。
药铺学徒
父亲五姑的孩子长大些后，不需要照看了，就让他到20里外的县城中药铺去当学徒。他当时十一二岁，个子刚比柜台高，对高处的中药抽屉还够不着。他就专门准备了个凳子，踩着凳子上去够。刚去时，有些药材的名字还不认识，但没过多长时间，不仅能看处方，而且哪种药材放在哪个格子里，都已记得滚瓜烂熟，不用来回找，伸手就能拿到。在那里，他不仅知道了不少中药材的药性，还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
娶妻成家
1934年，父亲满15岁，便于当年农历九月初九娶了同乡望川村17岁的我的母亲刘鸿美为妻。
望川村位于山西第二条大河沁河中游的西岸，当时就是个较大的村落，居住着以刘、裴、吕三姓为主的约五六十户人家。母亲的刘氏家族在望川繁衍生息历史悠久，是久居望川的大户望族。
姥姥姥爷以农为生，家庭料理有成，家境较富裕，还买了房子。母亲有兄弟姐妹六人，在三个姐妹中，她是老大。
母亲貌美端庄，勤劳善良，心灵手巧，样样能干，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因受封建礼教的影响较深，从小就缠成了小脚。
他们结婚时，父亲和他五姑已从中庄搬到了下伏村居住。
下伏也在沁河西岸，居望川下游，相离二里。这里地势平坦，是个中心大村，比中庄自然条件要好很多。父亲在下伏有个老姑（即姑奶奶），她有一院好房子，但无后人，她自己住在前院，后院闲着，便把后院送给了父亲的五姑。父亲也就跟着他五姑搬到了下伏。
商丘学艺
在父亲结婚前，他五姑又续了个姑父。这个姑父受他姑母的影响，对他态度也不好。他们给他娶妻也是为了伺候他们。父亲结婚后，他们把他俩当佣人使唤，肆意虐待。父亲无法忍受，结婚刚一个多月，在农历十月十三就毅然离开家下了河南商丘，通过下伏一个姓杨的老乡进了一家制作、销售糖果、点心、月饼等糕点的商号（泰和行）当学徒。
学徒要三年才能出徒。头一年，只让他干些打扫卫生、搬运货物等体力活，不教他学手艺。他很勤快，能吃苦，每天很早起来，就把店铺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柜台擦得明明亮亮。快到营业时间时，就把一块块沉重的门窗挂板摘下来，码放好，做好开门营业的准备。白天搬搬卸卸，也总闲不住。晚上再把一块块门窗板挂上去，关门打烊。夜里就睡在柜台或地板上，并负责看守店铺。每天的饭菜很简单，只能吃饱而已。
头一年年底，他以为店铺掌柜会给发些工钱。但一文钱也没有，只是说了一句话，“明年你还在这里干啊！”这就是说，这一年表现不错，掌柜比较满意，明年还可以在这里继续当学徒。掌柜对不满意的徒弟，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年底最后一顿饭在他碗里放一个丸子，意思是告诉他，对他不满意，明年不再留他，让他卷铺盖走人。
严厉艰苦的学徒生活没有动摇他继续学下去的决心，掌柜给予的肯定使他更加勤奋，更加努力。第二年，除了打扫卫生，还让他参与了制做糕点的一些下手活，他很快就学到了一些做糕点的手艺。第二年年底，掌柜给了他三个铜板，算是犒劳和奖赏。他感到很满足。
我们小时候，家里有个木质的月饼模子，每年中秋节父亲都会给我们做不少月饼。用青红丝、玫瑰、菊餠做馅，非
常好吃。
神逃魔掌
1936年，父亲因不能忍受其姑父姑母对他和母亲的虐待，就把他们一张状纸告到了县里，打了一场官司，父亲竟然打赢了。法院把告示贴到了下伏村庙门口，于是，更激起其五姑家对他的愤恨。
他后姑父是个土匪，一怒之下便带领土匪把他捆了起来，带到中庄，锁在大庙的一间屋子里。晚上他又累又饿，慢慢就睡着了。但睡到半夜，一个老太太拄着拐棍走到他跟前，拍了他一下，说“你怎么还不快走？”他一激灵，醒来后才知道是个梦。这个梦点醒了他，得想办法逃出去。他想方设法挣脱开绳索，从门缝往外看看，院里无人，他心里一阵欢喜。往上托了托屋门，屋门从门墩石上托起来了，他轻轻托开一扇门，来到院子里，看看院的大门，大门从外面紧锁着。那天月亮很亮，他借着月光，看见北屋背后有一棵树，好像离后墙不远，一跃能够抱住，从树上滑下去。于是他爬上了房顶。到房顶后，他猛然往南院一看，看到院里的屋子里灯火通明，吵吵嚷嚷，土匪们正在打牌。他赶快脱了鞋弯下腰蹑手蹑脚地顺着屋脊背后朝那棵树走去，可是靠近一看，树离后墙很远，根本够不着。在感到失望时他环顾了一下四方，看到朝东的大门门顶离地面比较矮，便想再看看从那里能否跳下去。于是又慢慢转到大门顶上，果然离地面不高，就跳了下去，鬼使神差地逃出了魔掌。他穿上鞋夺命而逃，天亮时就一口气跑到了百里外的晋城管院村。那时，人们刚起床，他看到住在路边的一位老汉出来，就向人家讨水喝，讨饭吃，人家热情帮助了他。他在那里缓过劲来后，又下了商丘。
他姑父发现他逃走后，便带了几个土匪去梁街向奶奶要人。奶奶说，不知道他的去向。土匪在屋里屋外前前后后找了个遍，也未找到，只好离去。但后来又去闹，声称要抓走我三伯，于是，奶奶便带着全家躲到了她的娘家蒿峪。过了一段时间后，感到对方该消停下来了，才搬回去。
父亲对管院那位帮过他的老汉一直怀着感激之情，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在晋城我哥那里住着时，还专程去看望了他，并让我哥给他买了一副棺材板。
领妻归宗
1937年腊月，父亲听说他后五姑夫被红枪会打死后，才又回到山西。回去时，他不敢贸然回家，先去沁水县尉迟打听了打听他姑父的消息。他走到尉迟对面的沁河边时，天已很黑，已是掌灯时分，他脱了鞋，挽起裤腿，蹚着带冰碴冰冷刺骨的河水过到对岸，进了尉迟他姨姨家。过河时裤被浸湿，便一边在火炉旁烤裤子，一边了解核实他后姑父的情况，然后又到岭上看了看奶奶，住了几天，才回他五姑家。
回去后，他姑母对他怀恨在心，态度更加恶劣，让他去她们家在下伏开的煤窑挖煤，干了一年多。他感到,一是又脏又累又危险，体力实在难支，二是受歧视、受虐待，心情压抑，实在难以忍受。
1939年，又发生了一件更令他和母亲痛心的事。母亲生了个女孩，坐月子期间，其五姑只给了二升小米。母亲因饥饿生不出奶水，也没有别的替代品给孩子喂养，因此，没过满月，孩子就被活活饿死（自此，母亲再未生过奶水，我们兄妹们基本是靠米汤汁和柿皮水喂养大的）。孩子死后，他五姑也不管不问，毫无自责和怜悯之心。按照当地习俗，小孩死后，要请别人给抱出去，不能自己人往外送，因而，父亲只得自己去找人, 给了人家一点小米，让人家把孩子抱出去。这件事对父母的刺激和打击很大。       
对他五姑的无情态度，他们再也忍受不下去了。为了自尊，母亲一气之下回了娘家，父亲也下了决心要离开这个家。他要带母亲回梁街自己母亲家去，自力更生，开始新的生活。他五姑看他们难以驯服，不好使唤，也不愿再留他们，也想让他们离开。于是，父亲于当年离开下伏，回到了梁街,恢复了梁姓。临走时，他五姑只给了他们三升糠，七八根玉米，连他们的结婚嫁妆也没有带出来。
自强自立
父亲回到梁街后，因家里只有两眼土窑洞，人口多，住不下，只能串门住，先挤在亲人家里。后来在蒿峪借到了房子，才和母亲搬了过去。
蒿峪是个大村，村边有一条芦苇河，河床很宽，土地以山上的地为主，也有一些河滩地，自然条件比梁街要好得多。蒿峪离梁街有十多里，他姐姐出嫁后的家和他姥姥家都在那里。他借的房子，就在他姐姐家的后院，是一间东屋。
一天，大伯去蒿峪叫他，说奶奶要给他们弟兄们分家，让他回去。但他让大伯给奶奶说，他要自力更生，不要家里的一砖一瓦，就不回去了。分家时，奶奶虽然按他的意见，没有分给他房屋和土地，但也还是分给了他一口衣柜和一张长几桌。不过，这两件家具一直放在岭上，他从未去搬过。
在蒿峪，他靠给别人打短工、租种土地、赶骡卖炭等维持生计。母亲除做家务外，也摊些煎饼卖，增加点家里的补贴。
租种的土地主要是山上的，只能靠天收，也有几分是村边的，可以浇水。
蒿峪有一个煤窑，他常常买上煤或炭，用骡子驮上，到二十里外缺煤的地方去卖，有时换成粮食，驮回来再卖。骡子是他姐夫家的，他占一条腿，即四分之一股。
1940年日寇占领阳城县城后，阳城出现过多种性质的政权组织并存的局面，有日伪县维持会，蒋介石系县政府，阎锡山系县政府，共产党领导的县抗日政府。所以，阳城既有日伪区，也有抗日根据地。1942年后，县抗日政府又以公路和日军封锁线为界，分为阳北和阳南两个县政府。
蒿峪曾一度沦为日伪区，后又成为共产党控制的抗日根据地。当时根据地缺盐，政府就组织人力到外地买盐，父亲就踊跃参加。由于路途远，来回要走好几天，沿途经常有土匪出没，见货就抢，还要穿过日伪区，而日伪区对盐查得很严。于是他们就几个人组成马队结伴而行，在通过日伪区时，为避免盘查，就白天住，夜里走。每次上路时还得给马蹄绑上布，避免走路发出声响。在驮盐途中，总是提心吊胆，险象环生，有一次，他的同伴闫随保差点丢了性命，在他的帮助下才脱离危险，两人也从此成了生死之交。
在蒿峪的头两三年，由于父母都能吃苦，也没有孩子，所以日子过得还比较舒心。
支援抗战
1938年日寇侵入晋东南后，企图打通晋城经阳城到侯马的交通运输线，因此很快就打到阳城，但遭到国民革命军和八路军的顽强抵抗，在阳城界内发生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日寇还出动了飞机扫射，给老百姓造成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1940年后，日寇又多次到乡村进行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到处烧杀掠抢，制造了多起惨案。
父亲曾目睹日寇飞机疯狂扫射的情景。一次，他从阳城县城回家，刚上到县城东边的山头上，就看到一架日寇的飞机在县城上空扫射后朝他们的方向飞来，他和随行的人们就赶快跳到路边的塄下，紧接着就听见一梭子子弹扫射下来，溅起了一道高高的尘土。虽然没有伤到他，但他很后怕。1937年腊月他路过商丘火车站时，也曾看到日寇为所欲为的情景，这些都激起了他对日寇的仇恨。
在边区政府组织民夫给抗战前线运送粮食、鞋、手榴弹等抗战物资时，他就积极报名参加，用扁担挑着这些东西往前线送。他说，路上民夫很多，排出的队伍很长，他们要歇时就一起歇，饿了，就吃点自带的干粮。
直面灾荒
1941年，当地大旱，春小麦收成不足三成。父亲在村边那块地种的小麦因浇过水，长势很好，但没等到麦子成熟，路边的一大片麦穗就被别人夜里偷割走了。而秋庄稼大部分被旱死，因此，当年收成很低。
1942年，又连续七八个月不下雨，旱情更加严重。山上的春小麦基本颗粒无收，秋庄稼完全是靠担水点种的，长出苗后没有雨，大部分又被旱死。老百姓看到长时间不下雨都着了急，就自发组织起来到芦苇河河边敲锣打鼓祭天祈雨，但这种迷信活动一点作用也没有。而且由于大旱又引发严重的蝗虫灾害，成群成片的蝗虫飞来时，密密麻麻，遮天蔽日，飞过之后，快长熟的谷穗也被吃得精光，玉米也成了光杆。老百姓整天都拿着自制的工具到地里去拍打消灭蝗虫，虽打死不少，但收效不大。
就在这个灾荒之年，农历六月初十，我哥降生了。
1943年继续大旱，收成更低。由于连年严重的自然灾害，老百姓大都断了粮，出现了大饥荒。据阳城县志记载，县民饿死约四分之一，我们家所在的县东乡逃亡约百分之六十。
那时，当地凡是能走得动的，差不多都到外地逃荒去了。我们家为求生存，也是四处逃难。大伯去了浮山县，二伯去了何庄当长工，父亲把我母亲和不满一岁的我哥送回娘家后，自己先是去了沁水县端氏帮工，后又下了河南商丘，找原来学徒的店铺谋生。
母亲带着我哥回望川后，娘家家境也很困难，三舅母打听到离望川十五里的八路军根据地沁水县潘庄区联社为支援部队在组织纺线，纺二斤线给一升小米，便带着她和姥姥一起去了，靠纺线度日。母亲因带着孩子干活不方便，在周围亲人的劝说下，她强忍着骨肉分离的痛苦，把我哥送回了梁街，被二伯母带到了她沁水县湘峪娘家抚养。
1944年灾情基本过去，父亲又回到山西，找到还在潘庄纺线的母亲，从二伯母家接回孩子，一家三口才重新团聚。父亲去接时，二伯母还有点舍不得，奶奶还在旁边做了些劝说。为了感谢二伯母养育孩子的恩情和付出，父亲给了二伯母一些小米作为酬谢和补偿。
在父亲的生涯中，还遇到过一次大灾荒，那就是1959-1961年的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由于连年少雨，小河断流，土地干裂，连年收成不好，因而造成严重粮荒，粮价飞涨。1960年农历三月十五父亲带我去刘善赶集时给我买了个馒头要一元钱，而灾前只需一两角钱。这次灾情，我们村虽然没有饿死和外出逃难的，但有不少因严重饥饿患浮肿病的。
我们家一方面“低标准，瓜菜代”，粗粮细作，细水长流。一方面父亲带着我哥和我开荒种地，以补充大队分配口粮的不足。我们在河滩劈塄取土垫了很大一块地，在山上的荒沟、路边大大小小也开了十来块荒地，加起来有七八分。在这些地里种了花生、红薯、玉米、蓖麻等作物，长势都还不错。
当时我们家一日三餐，基本上是两稀一稠。早饭主要是用玉米面和小米做的稀饭或煮圪嚼（略像桃酥形状和大小，放到锅里连同少量小米一起煮），午饭主要是杂面面条和少量小米再放点蔬菜一起煮成的稍稠些的米萁，晚饭则主要是只放些蔬菜和小米煮成的稀稀的米羹饭。鸡蛋偶尔可见，而白面和肉类基本看不到。即使这样，在村里已经是较好的了，比我们初中食堂吃的好多了。学校早饭经常是高粱面糊糊，中午、晚上则是用糠、玉米面掺些碾碎的柿树叶等所谓蔬菜做成的窝窝头，偶尔改善生活，虽说是白面面片，但每个人饭桶里除了汤和几片叶菜，只能捞到四五片面片。
父亲为了挣点零用钱，受了不少累。只要周边村子赶集唱戏，他就煮些红薯，炒些花生，担上去卖，或让我哥担上给他送去，他在那里卖。1960年他去陕西石泉看望叔叔（叔叔1947年参加解放军太岳兵团，随部队打到湖北后转入地方工作，后又调到陕西省农工部，当时在陕西石泉水电工程局任开挖大队党总支副书记）时，看到我们当地稀缺的的生姜，那里一斤只卖2块钱，就买了十斤，回来后以一斤8块钱的价格全部卖给了下伏中药铺。1961年腊月,他带着我哥去南面约20里的后则腰砂锅厂买上砂锅挑回来,第二天再挑到北面20来里的沁水县境内，换成当地盛产的胡萝卜,然后又挑上到蔬菜紧缺的靠近后则腰砂锅厂的应朝等村去卖，再去买砂锅……，来回跑了三四趟。因而那两年经济上还算过得去，过年还给我们买了不少年货和布匹，我们都穿上了母亲给做的新鞋新衣服。
所以，这次灾荒虽然过得也很艰难，但未出现解放前逃难的局面。

移居望川
母亲的本家堂兄刘育财是个热心人，和姥姥、三舅住在一个院，和姥姥一家的关系都很好。1944年父亲逃荒回来以后，育财舅在院门口吃饭时（当地习惯在夏秋季吃饭时，各人端上饭碗坐到外面一块公共场地，边吃饭边聊天）给父亲说：“你们还不如搬到望川来住。”父亲感到这个建议很好，便在育财舅的帮助下，借到望川南大坡常家大院三间堂房。位置就在姥姥住的西房背后，中间仅隔一个常家大院的外院。安排好后，父亲去梁街接上我哥到了潘庄，然后和母亲一起去了望川。他们去望川时，全部家当就是一副扁担。一头挑着我哥，一头挑着行李。
到望川后，他们主要还是靠打短工和租种土地为生。由于父亲懂牙行，能看出牲畜的年龄、体力、能否干农活等情况，对市场价格也比较熟悉，所以他也常帮别人买卖些牲口。有时也做点小买卖。如1944-1945年间，他听说有一支部队要路过望川，就准备了两大布袋（约5尺长的圆筒状口袋，可装100多斤粮食，当地叫“圪装”）馒头，放在部队必经的南大坡底去卖。部队过来时，5毛钱一个，很快就卖完了。卖前有人给他说，当兵的不讲理，你卖给他们，还不把本钱给赔光了？但他有他的办法，先给钱，后给馒头。结果，有的刚给了钱，还没有拿到馒头，就被后面当官的逼着赶快走而走开了。所以他不但没有赔本，还多赚了一些钱。
土改翻身
因当地是革命老区，所以在全国尚未解放的1946年初，就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村农会组织农民开展了划成份、斗地主、分田地等工作，地主、富农的财产除生活必需的部分外，全部被没收，分给了贫苦农民，彻底推翻了那块土地上几千年来地主盘剥农民的封建制度。
那时，农会权利很大，说斗谁就斗谁，把斗地主、富农运动的声势搞得很大。先是让他们自己交代所有财产，一笔笔进行登记，然后带着他们去核实。对不老实交代的就拉到大庙，捆到柱子上用皮鞭抽打。财主们很害怕，看到大势已去，大都老老实实把家里的财产交代了出来，顺利过了关，但也有存在侥幸心理的，交代不彻底，最后吃了大亏。当时村里有一个富农，只交代了明面上的财产，对藏在屋里一个地窖的钱财和粮食隐瞒着，自以为别人不知道，发现不了，但结果被挖了出来，被打得半死。
分财产时，会场就设在我们家借住的南大坡常家大院外院。从财主家没收来的财产，包括房屋、土地、粮食和农具等财物，都在院里公布出来，然后由农会进行分配。一连好几天，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放鞭炮，非常热闹。当时我出生还不到满月，父亲怕把我吓出病来，一再央求人家，放鞭炮时到大门外，离得远点。
在土改中，我们家被划为贫农成份。分房产时，人家问我父亲，伪村警的院子里有一处好房，别人都不敢去住，你敢不敢？父亲说，怎么不敢？！于是分得后街南院5间堂房和祠堂东头1间厢房（供喂牲口用），并分得8亩土地。从此，我们家彻底翻了身，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分给我们家的这个院子，北面是五间堂房和五间楼房，东面是三间东房和三间楼房，西南角有一间房，出西门有一个小院（其中一间宅基地属于我们家，另外一个厕所和一块堆放煤炭及垃圾的空地属于邻居，西北角的墙塌了个豁口，可直通院外），南面是和邻院的隔断墙。大门在院子的东南角，门口朝东，大门顶上还有一间阁楼，塑有泥菩萨。
土改时，父亲是土改小组长，他的任务是负责带着土改小组丈量土地。望川大大小小的土地大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丈量土地用的是两脚之间相距五尺的木制叉尺，像个大圆规，俗称“五尺丈杆”，手握丈杆上部，不停地转动，使丈杆的两脚轮番着地往前走，两步即为1丈。他整天很忙碌，很辛苦，但很快乐。从给我起“胜利”这个名字，就足以看出他高兴的程度，如不是上小学后和高年级的一个同学重名，他是不会同意老师给我改名字的。
父亲能吃苦，心气也高，为了使全家生活得更好，土改后陆续又购买了几亩地，到1956年进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已拥有土地13亩，并和别人合伙购买了一头牛。这些当时全都作价入了社。
与马结缘
在农村没有农业机械和大型运输设备以前，农田耕作和物资运输主要是靠骡、马、牛、驴这些大牲畜，其中骡、马最受瞩目。父亲一辈子对大牲畜情有独钟，尤其是对骡、马。
解放前他就常赶着骡驮货、拉犁、拉磨，解放后，仍经常和骡、马打交道。
从1951年1958年，农村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等组织形式，逐步走上农业生产集体化的道路。在高级社时，农民各家各户的大牲畜都作价交给了社里，由社里集中饲养，然后借给各生产队和社员使用。骡、马这些大牲畜，集中到一起饲养，谁都没有经验，没有人敢接手，父亲就接了下来，一接就是两三年。当时社员劳动都是按出工干活情况，由小组评议记工分，年终按工分分配报酬。男性壮劳力一般一天记10分，但给他记的是12分。
在他的马圈里喂养了十来匹马，个个膘肥体壮，身上的皮毛油光发亮，谁见谁夸。马圈的院子很大，南面是一排长长的马棚，马棚前面摆放着一排四五个长长的石槽，北面是一排存放草料和马具的房间，以及他的住房，东西两侧是院墙。虽然马圈就在后街，离家很近，但平时他不回家，就住在马圈里，吃饭也主要靠我们送。他一天很忙，一大早起来要先喂一次马，然后就是打扫院子。白天，马基本上都出去干活了，他要清理马圈，准备马的饮用水和草料。他的马圈总是干干净净的。马吃的草，夏秋季节，主要靠社员下地回来顺便割的草，也有小学生放学后去野外割的草，他负责过磅折记工分。冬春季节则主要靠干草，即谷子的秸秆。铡草需请个帮手，有时我哥和我也去。马的饲料主要是大豆饼，也有玉米、黄豆等粮食。喂马主要靠晚上，他说，“马不吃夜草不肥”，除傍晚喂过后，他夜里还要起来再喂一两次。他对马很经心，马蹄磨薄了，就找人给钉铁掌，马病了，就找兽医来看，看后，又是喂水又是灌药，更是精心照料。他和郭峪村一个当地的名兽医张凤鸣(张创)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还把自己的外甥介绍去当学徒。
1958年公社化以后，他不再喂马了，但1959年整个冬季，他还是赶着马在王村煤窑拉高车（煤窑竖井上的出煤绞车）。
在农村集体化期间，他给大队调换过好几批牛、马、驴等大牲畜，把老弱干不了活的卖出去，把强壮能干活的买进来，保证了大队农业生产的需要。更为可贵的是他公私分明，从不占公家便宜。大队每次让他出去买卖牲畜，他都要大队派个管钱的人一起去。他从来不经手钱，他说这样账目清楚，别人不会说闲话，他只是挣工分。
他爱体面，讲排场，以马为荣，每逢过年出远门走亲戚，别人是家里有什么牲畜就骑什么牲畜，以驴居多，而他总要想方设法给我妈弄匹马骑。
支援建设
1958年后的两三年间，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建设热潮。当地和全国一样，既全民动员，修水库，建铁路等，办了一些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强国利民的好事；也发动群众，大炼钢铁，建大型猪场，深翻土地等，干了一些违反科学规律，劳民伤财的蠢事。尤其是农村炼铁，由于是土法上马，用的是小高炉，资源浪费严重，合格率低，而且把农民家里用的铁质器具也收集去做原料，得不偿失。
当时，对于党的号召，大队的安排，父亲出于对党的热爱和信赖，总是积极响应，大力支持。
公社要修“万头养猪场”，让望川派民工去，大队找到他，让他带队，他二话没说，打起行李就走。
他对自己带去的民工，首先把大家的住处安排得比较好，第二是把大家的伙食搞得比较好，所以大家都愿跟着他，支持他。在他的带领下，按时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公社的表扬。
县里要修董封水库，大队又想让他带队去，他又是二话没说，带着村里的民工，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再次给大队增了光，得到了大队的赞扬。
1960年要修建南太焦线长治到焦作段的铁路，晋东南要发动约5万民工进行大会战，各村都要派民工去，一去就要两三年。当时我们家的5个孩子中，除了刚刚5岁的弟弟外，都在上学，母亲还是小脚，有很多不便，父亲长时间外出会造成很多困难，但大队找到他了，他又是把家放下，服从国家建设的需要和大队的安排，带队前往百里之外的铁路建设工地。他们参加的是高平县境内赵庄隧道段的施工。当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吃住条件都很差，但是他们不怕苦，不怕累，又较好地完成了分配给他们的任务，为国家的铁路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为大队又一次争得了荣誉。
在铁路建设工地，他结识了不少新朋友。上世纪80年代，他在从晋城到北京的火车上，遇见当年在铁路工地认识的晋城一个老朋友，聊得很开心，到北京后还特意去他的住处看望他，并和他在总参测绘局供职的妹夫交成了朋友。
1962年我去长治上高中时，铁路工程尚未完工，但火车已开始试运行。当时还没有挂客车车厢，只是挂了几节拉货的闷罐车车厢，我们就坐闷罐车去。没有座椅，就坐在自己的行李上，或者直接坐在车厢的地板上。三年间往返多次，每次经过赵庄隧道时，我总会想起父亲说的曾在那里劳动和生活的情景。
重视教育
父亲对子女的文化教育非常重视，他常给我们讲：“人非生而知之，本事都是学来的”，“幼不学，老何为”，所以，我们兄弟姐妹一到上学年龄，就都被送进了学校。
他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很高，也很严格，教育我们从小要有志气，样样都要强，不能怕吃苦，各门功课都要学好。初级小学(1-4年级)是在本村，他天天晚上检查我们的作业，经常让我们站在方桌角旁出些题考我们，回答不上来，不让我们睡觉，有时还给增加点课外课。譬如，我上小学二三年级时，就让住在附近的我表兄刘学文每天晚上来家教我学珠算。父亲常用“少壮不努力，老大成伤悲”、“不吃苦中苦，难为人上人”这些话和“头悬梁,锥刺股”等故事来激励我们。还常说“有智吃智，无智吃力”，告诫我们，从小不努力学好知识和本领，长大了就只能靠体力谋生。
他对我们的语文学习非常重视，常说“好马出在腿上，好汉出在嘴上”，“能不能办成事，往往就在一句话上”，不学好语文，“肚子里没有东西，话说不到点子上，别人怎么会信服你？”
他对我们的政治表现也很关心，经常向班主任了解我们在学校的表现。1963年寒假结束我要返校时，父亲嘱咐我，“要突出政治，积极上进。”我当时为之一震，觉得“突出政治”这句话语法不通，虽解其意，也已听进，但对这句话本身不以为然。后来过了几个月在学校报栏里看到林彪说“要突出政治”的话后，才意识到父亲的话还真有政治水平。
不管家里发生什么情况，父亲从来不打扰我们的学习。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很多学生都辍学回家了。我所在的阳城二中，初三5个班二百四五十名学生，参加中考的仅108名。我们村的干部鉴于我们家的情况，也找父亲说过，“你们家人口大，劳力少，还是让你二儿子回来吧，一来能帮你干点活，多挣点工分，二来也减少点花销”，但父亲一点也没有动心，而且还破天荒地给我买了支钢笔，鼓励我好好学习。1962年中考前，我哥结婚，他为了不打扰我中考，居然没有告诉我，直到考试结束我回到家才知道。1964年家里建房时，我哥因在部队，他知道不可能回家帮忙，但也没有告诉我，怕耽误我的功课。他曾说，“你们鸿举舅给你晚和哥他们说，‘你们能读到哪里，我就供到哪里。’我对你们也是一样，学不好是你们的事。”
母亲和父亲配合得也非常好。她不仅不辞辛苦，让我们吃饱穿暖，在生活上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我们，而且从思想品德上培养和教育我们。记得小时候冬天的晚上，她常常坐在火炉边抱着我们，给我们讲故事，唱儿歌，让我们在温馨幸福的气氛中接受启蒙教育。她经常给我们讲要勤劳、节俭，要坚强、有主见，要有礼貌，见了长辈要主动打招呼，先叫称呼再说话。她带着我们浆线、走线（织布用），让我们跟着生产小队去地里参加集体劳动，还带着我们去记工分、分粮食，参加一些他们的会议。她不是把我们关在屋子里，而是要我们在参加农村劳动和生活的过程中接受良好的锻炼和熏陶。她给我们讲述过日本鬼子1943年秋季大扫荡时，望川的男女老少如何跑到一个山洞里躲藏，连吃奶的孩子也被捂着嘴不让出声，她在逃跑中如何从一个很高的地塄上往下跳时崴了脚，还得忍着痛继续跑，我二舅及本村、外村共300多人如何被鬼子集中到望川常家大院，又被一个个押出去用钢叉按入8个茅粪坑，把茅围墙的石头推倒死死地压在上面，再用大圪节锅（能放一担多水）把水烧开，浇上去把一个个活活残害致死的情形，要我们从小就懂得什么是民族恨。
父亲对他的孙子女、外孙子女的学习也同样关心，经常督促我们注意他们的学习情况。他听到哪个孩子取得了好成绩，或者受到表扬，就会高兴，给予鼓励，听到哪个孩子学习退步了，就会督促我们帮孩子查找原因，采取措施。譬如，他看到他的大孙女朝霞在北岩煤矿的子弟小学成绩不理想，认为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教育环境和家庭管理问题，就让她跟着她婶到北京借读了两年。他看到他的二孙女敏燕考上了大学，就对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说：“你爸爸那样的条件还上到大学，你现在这样好的条件，就不能只上到大学了，应该在他之上。”
送子参军
1962年的征兵工作很不寻常。上半年，蒋介石乘我国三年自然灾害给国家经济造成严重困难之机，大肆叫嚣要反攻大陆，致使福建前线进入临战状态，全国气氛高度紧张。这使当年的征兵工作更为重要，也更为艰巨。老百姓纷纷议论，当兵就可能上前线，后果难料。因此，有些符合征兵条件的青年就千方百计逃避，不报名，或者报了名，上站体检时作弊，还有的体检合格后另找理由不去。我们村就有一个体检合格，但就是不去。
我哥和父亲的态度与上述那些人截然相反。我哥认为当兵是自己应尽的义务，积极报名要求参军。父亲也认为是共产党让咱翻了身，咱不能忘本，既然党有号召，国家有需要，咱就应该积极响应。因此他完全支持我哥参军。当时也有亲戚朋友上门好心相劝，不想让我哥去，我妈也有所顾虑，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他俩的决心。接到入伍通知书后，村里干部群众和他们都非常高兴，党组织很快批准了我哥的入党申请，被接受为中共预备党员，父母也积极筹备，给我哥办理了他的婚姻大事。在前往公社集中报到的那一天，村里像过节一样，敲锣打鼓，热烈欢送。我哥带着大红花，神采奕奕地走在欢送人群的最前面，大家一直把他送到村口，母亲在村口那块地的大柿树下，一直站到看不到他的背影，才在众人的簇拥下往回走。父亲则亲自把他送到了公社集中地。
公社党委对父亲在形势危急之际，以国家利益为重，以小家服从大家，带头送子参军的行为，大为赞赏，事后，公社党委书记李方成亲自到我们家向父母亲表示了慰问。
我哥参军走后，父母的心就和我哥，和国家的形势紧紧地拴在一起，他们随时关注着福建前线和我哥的消息。后来，随着解放军在中印边境战争的胜利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蒋介石中止了他的反攻计划，福建前线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我哥的部队驻扎在太原，也没有往福建前线调动，这时，他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1963年9月，父亲还专程到太原部队看望了我哥。
善待医故
1963年秋，我们家发生了一起令人难以接受的致我母亲身亡的医疗事故。
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期间，母亲为了让孩子们吃饱饭，自己则饱一顿，饥一顿，时常挨饿，父亲在外修铁路，也不知道她的情况，未能及时提醒母亲纠正。1962年年成好转后，母亲又惦记着盖房需要备粮，继续忍饥挨饿。日积月累，造成严重营养不良，身体非常虚弱。虽不痛不喘，但干活、走路，很容易疲劳。她去南大坡看姥姥，从我们家到南大坡坡底的一段路只有三四百米远，另一段坡路也只有四五十米长，但她在路上要歇两歇。她虽然脚小走路容易疲劳，但更主要的还是身体虚弱，体力不支。10月上旬一天，父亲请村里的医生吕德才到家给她看了看，说没有什么大事，就是营养不良，可以输点液，增强点体质。还说12号来输液。
10月12日（农历八月二十五，星期六)早晨，父亲因雇到了村里的大车，要去8里远的王村煤窑拉烧砖用的炭。在临走时叮嘱母亲，“如果医生不来，不要去叫，等我回来再说。”但父亲走后，母亲正在饭厦（屋门外用砖砌的火炉灶台，供夏秋季使用）做早饭时，医生吕德才来了，说：“姑姑，给你输液吧？”母亲说：“好吧！”于是，把手里正在捏的玉米面圪嚼煮到锅里，就回屋躺下。医生给她输上液就走了，说他三官庙旁边的自留地有点活，一会儿再来。母亲输上液后不久，觉得浑身发冷，身上盖到三条被子，还觉得冷，就让大女儿巧竹快去把医生叫回来。他回来后未予重视，拔了吊针，又给打了一针不知什么药，就又走了。等父亲回来时，发现母亲躺在炕上，急得要水喝。父亲赶快给她倒，她一口接一口，一连喝了差不多两暖瓶，还说渴，还要喝。父亲感觉情况不对劲，赶快去叫医生。村里另一位医生刘软民来了，吕德才也来了，父亲还打发人去15里外的润城公社医院叫来医生，但都已晚了。母亲先是吐了早晨喝的一点圪嚼汤，然后吐水，最后吐血，仅仅一两个小时的工夫，就停止了呼吸。刘软民还给做了人工呼吸，也没有抢救过来。年仅46岁。
当时我过完暑假刚返校一个多月。一天，舅舅在长治工作的内兄到学校找到我，说，“你在家时谁病了？”我说，“我姥姥”，他说，“她去世了，打电报让你回去。”我去向班主任梁老师请假时，他听我说是姥姥去世，先是不同意，经我坚持说家里让我一定要回去，才勉强同意。第二天一早我就坐长途汽车往回赶，下车后走到王村河边等船时，看到舅舅从后面过来，他刚到润城给我哥拍完电报，我这才知道是母亲去世了。我十分震惊，十分悲痛，也十分气愤。到家后看到躺着棺材里的母亲，追究医生责任的心情更为强烈，便给父亲说，不能轻易饶了他吕德才。父亲对吕德才也非常生气，但他说：“我这两天反反复复想过了，到县法院去告他，判他三五年徒刑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他蹲监狱了，咱是出了口气，但他的孩子还那么小，你月姐（吕德才爱人，我母亲的本家侄女）的日子怎么过？人死不能复生，告了他你妈也活不过来。得饶人处且饶人，就放他一马吧！”父亲为他全家着想，以德报怨，宽大为怀，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于是，放弃了对他的追究，把他放了过去。
父亲一方面以宽广的胸怀善待给我们家造成不幸的医生，一方面以坚强的意志承受这个不幸给自己和我们家造成的严重后果。母亲走后，我和我哥都在外地，弟弟妹妹都还小，两个在上小学，一个刚上初中，都需要照顾，父亲便独自撑起了这个塌了半边天的家，既当爹又当娘，背负了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困难。虽然我13岁的大妹妹牺牲了在王村初中未完的学业，回家帮父亲料理了部分家务，但父亲不仅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保持了家的温暖，而且完成了他和母亲未了的建房心愿，还把我们一个个抚养大，成了家，很不容易。
新房风波
我们兄妹们一天天长大后，房子住不下了，我哥结婚还是借邻居的房，因此，建房显得非常紧迫。大概在我哥当兵前后，父母就商量要盖新房。
上世纪60年代初农村盖房可不是件容易事，不仅要筹备很大的一笔钱，而且要通过大队和公社批指标、划地皮，而指标公社和村里都控制得很严。还有，那时盖房不像现在可以承包出去，而是所有环节，从筹划到备米、面、石料、砖头、石灰、木料等前期工作都要自己干，开工后，匠人只管砌墙，找小工、做饭等，也要自己找人帮忙。况且那些年村里盖房还没有先例。
当时家里经济很困难，没有一点积蓄，盖房谈何容易。可想而知，他们当时冒着多大的风险，承担着多大的压力。他们凭借在村里多年打下的基础和军属的身份，用地指标公社总算批下来了，但钱还没有着落。父母要盖房的消息在村里不胫而走，人们议论纷纷，有赞赏支持的，有说风凉话，等着看笑话的，连三伯都不相信他们能盖起来。但这些议论对父母没有丝毫的干扰。
1963年春节期间就开始筹备。母亲一连很多天都是带着两个女儿在碾房磨旁碾米磨面，以备开工用，父亲则带着我在河滩刨石头，用牛车拉回去，以备打地基用。我们开学后，他们就自己接着干。开春后，就开始挖土拓砖、拉炭烧砖，除烧砖要靠别人外，其他的也主要是自己干，亲戚也来帮忙，我暑假回来后也帮着干。但盖四眼砖窑，需要好几万块砖，所以从开春一直干到秋季。砖厂露天，就怕大雨。我在家时，一天突然下起倾盆大雨，我和父亲找东西遮盖了一部分垒起来的砖坯垛，母亲也冒着大雨从小一里外的家送来了几张油布炕席，但还是淋塌了好几垛，约上千块砖坯。
料备得差不多了，但母亲突遭医疗事故，不幸身亡，这对父亲无疑是五雷轰顶的巨大打击。盖房的事只得放下。村里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一下他的房子不可能盖起来了，甚至说，别说盖房，这个家也要散了。
母亲去世几个月后，1964年春，父亲决定恢复盖房。在两个女儿和大儿媳吕赛云的协助下，重新开始了未完的准备工作。父亲到中庄找了匠人，定了日期，联系了帮工的、做饭的各方面人手。春分过后又开工了。村里人无不惊讶。
父亲很辛苦，晚上别人都睡了，他还在筹划第二天的事，第二天天不亮又早早起来做准备。在他井井有条的安排下，开工后工程进展得很顺利，十几天就砌到了半人高。但墙砌到一半时，领头的匠人不知从哪里听说父亲没有钱，工程完了也拿不到工钱，于是就突然找父亲，让他先结清前期的工钱才给接着干，不然就停工回家。父亲本打算边盖房边找钱，待完工后再給，这时候突然要钱，他哪里能拿得出？无奈，只得停工。
父亲跑遍了可能借到钱的亲戚朋友，终于凑够了给匠人的钱，这才又去把人家请回来。可是在停工的20多天里，由于风吹淋雨等原因，无形中又增加了工程量，而且重新启动，也增加了许多工作量。工程结束后，他如释重负地对我们说，“咱不欠房了，只是欠别人的钱。钱咱可以慢慢还。”
施工期间，村里的干部和群众都是很支持的。找小工，一叫就来，亲戚更是主动上门帮忙。村里岁数大的人，也是关心的比较多，譬如有个老人，天天到工地附近转悠，关注工程的进度。事后，他对父亲说，“我一直给你捏一把汗，真担心你盖不起来。”
主体工程结束后，后尾工程的工作量还很大，而这些主要就靠父亲和家里人自己干了。首先是拉土垫窑顶。需要用平车（当时农村没有汽车）从村外拉六七十方土料，用箩筐一筐筐吊上去，再铺平，用石碾压实，垫一层压一层，工作量可想而知。我暑假回去时，正赶上垫窑顶。我们在窑顶支了个滑轮，我在下面拉绳，父亲在上面接筐，到暑假结束，还没有垫完。后来父亲还从窑顶掉下来一次，好在没有掉到石头上，伤势不重。垫完窑顶，就是请木工做门窗。住进去以后才铺院子，一直到1970年才建院墙，修大门。
这栋房子使我们家由住不下一下子变得还有富余了，并使居住环境大大改善，独立，亮堂，出行更方便。
从上述建房的过程可以看出，这栋房子来之非常不易，是父亲靠坚强的决心和坚韧的毅力，付出不寻常的辛劳，和母亲给予强有力的配合，并付出沉痛的代价，才得来的。
但是，这栋房子仅住了二十多年，父亲又同意拆了。
上世纪80年代末，望川大队想进行新农村改造。为统一思想，支部书记刘二土带领全体领导班子成员到天津、北京的新农村建设样板村进行参观考察。考察结束后他们来到我家（当时父亲住在北京）征求他的意见，他当即表示支持。他们希望他在旧房拆除上带个头，他爽快地说：“没有问题。什么时候拆，去晋城我大儿子那里拿钥匙就行了。”
拆除我们家的房子时，我哥还真是没有时间回去搬家，还就是他们去拿了钥匙，把房子里的家具和日常用品搬到了大庙，然后把房子拆了。后来，我哥和我回去找家具等物品时，只找到一张长几桌，其他的都找不到了。
两三年后，村里建起了新的住宅楼，按照我们家原来的住房情况，父亲通过抽签，分得两居室和三居室各一套。
制止武斗
1966年席卷全国的“文革”之风，也刮到了农村，正常的生产活动受到了严重影响，各种批斗会、辩论会也是此起彼伏，持续不断。人们的思想像着了魔一样，“亲不亲，阶级分”，有的家庭因观点不同而分成了两派。随着运动的深入，村里的群众组织也应运而生，而且和公社、县、地区相联系，分成了观点对立的两派。
到1967年，各地两派的对立愈来愈严重，斗争愈演愈烈。虽然毛主席当时发出号召，“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但是当地的两派斗争不但没有停止，反而进一步升级。县里的两派互相构筑工事，发生了严重的武斗事件，我们村的两派也势不两立，剑拔弩张，武斗一触即发。在这紧要关头，父亲站了出来，出面做两派头头的工作。
父亲当时是村贫下中农协会主任。他以贫下中农代表的名义找村里两派头头谈话，给他们分析武斗的后果，要他们冷静下来。他说，两派一旦打起来，一个个情绪失控，很容易弄出人命来。自古以来，杀人偿命。不管哪个朝代，社会安定下来以后，都会追究肇事者的责任。你们别以为现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到时候追查下来恐怕责任难逃。经过他苦口婆心地劝说，两派最终没有打起来，而且实现了大联合。
为子奔走
1968年秋，年方13岁还在上小学六年级的我弟弟晚盛忽觉浑身无力，本来他一直承担着给我们家和刚生完孩子住在我们家南院老房的表姐家挑水的任务，但忽然说挑不动了，而且想吃好的。他姐姐她们以为他是变懒了，变馋了。父亲请村里的大夫给他看了看，认为可能是贫血，不是太大事。但元旦前，病情突然加重，连端饭碗的力气都没有了。正在那时,父亲的朋友公社医院的大夫张传勋到望川来，就进去看了看，他建议父亲带他到县医院看看。1969年元旦后，父亲即带他去了县医院，大夫检查后认为他的病当地很少见，像是白血病，如果是就很难治。大夫收他住了院，说输血试试，但医院没有血，让父亲找血源。父亲在医院附近很快打听到一个愿意卖血的，便先给他买了些馒头，让他吃饱，然后叫进医院给输了400cc，晚盛的精神马上就恢复了，像没病一样。大夫骗晚盛说，他是贫血，不要紧。他自己也觉得没事了。住了几天医院后，父亲又让大夫给他输了一次血，就高高兴兴地回家过年了。父亲想带他去西安的大医院看看。过了年，办完大女儿巧竹的婚事后，正月十三就出发了，让他的新女婿王小元背着他，挤上了南下的火车。到西安后，找到在部队军马所当所长的他的外甥卫世芳，然后把晚盛送进了医院。父亲白天在医院，晚上回军马所。医生诊断晚盛是白血病，说是不治之症，只能回家养着。父亲把他的病情及时写信告诉了我。我当时在上海上学，当即回信让父亲带他来上海的医院再看看，并同时给全国治疗血液病有名的上海华山医院、天津血液病研究所等几家医院写信咨询。父亲回信说没有必要了，准备再给他输些血，带他回家。这几家医院也均很快回复，都说这个病尚无有效的治疗办法。看来实在无力回天了。父亲想尽量瞒着晚盛，让大夫给他说是贫血，并带他到大雁塔等处玩了玩，让他思想上轻松些。回家时他还挺高兴。因和他同住一个病房的病友是白血病，因而他对白血病的症状和严重性也有所了解。回家后给他两个姐姐说，“幸亏我得的是贫血，要是白血病就完了。”但他的病发展很快，他自己感觉也越来越不好，后来他说“看来我是白血病，你们是在骗我。”我不久也赶回了家。父亲为了安慰他，给他说有偏方能治。明知没有希望，但还是让我骑自行车去六七十里外的沁水县十里村找一个半神半医的土大夫求药。在那里，我看到求医拜药的人确实很多，旅店住满了，街上晚上也睡了很多人，除了本地的，还有从河南来的。所谓“大夫”，看病给药也不要钱，只收红布等实物礼品。我等了一天才看上，但求回来的只是分为几小包像香烟灰一样的所谓“药”。晚盛吃了一二次，毫无好转迹象，又过了一天，5月24日晚上，他说做了个梦，梦见屋里四面墙上分别挂着马恩列斯的像。深夜11点多，便离开了人世，年仅14岁。
晚盛年岁虽小，但聪明好学，有志向，爱说爱笑，性格活泼。曾给我说，“我长大要当县长，看谁还敢欺负妈！”他学习成绩很好，对未来充满憧憬。夭亡前不到三个月的2月26日，在给我的信中说，“我们六年级在12月份以前毕了业，现在准备升中学。”父亲很喜欢他。他的突然离去，无疑对父亲是极大的的打击，但父亲不管内心如何痛苦，表面上仍和往日一样，还给我们做工作说，他的病不是不给他治，是实在治不了，是当时的医疗水平所限，救不了他的命。
给晚盛治病欠下了别人不少钱，有的急需要还。父亲无奈，就去找县民政局局长，原润城公社党委书记李方成请求帮助。李方成很同情，让民政局通过救济补助，帮助他解决了一大部分医疗费用。
热爱生活
父亲虽然前半辈子生活在贫困、战乱、灾荒和社会动荡的岁月里，后半辈子又经历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和农村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以及疾病的折磨，经受了中年丧妻老年丧子的沉重打击，但是他活到了83周岁，成为当时梁氏家族中年龄最长者，这和他对生活、对困难、对疾病的态度以及他的生活习惯不无关系。
他对美好生活充满向往，并为之而努力。我们家搬到望川后，他曾对我们说，望川欺生，咱们是外来户，如果不比别人坚强点，过得比别人好点，很难在望川站住脚。他看问题有长远眼光，常说，“什么事情都要看远一点，不能只顾眼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由于他一步步计划都想得比较周到，一件件事情都处理得比较妥当，因而赢得了村里人的佩服和尊重，自己心情也比较舒畅。
他遇到困难、问题不躲避，常说 “不管什么事情来了，首先不能怕，怕没有用，要想办法解决。”“办法都是想出来的。”母亲去世后，他说，“天塌下来，日子也还得过下去。”他在北京时，看到找我办事的人比较多，就对我说，“人家找你，说明人家看得起你，只要能办的，就要尽量想办法给人家办。”
他喜欢旅游，从中开阔眼界，享受快乐。他每次到北京来，都要问问有没有新建的公园，没有新的，旧公园也要去转转。一次我陪他去逛景山公园，看到三位长老坐在一条长椅上聊天，他也在对面椅子上坐了下来，问人家多大年纪？得知一个85、一个87、一个93岁后，他很震惊，说，“我第一次看到你们这么大岁数的，身体还这么好。”这使他更增强了长寿的信心。
他在少花钱的前提下，创造了多次高速一日游的奇迹。
上世纪80年代，北京到天津之间开通了一段时间的飞机，票价20元。他当时还没有坐过飞机，我便给他买了一张机票，让他自己去体验一下。他回来后说，那架飞机只坐了连他五个人，20分钟就到了，非常快，也非常平稳。他在天津下飞机后，游览了塘沽新港，还进到港区码头，看了停靠在港口的轮船，晚上就坐火车回来了。很累，但是很高兴。
还有一次，他想让我利用周末陪他去北戴河看看。当时每周只休息一天。鉴于到北戴河的火车只有慢车，往返时间很长，车次也少，于是我们就周六晚上出发，凌晨赶到北戴河。看了日出，又去了山海关、老龙头和孟姜女庙等处游览，最后连走带跑，还截了个三轮车带了一段路，匆匆赶到北戴河火车站，直接上了将要开出的返回北京的最后一趟列车，上车后才补票，到家已是深夜。
1992年，他已70多岁，在我哥的陪同下，他又是一天游览了五台山的各个著名寺院，并登上了最高的菩萨顶。
我到珠海工作后，1995年他大孙女朝霞陪他到珠海玩，我和朝霞又一起陪他坐船，一日往返游览了深圳。
后来他又创下两日游澳门，两日游沪、杭、苏三市的记录。
游上海等三地时，我们从北京出发，坐飞机到上海，看了外滩和南京路，还到我的母校同济校园转了一圈，晚上坐双层列车前往杭州，凌晨到达，游了西湖、灵隐寺、岳飞庙等处，连夜乘京杭大运河上的客船（都是双人卧铺包间）前往苏州，早晨到达，游了虎丘、留园等景点，下午坐火车又回到上海。这次，虽然时间安排得很紧张，而且游西湖时还下起了小雨，风也很大，天很冷，但是他看到了江南的景色，体验了新的交通工具，心情很舒畅。在上海住了一夜，第二天乘飞机离开，我把他送到宝鸡叔叔那里后才去珠海。
他对于生病，认为是不可避免的事。常说，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生灾害病！因而采取随遇而安的态度。同时又认为，精神因素是致病的主要原因，也是治病的重要法宝。曾说，要少生病或者生了病想好得快，都要会自己给自己宽心。看问题不能钻牛角尖，要既想想坏，也想想好。他在望川时曾去看村里一个卧床不起的朋友，回来后说，他是个呛上水的把式，经不起打击，他的病很难好。
他一生不仅生过不少病，也动过痔疮、小肠疝气和胆结石等三次手术。每次病了，他的心态都很平和，能忍就忍，从来不轻易叫疼，即使得了胆结石，后来又得了贲门癌，也没有说过疼。
他的痔疮手术是在老家公社医院做的，当时有两个妹妹照顾。疝气手术是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做的。他住院后，我单位要我带队去密云安装队搞整党试点工作，不能去照顾，我给我爱人说后，她说她可以去，尽管不方便，但别无选择。我给父亲说后，他说，“你去吧，没关系！”手术后，他能自己做的事情，都是自己做，实在自己不行才让儿媳帮忙。胆结石手术是在北大医院做的。开始时，大夫在门诊上用刚从日本学来的从食道插管取石的办法做，虽然他很难受，但一直强忍着，手术做了很长时间，最后失败了。马上收住了院准备做开刀手术。当天夜晚体征突然恶化，血压低到约40-60，脉搏变弱，人出现昏迷。守护在旁边的我当即找来值班大夫，正在值班的主任医师刘国礼看过后，连夜执刀给他做了手术。手术很成功，但出现一个问题，刀口有点感染，几天了都长不上。刘大夫说，他在美国听说白糖可以帮助愈合，让我买一斤白糖每天在刀口上撒点试试，会有点疼。按此办法试后果然灵验，但父亲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叫疼。
父亲四五十岁就患有关节炎，一直伴随他后半生。我也带他到北京积水潭医院看过，大夫说属于退行性关节炎，没有特效药，只能自己注意保养，适当锻炼。于是，他就不再去医院看了，就自己保养锻炼。平时，他每天上午坚持出去活动，一边和朋友聊天，一边按摩关节。
父亲原来吸烟也很厉害，没有钱买烟，就自己种烟叶，晒干后，搓碎了用烟袋吸，为招待朋友，有时也买一二两烟丝。他的自我控制能力很强，自从在北大医院住院做胆结石手术时，听大夫说，吸烟对身体有害，他就戒了烟。
父亲心态平和，不挑吃不挑穿。他白天很少躺着，没事干的时候，就看看书看看报，后来有电视了，也看看电视，晚年生活比较平静，但不寂寞，也不空虚。
从容离世
2001年，父亲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吃饭哽噎，胃不舒服。2001年8月我哥带他去晋城人民医院检查后，诊断是癌症，于是就立刻带他来北京。经北大医院确诊，是贲门癌。大夫说，他的癌细胞是恶性程度最高的一种，而且已到晚期，癌细胞是否已转移也很难说。还说，可以做手术，但术后效果不能确定。我和我哥当时主张做，便请大夫收住了院。为避免父亲背上思想负担，我们给他说，他得的是胃溃疡，可以手术治疗。
住院后，我找到曾被评为全国十杰青年的中医治癌专家王振国（我俩是1993年在我们公司举办的墨西哥“中国商品展销会”上认识的）咨询，他看过北大医院的病理分析报告后说，手术治疗已没有意义，中医也不可能治愈，但如果吃他的药可减轻痛苦。他说，“因为我俩的关系我才这样说。”我问他大概还有多长时间，他说，不会超过半年。
在进一步了解了二伯母患胃癌的治疗和晚期情况，并征求了叔叔的意见后，为了让他晚期的生活质量好点，我们兄妹四人经过商量，倾向不做手术，用王振国的中药治疗。于是，给父亲说，你的病不做手术吃中药也可以治，你看还做不做手术？他说，“那就不做了。”于是我们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到我家后，他要求马上回山西，而且要求回山西后，不在晋城住了，直接回望川老家。于是，我哥和我陪他到晋城后，进我哥家拿了他的衣服等用品，就由我陪同直接回了老家。
回去后，第二天晚上望川党总支书记刘二土带领全体村干部在村里的饭馆请他吃了一顿饭，说村里没有忘记他为村里作出的贡献，欢迎他回来。他非常高兴，并给他们说，“我回来是要享受享受新农村的生活。”
二土说的没有忘记他对望川的贡献，还真不完全是恭维话，他确实帮村里办过不少事。远的不说，仅新班子上世纪70年代上任后，他虽已年迈，长期居住在外，但也通过两个儿子给村里办了不少事。譬如，让我在北京通过我们局长的关系帮助村里购买喷雾器和东风牌大卡车。大队干部来北京参观新农村建设典型示范村，以及派人参观北京小学、北京四中校舍和南湖机砖厂等时，又让我给予接待和联系。
望川的新农村建设搞得也确实不错，建了十来栋多层住宅楼、现代设施的小学、老年公寓（当时在建）和老年活动场所，如门球场、棋牌室、麻将室等，还建有小型公园。其他配套设施，如招待所、饭店、小商店、公共厕所等也一应俱全。住宅楼里开通了自来水和管道煤层气，冬天还集体供暖，生活十分便利。建好后，他还没有回去住过，所以，他在干部面前那样说，他们也不会怀疑。
我在家待了十多天，置办齐基本生活设施后，就返回北京上了两个来月的班，他则由我两个妹妹照顾。他每天出去和乡亲们打打麻将，聊聊天，有说有笑，心情还很愉快，直到去世前十来天才不再出去。对于他的病，我们对村里人都没有明说，因为怕传到他的耳朵里，他的牌友居然也没有看出来，看到他几天没有出去，有人还上门来问他为什么不出去？
他回去后，他的侄儿、外甥及孙子辈们都去看望了他，他弟弟带着儿子也从宝鸡专程回去看望了他，他想念的亲人都看到了，所以，心情很高兴。
王振国开的中药，可能有一定作用，也可能是父亲心态平和，控制力强，怕我们跟着他心里难受，一直没有说过哪里疼。但他的病情发展很快，9月13日离开北京时，还不象有病的样子，仅仅过了4个多月，就消瘦得变了形。随着病程的发展，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真实病症。一天，他给我们说，“谁都要有这一回，我的岁数已经是梁家男性中最大的了，到现在为止，以后的不敢说。我知足了。”他说这话时，语调平缓，神态自若，好像在说别人。这充分说明，他不仅知道自己是什么病，而且已做好思想准备。他不问到底他得的是什么病，也不再提看病的事，更说明他心里有数，只是不给我们说破罢了。
他对自己的后事，都已安排妥当。1974年，他二女儿苏竹把屯城要卖柏木的消息告诉了他，他就让苏竹帮他买了一副做棺材的柏木板。上世纪80年代又择了个闰月请木匠给做好。2001年农历润四月，他又住到苏竹家，让漆匠给上了黑色油漆，漆匠还在棺材两侧画了八幅“八仙过海”图，他非常满意。他的送老衣服也早已准备好。2001年9月回望川后，先是对房产等财产做了处置，临终前十来天，他又详细给我们交待了身后的有关事项。如找谁帮助整理母亲的遗骨，找哪个阴阳办理下葬的事，寄放在别处的我弟弟的遗骨怎么随着他带出去，以及哪些事只是走走过场,做给村里人看的，不要当真，等等。在农村旧的丧葬习俗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他能如此开明，而且在病情危重的情况下，还想得如此周到，如不是亲身在场，真难以相信。
临终前几天，他给我们说，他做了个梦，梦见了花果山（母亲坟地所在的整个一山地当时全是苹果园）。我们感到，他是以说梦的方式来提醒我们做准备。
2002年1月15日，我接到公司电话，说中房集团公司要开年会，通知我回去参加。我当时看父亲还能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一顿还能吃一小碗饭，认为十天半月之内不会有问题，就跟他说，我回北京开两天会就回来。他说，“你去吧，反正我死了也会有人把我抬出去”。我一听，这分明是不想让我走。正巧那天他外甥女秋菊两口子从阳城县城来看他，外甥女婿接善是个医生，我就问他，“你看还能坚持几天？”他说，“就在这两三天，超不过一个礼拜。”我一听，赶快打消回去的念头，向单位请了假。当我告诉他说不走了，他紧锁的眉头才舒展开来。
我儿子梁展当时在芬兰留学。那天送走客人后，我觉得需要将他的病情给梁展说一声，不是让他回来，而是想让他思想上有个准备，免得以后感觉突然。于是，打电话告诉了他。但他得知后，执意要赶回来看看爷爷。说如果不回来，会后悔一辈子。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他后，他嘴上虽说不要让他回来，但看得出他心里很高兴，很希望能看到他。
1月18日，我舅母要来看他，他说，“快把送老衣服给我穿上，让你舅母看看。”自那天穿上后，他就再没有让脱下来，说明他已经做好了临终的准备。
1月19日上午，梁展日夜兼程赶回来了，他很高兴。下午，他说要“合个影”，虽然语音模糊，声音很低，但在他身旁的大女儿巧竹立刻听懂了他的意思，于是我赶快拿出相机，拍下了他生前最后两张照片：一张是和巧竹、梁展（他的大孙子）的合影，一张是和成鹏（他的大外孙）、梁展的合影。                                    
1月20日，梁展说去看看他姥姥（距离望川15里），第二天就回来，给他打招呼时，他点了点头。结果当天深夜大约凌晨一二点钟咳嗽了几声，睁开眼看了看，示意想坐起来，守护在旁边的孙女便扶他起来，可是坐起来后气就背过去了，当时我也守在旁边，让赶快放下，气才缓过来。我感觉情况不好，赶快把那些天一直在陪护的我哥和两个妹妹叫醒，并同时给梁展打电话，让他舅舅连夜把他送回来。大约凌晨六点多钟，父亲又有点咳嗽，又有人想扶他起来，我又让赶快放下。这次放下后，就一直闭着眼睛，静静躺着。梁展一直扣着他的脉搏，开始还有，后来说不跳了。他说后，我摸摸鼻下已经感觉不到呼吸，再扣扣脉搏，确实也摸不到了，再看看眼睛瞳孔，已经完全散开，于是给大家说，不行了。从此再没有醒来。这时是1月21日(农历十二月初九)凌晨6点半钟。在我们兄妹四人和孙子孙女外甥们的围拢下，他安详地离开了人世，像睡觉一样，面部表情很平静。             
父亲离开我们虽然已经十八个年头了，但是，他仍然活在我们心中，他的思想、智慧和品德也将永远影响和激励他的后人。
后记
2019年父亲诞辰100周年时,我就萌生了写写父亲故事的念头,以示纪念，并想让后人对他和他所处的时代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从中有所受益。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我家盛哥和苏竹妹的大力支持。我哥给我补充了不少我不了解或者没有想到的情节，并提出了一些宝贵的修改意见。苏竹妹一方面给予我很大鼓励，一方面也帮我纠正了文中的一些错误。大妹夫王小元也在肯定的同时指出了错误之处。他们都提供了一些珍贵的照片。
在编写过程中，我爱人彩荣也给予我很大支持，不仅给我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写作环境，而且也是我的第一个读者，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
此外，我的一些堂表兄弟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对上述亲人给予的支持和帮助，深表谢意！
对文中我记事之前和未曾亲眼所见的故事，虽然都是亲耳听父亲所讲，但有些情节或者当时就没有听明白，或者因时隔久远，记忆已模糊(包括部分我所见的经历)，因此，虽力图展现历史原貌，但难免还有错误或不当之处，欢迎不吝指正!
                   2020年8月

补记：
“瘟疫不染”中所讲的爷爷得的“瘟疫”，今看过《功勋》-屠呦呦的事迹后，经查证，可以确定是疟疾。这是由感染疟原虫的雌性按蚊叮咬所致的寄生虫传染病，症状为反复出现的间歇性寒战、高热，大量发汗后缓解。和父亲当年所述的病症完全一致。当地所以称之为“汗病”，大概是因看到病人大量出汗而命之。
治疗疟疾的特效药是1967年成立中国疟疾研究协助项目后，屠呦呦于1971年取得中药青蒿素筛选的成功，72年从中药青蒿中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命名为青蒿素，经实验室对鼠虐、猴虐使用抑制率达100%，73年又经临床试验取得同样效果而诞生的抗疟新药。现在对这个病不用再担心了。
                     2021.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