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老家在胶东半岛的一个小山村，家中是普通农民，有几亩薄田，她生于1930年仲秋，是家中长女。
母亲自小就是个有主意的，刚四岁，姥姥要给她裹脚，用白布裹上，她就哭，一直哭了一天一夜，不吃不喝，嗓子都哭哑，最后姥姥实在心疼，只好打开，再没给裹。自那时起，家人都知道她性子犟，要做的事，谁也拦不住。
母亲很受姥姥姥爷偏爱，家里7个孩子，有三个男孩，但姥爷姥姥吃穿都向着她。小时候母亲身体不好，挑食不爱吃粗粮，特别瘦，姥姥从娘家带回一点白面，舍不得吃，都是悄悄就着屋里炕洞烧的火，用大铁勺淋个白面饼给她吃，舅舅们都没有这待遇。

母亲在村小学上学，学习认真，人也聪明，书背得好，还能讲出其中的道理，老师常让她给班里的学生讲书。书讲多了，说话就特别利索，反应快，少有人能说得过，被人说是个厉害的女子。她曾到镇上见过穿军装的女战士，说话做事很神气，她心里羡慕，一直梦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像她们一样。
母亲小学毕业，恰逢日本鬼子对胶东实行扫荡，烧杀抢掠，学校也被炸毁，近两年时间母亲在跑反和躲藏中度过。直到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八路军解放胶东，才恢复了正常生产生活。
按老家规矩，女孩上四年小学，能认个字，不是睁眼瞎就要回家干活。母亲想继续上高小。高小在离家八里路的镇上，去上学，就不能帮家里干活。姥爷姥姥不同意她继续上学。
“为了上学，我什么法都用了，哭、不干活、不吃饭、不睡觉，找村干部工作，最后家里勉强同意，但要求必须干完活才能去上学，我答应了。每天早早起床，生上火，把早饭做到锅里熥上，上山割猪草，背着猪草回来，早饭就好了。我吃两口饭，带一个饭菜团子上学，晚上回来，还要纺出二两线才能睡觉。”母亲晚年诉说当年的情景时很平静，语速也快，仿佛那都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
到镇里上学的女孩只有母亲自己，一个人走山路心里也害怕，但她还是坚持了两年。
上学的山路都是土路，下雨下雪就泥泞不堪，每年母亲只有两双新鞋，所以都是赤脚走路，到学校才把脚擦干净，拿出鞋穿在脚上进教室。可脚长的快，鞋把脚趾头挤得都蜷起来，大脚趾都被挤变形了。
晚年随母亲生活的姥姥姥爷曾对我说过：你妈要是个男的，可不得了。
母亲上高小时，家里弟妹也上学，本来男孩可以多上几年，但家里需要人干活，姥爷就让大舅和二姨辍学回家，大舅帮助姥爷干农活，二姨帮姥姥纺线、喂猪。
全国解放后，经济条件好了，母亲对弟弟妹妹们有求必应，给钱、给衣物、给粮食、帮弟妹子女找工作。小姨的儿子上大学，母亲就让姐姐哥哥和我资助上学的外甥。大概是母亲觉得对弟妹们有亏欠，想用这样的方式做补偿。

高小毕业，母亲回到村里小学教书。业余时间组织妇女识字班，帮助部队做鞋、收军粮。打听到附近县城招女兵，到村委开了介绍信，一个人踹着干粮，独自走几十里山路，找到招兵点，经过两轮面试、笔试，最后被录取。
回到家里，母亲和姥姥说要去当兵，明天就走。向来沉静的姥姥霎时慌乱起来，说：你爹去支前还没回来，现在到处都在打仗，当兵多危险呢！你一个女的怎么行？不能去。
母亲一边收拾自己不多的几件衣服，一边和姥姥争辩：“在家除了种地，还能干什么？我去当兵，将来有出息了，就带你和爹去过好日子。”那天夜里，母亲说直到很晚还听到姥姥的叹气声。
第二天一早，母亲离家时和姥姥告别，姥姥竟没有出门送她。

参军后，母亲工作积极，作为培养对象，多次被送到学校学习，为了养育儿女和支持父亲工作，放弃了两次上大学机会。
第一次是1952年母亲在华北军区速成中学学习，中学毕业会保送医科大学，学习半年后因怀孕反应严重，难以坚持学习，只好退学。第二次是1955年母亲在东北财经学院速中学习，计划毕业后进入东北财经大学深造。学习了一年多时，父亲也被部队选派到南京军事指挥学院学习，学制四年，他没有告诉母亲，直接找到东北财经学院领导，以母亲身体不适为由，申请退学。办理完手续，父亲才告诉母亲，他即将到南京学习，要母亲带着孩子一起去，他已办理了退学手续。母亲再一次失去上大学的机会。
我不知道当时母亲是怎样的心情，但以后的很多年，母亲常常开玩笑说，自己学历最低，是家里最没文化的人。
父亲的工作调动频繁，他们夫妻经常是两地生活，但感情非常好。父亲在家庭团聚时，每每感谢母亲对他工作的支持和为家庭做的牺牲，特别是放弃两次上大学的机会，从未埋怨过。
我曾问母亲，父亲擅自做主为她办理退学，她生气吗？
母亲说：“到军事学院学习是部队对你爸的培养，只要党信任他，组织重视提拔他，我可以放弃一切。”
我不知道那个年代的人是不是都这样无私，但母亲对父亲是真正全心全意支持和照顾，不曾顾及自己。

今年春节，家人团聚，请母亲致辞，她很高兴，说了很多，但最后又一次提到了放弃上大学的事，“我这一辈子很幸福，很满足，虽然放弃了两次上大学的机会，但是不后悔！”
再次听母亲这样说，我心有所感：没能上大学，其实是母亲心中的遗憾，虽然她说不后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