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春节和清明节及其前几天，去市人文公园扫墓的人络绎不绝，有关部门倡导市民错峰祭扫。
     这个时候，在我们为父母亲扫墓的这一天，负责准备祭品的兄弟姐妹需早上5点半钟起床，作扫墓的相关准备。然后于7点钟赶到市人文公园，和头一、两天相约的兄弟姐妹一起前往七星苑，为父母亲扫墓。
     父母亲是家里的最大功臣。他（她）们在半个多世纪艰难而又甜蜜的岁月里，相携相伴，负重前行，为养育子女、培养后代、建设家庭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子女以及子女的子女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留下了美好和终生难忘的印象。
     正因为此，在父母亲去世后，我们制作墓碑时，刻上了已出生的大家庭所有成员的姓名，以表达大家对老人的尊敬和怀念。考虑到绝大多数子女居住在萍城的情况，我们特地将父母亲安置在市人文公园，以方便家人们祭扫以及平时从外地回萍亲人看望。
     父亲是由于脑血管瘤破裂，请省直医院专家做介入手术引发并发症，住院近3个月医治无效，于2020年12月3日逝世的，享年82岁。母亲是由于父亲去世而悲痛过度，于父亲逝世后的第二天，即父亲逝世后12个多小时去世的，享年83岁。
     如果说父亲的逝世，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话，那么母亲的突然去世犹如晴天霹雳。虽然有亲朋好友前来劝慰：两老一起走是修得来的福分。但任其如何劝解，我们都无法接受这个残酷无情的现实。
     在父母亲去世后，尤其是母亲突然去世后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们一直未走出内心的悲伤。虽然在春节、清明节和父母亲的生日、忌日等时间节点，前往父母亲墓地祭拜，能够得到些许慰藉。但在平日下班回到家，忙完家务、夜深人静时，思念的潮水和着悲伤的泪水不断涌来，撞开记忆的闸门，父母亲生前的一点一滴不禁浮现在眼前。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家里人气比较旺。那时，我们家住在芦溪县张佳坊乡杂溪村，住的房子虽狭小、潮湿、又阴暗。但由于小学毕业的父亲多才多艺，会吹笛子、拉琴子、唱高腔、讲故事，加上母亲为人热情、善良贤惠，吸引着左邻右舍前来打坐。家里与分灶吃饭的爷爷奶奶共用一间客厅，厅堂常是宾朋满座、热闹非凡。
     温饱问题是那时困扰在农村的重要问题。农户家里即使有劳动力，赚的工分多，粮食可能比较充足，但由于经济不活跃，导致家人穿着破旧，炒菜少油水。上山砍柴时，“宁愿划破手脚，也不能扯破衣裤”。因为“划破手脚能自愈，划破衣裤没钱买”。这就是当时真实情况的反映。
     好在那个时候村民们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农闲时节和吃完晚饭后，仍设法给生活找乐子。我家就是他们的去处之一。
     我家虽然住在农村，但父亲不会干农活，家中无劳动力。鉴于当地爆竹需求大、村民做衣服不方便的情况，父亲拜师学做爆竹，母亲拜师学做缝纫。做爆竹技术难度最大的是炒硝、折纸、切纸，这些都由父亲来做。筑爆竹，插引，扎、封爆竹，相对难度不大，能干点活的人都可学着做。可惜已出生的兄弟姐妹都还小，无法胜任。做缝纫只靠母亲一人做，大家帮不上忙。父母亲辛苦赚钱买工分，再去村里分粮食，或请人搞种养，以维持全家基本生活。
     后来，随着兄弟姐妹的增多，现有的房屋难以容身，生活入不敷出。窘迫的家境迫使年龄稍大的兄弟姐妹加入了做爆竹的行列，分灶吃饭的爷爷也来帮忙。母亲既做缝纫，又做爆竹，更是忙个不停。全家齐创收，既满足生活需要，又为盖新居作准备。从此，做爆竹和做缝纫的操作声，代替了以往的笛声、琴声、歌声和讲故事声，农闲时节和晚饭过后，来家里的人也随之减少。
     与现在农村都是盖水泥钢筋房不同，那时我们家乡时兴的是建筑土房。在建房过程中，其中打地基、筑土，做门架、门窗、楼面梁，做瓦片、瓦片梁等都是建筑土房的“技术工种”，需花钱请师傅来做。挖土、挑土，工作量虽大，但无技术含量，一般是请亲朋好友来帮工，只管用膳无需付工钱。
     即便是这样，在农村盖房，都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尤其像我们家建房既无技术力量，又无劳动力，粗活细活，基本上都要请人来做。虽然通过做爆竹、做缝纫，改善了家庭生活，也有一些积蓄，但远远达不到盖房的条件。但父母亲建房决心已下，硬是迎难而上，在争取村里办理批地皮、批木竹砍伐手续的同时，依靠亲朋好友帮忙，将4栋3间（相当城里现在的4室2厅）筑土房盖起来了。
     新居建起来以后，将老家具搬过来的同时，请木工做了几件新家具，一家人终于住上新房了。但新居好住帐难还。由于建房时，不仅家里倾其所有，而且借了外债，欠了工钱。针对这种情况，一方面一家人节衣缩食，粮食不够吃，吃了上顿愁下顿，只好经常煮稀饭充饥。另一方面挖掘潜力、开足马力做爆竹、做缝纫。全家齐努力，赚钱糊口还帐。
     由于受割资本主义尾巴等极左做法的影响，我们有时白天不敢大张旗鼓做爆竹、做缝纫，就只好晚上做。深更半夜时，别人家都睡觉了，我们家经常是煤油灯光通明，一派繁忙景象。我们不仅辛苦，还难免第二天腰酸背痛。但大家在一起做事，有说有笑，倒也苦中有乐。由于随着兄弟姐妹的长大，缴用也大，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将欠帐还清。
     还清欠帐并不意味着家里的负担减轻了。因为这个时候，在兄弟姐妹中，未上学的要离家开始上学，晚上才能回家；已上学的要升入高年级的学校读书，离家里越来越远，周末才能回家。这样，平时做爆竹人手无形中减少，收入也就减少。家里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加大了。于是，父母亲又在挖掘潜力上做文章。待已读书子女在晚上或周末回到家，就动员子女们来做爆竹。为了充分调动子女的积极性，还采取计件的办法对其进行奖励。多创收，确保家里正常运转。
     1976年，我被选拔为江西省首届滑翔学员。学习和训练将近1年之后，于1977年参加选飞光荣入伍。从此之后，我虽然不能为家里做爆竹，但作为滑翔学员的家属和后来的军属，家里在生活方面，还是得到了乡、村的一些照顾。按照父母亲的话说，这是家庭生活转好的开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农村地区实行自主经营，包产到户的政策，我们家也分得了田地。政策好，全盘活。虽然我们家没有劳动力，但可以放开手脚做爆竹、做缝纫，发展家庭经济。然后，请人耕种粮田、搞种养，生活水平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了较大提高。
     由于我们这个新居是紧挨老房子而建，离新居不远是一条小河，小河下面是一座木桥，称得上是小桥、流水、人家。非常实用，景色又美。最大的缺点是新居地处山区，交通不便，没通公路。即使后来通了公路，也是土路，而且到不了家门口。平日生活都不方便，遇到病痛更是不便医治。尤其是病情严重时，给不了抢救的机会。
     随着年龄的增大、病痛的增多，父母亲觉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一个大胆的设想——搬家，在父母亲心中逐步形成。
     在市区安家是父母亲久已的心愿。但当他（她）们实地看房后，了解到拆房买房资金都还短缺，再加上弟妹们读书需缴用，如果借钱买房，会加重家里的负担。虽然那个时候父亲已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但工资不高。如果在市区购房，家庭经济无法发展，难以保障每天必需的生活开支。再三权衡之后，父母亲果断决定，暂先将家搬到母亲的娘家所在地——南坑镇阪田村居住。
     就这样，在爷爷奶奶去世几年之后，我们拆除居住了10几年的筑土房，将木料、瓦片运出。在阪田村和亲朋好友支持、帮助下，和已经结婚的大妹家一起买下一层平顶住房的基础上，再加了一层。全家人都搬至阪田居住，只是和大妹家是分灶吃饭。
     阪田村离市区20多公里，离镇5公里，公路四通八达。虽然我们家和妹妹家搬到阪田居住后均未分粮田，但屋前有菜园子，可搞种植，屋内可做爆竹、搞养殖。随着形势的发展，村民购买服装方便，母亲逐渐不做缝纫了。由于父亲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后，未及时调入家里所居住镇工作，一星期只能回家一次。每次回家都途经市区，在我家吃午饭。父亲不在家时，母亲一时兴起，学着炒硝，不慎引起大火，将母亲脸部严重烧伤。虽作为萍矿职工大弟的家属，母亲得到较好治疗，未留后遗症，但从此家里不再做爆竹了。
     为弥补收入的不足，后来母亲又学会了做包子，销往本村和邻村。这个时候，父亲已从外乡调入村小学，多少能帮些忙。通过共同努力，家庭经济继续得到发展，一家人不愁吃、不愁穿，生活过得称心如意。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不问政治，但懂得最朴素的道理：家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得益于有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据父亲说，邓公去世时，我母亲掉了眼泪。
     在阪田村居住10几年期间，在大中专读书的兄弟姐妹陆续毕业，被分配了工作，并相继在市区等地成家。这时，已先期将家搬至市区的大妹家新盖的住房，由于建设需要拆迁。为实现父母亲在市区居住的心愿，同时也解决大妹家的住房问题，在父母亲满60大寿不久，经两家商量，卖掉阪田住房。将资金整合在一起，在市区购置了独栋3层的私房。其中大妹家住1、2层，父母亲住3层。
     考虑到兄弟姐妹回家看望父母亲，人比较多，3层不够用，为4层敞开部分搭了棚子，一并使用。之后，又由3兄弟出资，在3层之上加层，形成了新的4层。这里也就成了大家庭的厨房阵地和“宴会厅”，大家在一起，喝酒侃山，好不热闹。
     在我们6个兄弟姐妹中，除2妹在深圳安家外，其余的都住在市区。在住在市区的兄弟姐妹中，除分灶吃饭的大妹全家是和父母亲住在一起、满妹全家和父母亲一起住了短暂几年之外，其他时候，4个兄弟姐妹都是自立门户，但离父母亲住地不远。这样，在节假日和其他休闲时间去看望父母亲比以前方便多了，父母亲也为经常能看到子女而感到高兴。
     父母亲疼爱子女，不想给子女增加过多的负担。从阪田搬到市区居住时已是60多岁的人了，还将大妹在阪田开药店的药柜搬至市区，在离家不远处开了一家药店，由父亲和大妹经营。只是由于竞争太激烈，经营几年之后，难以为继，只好将药店转让。
     也就在这时，发现母亲由于为家里的事长期操劳过度，身体透支，难以继续做家务了。为更好地照顾父母亲的生活，在他们搬到市区居住几年后，我们3兄弟为他们请了保姆，在深圳工作的2妹也有时给父母亲零花钱，贴补家用。
     父母亲喜欢热闹，在市区居住后，组成了他们的活动圈子，或打麻将，或聊天。偶尔还去乡下亲朋好友那里串门。有车的兄弟姐妹有求必应，热情搞好服务。父母亲满70大寿，兄弟姐妹为其做了寿酒，他们非常高兴。父母亲满80大寿，按乡俗未做酒，但客人不请自来，还是摆了几桌。父母亲在市区住的20年，不愁吃、不愁穿、不愁玩，总的过得轻松又自在，生活得较为幸福。
     纵观父母亲的一生，各有各的特长。为了养育子女、培养后代、建设家庭，他（她）们倾情、无私奉献，将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
     父亲虽然不会干农活，但会教书、做会计、司药。那个时候，按照乡里安排，这些工作他都做过，做的时间最长的是教书。父亲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后，一直从事教学工作。不论做什么工作，大多数时候工作地点离家较远，工作日不能回家住。
     碰到这种情况，父亲只有在星期日和节假日回家时才可以做爆竹。或利用这个时间炒好硝，折、切好纸，以确保他离开家后，做爆竹能正常运转。父亲曾有几年时间，专门在家做爆竹，买工分养家。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家做爆竹运转最有序、效益最好的时候。
     母亲的最大特长是持家。全家的大小事情由母亲来打理，父亲全力支持配合。母亲目光远大，意志坚定，认准了要到市区居住，一时条件不具备，就分两步实施，最终实现目标，将家搬至市区，生活了20年。
     母亲深谙“农村孩子要读好书才有出息”的道理，不论条件多艰苦，都坚持供子女读书。除我早已参加选滑、选飞先后被录取，未参加高考外，其余5个兄弟姐妹，有3人考上了大、中专学校，转了商品粮户口。文凭不高，但含金量高，他（她）们毕业后都被安排了工作。对于没有参加工作的子女，搬家时一同迁出，不落下1人。这样，不仅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共享幸福时光，而且确保大多数子女的子女受到良好教育，上了大学，有了出息。
     父亲在居住地所在村之外的全乡其他地方工作时，自然只有星期日和节假日才能回家住。这样，在父亲不在家的日子，全家的吃喝拉撒睡都要由母亲操持，父亲帮不上一点忙。父亲在外工作，收入不高，全家的生活开支主要靠做爆竹、做缝纫来保障。繁重的家庭负担压得母亲喘不过气来。
     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母亲一方面不厌其烦做好家务。另一方面组织力量加班加点做爆竹、做缝纫，增加收入。同时，干男人该干的活，经常挑尿，有时还要挑粪浇菜，保证疏菜生长良好和充足供应，满足家庭生活的需要。
     做爆竹赚微利的特性，决定要增加收入就要多销售爆竹。为了拓展销售渠道，在父亲不在家的日子，有时母亲和我天没亮就起床，挑着爆竹冒着上下陡坡的惊险，经过翻山越岭的苦楚，艰难行走，将爆竹销往离家较远的南坑，并当天赶回家。甚是辛苦，但很值得。
     父亲还会行医、写对联和操办红白喜事。父亲只要在家，或虽不在家、但事先有约，不论做什么事，不论时间早晚，都是有求必应。
     我们曾住的杂溪村，医疗条件比较差。周边村民患病有不去医院治疗的传统，一般都是请我父亲诊治。不论是采草药，还是开中药方，基本药到病除。如果遇到跌打损伤病人，也能治好。父亲的毛笔字，尤其是楷书功底深厚。春节前几天，自买红纸来家里请父亲写对联的人络绎不绝。周边村民遇到红白喜事都会请父亲帮忙。由于父亲做这事在当地有一定的权威性，在村民们眼里，父亲到了场，喜事就办得圆满。父母亲搬到市区居住后，甚至还有乡亲用专车接送80岁的老父亲到喜事现场作指导。
     父亲在做这些事情时，都是不计报酬的。只是有明显成本支出的收点成本费，有行业礼数的，收个小红包，为家里赚足了人气。当然，绝大多数的村民也是重情重义之人，当我们家遇到什么事情需要帮忙的，他们会主动搭把手，有的甚至会以“帮工”等形式反哺我们家，帮我们渡过难关。
     父母亲还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上尊敬长辈。老爷爷、老奶奶我没见过。爷爷、奶奶在世时，看见父母亲对他们照顾有加。爷爷、奶奶去世多年后，为方便扫墓，父母亲又将老爷爷、老奶奶和爷爷、奶奶的坟迁至我们的居住地阪田。我还将寄母的坟一同迁出。不论是住在阪田，还是住在市区，每逢春节、清明节，母亲都会主动准备扫墓的祭品。父亲甚至在他去世的前1年，都像往年一样，带领我们3兄弟给老爷爷、老奶奶和爷爷、奶奶扫墓。我还要给寄母扫墓。
     对下爱护晚辈。晚辈们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了什么困难，父母亲总是在第一时间赶到，帮助解决。记得我在滑翔学校学习的那年冬天，天气特别寒冷，父母亲克服当时交通不便的困难，辗转数百公里，不辞辛苦为我送来棉被。在子女们乃至子女的子女们中，谁身体不好，父母亲总是嘘寒问暖；需吃中药的，父亲总是迅速、热情地给其开方子。在山区农村居住的特别困难时期，母亲还会想尽办法不定期买几斤猪肉，蒸一大盆米粉肉给大家打牙祭。父母亲在阪田居住时，每到寒暑假，都叫“孙”字辈小朋友回阪田度假，小朋友在一起玩耍，更加开心快乐。
     父母亲带领全家艰苦奋斗，苦尽甘来的过程，就是教育子女努力成才的过程。父母亲在身教的同时还注意言传。父亲有句口头禅：父不夸子。当子女取得了成绩，在父亲这里听不到表扬，做得不好时，会挨父亲的批评。母亲则是结合自己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实际，常提醒子女：做人要吃得亏，不能忘别人的情。我们兄弟姐妹正是按照父母亲的要求做人做事，虽然都不是大富大贵之人，但平平淡淡才是真。
     在父母亲年满80岁之后，母亲开始对寿命敏感起来。家里顶层搭了个雨棚，她就说她年纪大了，不知能够享受几年。遇到邻居老人走了，察颜观色看得出，母亲有危急感。我给母亲买了只血压仪，她几乎每天都要量血压，担心身体出问题……
     父亲住院后，母亲不顾年事已高和我们的劝阻，有时也去陪护。当母亲从医院回到家，有时略有所思地说：“我算了8字，到时会走得很快，不需你们服侍的。”由于我们连续几年都为母亲做了身体检查，母亲健康情况良好，觉得母亲不会这么快离开我们，对她说的话，我们并没太在意。没想到母亲一语成谶，在父亲去世后的第2天，突然随父亲驾鹤西去。令子女们肝肠寸断，悲痛欲绝。
     我们兄弟姐妹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在亲朋好友和市人文公园的支持配合下，抱着敬重的态度，对已作的丧事安排重新作了调整，接照乡俗既庄重又节俭为父母亲办完了丧事。 愿父母亲在天国一切安好！
         （写于202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