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爸爸二三事
    刘玉华 刘文华 刘正华 刘方华

    我们刚刚懂事,妈妈就教给一条规矩:只要看见爸爸坐在方桌前,谁也不准高声说话。
    爸爸一生没置备过象样的家俱,他的开销多用于买书。早年他最精贵的“财产”,是从美国买回来的一台英文打字机。家里常能听到嗒嗒的打字声。有时也见到爸爸制图、描图或在院子里晒图。听妈妈说,这些蓝图和打字材料,都是作为讲义分发给学生的。
    “七七”事变后,爸爸失去了打字机,剩下的贵重物品是计算尺。象医生的听诊器一样,算尺总是伴着爸爸在案头工作。爸爸经常工作到深夜。
    妈妈立下的另一条规矩,就是不准动爸爸的片纸只字。因为,无论是在废信封背后,还是在翻开的香烟合上,他都可能列下一两条算式,这些,往往是他未来的教案或工程设计的组成部分。
    解放后,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爸爸有了书房。他以近五十岁的年龄,很自学掌握了俄语阅读。他购置了不少俄文书,代替原来以英文为主的外文专业书藉。他还重视政治学习,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毛选》四卷集第一次征订时他为我们每人订购一套。这段时间爸爸除了教学,还参与不少工程项目的建设和施工。他心情舒畅,忘我工作，六十多岁还能攀登高高的脚手架。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九七七年,爸爸买了一台电子计算器。他珍重地把它放在枕边,夜里睡不着,就拉开灯进行演算。显然,这件新工具代替了计算尺。当时爸爸七十五岁了,仍积极翻阅一切可能得到的西方书刊。他说要看一看本专业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有多大差距。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差距有,不算太大,完全可以赶上去。
    爸爸患染风湿性关节炎十年了,健康情况越来越差。领导上常常照顾他,但他自己积极要求工作,直到八十多岁高龄,他还坚持一坐数小时读书备课,在家里指导研究生学习。去年四、五月间他患了一场重病,体力和脑力明显衰,才显得力不从心。
    爸爸和我们水别了。作为子女,我们对他老人家有许许多多回忆,但最容易涌到眼前的,是他从壮岁到皓首坐在桌前默默工作的情景。他是一个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的人。
    （南京工学院特刊，第481期，1986年7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