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胡少洲，生于公元1909年12月8日，即清宣统元年农历己酉（鸡）年十月廿六，出生在贵州省毕节县（今为市）高山乡沙地村园山头（原地名马家湾，现属清水铺镇）。其家族属世代农民。
    1938年，正值抗日战争进入“武汉大会战”之际，一日父亲随商队运盐，行至川黔交界之地古蔺途中，突遭湖北国民党军队拉壮丁（俗称拉飞丁）。父亲随百余壮丁，被绳子一个连一个地捆绑着，千里迢迢，一路跋涉被押往湖北，后被编入沙市师管区某国民党军运输连。
    父亲被迫参加国军，实际是当挑夫。那时湖北潜江战事正紧。一个漆黑的秋夜，父亲随部队挑着一担子弹送往抗日前线，还没到达目的地，就遇见前线国军纷纷溃逃下来。一问才知，日寇已突破防线，国民党军全线溃退。兵败如山倒。从来未上过战场的父亲，赶紧搁下担子，随溃逃人马向南逃命。远离战场后，父亲才发现身上长布衫的衣角，被子弹穿了洞。是夜，父亲一路狂奔逃至长江边，然后渡江逃至江南的宜都境内。从此，这里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父亲流落宜都后，举目无亲，起初只能凭力气在地处偏远山区的聂家河拖溪胡家花园一带，帮当地胡姓地主打短工种田度日。后经人介绍，到因躲避日寇侵略逃至山区的国立县中清江中学做勤杂工，为学校走村串户，到学生家收取粮食以充作学杂费。
    日寇退却后，父亲离开学校到县城谋生。由于贫穷和身处异乡，父亲过了而立之年才经人介绍与马氏结婚。婚后生育一对儿女，儿子在6岁时因病不幸夭折。不知何原因，后来马氏带着幼小女儿跟着一个姓毛的男人走了。父亲从此又孤身一人。解放前夕，父亲被国民党军抓过夫，曾在草埠湖开过荒，一直靠帮工维系生计。
    1949年宜都解放时，父亲主要靠帮人挑水、烧火做饭生存。解放军刚进城时，县城人都害怕，不少居民还关门闭户，不敢上街。可父亲胆大，照样天天下河挑水。见父亲是个穷苦人，解放军继续向南开拔时，曾派人邀请父亲随部队南下。结果被父亲婉言谢绝。
     解放之初，父亲先后在县政府、县税务局挑过水、做过伙夫。1951年3月，在县税务局做临时伙夫的父亲，经人推荐到宜都红茶厂任炊事员。从此父亲正式参加工作，获得了新生。后来，经同在红茶厂当炊事员、后为我姨婆的侄儿介绍，父亲与母亲相识并结婚。
     父亲一生虽然经历坎坷，但最终获得稳定工作和家庭。1958年7月，父亲被抽调到枝江钢铁厂（厂址在枝城镇原县磷肥厂）任炊事员。1959年调至宜昌地区福利教养院任炊事员（现为市传染病医院所在地），后福利教养院改称疗养院。1965年9月宜都县孤儿院迁至陈家祠堂，疗养院迁往宜昌市后，继续留在孤儿院任炊事员。1970年孤儿院（又称儿童教养院）撤销。1971年5月调至火葬厂工作，当年因县委在陈家祠堂办学习班，举家迁往地处姚家店水库旁的县火葬厂居住。一年后，又举家返回陈家祠堂居住。1972年后先后在宜都县卫校、血防医院工作。1974年10月属县民政局火葬厂职工正式退休。    
    1997年7月4日，即农历五月三十凌晨3时18分，父亲病逝于陆城西正街75号住所，逝世时“撞四七”，享年88岁，火化后骨灰装入骨灰盒，再放入灵柩土葬于姚家店乡过路滩村我姨妈自留山坡。
     父亲虽然一生贫寒，历经坎坷，但从不埋怨命运，从不向困难低头。他那爽朗笑容，风趣语言，生活乐趣，始终留在我的脑际。生前父亲会吹竹萧，打花牌搓牌，下象棋，还喜好喝酒抽烟，从没让“愁”字挂在脸上。他身板硬朗，粗衣淡饭，闲暇时常常徒步几十里不知累，与亲戚朋友喝酒聊天，谈古论今，其乐融融，一直快快乐乐活到88岁。他想说就说，想笑就笑，一吐为快，毫无忌讳和隐晦之心，亲戚和朋友们都喜欢与他交往。父亲虽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却毫无守旧意识，从不信鬼神，满脑子的移风易俗。他经常关心国家大事，喜欢听收音机，或者看看报纸，最让我感动的是，他生前不只一次地嘱咐我，人死如灯灭，他死后就火葬。
    我为我有这样一个乐观豁达、把生死看得如此淡然的父亲，感到由衷地欣慰和骄傲。
    孩子是父亲的影子。正是有了父亲的这种熏陶，我才有了一颗平常心，一种活着就是幸福的满足感。我所追求的不是荣华富贵和高官厚禄，而是精神的享受。这便造就了我的勤学多思，修身养性，谨慎卑谦，直率真诚，清心寡欲，不畏强势，不卑不亢，心存感恩。这使得我，身处贫穷时，很有骨气；遭遇异境时，决不放弃；面对名利时，看得淡定；受困世俗时，超然处之。
    父亲虽然清清白白地走了，可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我们没有丢。我想，父亲的在天之灵会因此感到欣慰的。他老人家留下的精神，一定经得起风吹雨打，永世不会磨灭。这是我们及后来人对他老人家最好的祭奠。
                                                 长子胡新建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