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母 亲
我的母亲鲁氏，婚后父亲为她取名“蔚芬”。这表明父亲在“五四”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思想的启新，对男尊女卑封建习俗的逆判和对母亲的尊爱。
在我的心目中，母亲是位目不识丁的农村小脚妇女，但似乎是人间最善良、最精明、最能任劳任怨和最会待人处事的母亲。她同一位酷学爱文、耿直诚板、算小不拓的乡村教书先生—我的父亲的结合，乃是起到了互补长短、调剂平衡作用的结合。这对我们家庭和子女是有幸的。
外  婆   种  种
母亲的娘家住在拥有近百户人家的“鲁家老屋”，仅与我家所在地—“程濠”一华里之隔，高声遥喊可以相应。我记忆中的外婆，已是白发苍苍、满口无牙的老太太。从她满面堆积的一道道绉纹可以看出，这位打中年时就失去丈夫的老人，为了孤儿寡母的生存而抗争、劳碌了一生。听母亲说，外婆年轻守寡时，曾有个当地财主想娶她为妾，外婆不但当即严厉拒绝，而且跑到这个财主家大加斥责，将其堂屋一盏吊灯打个粉碎，从此财主再也不敢邪念妄想。
外婆一生中做了一桩令邻里都很惊佩的事，即通过她长期精心筹划，一砖一瓦一石的积攒，在鲁家老屋西侧建起了一座前有场、后有园的三进二十间新瓦房。直到五十年代末（1949年前），我在家乡还听过鲁氏年长者叙谈“蒋小奶奶盖新房”的故事（外婆姓蒋，在鲁氏属高辈，人称“蒋小奶奶”）。可惜的是1969年家乡爆发特大洪水，这座“新屋”被冲毁无存。
母亲到晚年才对我说，外婆并非是她的亲生母，而是亲婶娘。母亲的亲生父母在母亲很小时就离开人世，她就由亲婶娘抚养。这位婶娘视小侄女和亲生女一样。外人丝毫看不出有别于生母。故我打记事时起，心中一直认为外婆就是母亲的亲生母。少小时父母带我到外婆家，晚辈们见到我父母都亲热地喊一句“小姑、小姑爷来家啦！”外婆则吩咐家人烧茶弄菜招待吃喝，有时还拿出自制的炒米果或芝麻片放到我的手中，疼爱地说“吃吧，吃吧”。外婆对我父亲特别器重，这是因为习惯上老者亲小，父亲是三个女婿中的小婿；更重要的缘故是父亲有些文化，知书达理，是当地的教书先生。
外婆进入古稀之年后，由于有的儿孙早逝，家境逐渐衰退。老人经常拄着拐杖来到我家小住数日，母亲有时杀鸡买肉煨汤给老人解馋补养。外婆在世的最后两三年，双目基本失明，且有些痴呆、多疑，说话不象常人那样一句句地说，而是似农村妇女拉长嗓音哭诉那样，有气无力地向你唱诉（无泪），来到我家爱摸东摸西、问这问那，似乎有什么好吃的东西没给她吃，有什么事未给她晓。1946年，已达八十多岁高龄的外婆终于与世长辞。
这是我所知晓的外婆，也是母亲自幼成长的家庭背景。在某些方面，特别是自强不息、会治家立业等性格素质，不无受到外婆的潜移默化。
开  办  槽  坊
地处安徽桐城县青草镇西北向五华里，临近皖西大别山脉有个不大的村庄，约二十户人家，因全村都是程氏后代，村前有一大水濠，故称“程家濠”。在程濠村东头，有位程恩荣老人和老伴刘氏（即祖父母），生有五儿二女。至上世纪三十年代，二女先后出嫁，五儿先后娶妻，最后形成祖孙三代二十几口的大家庭（附表），可谓是儿孙满堂、人丁兴旺。处在晚年的恩荣老人享受着逢夕必咪两盅老酒的天伦之乐。
1933年，恩荣老人感到“儿大必分”，将这个大家庭一分为五，各家分得田三斗五升（合三余市亩），房三间，各立门户谋生。其中恩荣老人的三儿子—我的父亲，虽然是位乡村教书先生，有薪水收入，但很是微薄，加上我们姐弟三人尚处年幼，家中无劳力，生活也属清贫。
不安现状的母亲，在操劳田地，持理家务的日月里，经常思虑着全家以后的生活道路。1938年下半年（第一次跑日军反后），她听人说开槽坊做米酒很是赚钱，就动起了心机，便同父亲谋划，并同家底较厚实的堂兄弟振先议商，最后决定借些钱作资本试一试。母亲从外村请来了从事做酒手艺的“江酒匠”主持制作。蒸米、吊酒等几道需要体力的工序，临时请人帮工。做出来的酒，由父亲在镇上边教书边推销。这样一年搞下来，收益果然不小，不仅酒的利润高，而且做酒的下脚料—酒糟，是最好的猪饲料，可以同时发展养猪。
会治理家业、肯吃苦耐劳的母亲，在此情况下越干越有劲，做酒的全过程几乎由她一手操办，什么时候蒸米下料，什么时候翻缸降温，什么时候开灶吊酒，需要请谁帮工，斗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一一操劳，安排自如。最使我难忘的是在风雪严寒的夜晚，母亲令我提着灯笼，跟随走进专门存放稻壳围拢着的一口口发酵酒缸的房子里，她脱下一只棉袄袖，伸出一只光秃秃的手膀，翻弄着缸里已经发酵的酒酿，还将手指放进嘴里尝试着汁味如何。此时，母亲往往冷得直打哆嗦。
母亲在操办做酒全过程的同时，还喂养着不少头猪，最多时七、八头，其中有一头生小猪的母猪。每逢早晚，她提着盛满饲料的木提捅，走进猪圈“啰啰”呼唤着，将饲料倒进食槽，这时大小猪仔一拥而上，贪馋地吃个不休，自己则捲起裤脚，不嫌脏臭将猪圈打扫一干二净。每到年节，母亲请来邻村的屠夫，将已经长大的肥猪杀掉，大部分变卖，一部分腌腊起来平时家中食用。
如此下来，我家的槽坊持而不衰，最兴旺时期为抗日战争中后期（即1940-1945年），一般为10-20口缸之间（每缸25市斤米料）。此间，家中还雇用了一名男工和一名女工。其中雇佣时间最长的是屋下人喊“牛大”和“恒丰小老”的二位。我家槽坊所以持而不衰，主要是母亲精明能干。此外还有以下缘故：一是抗日战争时期，安庆等沿江中小城镇大批工商业者和各地难民逃到青草镇，给青草镇的经济带来生机，当时该镇成为皖西大别山区土特产和下江日用品的集散地，来往贩运客商特别多，是桐怀潜三县交界的重镇，人称“小安庆”，酒的销路好；二是在镇上小学教书的父亲兼顾购料（糯米）、销酒两项，这位在镇上小有名气的程三先生颇受信誉，一些米行和商号乐于赊购和代销；三是大别山外丘田平畈和大别山上，是做酒的主要原材料—糯米和木柴的盛产地，来源多，价格宜；况且开设酒作坊，无须很大的资本和很高的技术设备。（仅需锅、缸之类。）
1945年后，随着侵华日军的投降，内战的再起，青草镇的外地人纷纷离去，来往客商大大减少，原来热闹非凡的街市逐渐冷落了下来，酒销量大大下降，我家的槽坊也随之很快缩小，最后一两年只剩四五口缸的规模，至1947年底完全停业。

送  子  上  学
母亲头胎生姐淑民，二胎生哥计平，之后多胎流产或夭折，我生下后有幸存活了下来。（故我与计平相隔八岁之多）。淑民少时跟随父亲在镇上读了四年小学，能识一般常用字。这在当时女不识丁的农村已是少见之有了。淑民长大成人后，因母亲忙于家业，顾不及日常家务，家中的烧煮缝洗等便落在这位很象母亲会操劳的女儿身上。
酷学爱文的父亲和富有远见的母亲，对长子计平早就寄予极大的期望，一心一意望子成龙，不惜工本让其上学读书。二老长年操劳的家庭收益，除维持全家日常生活和人来客往、人情礼仪费用，及1943年春（或42年秋）扩建家舍（附图）、1945年冬淑民出嫁两次大的投资外，大部分都用在对计平的智力投资上。每逢开学，母亲就请人杀猪变卖，或请人挑一两担酒到学校所在地销售，作为计平的开学费用。平时计平要什么，母亲都尽力满足。记得每当计平离家去学校时母亲必送至村外，嘱咐着“到校要发狠念书啊！”寒暑假期间计平的同学来我家玩，（其中包括后来与淑民成婚的陈鼎）母亲总是高兴地款待，并以母爱的口吻说些“你们要好好念书啊！”“念出书来才有出息呦”等类的话。吃饭时总是不断地向他们饭碗里捡菜，劝他们“吃啊吃啊”。故而计平的这些同学对我家、尤其对我母亲留下良好印象，母亲也为儿子争了面子，使儿子成为同乡同学中的佼佼者。
在计平即将高中毕业的那年（1945），母亲为儿子即将投考大学作准备，制新被，做新衣，买鞋袜，同时筹集资金。计平毕业后离家要去皖北大别山立煌县（即今金寨县，抗日时期安徽省政府临时所在地）投考大学了，临行前夜母亲坐在儿子床边嘱咐着许许多多的话语。第二天东方刚刚发白，便令家中帮工牛大挑着行李，还请大侄润林等二人挑着两担酒相伴而行，送子上路。站在村外目送儿子渐渐远去的身影，母亲心里就象东方初起的朝霞一样，对儿子的未来充满着期望。（因当时交通不便，计平录取即入学，无须返家。）
非常遗憾的是，约后十天的一日，计平无精打采的回家来了，他高考名落荪山。平时教子很严的父亲当即大发雷霆，横加训斥，训得平时很有傲气的长子大哭一场。慈祥的母亲当然也为儿子的失落而非常伤心，连连叹气。但她向来善于作心理上的调节平衡，劝阻父亲面对现实不要发火。并代儿子信心百倍地说：“今年没考取明年再考。我就不信考不上大学！”第二年计平考取了安庆安徽大学预备科（半年后转本科）。在入学的1947年春，由于种种缘故，家中经济条件已经远远不如往年，但父母还是千方百计东拼西凑，筹集钱物，送长子进了大学门，一直坚持到1951年暑期大学毕业。（1949年暑期安徽大学由安庆迁往芜湖。）
母亲不仅支持两个儿子上学读书，而且，解放后以至1955年迁来南京靠两个儿子工资生活期间，还帮助家境贫困的侄女和姨孙坚持上学读书，经常从儿子交给的生活费中拿出十元八元，令儿子寄给他们以解其难。直到他们高中和中专毕业。
女  嫁  一  头
儿大要成才，女大要出嫁。这是母亲早在盘算的家庭大事。1944年前后，经常来我家玩耍的计平同乡同学中，陈鼎（安仁）是计平在陶冲小学读五六年级时最要好的同学和结拜兄弟，入中学后学业优秀，在真才实学上要强于计平，其家庭是三世同堂的农家大户，在青草镇还开了一杂货店（店号为“同仁堂”）。陈鼎每到我家，总是甜蜜地称我母亲为“妈”。久而久之，母亲便看上了这位年轻的后生，有意在女儿淑民面前提及陈鼎的才学和为人，淑民也开始犹生对陈鼎的爱慕之情。约在1944年末，着有心机的母亲，通过计平的另两位年龄稍大、已经婚配的同学蒋汝梅（也是陈鼎的姐夫）、张祥寿作介绍人，从中牵线提亲，结果双方当然都深表满意，不久便办了订婚事宜。订婚后的第二年夏天，陈鼎刚刚高中毕业，生了一场大病（伤寒），母亲不仅请医抓药，亲自去陈家看望，而且后来令人将陈鼎抬到我家，由女儿细心护理，使陈鼎很快康复，但未能赶上高考而停学，多数时间闲住我家。有一天，陈鼎刚离我家回自己家，本房二叔的大女婿刘禄来到程濠欲找陈鼎相聚，便即派人去陈家邀请，刚进家门的陈鼎也就转身跟随而来。爱嬉闹的刘禄及屋下人，待陈鼎走到程濠村头，便“噼里啪啦”放起鞭炮，以示欢迎“稀客”，引起众人捧腹大笑，当时母亲乐开了怀，淑民喜在心中。
母亲多次说过“儿一担，女一头”这样的话。在淑民出嫁前，母亲早就为其做着各种准备：一是购木料打嫁妆，请邻村有名的华大木匠在我家做了近一个月的木工活，打了橱、柜、桌、凳、箱、盆等十几件大小家具；二是经常亲自到青草镇购布料和日用品，请当地名匠制被做衣，且每样都要成双成对。1945年底，女儿出嫁时，宰猪杀鸡，酒席办了三四十桌。如此一切，都是母亲具体过问、亲自安排进行的。
陈鼎于1947年夏考取了南开大学，因经济所限和津浦铁路断行，经申请保留学籍一年，1948年夏才乘船经上海由海路赴校就读。离家赴校时，母亲象对儿子一样，对女婿的远去十分牵挂，东借西贷了一笔钱给女婿，嘱咐女婿在校安心读书。
解  人  之  难
母亲的为人，在家乡颇有名气的。至今，家乡一些年长者提及我母亲仍然赞不绝口，说她当年为人处事之善良、精明，是“方圆几十里难有的”。
四十年代，在我家帮工多年的恒丰小老，虽然人很强干，但乐于吃喝穿用，初到我家时，是个一无所有的单身汉。到我家后，母亲不仅对他待如长辈（因他高于父母一辈），视如家人（有事同其商议），而且帮他积钱财寻婚配，促其早日成家立业。约在1946年间，恒丰小老结婚，母亲为他筹办着一切，连新娘都是她亲手牵入洞房的。后情说明，由于母亲精心选配，这位新娘—恒丰小奶乃是一位很懂世道、很会持家的农村妇女，婚后夫妇俩一心一意治家创业，生活越来越稳定，经济越来越好。1972年春节我和计平携妻子儿女返乡探母时，母亲带着我们前往拜访，年近古稀的恒丰夫妇视我们如归亲，热情款待。1993年清明我回乡祭扫父母坟墓，恒丰小奶正好相遇，这位老人即同我们一起在墓前叩拜，我说：“您老年尊辈长，不可这样。”她说：“是你母亲，也是我的大恩人，我应该叩个头。”
在我家开办槽坊的那些年月里，每逢秋冬季，母亲几乎天天在村外接购大别山人挑出来出售的木柴，储备吊酒之用。她十分理解和同情这些来自山里的卖柴人之苦，总是非常公道的对待他们。有一次，从青草镇来我家暂住的一位年轻晚辈程少如，在帮助过称时做了手脚，乘卖柴人不注意少计重量。母亲发现后对其严加批评，说：“他们多辛苦、多不容易呀，千万别做黑心肠的事！”母亲每当看到老弱的卖柴者，会优先收购下来，让他们早点卸担回家；看到年壮者挑得多、耗力大、肚子饿，接购柴火后往往带他们走进家门，盛碗饭，倒杯茶，让其吃喝充饥，分文不收。母亲此举得到的回答常常是“你老人家人好心好，会多福多寿啊！”
母亲经常关顾邻里家庭和睦和生活中的难处。哪家婆媳夫妻之间发生纠葛，她总是去耐心的调解。记得隔壁姚大奶同二媳长期相处不好，二媳受气多次欲寻短见，母亲从中不知做了多少劝解工作，使这个家庭逐步稳定了下来。为此，姚大奶二儿子程达仁後来常提及我母亲的功劳。记得村西头有位华三奶，有一年穷的仅以几块豆腐过年，母亲得知当即从自家拿了一挂鲜肉送去，让其过年吃到荤。华三奶当然长期不忘此事。还有一次，这已是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初，二老在家全靠在外工作的两个儿子的部分工资生活，别无它源。当母亲发现本村一位人称“裁缝三爹”的一家四口，仅用一床破棉絮度冬，便从家中拿出一床闲置的棉被奉送，让其大小温暖过冬。如此解人之难、雪中送炭的事，母亲平生不知做过多少。
母亲一生也遭遇过磨难。最为严重的一次是1946年夏初土匪绑票。那天夜里，在家的父母和计平正在熟睡（我在镇上自家开设的店里），忽然有人猛力敲门，门未敲开，便将墙壁挖了一个大洞。平时就很警惕的母亲即感大事不好，坏人入室，迅速地翻身下床，拉起丈夫和长子爬上天窗（这是往年翻建家舍时母亲有意设留的），躲到房顶，而自己却被入室的强盗抓住带走，并留下“给钱放人”的字条。母亲在强盗们的挟持下，星夜中沿着西去的田间小道，坎坷的山路，走进大别山间。虽然强盗们未行任何伤害之举，但母亲心惊胆怯，焦急如焚，其苦难之情不思而喻。强盗们为防自身暴露，不时的转移避身之处。每到一处，那些穷困而向来不问世事的山里人，眼见不思茶饭的我母，无不责怪强盗们不该绑架这位善良人家的善良妇女。几经周折，数日后在亲友的帮助与支援下，以旧币七百万元（当时约合三、四十担大米）之赎，母亲终于被放了回来。（注：当年绑架母亲的强盗，实际上是远村几个游手好闲、专干坏事的土匪。其中主谋戴某于解放前被国民党当地政府斩首；鲁某于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不过，他们所以得此下场，与我家无直接关系，实因别故。）
母被绑架之事大伤了我家元气，从此家境每况愈下。然而，身心受到打击的母亲仍然挺着腰板，维持着家庭。记得1948年间，父亲在远村石井教书，生活清苦，母亲赶着一头自养的肥猪，凭一双三寸小脚，步行二十多里，用双膝爬过一座河深桥高的窄木桥，赤脚光腿涉过一条水激面宽的大沙河来到父亲身边，父亲大吃一惊。
南  京  岁  月
解放后1954年，我和计平已在南京落身工作，且计平与婉清已经结婚，成家立户，并有了第一个孩子晓昆。年末父母从原籍迁来南京于计平处定居。二老头一回见到孙子喜出望外，尤其盼孙心切的母亲，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不久，计平及婉青从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分别调入苏州工农速成中学（一年后并入南京速中，即现在南京外校前身）和紫金山天文台。其间，有一保姆带昆子跟婉青上班住天文台（因孩子哺乳），二老比较清闲，经常相伴出门逛马路游街市，所见所闻无不感到愉快和新奇，夸赞“共产党好、新社会好”，希望儿辈在单位好好工作，和善待人。当我带着问琴第一次同老人见面时，和第一次见到长媳婉青一样，心中乐开了花，连声说“好，好！”当年春节将临，很讲实惠的母亲得知问琴家读书弟妹多，生活很清贫，便令我买了鸡鱼肉送去，以助她家过年之用。
1960年始，国家经济发生困难，粮油等基本生活物资异常短缺，一切均凭票证限量供应，人们在半饥饿中度日。尤其农村，有些地方还有不少农民挨饿致死。在此情况下，母亲为了保证全家少饿肚子，多搞“瓜菜代”，几乎天天半夜起床到菜市场排长队，买些当时仅能买到的“飞机苞菜”，并亲手在附近空地上种了几棵南瓜。逢餐烧一大钵此类无油的粗菜让大家充饥。我和问琴携晓松星期天回去，母亲总是千方百计做些吃的，让我们解解饥馋。有一次，母亲在清扫人来人往的院道时，拾到二两粮票，如获至宝（当年有钱无票购不到任何食品），自己舍不得花掉，背地里给了我，令我拿它买点什么吃的。真是可怜天下慈母心。
在此期间，母亲叫在乡下生活比较困惑的淑民与幼明来南京同住一处，并凭自己一双小脚的奔波，一张口出有礼有理的嘴舌，在住地太平门公安派出所报上了淑民二人常住户口。母亲在南京的那些年月里，凡是来了家乡人，总是热情相待，若有难处，往往会解囊相助。有一个叫“蒋汝华”的家乡青年，在南京上大学，其家庭非常贫穷，又逢国家困难时期，老父受饿致死，其在校生活可想何等清苦。每当他来了，母亲宁可自己少吃一些，也要让其吃饱吃好一两顿饭，有时还从口袋里掏出一点钱送他零用。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工作成家几十年，年老退休后的蒋汝华，每当谈起当年的情景，感慨得难免热泪盈眶。
在“怀疑一切”，“横扫一切”的“文革”运动中，年老并双目接近失明的父亲因历史老问题（见《三爷》一文）重新戴上“历反”帽子；1961年由北京中国人民大学调桐城县文教局工作的陈鼎，因1957年鸣放中给领导提意见被划为“右派”，虽调桐城前已摘除“帽子”但仍遭揭批审查，被逼投水自尽；建平在单位抄写大字报时因疏忽而沾污了旧报上领袖往年照片，忽遭大字报的围攻；计平在外校也一度被隔离审查。年老的母亲面对这一切，心情异常沉重，思前顾后夜不能眠，但她仍以固有的信心和坚韧的意志，强行支撑着日常生活，关键时，便说些“生平不作亏心事，怕什么！”“共产党总归会讲理，好人总归是好人，”等类的话开导家中各人。
叶  落  归  根
1970年初，在“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浪潮中，计平和婉青被下放，离开多年的工作岗位携昆中江海去苏北兴化农村，按上面规定，同居的父母应一同迁往。早有“叶落归根”想法的母亲表示，去他乡不如回故乡，说“老家程濠有房屋，有侄辈，人老了不回老家怎么行！”她还想到，让儿子带着一个有“帽子”的父亲到人生地不熟的苏北农村去，对儿子有弊无利，对父亲会造成麻烦，因而坚持老两口回程濠老家。难忘的是，在父母离开南京的头天晚上（计平等已于当天上午离宁去苏北），母亲一边收拾东西，一边深深地叹气，十分伤感的对我说：“在南京住了十六年，想不到就这样与儿孙分手，让两个孤独老人回老家呦！”第二天一大早，我告假送两位老人过江到浦口长途汽车站上车（由计平单位派人护送经合肥到桐城直至程濠），上车前母亲不断用手抚摸着胸部，说是：“胃不舒服”，其实是内心伤感难受。不过，坚强的母亲在此情况下，唯恐影响儿子的情绪，忍着不掉一滴眼泪。
回到程濠旧居后，母亲一切从头开始，靠两个儿子按月寄给的钱，安排着老夫妻的晚年生活。1972年初，计平和我携全家（昆、中在外）回乡伴二老过年，好胜的母亲为了迎接儿媳孙，头年初就开始饲养了很多鸡鴨，做起各种准备。不仅除夕之夜做了很多菜，而且为了在邻里争个面子，大年初二还请来社队干部和至亲好友，摆了三、四桌酒席。
在老家的最后三、五年里，母亲还亲手办了几件大事：一是1972年冬，承办了久病方逝的父亲后事（我和计平因故均未回去）；二是通过自己的上下奔波（有一次拄着拐杖步行二十多华里的雪路），将高中毕业于苏北兴化农村的长孙晓昆户口迁到桐城老家，在老家插队并不久担任民办教师；三是1973年夏，请人将旧居从山下迁到山上，重新翻建了六间房屋。由于老人在家生活节约和操劳过度，是年末来我处度春节时，人到南京即病倒了。后经医治和一段时间的调养终于康复。也许是受“人老不可在外久留”的心理支配，约一个多月后母亲不从我们的一再挽留，坚持要回程濠家中。记得我和问琴携松岚送老人上船临别的那一刻，老人家站在船舱外一直目送儿孙离船回岸远去的身影……。可以想象，此刻老人依依难舍、思绪多头的心情。
母亲在老家居住的晚年期间，仍以关怀、宽待他人的姿态与屋下晚辈相处。在“大集体”时期，她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帮助口粮不足的个别侄儿度过青黄不接的难关。屋下青壮年劳动间隙爱在母亲屋里歇伙，老人必供茶水，有时还备一包香烟供他们过瘾，拿出零食给众人解馋。
1976年6月17日凌晨，母亲因心肌梗塞离开人世，终年80岁（虚岁）。我得噩耗赶回家奔丧，走进家门眼见母亲已经入棺，不禁嚎啕大哭；从此再也见不着亲爱的妈妈了！
我的母亲的一生，是平凡而高尚的一生，是永垂不朽的一生！
                            建平   1995年9月写于南京居室
                                   2004年10月修改
                                                    

三  爷
桐城西乡称“叔”辈为“爷”。
此“三爷”者吾父也。字振宇，号瀚云。1899年生，为兄弟五人中的老三，故晚辈们称他“三爷”。
三爷少时跟随当地私馆先生读了几年书，民国初年，还进读过刚刚兴办的新式安庆学堂，虽只有一年半载，但给原仅读孔孟经书的年轻三爷吸取了不少新文化、新思想。
三爷自少酷学爱文，虽学堂门进得不多，但自学成才勤奋不懈。他那只旧书橱里，装满了他多年积存的古籍新书。一部康熙字典，一本早期中国分省地图，是他经常翻阅的携手之册。三爷闲来无事，从不串门啦呱，常坐在家中窗前看书写文，兴致来了，还摇头晃脑放声唱文吟诗。
〈一〉
三爷到而立之年，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教书先生，人称“三先生”。三先生长期从教于青草镇上唯一的一所小学，（1938年前名“清河”，其后为“乡校”。）是位教学有方的语文老师。并先后担任过校长、教导主任。当年青草镇上的店家老少几乎都认识三先生，见到三先生（后随年龄的增长和从教的年久，外人习称“程老先生”）均以礼相待。
三爷多年如一日，每天吃过早饭，便戴上一顶老式礼帽和一付深度近视眼镜，提起那根木质稍加油漆的文明棍，离家到五华里之远的镇上小学从事他的教学工作，直到傍晚才回家。有时回来太晚，天空阴沉无星月。野外寂黑一片，三爷老伴不放心，领着小儿提灯笼走出村外，边走边呼喊，直到三爷在黑暗的远处应声“来啰！”娘儿俩才原地停候下来，三人同回家中。三爷所走的这条从程濠家中到镇上小学的五里田间之路，这条在他的脚下经履了近三十年的教书之路，那一埂一沟、一河一桥、一草一木，犹如他反复斟字酌句过的一篇文章，深深地刻划在自己的脑海中，也留下了三爷为教书育人而来回奔走的重重叠叠的脚印。
在临近解放的两三年里，由于战乱，镇上小学基本停办，三爷或在外村，或在家中，设私塾教当地农家子弟。因三爷教书认真，方法得当，要求严格，故稍有条件的农家后生，都愿拜读在他的手下。1948年至1950年期间，拜读在三爷手下的学生有十多人，都是十一、二岁至十八、九岁的青少年。其中还有一名在安庆读过两年高中的屋下青年程祖德。自己的小儿也随身边读书习文，农忙时帮助家中干些农活。三爷在教这些有大有小、有高有低的学生时，不厌其烦，分级授课，并辅以学生教学生的方法，以高带低。授课时，不仅细解文、段、句、词、字，而且非常重视学生的写作训练，对高一级的学生，每逢周末，必出一题要每人写篇文章，他逐篇修改讲评。凡是通顺合题的句段，用红笔在行间连打圈圈，文后写上评语。有一次，三爷出了一个“学与做”的议论题，要算自己的小儿写得最好，他照样在字里行间划了很多红圈，文后批上“通顺达理，进步很大”的评语。与别的学生不同的是未当众公开表扬，只在晚上对枕边的老伴说：“超过念高中的祖德。”老伴听了喜在心中。但在其后，一次小儿将“仰”写错，多了一笔，三爷很气，心想已提醒改正多次，仍然写错，便拿起教鞭向其脑后刷去，已是十六大岁的小儿忽遭一鞭，悲愤得当天不肯进食。作为慈母的三爷老伴见此十分心疼，一边埋怨三爷不该动手，一边安慰小儿：“老头子背后夸奖过你啦，说你长进很大，别呕气吧。”
三爷对不用功、不学好的学生有些恨铁不成钢，发起火来会打学生的手心，甚至罚站罚跪。而心慈的三爷老伴—师娘，往往成为这些学生的保护神。当有学生犯规挨打时，师娘会出面劝阻。有一个夏季的夜里，几个较大的学生（包括三爷小儿）乘夜深人睡，结伙遛出门到邻村鲁家老屋偷摘桃树上桃子吃，三爷呼呼大睡毫无发觉，却被向来机警的师娘发现了。师娘担心这些学生闯祸出事，立即轻捷迅速地下了床，独自到村外将他们呼喊回来，关心地痛骂道：“深更半夜你们跑出干什么坏事，想找死啊！老头子晓得要狠狠打你们啰！”其中一名最大的学生求饶说：“我们以后不敢，求师娘别跟先生讲。”事后三爷一直不知道，大家落得一场平安，心中当然感激师娘。
三爷很宠爱有深造前途的学生。其岳母屋下有个叫鲁延年的少年，脑子聪明，吸收能力强，三爷曾一再动员他的父亲：家里再困难也要让儿子把书念下去。鲁延年小学毕业投考初中时，三爷特地写信给学校郑重推荐。后情证明，三爷确是一位知人识才的先生。解放后鲁延年初中毕业即参加工作，后任桐城县办公室秘书，是县机关小有名气的“一杆笔”。1971年他赴南京看病，在与三爷小儿子闲谈中就说过：“要不是小姑爹（即三爷）的全力支持，按自己父亲的想法是不可能让我上初中的。”不可否认，三爷从教近三十年，对普及家乡小学教育是有贡献的。解放后当地不少基层干部都跟三爷念过书。里仁村老支部书记鲁令志就曾说过：“我们这班人所以有点文化，不都是三先生给的呀！”

〈二〉
由于三爷有些文理之才，为人耿直厚道，又有“先生”身份，故而邻里有什么事，往往乐于求教于他，特别是写契约、拟状文之类的文墨事，他总是有求必应。涉及当地区、乡官场上的事，有时会帮你疏通说情。三爷在这方面办过好事，也遇过麻烦。
有一年，邻村一个叫石怀壁的独户人家，被异性大户人家欺诈，姓石的到处评理无人理睬，叫天不应，喊地无门。后来请三爷出面，写诉状告到县里，结果打胜了官司。姓石的感激得对三爷磕头，反惹三爷生气地说：“胜在其理，不在于我，你这个样子对我干么哟！”
还有一年，九种岗一户叫程品端的同宗本家，其所在地的保长要抓他的正在读高中的独子当壮丁（当兵），这分明不合当时法规，实际目的是想借此敲诈钱财。三爷受托写状文告到桐城县衙，结果因对方有后台，反遭追究。县衙多次差人传讯受牵连的三爷，吓的三爷东躲西避。每次县差到了三爷家，幸有机灵的老伴周旋应付，招待吃喝一走了之。从此，三爷老伴经常嘱咐三爷“专心教书，少问闲事”，三爷也就谨慎多了。不过，三爷对程濠屋下事，还是尽力关照的。例如，每逢区乡要抓壮丁，三爷在青草街上一旦得到一点风声，便会通过老伴给屋下青壮年通风报信，以防被抓。
在程濠屋下人的眼里，三爷是个严正的人，一般年轻之辈都有点含糊他，似乎是众人的严师。当年程濠常现这种情景：每逢久雨天，屋下有些人闲来无事，几人一合计，就拉开桌子打麻将、抹纸牌赌钱。但若三爷在家，谁也不敢，必须等三爷离家到街上小学上课去了，才摆开阵势,并指派一名年少者在村头放哨，一旦望到三爷打回家路上走来，即进村报喊“三爷回来啰！”大家便收摊散伙。凡此种种，往往会引起在场者哄堂大笑。涉及众人或社会上的事，程濠人都要看三爷的态度，聆听三爷的说法，他不表态，谁也不会轻举妄动。1947年下半年，杀人不眨眼的国民党青草区长林旬（外号“林麻子”），为作垂死挣扎，利用广大农民的愚昧无知，在青草镇周边普遍发展建立反动道会门“大刀会”，号称“刀枪不入”。在一次与共产党领导的当地游击队交战中，驱使大刀会的人挥舞刀矛冲锋陷阵，结果死伤了很多入会农民。但程濠却避过了这场灾难，平安无事。原因是当时在外村教书的三爷，指使在家的恒丰小老（时任“甲长”）明抵暗抗，私下叫屋下人且勿入会，不要参与活动。所以程濠人始终按兵不动，未遭不幸。
〈三〉
三爷家中田产不多（“土改”时划为“中农”），顶极时仅有田九斗五斗（约合十市亩）。土瓦房八间。但在程濠屋下算是一户人们认为比较“有钱”的人家。这除了三爷教书薪水收入外，主要是三爷有位善于操劳家财的老伴，在家雇一、二个劳力操办槽坊，从事做酒和养猪，其经济收益较高，比一般农家经济条件要好。三爷家中所得收益，除维持全家五口生活和人来客往等费用外，大部分均用在对长子计平的智力投资上。三爷老两口为培养长子，不惜一切工本让其上学读书，直到大学毕业。这在当时当地是独一无二的。
作为农村教书先生的三爷，生活上不图奢侈，很讲究节省和检点，自己从不乱花一文钱，唯一的嗜好就是逢餐必咪两盅自家做的老酒。他冬有一件棉袍，两件灰布长褂，夏有两套白细布衫。春秋有一套夹褂裤，还有一顶出门必戴的老式礼帽。这是解放前三爷多年的主要穿着。够“奢侈”的用品，恐怕就是他年轻时在省城安庆所购的一双半新半旧的皮鞋和一只别人转让的怀表。怀表早已停摆入箱；皮鞋，只见他偶尔拿出擦擦又收起，却从未见他穿上脚。挂在他鼻梁上的那付近视眼镜，也从未更换过。三爷在家闲来无事，爱拾东捡西，有时观赏、修理他亲自栽培于天井中那棵月季花。自己穿的衣服稍有破损，会当即令早能穿针引线的女儿给补好。吃饭时发现菜里油放多了，会说“这太费”。喝茶时发现茶杯有污垢，会说“要洗一洗”，细微之处都不马虎。甚至，三爷的每顿饭似乎也是定量的。记得每天早餐小儿给他盛饭必是三碗，第一碗要粥，可能为冲肠润嗓，第二碗要干（最好是饭锅巴），这是实实在在进食的一碗干米饭，为了防饿，第三碗再是粥，可能为防饭后嘴干口渴。在家中开办槽坊那些年代里，三爷每当吃过晚饭，便在油灯下做起他每天必做的最后一件事—记帐，在帐册上记下老伴报给的当日家中收支和他在镇上所经手的往来帐目。每到年终除夕之夜，全家吃完年饭，三爷便搬出帐册，在过年方点的红烛光下，乒乒乓乓打起算盘，向老伴诉说一年的盈亏情况，盈了，老俩口面浮喜色；亏了，便面带愁容，商议着来年怎么办。
〈四〉
1949年春，震撼全国以至世界的渡江战役即将打响，路过当地南进的解放军宿营各村。正在家中办私塾教书的三爷及老伴尚不知共产党、解放军的政策，让学生呆在家中，将门紧闭。后经解放军同志在门外一再喊话解释，三爷才让老伴将门打开。一位带兵进村的解放军指导员，见三爷家是个教书门户，热情地向三爷宣传政策，讲了很多新道理，劝三爷照常执教。本来较紧张、疑虑的三爷，顿时开朗了许多，继续安心地教书。
新中国成立两年之期，即1951年下半年，全国开展“镇反运动”。由于三爷在镇上教书期间加入了国民党，并曾一度兼任过国民党“区分部书记”，便成为被查处的对象。但由于三爷历来以教书为职业，从未做过伤害他人之事，毫无民愤，因而桐城县人民政府公安部门判以“在家劳动管制一年”了结。从此，三爷每况愈下，人老了许多，双眼也几乎失明，教书生涯至此也划上了句号。
不过，三爷老俩口对晚年的生活还是充满着希望和信心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他们体察到新中国比旧中国好，人民政府为人民说话办事；更重要的一面，是他们看到了两个儿子的美好前途，通过苦心培养的大儿子已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人民政府工作；读书不多的小儿子也在“抗美援朝”之始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而且二人最后都落脚于大城市南京，二老甚感踏实和喜悦。在三爷按期解除“管制”后不久，即1953年春，老俩口有生以来第一次出远门，来到南京看望两个儿子，并住进当年蒋介石的“总统府”（大儿子当时的工作单位—江苏省人民政府所在处）。在南京期间，两个儿子和未来的大媳领着二老游览六朝名胜古迹，走大街逛市场，大开眼界。酷爱诗文的三爷，事后还大发诗兴，写了多首游览古城南京之感的诗句。一贯爱于交际、善于应酬的三爷老伴，临返家时还将儿子给的钱，买些吃穿用的小礼品，带回送给至亲好友，以饰面子。
1953年“十一”国庆，大儿子结婚。1954年夏末大孙子小昆出世。同年底，三爷携同老伴由老家程濠迁来南京与他们同住。开始几年，二老生活基本上是平静和愉快的，双目极度近视、能见度极低的三爷，无事时还贴眼看看书报，或逛逛大街，唯一要做的家务事仅是一日三餐后的饭碗由他刷洗。给家人印象最深的，是在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粮食供给紧张，人们肚子吃不饱，三爷每次刷锅洗碗前，总是将锅碗里的残粥剩饭，颗粒不留地刮食得干干净净。
随着全国上下“极左”路线的进一步贯彻，阶级斗争进一步深入与扩大，有着“历史污点”的三爷便重遭厄运。1962年被住地南京太平门公安派出所重新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已经年老眼瞎的三爷不仅毫无说话的权力，而且每天早晨摸索着清扫住处附近的公共院落和道路，以示“劳动改造”。在史无前例的“文革”期间，三爷更成了明摆着的“阶级敌人”。胸前被迫挂上白布黑字“历史反革命分子”符号，并曾被几名“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红卫兵拉去批斗。这时的三爷几乎已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他曾想到自行结束生命。但转念再思，身后有着满堂儿孙，一死可以解脱自身，却会给儿孙背上承重的包袱，造成很大的麻烦。故而仍坚持活了下来。
1970年初，由于同住一处的大儿子夫妇及孩子均下放苏北农村，三爷老两口为了顾全儿孙的面子，减少他们的压力，坚持回到了程濠老家，靠两个儿子每月寄给的生活费，度过了他们最后的风烛残年。1972年底三爷病故于家中的老屋里，终年73岁。
                            
                           建平   1993年初稿，2005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