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西先生与我的法学人生

古祖雪

今年是梁西先生的90岁华诞，也是我与先生有缘相识的第20年。20年前的1993年6月，原中南工业大学成立法律系，我被学校聘为系主任。为了让“一张白纸”的法律系尽快得到发展，当年10月，我受学校委派，前往中国法学教育和研究重镇——武汉大学法学院拜师求教。在梁小尹老师（当时在武汉大学法学院进修学习国际法）和白映福博士的引荐下，我去拜访了梁先生。虽是初次见面，但先生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们一见如故。梁先生不仅送了我他独著的《国际组织法》和主编的《国际法》两本著作，而且对如何办好中南工业大学法律系提出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并接受了中南工业大学客座教授的聘任邀请，愿意为家乡法学事业的发展作出无偿贡献。从此，我与梁先生不仅结下了同事之缘，更结下了师生之缘，并由此开始了我的法学人生。
（一）
1993年之前，我一直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且在国内科学技术哲学界已有了一定影响。因此，虽然职责要求我将自己的学术领域从哲学转向法学，但对于是否实现这种转向，却一直犹豫不决，内心十分矛盾。因为这种转向意味着放弃已有的思维习惯、研究范式及学术资源。正当我在学术道路上彷徨的时候，我有幸认识了梁先生。先生不仅通过他独著的《国际组织法》和他主编的《国际法》，向我阐释了哲学和法学之间的相通性，从而激发了我对法学特别是国际法学的好奇；而且通过列举从哲学转向法学的成功案例，给我分析了从哲学走向法学的可行性，从而坚定了我走向法学人生的决心。
可以说，正是先生的著作，让我领略了国际法学的精彩。因为，在先生的著作中，不仅有对国际法原则和制度的条分缕析，更有对国际法本质和发展规律的深度概括，他提出的国际法的“社会基础论“、国际组织发展的“结构平衡论”、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相互联系论”等理论，无不充满了哲理的光辉！正是先生的鼓励，让我扬起了法学人生的风帆。因为，在先生的鼓励中，不仅有前辈对后学的肯定和期盼，更有一个学术大家对自己法学人生的深刻感悟，他在历次逆境中的学术坚守、在乱象面前的理性洞察，无不为我们提供了人生的楷模！
（二）
1995年5月，我被录取为先生的博士研究生，（1996年上半年赴德国完成高级访问学者研究计划）并于1996年9月开始了博士生的学习和研究生活。尽管哲学和法学之间具有相通性，但它们毕竟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学术领域，前者注重理论思辨，后者着力实证分析，具有两套不同的研究范式。因此，要实现从哲学共同体向法学共同体的转变，并非易事。先生为了让我尽快掌握法学，特别是国际法学的研究范式，一开始就为我量身定做了攻读博士学位的学习和研究计划，开出了必读的书目，并规定每星期汇报读书心得，与他讨论相关学术问题。尽管我当时还兼有中南工业大学法律系的管理工作，但先生并没有因此放松对我的要求。在完成第一学年的课程学习之后，我原本打算回工作单位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但先生不同意，不仅要求我在武汉大学继续专心读书一个学期，而且当我回到工作单位的时候，他还赴长沙亲自督促我的学习，每星期向他汇报读书情况。正是在先生的要求和督促下，我先后精读了法理学、知识产权法学和国际法学的30多本著作和教材，并作了3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从而为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初步基础。
珞珈山的读书生活，虽然辛苦，但非常幸福。这种幸福不仅来自于读书过程中所产生的愉悦，更来自于先生在言传身教中释放出的人格魅力！每当想起先生在他的书房里为我答疑解惑的情形和在通往枫园宿舍路上对我谆谆教诲的身影，我都会激动不已。如果没有先生当年的严格要求，如果没有先生当年的细心教育，今天我可能还是法学，特别是国际法学的“门外汉”！
（三）
经过专业基础的学习和研究，1998年初，先生允许我进入博士论文的选题和写作阶段。这个阶段不仅是对我过去学习成效的检验，更是确立我未来学术走向的重要环节。因此，先生对我的论文选题非常重视，为此，先生对我过去有关科学技术哲学方面的论著进行了一番研究，了解我的研究状况。在此基础上，先生强调，我的选题必须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我在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已有特长，二是国际法发展的前沿动态。在先生的启发下，我考虑了两个选题：一是“现代国际法中的知识产权制度研究”，二是“国际法的效力研究”。在这两个选题中，前者可以利用我的科技基础，后者可以发挥我的哲学优势。经过综合考虑，先生同意将前者作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但同时鼓励我日后在国际法的基础理论方面开展研究，以便充分利用我在哲学方面的特长。
回顾博士毕业后所走过的法学研究道路，我深深感到，当年先生强调的选题原则，不仅为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对我后来在国际法基本理论、国际知识产权法和国际通信法等领域的研究发生了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今天在法学领域取得的点滴成绩，都是与先生当年高屋建瓴的指导分不开的。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能够做先生的学生，是我一生的荣耀。时值先生90华诞之际，惟有祝愿先生：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