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1952年4月调入空军的，那时他还不到20岁，先是去的空军第五预科总队学习，主要讲空军的基本情况、飞机的常识，还讲一讲政治理论课。8月份就正式分配到空军第四航空学校（也就是如今的空军第四飞行学院）。
    1952年12月份，分配到第四航空学校修理厂，修理厂原先地址在山西太原，后转到河北石家庄市。部队领导看到父亲入伍时是在皖南军区司令部情报科工作，便安排他先做文书工作，不久之后便担任了修理厂器材组组长，在修理厂评过2次三等功。
    1953年4月被党组织接收为中共预备党员，1954年4月转正，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转正后不久，党组织让他担任党支部青年委员。
    1955年实行军衔制，我的父亲被授予准尉军衔。这是学习苏联，苏联管后勤的军衔比其他岗位低一级，其他岗位正常应被授予少尉军衔。
    1957年，他从修理厂调到第四航空学校后勤部器材军械科当助理员，当时军衔晋升为中尉，相当于现在的副连级干部。由于后勤部几个科室联合成立一个党支部，我又被推选为党支部分工青年工作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当时科长是一位老干部，他管全科工作。思想工作主要指派我父亲来做，主要是培养我的管理水平。这也算是一次政治上的精神鼓励吧！
    1961年，组织上又安排父亲到河北元氏一团场站外场连任指导员，这是一个老大难连队，干了近三年，由于父亲的努力和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影响着连队干部战士，连队工作作风和精神面貌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1964年年底，组织上又任命父亲为藁城二团场站副政治委员。
    1967年，中央决定部队参加“三支两军”，父亲所在团负责属地藁城县，派我父亲到小果庄任军管小组组长。1968年又派他到石家庄市机械厂当革委会主任、党总支书记。这个厂是帮助空军生产副油箱的，所以派我父亲到这个进行工作。进场之后，开展调查研究，确定主要工作方向，经过调研：得知当时厂里主要面临的生活上的一些难题，工人们意见很大。
    那时侯开会，还得工人自己拿个小板凳在大车间里开会，可想当时的条件有多差了，还有就是食堂供应问题。父亲了解这些情况后，通过他的努力，把这两个难题解决了，赢得了大多数工人和干部的信任，与他们的感情距离更接近了，后续的各项工作也就变得容易多了。
    1970年7月份，北京这所高校，由北京空军从战斗部队和所属学校抽调80名具有一定级别和军校管理经验的干部，到北京大专院校进行工作（因为之前炮兵部队派了几十个军队干部和一些地方上的工人师傅进校工作，由于这个炮兵部队干部原来都是直接管连队的干部，对学校的一些基本的管理要求不熟悉、不适应，搞得学校意见很大），当时的称谓是“支左”。当年进驻学校带队的是福州空军李政委，安徽六安人，曾任新四军第二师五旅十四团团长。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民航总局政委。1955年授予少将军衔。
    进入学校工作后，本来是要去学校物资处担任处长的（当时的称谓为器材组任组长），但由于我父亲进校后一直在办学习班（清查516分子），落实干部政策，外出进行外调等工作，因此未到岗。
    我记得又一次，我去专案组所在楼宇找我父亲，碰倒一个年轻人正在水房洗衣服，我问他：“我找我爸爸”，他又问“你爸姓什么”，我告诉他之后，他又说，一直往前走，还告诉我在几号房间。后来我才知道那个洗衣服的人是韩爱晶，文革时期的五大学生领袖之一（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蒯大富）。
    我还记着，有一次，有一个被审查的文革造反派学生，名字叫杨玲玲，是上海人，有一天她身体突发疾病，那时医疗救护条件还是很差的，在危及时刻，还是父亲用自行车将她送往医院进行抢救，挽救了她的生命，她很是感激我的父亲，可见父亲当时并未被“左的”思想所禁锢，对人的生命还是很尊重的。听说后来这个学生分配工作之后，还特意来信感谢父亲当时的救命之恩。
    因此，父亲既能够坚持原则，履行本职岗位要求，又能尽到一个“普通人”对生命的尊重，救人于危难之时！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普通的党员，一个普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