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在世时，我一直生活在她的身边，她曾是我的一座山。
 我出生时患有先天脐疝，疝的内容为肝脏和部分肠子。尽管首都医院的医生在第一时间为我做了手术，挽救了我的生命，但我的身体仍然很弱。听母亲说，7岁以前我一个月要病二十天，每次生病都是发低烧，吃不下饭。是母亲无微不至的呵护、照顾，才使我一次次化险为夷。当时还是单位会计的母亲为我没少请假，也没少挨领导的批评。但为了我能健康成长，母亲忍受了这一切。
到了该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却去不了。原因是我的腹部不能承受重力，幼儿园害怕小朋友打着碰着我的肚子，所以不敢接收我。没办法，母亲只好从牙缝里省出钱请保姆在家照顾我。
小时候，我还特别爱肚子疼。由于医生对母亲交代过，只要我一喊肚子疼，必须马上送医院，害怕有生命危险。她就把这当成圣旨了，每次我一喊肚子疼就送我去医院，可医生检查后却都不是伤口的问题，多次以后，母亲对我的腹痛才不那么紧张了。但在我这方面，由于她的呵护和有点过分的关照，形成了我对身体状况的神经质和比较严重的依赖性，性格很脆弱。
母亲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有这样几件事：
一是她为我辞掉了工作。那是1961年，单位里实行精简。母亲由于坚持财经制度，得罪了所在单位领导，要将她从北京展览馆调去陕西宁强阳平关的一个小煤矿。考虑到我的身体不好，害怕我在那缺医少药的地方出现病情后治疗遇到困难，所以，她和父亲商量后毅然作出了退职的决定。从此以后，母亲没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没有了劳保福利，更没有医疗保障，这对于一个十几岁就参加工作的职业女性来说，牺牲确实是很大的，对此，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二是在她全力帮助下我完成了生子的“艰巨任务”。因为我有先天脐疝的问题，本地妇产科不敢接收我在当地生子。是母亲带我去了重庆医学院，通过朋友找到专家，同意我在重医生产。又是母亲不顾自己65岁高龄，亲自陪我到重庆待产，并克服住招待所的种种不便，日夜照顾我和孩子，一直到我生子21天后才返回家园。 如果没有母亲陪伴，在那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我是不可能如此镇定地面对产后的一系列问题的。
三是她助我脱离了忧郁症的阴霾。1990年底，由于工作和生活的各种压力，我患了忧郁症。胃不舒服，轻度腹泻，睡眠尤其不好。体重由110多斤骤降至90多斤，上班头昏脑胀，不想说话，害怕见人，对任何事情都失去了兴趣。而这个时候，母亲和父亲正在外地旅游探亲。依赖性很强的我非常盼望母亲能回到我的身边，听我诉苦，再讨教治疗方法。刚刚九岁的儿子当时非常懂事，听到我的自言自语后，竟悄悄给外婆写信，请她尽早返回照顾我。已经73岁的母亲接到外孙的来信后心急如焚，立刻打电话询问情况，并很快购票返回了四川。母亲回来后，我有了主心骨，她和父亲又天天开导我，使我的情绪逐渐平稳下来。再加上领导又安排我到九寨沟出了一趟差，较好地调节了心情，回厂后，我的睡眠问题解决了，忧郁症也就彻底痊愈了。
九十年代末，母亲日渐衰老，我已经不能再靠在“大山”上享受了。我只好学着面对现实，学着反哺。在之后的十几年里，父母的衣食住行基本上都是我在操心。母亲心房纤颤、肺部感染多次住院，也是我在照顾。这期间我着了多少急，流了多少泪，只有自己清楚。我还学会了量血压、听心率、注射胰岛素和检查血糖，成为母亲长期卧床的半个医生。去年4月12日，母亲93岁时因脑梗塞浅昏迷导致肺部感染离世。我想，母亲九泉有知，应该对我的表现还基本满意吧！
谨以此文作为母亲去世周年的祭文，愿母亲在天之灵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