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姐姐在父亲百岁冥寿为纪念父亲而写。

无尽的思念
张  军

2020年6月30日是我敬爱的父亲张达明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作为女儿，今年也将满70岁了，虽然能力有限，文笔也不济，在资料不全的情况下，还是以一腔深情，想将父亲光辉的一生、戎马生涯的经历记录下来，讲好红军的故事，讲好西路军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并藉此文表达我对敬爱的父亲张达明的无限思念之情。
 
 张达明（1920—2007）

       父亲这张放大的照片，虽然有些模糊，但仍能看清他慈祥的面容，面带微笑，像他生前一样，和蔼可亲地看着我们。但是，他离开我们已经13年了。
       2007年9月24日的深夜，监视器上心脏跳动的脉冲有力地跳动了几下……突然间变成了一条直线，时钟显示为23点56分。父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安祥地离开了我们。一个普通的老共产党员、国家干部、红军老战士与世长辞了。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心地善良，和蔼可亲，文化水平不高也不善言辞的普通人，但他性格刚毅，工作认真负责。他很少谈及自己的过去，特别是对西路军的那段经历更是只字不提。他经常教育我们要努力学习，要艰苦朴素，要做对国家有用的人。他的档案记录平淡无奇，但现实中的他，一生平凡却闪烁着光辉。他安祥平静地离我们而去，没有留下辉煌的业绩，没有带走"优秀”、“杰出"之类的赞扬，正像他生前一样从未为自己索取过什么。

 
张达明（1920-2007）

        我的父亲张达明1920年6月30日出生在四川省阆中县石子乡发马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3年8月在川陕苏区苍溪县烟峰楼参加红军，任红四方面军第30军89师267团护士、班长。1935年3月参加长征，5月在松潘草地的毛尔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10月随西路军30军89师267团西征。1937年5月1日到达新疆乌鲁木齐，进入由西路军余部组成的"新兵营"，学习文化并参加了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从一个大字不识的放牛娃成长为我军的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1938年1月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一、参加红军

       当年，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和大小军阀的连年混战，给四川人民造成严重的灾难。我父亲因家境贫寒，没有上过学。六七岁时就给地主家放牛，吃不上饭，穿不上衣，还常常被地主打骂。1932年家乡来了共产党领导的穷人的队伍——-红军，解放了广大穷苦的人民，建立了人民政权——-苏维埃。翻身得解放的人民革命热情高涨，送儿、送郎当红军的场面非常热烈。我的爷爷张全弟当时是石子乡苏维埃的土地委员，奶奶赵氏是发马村苏维埃的妇女委员，他们带头送儿当红军。1933年4月，父亲几次报名参加红军，都因为他身体瘦小，总是被拒绝。但父亲想当红军的决心不变，他总是想找机会一定要去当红军。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正在田里插秧的父亲见到山下公路上有红军队伍通过，他扔下秧苗，跳出水田，一路急跑追上了红军队伍。他坚持尾随着红军队伍走，不知走了多少天，也不知走了多少路，他的执着感动了许多红军战士，一路上战士们主动送吃的送喝的给他，还有人送给他一双草鞋。
       1933年8月，父亲跟随的这支红军队伍来到了苍溪县，在烟峰楼的一次扩红中终于被红30军正式接受参军入伍，编入红军第四方面军30军89师267团2营5连，他终于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父亲13岁，还是一个孩子时就不辞而别离家当红军去了，一去就是18年。直到1951年，父母亲抱着未满周岁的我，随中共中央组织的老根据地慰问团才第一次回到阔别18年的家乡。那时父亲才知道我的爷爷奶奶在1935年就被地主还乡团以"共匪" 和"红军家属" 的罪名残忍杀害，奶奶连尸骨都一直未能找到。我的大姑姑因家贫6岁时就被送去当童养媳了；另一个小姑姑6岁，两个叔叔一个10岁、一个8岁，在他们的父母被害后，小姑姑也送去当了童养媳，两个叔叔则给地主家当了长工。家破人亡，一个家庭就这样散了。1933年阆中县有2.2万人参加红军，在红军转移后有数不清的红军家属惨遭还乡团杀害，英雄的老区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在红军队伍中成长

       父亲参加红军时年仅13岁，个子还没有枪高。部队发给他一把大刀，每天练习挥舞大刀。后来，又被分配到红军总医院通江鹰鸽嘴卫生学校学习看护。在长征和红西路军西征中一直是做护士工作。
       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三次粉碎了军阀刘湘发动的"六路围攻"，父亲随所在部队在川陕大地辗转作战，由于战斗的需要，他也曾挥舞大刀英勇杀敌。
       参军后，父亲边参加战斗边学习文化。父亲所在的267团有一个有文化的战士，大家都叫他“小先生”，以《三字经》、《百家姓》的书开始教大家认字。四川有一种树落叶有手掌大，叶子背面是白色的，小先生用熄灭的炭棍在树叶上写字，发给每个人，要求每人每天学会三个字，要会读、会写。战士们把写有字的树叶别在前面战士的背包上，行军中就可以边走边认字，休息时就在地上用树枝练习写字，每天将已认识上面字的树叶互相交换。经过日积月累，到1935年初很多人就能读报了。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红军"学校"（行进中的队伍）中学习文化的。
       1935年3月，为强渡嘉陵江备战，红30军89师在李先念同志的带领下执行造船命令，父亲参与了砍伐竹子为造船（竹筏、竹排）备料的工作，没日没夜地砍竹子、运竹子，在很短时间就完成了造船任务。强渡嘉陵江后，部队开始了著名的长佂。
 
川陕革命根据地英勇的红军。

三、雪山草地

        1935年3月英勇的红四方面军从嘉陵江渡口开始了艰苦的长征。1935年父亲在松潘县的毛尔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举起右手宣誓：革命到底，走出草地。就是凭着这个信念，凭着高于天的革命理想，父亲历经千辛万苦两次翻越雪山、三次过草地。
       两次翻越雪山，父亲是这样讲述的：
       1935军5月末、6月初，我曾随30军到懋功去迎接党中央。1935年10月27日从懋功出发翻越夹金山南下西康。夹金山主峰海拔4950米，垭口4114米。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从宝兴再次翻越夹金山，经达维、懋功、丹巴向西转移去康北。翻越党岭山，这座山的海拔高度与夹金山相似，上山的路很难走，空气稀薄，积雪很深。有的路段雪深过肩，个子矮的战士在雪中只能露出头顶上的八角帽。为了防止掉队，便每三五个人拉住一条绳子，互相搀扶，顶风冒雪前进。上山时绝不能停下来，下山时坐在地上用手支撑在背部向下滑或滚，手脚都冻麻木了。
       父亲哽咽地说：我随267团两次翻越雪山，翻越过的大雪山有几十座，海拔高度都在四、五千米。雪山环境恶劣，我的很多战友由于体力不支长眠在了雪山上。这么多年了我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而比雪山更艰难的是草地。
 
红军翻越大雪山。

　　父亲在回忆第一次过草地时是这样讲的：
       1935年的8月，第一次过草地共走了五天半。整个草地处于川西高原上，海拔平均高度在3500米以上，有些地势高的地方有4000多米。茫茫大草地一望无际，空气稀薄，没有人烟，听不到鸟叫，阴沉的天空灰蒙蒙的，很难见到晴天。当地老百姓都说草地的天气一天十八变，实际不止十八变。一会儿出太阳，一会儿刮大风，一会儿倾盆大雨，一会儿风雪交加，一会儿冰雹灌顶……各种天气变化的时间长短不一，日夜如此。这时正是8月中旬，也是草地的雨季。大部分同志都没有遮雨用具，身上总是湿漉漉的。每天天亮出发、天黑驻下。驻下后同志们便立即出动，一起动手将附近靠近水边生长的一丛一丛野生柳树的干枯树枝弄来生火，将活柳条枝挽成一尺左右长、五六寸左右粗的捆儿放到地上作为坐垫，以免直接坐在水里。在草地中把火点燃是件很难的事情，由于环境潮湿，枯枝也很难点燃。草地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粮食和火柴。粮食用来维持生命，而火柴是点燃火的火种，战士们对这两种东西特别爱护，有人还备一些干柴背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天黑了，一个班的人便各自坐到树枝捆上，围成一个圈，中间生上火，互相依偎着就算睡觉了。夜里谁冻醒了谁就起来添把柴，就是这样一夜到天明。夜晚下雨是最难熬的，战士们只能站在近一尺深的水中等待天亮。
       对大家威胁最大的是过沼泽地。一眼望去，水汪汪的。水面下就是夺命的泥潭。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沼泽地里行进，有许多地方人在上面一脚踏下去再起来，周围半径十几、二十几米远的沼泽地都随着人脚的起落而颤动。一不小心陷进泥潭里就爬不起来了，陷落得很快，有时甚至连人影都见不到了。战士们用木棍试探着寻找可以落脚的草甸、草根密集的地方，跳跃着行进。那时还常常过河，由于雨水变化大，河水时涨时落，有时候水只到膝盖，过一会儿水又涨到胸部。因此，部队也只能断断续续、分期分批地过河前进。在草地的艰苦环境中跋涉了三天之后，很多同志都生病了。草地中找不到粮食，油盐更是一点没有。从第四天起吃的东西几乎都没有了，我们只能找野菜，草地中能吃的野菜很少，水也不干净，而且病员在急剧地增加。同志们发扬阶级友爱的精神，为救活战友，宁愿自己挨饿、甚至牺牲生命。同志们在自己能支持的情况下，都会帮助伤病员背枪枝背行李，相互搀扶着走，甚至两个人架着一个病员走。由于饥饿、空气稀薄，一些同志走着走着就蹲下甚至倒下了，再也不能动了。我记得在第五天的中午，见到路边靠近水边的斜坡上，有三位同志躺着，叫也叫不应，扶也扶不起来，但还有气，摸摸他们的干粮袋，啥也没有了。一个同志从已经干瘪的干粮袋中抖出了一小把青稞麦粉，给这三位同志每人嘴里塞了点，过了一会儿，这几位同志竟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了，上路了，能慢慢跟着队伍前进了。就是这么点粮食救活了三条命！可见当时粮食是多么的金贵，而最金贵的还是舍己为人的阶级友爱的情谊。我们在第六天的中午走出了草地。
       父亲说：由于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命令部队再从原过草地的路线返回南下。二次过草地，更加困难。9月，30军从巴西出发沿着第一次过草地的原路返回南下。草地中能吃的草根、野菜几乎一点也找不到了，战士们在牲口的粪便中偶尔能找到一些未消化的青稞粒、草籽等，用水洗一下就吃了；煮皮带，也只是喝一口稍带点滋味的水，吃不到皮带，万一吃到皮带也只是穿肠而过，根本消化不了，便出来的仍是原样的皮带。许多第一次过雪山草地时幸存下来的战友，经不起这次折腾，不幸长眠在那里了。我们在草地中随处可见第一次未走出草地的战友们的尸体……那么多战友的尸骨因无条件掩埋，都暴露在草地中，好心痛啊！这次在草地中走了五天到达毛尔盖。我们的人员比从巴西出发时减员约三分之一，大部分同志是由于冻饿而牺牲的，少数同志是由于缺少医药，伤病恶化而牺牲。人员损失很大。
        第三次过草地是在1936年的7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带领的二方面军到达甘孜后的第四天，以四方面军30军为前卫。从甘孜出发，开始了第三次过草地。经过朱倭后，部队进入了海拔高度4000米以上的川西高原。每天行进在草山（草地上的小山）、草滩中。由于地势高，空气稀薄，翻越几十米高的小山梁都很费力气。这一带很少有树木，看不到人烟，连鸟也不飞，这片高原地区很荒凉。由于这次过草地有充分的准备，除在防寒衣物上做了些准备外，还在甘孜地区买了一些粮食。便沿着原左路军一、二次过草地的路线走了两天到达噶曲河。又走了一天后，经过一段右路军第一、二次过草地的路段。当再一次踏上了曾经两次涉足的水草地时，沿途看见许多第一、二次过草地时牺牲的战友们的尸骨，我们眼含热泪向他们敬礼，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悲痛和崇高的敬意。七天后第三次走出了大草地。
    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
 
红军过草地。
 
红军过的水草地（沼泽地）。
 
红军过沼泽地。

四、血战河西  风雪祁连

       1936年10月下旬，刚刚走出草地的红三十军、红九军、红五军2.18万人还没来得及休整，在没有弹药补充、没有衣被补给的情况下，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随着战局变化，又奉中央军委命令于11月11日改称西路军，使命是打通河西走廊，取得苏联的囯际援助。在河西走廊的日日夜夜中，我的父亲张达明亲身经历了西路军与反动的西北军阀13万凶悍之敌马家军历时188天、大小80余次的惨烈激战。那时河西走廊的大漠戈壁上荒无人烟，寸草不生，北风呼啸，惊沙扑面。积雪祁连山直插云霄，寒风凛冽，呵气成冰。西路军经历着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勇士们需要怎样坚定的信仰，怎样顽强的毅力才能克服那么多的艰难困苦啊！
       父亲在苦战倪家营子的一个多月里，在坚守和突围战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与马匪肉搏厮杀。
       1937年1月初，父亲所在的红三十军从永昌突围向西来到倪家营子一带。敌人集中了5个骑兵旅、3个步兵旅和手枪团、宪兵团以及数千民团武装，向我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企图全歼我军。我三十军部署在村子西南方向，九军在西北方向，两军阵地相连。五军驻扎在下营子中部。我军集中了约8000人，在南、北约四五百米，东、西约七八百米的农田开阔地上，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拼杀。
        父亲在回忆录中这样讲：（摘录）
        敌人在几门山炮平射、迫击炮打纵深，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冲到我军阵地近前，我们则以几个团的兵力，轮换着以大刀、矛子、枪刺与敌肉搏厮杀。在甩出一排手榴弹后，发起反冲锋杀到一起，这时只听见喊杀声和刀枪撞击声。刺刀捅弯了就用枪托打；大刀卷刃了就用矛子刺；用石头砸，用牙咬，拿到什么就用什么打。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鲜血，一个战士一团火，烧到哪里，哪里的匪徒就人头落地。勇士们只有一个念头：前进！杀敌！流尽最后一滴血，夺回阵地！
        我是护士同时也是战士，我手中的武器就是大刀（这口大刀是我刚参军时发的，曾跟着我翻过雪山走过草地）。我们几个十五六岁的小战士轮换着用大刀、矛子、枪刺和敌人厮杀，常常是三五个人打一个彪悍的马匪。我们用大刀劈，用矛子刺，用石头砸头，用手抓眼睛，用嘴咬耳朵……总之就是一定要把敌人扑倒、打死。我们每次都能杀死一两个甚至三四个匪徒。一天中这样的轮番肉搏战要进行几次甚至十几次。
        敌人屡攻未成便更加疯狂起来，同时从西南面、正南面、西北面几个方向向村子发起了猛攻，每一方向都是先以大炮、迫击炮轰击，以轻、重机枪掩护。待成群的匪徒猫着腰冲上来时，我守卫部队的勇士们从坍塌的工事里、弹坑里，用步枪、机枪、手榴弹迎击敌人，子弹打光了，就挥刀出击，将敌人杀退。
        敌人再次炮轰，轻、重机枪疯狂叫嚣，弹雨横飞。当敌人再次冲到我阵地前一二十米处时，一排排手榴弹飞向敌群后，战士们从工事里跳出来，眼睛里冒着愤怒的火焰，挥舞着大刀，端着枪刺，与敌人拼杀到一起。只杀得天昏地暗、鬼哭狼嚎，直到敌人抛下满地的尸体狼狈逃去，我军才回到原阵地上。这样重复多次，直到天黑了，敌人才肯罢休。
       昼夜守卫着阵地，昼夜战斗着，阵地上的战士们早已习惯了这种生活，敌人攻上来，就狠狠地打。枪声一住，抓紧时间便就地在工事里睡上一觉，养精蓄锐好以饱满的精力准备迎接敌人再一次的攻击。我抱着大刀正睡得香，一声嗖嗖的鸣叫声将我吵醒，睁眼一看，在距离我两米远的地方有一炮弹在扎开的坑里旋转，这种情况跑是死不跑也是死，我索性就不跑了继续睡觉。过了一会儿，还没有动静，再睁眼一看，这个炮弹没炸，是个哑炮。不死就接着挥舞大刀杀敌呗！那时候，红军战士早巳将生死置之度外，死了算，活着干。只要活着就要杀敌，你不杀敌人，马匪要杀你呀！自渡黄河以来已经参加了无数次战斗，我的帽子、袖子、裤裆、裤腿有子弹穿过的十多个洞，有时只是擦伤，有时是一道印迹，没有碰着肉，幸存下来了。有时，战士们也和马匪开个小玩笑，将帽子挂在一人高的杆子上，给敌人搞一个假目标，让敌人用猛烈的火力打上一天。当敌人鬼鬼祟祟地扑上来时，勇士们便突然冲出去，截断他们的后路，狠狠地敲掉他们。
       经过反复争夺的我三十军前沿阵地上，完全被鲜血染红了。清理战场时，我亲眼见到：我们每一个倒下去的同志的周围，都躺着几具甚至十几具敌人的尸体。有的与敌人同归于尽了，还死死掐着敌人的脖子；有的至死咬住敌人的耳朵不放，和敌人厮打在一起的分都分不开……面对英勇牺牲的勇士们，我心里充满了仇恨，决心拼杀到底为他们报仇！
       我们的人员、武器与敌人比相差甚远。敌人是骑兵，有枪有炮，有后援。而我军完全是步兵，孤军奋战、步枪居多，而且没有子弹。马匪穿着皮衣皮裤皮帽，吃饱喝足。而我西路军衣单少食、疲惫不堪。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 红军三进三出倪家营子苦战了40天，毙伤敌匪万余人，我军牺牲、受伤也有约6000人。战斗打响时我时常穿行在枪林弹雨中去做救护。战斗间隙时我还要护理伤员。当时伤员剧增，大多数是刀伤和手榴弹炸伤，头伤和上肢伤居多，伤势很严重。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有药品，甚至连裹伤口的绷带也没有。已是2月了，天气很冷，夜里零下30多度，房屋都被炸塌了，怎么安置伤员啊？戈壁荒漠上风干物燥，别说野菜找不到就连草根也没有，同志们在战斗间隙吃一两把炒谷子或炒荞麦粒充饥。吃炒谷子难以下咽，谷壳像木头渣一样，卡在嗓子眼里，和着喉咙的渗血吞下，下咽一口比打一次冲锋还难。吃水更难，每天只能喝到一小口水。嘴上干裂着血口子，舌头干得打不过弯来。后来，一点水也没有了，妇女团的战士冒死去敌人封锁的坑塘挖来冰块，每人只能有核桃大小的一块冰。更难的是伤员，他们衣服单薄无食无药，连水也没有，还要忍着伤痛，但他们不哼不叫，安静地躺卧在麦秸草上，有的几个人坐在一起，背靠背或互相坐在脚上取暧，没有任何怨言，没有任何个人要求。我这个护士班长心急如焚，可也只能默默地陪着他们……
       最后，我军2000余人从倪家营子突围。
       西路军经过连续的恶战，伤亡极大，生死关头，星夜突围由梨园口向祁连山行进。1937年3月14日在石窝，我父亲随着由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带领的左支队1300余人进入祁连山打游击。
        3月正是祁连山最冷的时候，气温零下三四十度。祁连山主峰海拔6000米，其他山峰也都在4000米以上，高耸入云的山峰被冰雪封锁着，披冰挂雪的山峰一座连一座，绵亘千里。进入半山腰或谷底是原始森林，有无边的松树、柏树、杉树遮天蔽日。寒风夹着雪沫，从山头扑下来，像利刃似地刮着皮肤。战士们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牵着骨瘦如柴的战马，翻山越岭，逶迤前进。途中渺无人迹，少见飞鸟。有时只能见到被惊起的野牛、野驴和黄羊。我们踩着冰雪前进。许多同志没有鞋穿，就用刚剥下来的牛、羊、驴皮，割下比自己脚周围大约二指的皮子，将皮子用刺刀穿上洞，穿一根绳子，脚踏在毛上把绳子一拉便成了穿在脚上的"皮鞋"了！有的人脚上包块毡片，白天走出了汗，夜里结了冰，粘在脚上，两只脚冻得又红又肿，有的人甚至冻掉了脚趾头。许多同志除了脚、手冻裂许多小血口子，甚至身上的皮肤也冻出血口子。有的同志得了雪盲症，眼睛红肿、疼痛难忍。然而为了摆脱敌人，必须咬牙坚持，继续向深山中进发。在零下40度的风雪祁连山中，根本没有粮食，40多天里同志们没有吃一粒粮食，有时能分到一块牛肉或黄羊肉，没有条件煮熟，就吃生肉。有时好几天找不到任何吃的东西，有的同志就将身上穿的羊皮背心分给大家吃，用刺刀先将毛刮掉，再在石头上磨软，然后分成小块分给大家。父亲有一件在川西时自制的棕皮（棕树皮）背心也给大家吃了（在川西时为了防雨防潮，弄一块棕树皮，在棕树皮的中间挖一个洞，套在脖子上然后在腰部扎一根绳子，棕皮背心就制成了），把棕皮用刺刀截成小块放在嘴里嚼着，而羊皮和棕树皮根本不能消化。战士们长期以来由于吃不到盐巴，头昏眼花，腰腿酸软。饥饿寒冷威胁着同志们的生命，几乎天天都有人冻饿而死。有一天早上，同志们从埋在半尺多深的雪里爬出来，冻得嘴唇发青，腿脚麻木。大家发现267团冻死了两名战士，便将两个战士抬到一起放进一道石缝里"埋"了。这两位战友在战场上是英勇杀敌的勇士，却被寒冷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团长张明伦命令全团集合，列队在烈士"坟"前向他们作最后的告别。
       祁连山恶劣的自然环境夺去了400余人的生命，他们永远长眠在风雪祁连山了。经过43天的跋涉，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左支队幸存的900余人终于跨出了祁连山。
       后经过安西战斗这支部队又损失了500余人。父亲最终随红西路军余部（约400余人）在新疆星星峡集结，结束了西路军悲壮的西征。
 
        在川陕苏区，在川西北，在河西大漠戈壁上，在风雪祁连山中，父亲张达明参加了大大小小战斗400多次，其中肉搏战就有7次。在川陕苏区挥舞大刀与敌人拼杀，参加过通江、平昌、阆中、苍溪战役、强渡嘉陵江、攻克剑门关；在川西北，苦战百丈关，参加了松潘战役、包座战役，攻克腊子口；在进军河西走廊、风雪祁连中，在虎豹口渡河、吴家川、一条山、古浪、四十里堡、西洞堡、永昌、高台、倪家营子、临泽、安西等战斗中，与敌人进行过殊死的厮杀、搏斗，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

五、学习无线电通讯

        1937年5月，西路军左支队400余人入疆后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总支队，对外改称新疆督办公署 "新兵营" 。在新疆乌鲁木齐， "新兵营" 先是学习文化、后是学习无线电通信专业。
　　"新兵营" 是我军最早的军事专业学校，1937年5月由陈云、滕代远在新疆乌鲁木齐（迪化）主办 。这所军校现代化程度很高，为我军培养了一批航空、摩托、装甲、炮兵、骑兵和机要等方面的人才，毕业后一部分被派回延安，另外一部分派到新疆各地和国际交通沿线，做电信联糸和情报收集工作，为国际交通线的安全𣈱通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是我军各军兵种最早的一批军事技术人员，为我军后来的的国防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红西路军的将士多数是出身贫苦家庭，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我父亲只是参军后才开始认字的，只是能读报的水平，完全不能适应学习无线电通信，只好先补习文化知识，主要学习自然科学方面的基础理论知识。学习是很辛苦的，父亲深知自己的基础差业务知识缺乏，就下定决心认真学习。上课认真听讲，下课认真整理笔记，弄不懂的就反复请教老师、同学直到搞懂。别人休息逛街，他把自己关在宿舍中复习。他利用一切时间学习，经常是起早贪黑，忘了吃饭。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取得较好成绩，顺利进入第二期无线电通信训练班学习，老师是徐明德，父亲和任道先、李培基、罗万荣、金克、李春林、朱家霖等都是第二期的同学，朱家霖还是他的班长。他们都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1939年底回延安后又各自听从组织分配奔赴抗日战场。
 
    2000年7月1日，在北京大三元酒家 "新兵营" 的几位战友为张达明庆祝80岁生日留影。从左到右：吴玲（任道先夫人）、钱志仁（罗万荣夫人）、刘敏（母亲）、罗万荣、张达明（父亲）、金克、李春林夫人、金克夫人、李春林。
　　父亲把青春、热血洒在了川陕大地、川西北的雪山草地、河西走廊的大漠戈壁、风雪祁连山，经受了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革命意志更加坚定。他们留下了催人奋进、永垂青史的红军精神、红西路军精神，写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最为悲壮的一页诗篇！

 
　  1940年张达明从新疆回到延安的留影。

六、奔赴抗日前线

        父亲張达明1940年回到延安后，在中央军委三局、枣园电台任报务员。
        1941年3月受中央社会部派遣，赴绥察区委做电台工作。父亲只身一人从延安出发到兴县，后经晋西北军区在白如冰同志带领下约30人及1部电台，经偏关、右玉、凉城、丰镇等地奔赴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绥察区委任电台队队长。
       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是李井泉1938年奉命率八路军120师李支队挺进大青山地区，在缺衣少粮、弹药匮乏、远离后方等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建立政权，坚持武装斗争直到抗战胜利。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它是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根据地的北方屏障，又是中共中央联系苏联和蒙古的国际秘密交通线，具有牵制日军进攻大西北和我军战略反攻的重要战略地位。
       绥察区委当时除巩固发展扩大抗日根据地，打击日伪军、国民党傅作义部队及叛徒胡定良的偷袭扫荡外，还要为党中央提供绥察地区的全面情况及日本人可能向北进攻蒙古、苏联，向西进攻宁夏的行动，并做好对日伪军、傅作义部的敌伪军工作，做好发动群众工作，扩大我党在整个地区的影响。我父亲的具体工作是带领电台队的13位同志，每天为《绥察日报》抄收延安新华社明码电报新闻；监听苏、美、英、日等国及伪满洲国的简明新闻广播，并将其中主要新闻内容记录下来交领导参考；每天与延安、晋西北军区及下级进行电报联络。
       1941年日本鬼子实行 "烧、杀、抢" 的三光政策，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大青山条件非常恶劣，游击队员经常是一二十天见不到一粒粮食，在山洞里睡在林子里吃，吃草根、树皮、树叶、野菜、野果充饥，晚上在山洞或在树上睡觉。风吹日晒雨淋，游击队员们人人面黄肌瘦。冬天更是难熬，大雪封山能吃的野菜、草根几乎找不到，防寒的冬衣被敌人扫荡时搜走了，游击队员们只能依旧穿着单衣，顶风冒雪打鬼子。为了躲避敌人，保存实力，与敌人展开持久的游击战，游击队经常是一天要换几个地方，来回移动，常常转山头，钻桦树林。山里有狼，游击队除了与日伪军周旋，还要提防野兽的袭击。
       为了适应游击战的需要，化整为零，便于行动，绥察区委将人员分为两个部分：张达明带领电台和绥察日报约20位同志，另外一部分机关干部约15人由绥西地委书记王聚德带领，两部分分别并相互配合活动，每天各派交通员联络、交换情况，保持联系。这样坚持了几个月。
       1941年10月25日，绥察区委社会部部长兼绥西地委书记王聚德和游击队长高凤英带领部分机关干部、游击队员在固阳一个叫万家沟村小火烧的几个窑洞宿营时，由于叛徒胡定良的告密，日伪军派了12辆卡车对小火烧重兵偷袭。王聚德等12位同志壮烈牺牲，被俘2人，所有机密文件丢失。只有一个15岁叫焦其子（音）的勤务员因掉进煤坑里，未被敌人发现。他跑了出来，找到距离小火烧约15里地外的张达明部报告。得到消息后，我父亲立即组织前往救援。待父亲等7人赶到现场时已经晚了，只能在废墟中检查损失情况，全部文件已经烧毁，掩埋了12位烈士遗体，收留了15岁的勤务员焦其子。父亲立即决定与延安联系，但三四天后仍然无果。于是父亲决定用从延安带来的密码与延安中央社会部联系。（父亲张达明用的是从延安带来的密电码。此密码只能在紧急情况下方可使用。他为了确保密码安全，防止丢失，将密码完全背下来记在脑子里）。延安复电："由姚喆同志去接收并另行安排。" 同时更换了电台密码及波长并要求按新的密码回复。父亲按照更换后的电台密码、呼号、波长、联络时间，向中央详细报告了王聚德等同志的牺牲经过。这就是有名的"小火烧"事件。  
       11月22日，父亲张达明和吴凯、张仪所带2部电台、人员与绥察日报社人员、油印机、马匹由120师骑兵支队司令员姚喆接收。电台与骑兵3团电台合并，经领导批准决定继续使用原骑支3团的电台，将原绥察区委电台暂作备用，父亲带另外两人将这两部电台隐藏在德胜沟东面20余里的悬崖上。12月父亲接替王恩清同志，任骑兵3团电台队队长。
　　1942年7月至10月，大青山一带伤寒病流行。驻扎在德胜沟的（司令部、教导队、行署、骑支三团团部）约300人几乎都染上了伤寒病，仅有20多人未被染上。染上这种病就要隔离，就是转移到各个山头单独居住，药品很少，全凭自己的体质熬，好了就活下来，好不了就死去了。父亲不幸也染上了伤寒病，单独一人带一些粮食在一个山洞中隔离，每天自行找一些野菜和着粮食吃，釆来一些草药自行治疗，3个月才好。有很多人没有熬过去，人员损失很大。
       电台的两名报务员也染上伤寒病隔离了，减员两人，又没有人员补充，于是父亲一人顶起3人的工作，每天收发、监听十八九个小时，经常是饭端到跟前了都忙得顾不上吃，也睡不了觉。他以坚强的毅力超负荷持续工作3个月之久。这期间工作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我父亲的身体却因此落下了严重的习惯性失眠的顽疾，经常是入睡困难，即便是睡着了也很快就又醒了，再想入睡基本不可能，犯病时3至5天不睡，非常痛苦。这失眠的顽疾长期困扰着父亲，直到解放后几十年还经常失眠。
       在日伪军严密封锁的情况下，大青山物资供应匮乏。电台用的5瓦的干电池极缺，市场上也很难买到。为保持与上、下级联系畅通，父亲就将收集的废旧电池利用起来，在电池上打一小孔灌进盐水或用盐水浸泡，使废旧电池还可以用一阵子，这个办法在关键时刻还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1943年7月父亲调入晋绥军区，在陕西神木县彩林村参加整风学习，任学干大队副组长。
       1944年1月调任延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通讯队班长；9月任晋绥军区司令部电台区队长；11月任第二军分区司令部电台队队长兼县、旅电台队长。军分区司令员许光达当面指示：" 要设法侦察府谷、榆林、宁夏的情况 "。于是抽出1部收报机并指派封文起同志等2人专门抄收府谷、榆林之间傅作义部队的来往电报，破译其密码，了解国民党军政情况。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的第6天，父亲接到晋绥军区命令，呂正操司令员将率领部队去东北接收，需为其配备电台和人员。父亲立即组装好1部15瓦的发报机，并调试出符合我军当时通用的波长范围，并且配备了天线、收报机、15瓦手摇马达、电台备用件等；任命报务员冯世祯同志为电台队队长，并让他自选一名报务员，如期送交呂司令员开赴东北。后来，经过半个月的通讯联络，证明这部电台质量较好。
        1945年11月，父亲任雁门军区电台队队长兼司令部电台队长。
       1946年5月任晋绥边区行署公安总局电台区队长兼总局电台队长。6月晋绥军区致函公安总局："张达明同志评为旅级，阅读省、军级文件，中灶待遇，月津贴48元。"
       1947年3月任晋绥行署电台区队长兼行署电台队长。
 1949年2月调中央军委三局材料科任科长，6月赴北平接收邮电部。7月调长途电信总局器材科，参与建设以北京为中心的长途电信网。

 
1944年张达明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部电台队长时在山西保德县留影。
　　我的父亲张达明在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时，主要是搞电台工作。由于机要人员有严格的纪律，不能立功、不能受奖，不能宣传，他默默无闻地为党的事业工作着。由于电台工作的保密性，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儿，我们只知道他是游击队员，在山里打仗很苦，其他一概不知。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文字，也没有工作照片，更没有实物。我母亲及弟弟妹妹一直全然不知他的工作情况。父亲上述的经历是我2018年7月参加窝窝会村"绥蒙军区旧址纪念墙"揭幕仪式时才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特别感谢李力清（李井泉之女）、贺远平的帮助，他们为我提供了有关父亲在大青山的一些很珍贵的资料。今后，在有条件的时候，我还将继续挖掘父亲在大青山的有关战斗情况。
 
解放战争期间张达明（右）与战友合影。

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我的父亲张达明任邮电部器材处科长。1954年8月至1957年7月入邮电部南京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任邮电部沈阳供应处副处长。
        1958年转业（1960年1月从沈阳邮电供应处回到北京，接到邮电部政治部发的张达明的转业证，这才知道组织上在1958年就给张达明办理了转业）。
        1960年1月任邮电部供应局机电设备处处长。同年5月调任国家物资总局财务调剂局处长，后任三类物资局处长。
        1969年3月下放物资部河南省罗山县五七干校。
        1977年9月任地方物资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副局级）。
        1982年离职休养（正局级）。        
　　2000年8月，父亲曾自费到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寻找1942年1月奉命寄藏在乌兰不浪至德胜沟向南一处平顶山石头洞里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各1部。寻找未果后于8月30日写下一段文字，详细描述电台藏匿的地址和方位，希望找到后捐赠给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以实物纪念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这两部电台的下落，成为他一直未了的心结。
       父亲曾荣获三级解放勋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2007年9月24日逝世，享年88岁。
 
 
2000年8月，张达明所写"在大青山寄放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情况说明"手稿。
           
八、深切怀念

       父亲张达明少年时期参加红军，在革命队伍里，在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在极其艰苦恶劣的自然环境、战争环境中，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为解放全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工作积极、勤奋好学，虚心诚恳，严于律己，团结同志，为社会主义建设付出了大量心血。
        我终生难忘送别父亲的最后一刻。父亲的遗体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他安祥地静卧在青松翠柏丛中。这一刻鲜红的党旗映红了我的一双泪眼，我眼前变得一片通红，分不清是镰刀斧头的党旗还是透析机中流淌的父亲的鲜血，是八角帽上的红星还是灰布军装上的红领章……啊！红红的像燃烧的火……
       亲爱的父亲，我们都知道鲜红的党旗上有革命先烈的鲜血，可是，在送别您的这一刻我分明看到这鲜红的党旗上还有您的泪水啊！
       不知为什么，我会想到父亲的泪水。父亲很少流泪，我见到父亲最后一次流泪是那样地悲痛，那情景总是浮现在我眼前。国资委老干部局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为健在的老红军制作了一本画册，当我和妹妹将画册送到父亲面前（当时父亲的眼睛已看不见了），我告诉他这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画册，上面有您的几张照片时，父亲双手紧紧抱住画册禁不住失声痛哭，老泪纵横，哽咽着说："长征胜利了！红军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可我的战友啊！你们都去了……我还活着……我想你们啊！……"。闻此，我们也禁不住与父亲一起潸然泪下。
       父亲总是怀念牺牲的战友，总是说自己是幸存者。他总是乐观地对待人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工作上任劳任怨，生活上艰苦朴素，名利面前从不伸手。父亲总是说：想想牺牲的战友，想想没有留下姓名的烈士，我们就没有什么委屈，没有什么想不通的，更没有什么不满足的。
       记得母亲说过父亲在1950年6月，在河北河间县误食敌人投毒的饭菜而中毒，5人中毒有4人身亡，只有父亲一个人活下来了，但身体受损很严重，定为三等乙级残废。父亲却坚决不要组织上给的残废金。1950年10月，在身体还未得到恢复时又积极报名要求去朝鲜参战，后因身体原因未被批准。
        三年困难时期，父亲与党同心同德，与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共渡难关。那时，家里经常吃野菜、树叶做的玉米面菜团子，我们觉得不好吃，受委屈，父亲说：" 草地上要是有这样的野菜团子吃，不知有多少红军能够走出草地呀！"。 那时，父亲有特供的香烟、白糖、黄豆。遇到工人师傅来我家修水、电，父亲就沏白糖水给他们喝，还将黄豆炒熟分给师傅们，让他们带回家给孩子们吃。1975年父亲提议、赞助（自己的钱）并在阆中县委的支持帮助下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个提灌工程，将嘉陵江水通过三级提灌提升到山上，引水上山灌溉农田，使全村人民受益。我是在父亲去世9年后的2016年回老家时听乡亲们讲才得知此事的，当时深受感动，若不是乡亲们讲，我恐怕永远也不会知道。

父亲教育子女从小要养成爱劳动的习惯，每到星期天就带领全家清扫卫生，自己动手擦玻璃、拖地板、洗衣服、扫院子。教育子女要爱惜粮食，节约用水、用电。教育子女不搞特殊，父亲单位的新年晚会有演出有吃有喝，父亲从不让我们去。一次，我偷偷带上弟妺跟着邻居家的阿姨去了，在晚会上生怕被父亲看见还躲在角落里。晚会结束我们随着大家走路回家，路上父亲的司机见到停下车来让我们上车，可父亲不让，回到家还批评了我们，父亲说："车是公家配备的，不能让小孩子坐。公私分明是原则。" 我心里虽然对父亲有意见，但对父亲的坚持原则还是挺佩服的。1970年正值 " 群众推荐、领导批准 " 上大学时，我被群众推荐上大学，同时写信给父亲，想请他帮我使点劲，给单位领导写封信或来单位递个话，然而父亲不但不写信不来人，反而写信要我相信群众、相信党。我没能上成大学，对此我对父亲很不满意，认为父亲对我的事也太不当回事了。十多年后，我凭着个人的努力拿取了中央财金学院的毕业证，这才慢慢放下了对父亲的不满情绪。  
       1969年，在林彪一号命令下，我们全家离京，全家6口人分在6个地方，最远的是黑龙江省嫩江兵团，最近的是父、母亲，也相距15里 。父亲在干校劳动，他突患浸润期肺结核病，为防止传染他人，安排他一个人住在由猪圈改造的"房子" 里，白天劳动就是放牛。父亲要求去北京或武汉看病，但造反派不同意，只能在干校用些药来维持，为此我还通过同学买了一些白芨片或粉寄给父亲治病。看着这样一个经历了爬雪山过草地、血雨腥风考验的老红军，现在身患重病得不到治疗还要去放牛，我心痛极了，又怪父亲太老实，就忿忿不平地要找领导理论。父亲却语重心长地告诉我："要相信组织会考虑看病的问题。是我们打下了江山，但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我没有任何权力向党伸手要这要那。我的权利就是听从党安排。"父亲的这番话永远地记在了我心中，是留给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想想父亲艰难奋斗的一生，除了吃苦、吃苦，还是吃苦，他吃的苦太多了，真没享过什么福。解放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再加上父亲刚毅耿直的秉性，别说没有受到重用，就连应享有的医疗待遇都被剝夺。
       父亲晚年对党内出现腐败现象感到愤怒，但他对党的信仰坚信不移，相信我们的党有能力，能够很好地反腐败，会保持党的纯洁性。教育我们在金钱面前要严格要求自己，决不能放弃原则，要老老实实做人。
       父亲离休后仍然关心党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关心下一代的教育成长，经常为大、中、小学生、单位职工做革命传统教育的报告。在医院住院期间，在与疾病做顽强斗争的同时，他不忘一个老共产党员的责任，常常给医院的病友和医护人员讲述我党的历史，长征的经历。
       父亲在74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把个人的名利地位抛在一边，对党的事业兢兢业业，对工作勤勤恳恳。他以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乐观的生活态度，走完了他平凡而又光辉的87年人生历程。
       作为张达明的女儿，我为有这样一位红军时期的共产党员的父亲而感到自豪！父亲正直、善良、忠厚的人品将永远伴随我的一生。永远怀念张达明——我敬爱的父亲！

九、告慰忠魂

        父亲是西路军悲壮西征的亲历者，可为什么生前从不提起也不愿触碰那段历史呢？ 经过近三年来通过两次重走河西走廊、参观纪念馆、祭拜烈士，向有关人员请教，阅读有关书籍，我对西路军开始有所了解，同时也理解了父亲不谈那段历史的苦衷。
       很长时期以来，西路军由于被当作是张国焘路线的牺牲品，对它的史实及研究都被视为禁区，尘封了半个世纪之久，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备受压抑和屈辱，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
        那么，西路军何以尘封半个世纪？原因有二。
        其一，人们不敢触碰西路军，是因为这支经过雪山草地考验的队伍遭到了几乎全军覆灭的命运，是备受屈辱的伤心历史。西路军21800人在河西走廊全军覆灭。其中战死者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6000多人，回到家乡者3000多人，经营救回到延安者4500多人，流落西北各地者1000多人。其中被俘2000多名女战士的遭遇尤其悲惨，大部分被污辱后或遭残杀害或转配他人或流落异乡，受尽人间苦难。被杀6000多人中，有3267人在张掖死难，这当中2609人被活埋，575人被枪杀，36人被烧死，27人被扒心、挑喉、割舌、断筋致死。最终西路军仅仅400余人到达新疆。
        其二，人们不敢谈论西路军，是因为它长期被视为张国焘路线，备受鞭挞。毛泽东把西路军的失败责任完全推到张国焘头上，说西路军的行动是张不经过中央，将队伍偷偷地调过黄河，张国焘有野心，要到河西搞块地盘，称王称霸，好与中央闹对立；说西路军是被敌人吓倒了，西路军失败是张国焘右倾逃跑路线造成的恶果等等。数十年来西路军幸存者大多命运坎坷，受到极不公正对待。川陕省苏维埃主席、西路军军政委员会11位成员之一的熊国炳于1960年冬冻饿死在酒泉的风雪中。西路军参谋长李特、红五军政治委员黄超，随李先念支队撤到新疆后惨遭秘密杀害，直到1996年才平反。而在"文革"中，许多西路军人员备受摧残，死于非命。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遭迫害身亡。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政治委员陈昌浩被迫害致死。
　　毛泽东在1936年12月所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说："为敌人吓倒的极端的例子，是退却主义的张国焘路线。红军第四方面军的西路军在黄河以西的失败，是这个路线的最后的破产。" 1951年出版的经毛泽东本人审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一九三六年秋天，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坚持反党，坚持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二万余人，组织西路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路军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一九三七年三月完全失败。"  
        这个注解如今已经改写，明确西路军不是张囯焘路线。
        1981年11月22日，陈云同李先念谈起西路军问题，指出："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路线的产物。"
        1991年6月，经中共中央批准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出版发行，新版《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所收入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西路军的注释这样写道："……10月下旬，四方面军一部奉中央军委指示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上旬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过河部队称西路军。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4个月，歼敌2万余人，终因敌众我寡，于1937年3月失败。"
        2002年10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关于西路军问题有这样的表述："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中锻炼起来的英雄部队。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在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殊死搏斗中，西路军的广大干部战士视死如归，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不朽业绩，在战略上支援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西路军干部战士所表现出的坚持革命、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气概，为党为人民的英勇献身精神，是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纪念的。"
这是对西路军问题作出的全面而充分的肯定。至此，西路军得到了公正的评价。西路军将士的鲜血没有白流。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9年8月20日亲自到甘肃高台，参观了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一件件实物、一张张图片再现了西路军将士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悲壮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我心里一直牵挂西路军历史和牺牲的将士，他们作出的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载史册。他们展现了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奋斗精神，体现了红军精神、长征精神，我们要讲好党的故事、红军的故事、西路军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绵亘千里的河西走廊，陡峭高耸的祁连山脉将永远铭记西路军将士的血与火、生与死的悲壮故事。
这就是历史的回声，雄浑的声音在河西走廊这片悲壮的大地上发出悠远的回响。

十、后记

        当此纪念父亲诞辰百年之际，我不禁回想起近三年来参加西路军研究工作委员会组织的"重走长征路、追寻父辈足迹"的系列活动。难忘我们在川西北的雪山草地，在河西走廊的大漠戈壁上的追寻，面对一个个纪念馆陈列的红军艰难困苦、浴血奋战的照片、实物，一个个昔日英勇杀敌、浸染了父辈鲜血的战场，一座座高耸的纪念碑，我的魂魄受到从未有过的震撼，我的心在不住地流泪 ！特别是西路军这段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历史，西路军那些浴血奋战的悲壮故事，常常让我泪流满面。我于2017年、2018年，为追寻父亲的足迹两次重走河西走廊，知道了我的父亲是参加了西路军全程西征的，也是进入新疆新兵营的400余人中的一员，他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困苦，他是那么的不平凡，那么的值得敬仰，父亲的形象在我心中更加伟岸。
       在新疆新兵营的展馆中我第一次见到父亲名字在400人之列，让我震惊了。第一次到兰州八办，我走进到院内，好像有一根线牵着，我居然径直走到刻有父亲名字的墙壁前，一眼就看到"张达明"三个字，要知道这是刻有几千人姓名的大墙呀！是父亲牵着我的手引导的吗？还是父亲与我心灵的感应？我真的震撼了！对于西路军这段经历，父亲生前只字不提，但是新疆人民、甘肃人民没有忘记他。看书过程中我还惊喜地发现发现了父亲写两篇回忆文章。红军、西路军的历史含有父辈太多的血泪，与我血肉相连。

 
书中载有张达明写的回忆文章。
 

 
西路军2.18万人， 一个个英勇顽强的生命，一曲曲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赞歌，一段段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将永远沉淀在我的血液中。崇高的红军精神、不朽的西路军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激励着后人。
　　西路军作出的重大的不可替代不可磨灭的贡献永载史册！      
        还记得那天从电视上看到、听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时，我万分激动、热泪夺眶而出，一个箭步冲上晾台向着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方向大声呼喊：爸爸！告诉您一个天大的好消息，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着西路军呢！习近平总书记让我们讲好西路军的故事！您听见了吗？您一定听见了！
       我一遍遍观看习近平总书记为纪念碑敬献花篮的视频，一遍遍听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真是感慨万千！西路军的问题得到了公正的评价，西路军的将士啊，你们的血没有白流！你们的精神永存！你们可以安息啦！
                                              张达明之女张军
                                      202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