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妈妈  我选择了退学
      1979年4月16日晚，来自上海的一个长途电话，就此改变了我此后的人生轨迹。时至今日，每每回想起当时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因为那是我此生最难也是最快的一次决定：为了妈妈，我选择了退学。
     事情的缘起得追溯到1978年初，我如愿考入大学说起。我爱读书，在农场十年，我从未中断过上大学进一步深造的梦想。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我终于等来了机会，通过初试和正式考试，我被齐齐哈尔师院录取，成为中文系77（3）班的学生，而且是班上为数不多的带工资上学的上海籍学生。那时的班上最特殊的是年龄差异，大的有三十多岁，小的二十左右。我在女生中排行老二，大家习惯以潘姐尊之。虽然如此，在显示青春活力方面我一点不逊于那些小我七、八岁的学弟学妹。大学生活对我而言如鱼得水，我又仿佛回到了风华正茂的学生时代。
   那时候的我是校图书馆和齐市电影院的常客，凡是图书馆内可以借到的国内外名著我几乎都看了个遍，有的甚至看数遍。名著中印象深刻的有“.呼啸山庄、大卫.科波菲尔、安娜.卡列尼娜、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战争与和平、牛虻、简爱、红与黑、约翰.克里斯托夫、老人与海、飘(乱

世佳人)、傲慢与偏见、高尔基三部曲-在人间、我的童年、我的大学” 等。我

们还常常全班出行，到影剧院看电影或话剧，十年的封闭一旦开禁，我们就像一群饥不择食的饿狼，只要是电影院上映的新电影，我们都会去看，记得当时“红楼梦”一票难求，通宵放映，我们是看到凌晨三点才回到宿舍，到了宿舍还兴奋的难以入睡，一直在议论电影中人物的命运和演员出色的演技，第二天早自习时还意犹未尽。类似这样的激动场景在看电影“追捕”、“望乡”、“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伟大的公民，”话剧“于无声处”等之后也时常发生，同学间讨论最多的议题是关于人性的解放以及文艺主题如何从内容到形式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家各抒己见，激烈时还会发生争执，拍案而起，互不相让。但这是多么难得的思想解放呀!唯此，方可除万马齐喑之沉闷之气，方可显激扬文字，指点江山之书生意气。
除了如饥似渴的汲取知识，我还是运动场上的活跃人物。78年4月，我参加全校女子3000米越野赛，得了第一名。不久，我又获得七七届新生田径运动会女子100米、400米二项第一名和跳远第二名。那个年代奖品很低廉，第一名是搪瓷茶杯，第二名是毛巾。可这又何妨呢？这在当时精神方面的鼓励远远超过物质奖励，特别是赛后，当我听说班上的一群男生在我赛跑时，忘形地高呼“茶壶茶壶”,甚至将手中喝水的杯子抛向空中时，我心中热乎乎的，我为置身于这样一个可爱的集体而感到幸福。79年初，在第一学年即将结束的一次班委会上，我自己都不曾想到，班上同学居然一致选我为当年班上的“三好学生”。
就这样我满载着幸福、快乐、荣誉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踏上了入学后的第一个探亲之旅。
谁料想，回沪后即遇到喜忧参半的返城风的冲击。这一年的春节我过的并不舒坦。当时，留在农场的战友绝大部分都通过顶替或病退回来了。家中在黑龙江老莱农场的五哥和吉林插队的弟弟病退回家了。在农场的男友真超也顶替他妈妈办好了回沪手续。班上的几位上海男生也电话告知他们都在办顶替手续，他们将不再回校读书了！转瞬间，我原本安宁平静的天平失衡了。我是家中的独女，父亲早逝，妈妈含辛茹苦将我们兄妹七人抚养长大，现早已退休在家，我已没有顶替的可能，但哥嫂们还是希望我能回上海，他们不忍心我一人在外孤单拼搏。男友真超更是好言劝慰，他要我不要担心回家之后的事，他说他已顶替回沪，他会努力工作，让我衣食无忧的。唯独妈妈在我面前从未说过要我退学回家的话，“知女莫如母”，因为妈妈知道我内心深处是多么地渴望上学读书，也只有妈妈理解她的女儿独立的个性，知道女儿是不愿寄人篱下，丧失自我，过没有尊严的生活。三月开学在即，妈妈默默地为我打点好了行装，依依不舍地送我上了火车。
回到学校不久，我就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忘却了烦恼。我制定了学习计划和阅读书目，每天坚持晨起跑步，正常上课之外就是大量地阅读课外书籍，在知识的海洋中我找到了心灵的慰藉。然而，世事难料，风云不测。4月16日晚上十点左右，我上完夜自习刚打算入寝，接到了真超打来的上海长途。电话里，他焦虑地告诉我妈妈因莫名高烧住院已有半月，医生一直查不出病因，今拍片子发现乳房处有硬块，初症为乳房癌，因不知此病发展趋势如何，所以，家人商量还是打电话告知我妈的病情。一听到“乳房癌”三字，我的头立时就轰的炸裂似的疼，但我脑子很清醒，我当时就对真超说，“告诉妈妈，我明天就回家！”
当天晚上我就写了退学报告，第二天一早递交到系里，然后我就上了火车，一心只想快点赶到妈妈身边，一心只想多尽点女儿的孝道。相比妈妈的生命安危，其他一切的一切，都已经是微不足道了。
下了火车，我直奔医院。我让已经在医院护理多日的嫂嫂回家休息，以后的日子里我决定一直由我照看妈妈，我执着地相信，心诚能感动天地，妈妈一定会好起来的。说来也怪，听到我的声音，妈妈居然睁开眼睛，欣慰地笑了，我知道妈妈需要我，我对妈妈说：“妈妈，放心吧，我不走了。”在医院的那些日子里，是我18岁离开妈妈以后和妈妈最亲近的日子。我给妈妈擦身，帮妈妈轻柔地按摩手脚，妈妈口唇干裂，我用棉签蘸水不停地在唇边涂抹。妈妈睡着了，我和衣趴在妈妈身边小憩一会，妈妈醒的时候，我给妈妈讲农场里的趣事逗妈妈开心。在我和家人的细心照料和关怀下，经过前后近两个月的治疗，妈妈的高烧退了，惊喜的是，乳房的肿块也没了，临出院医生对莫名的高烧始终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是叮嘱“随访”。我虽不是医生但我却知道妈妈的病源，妈妈是积郁成疾，是想女儿想的，而女儿是治妈妈心病的良药，这不，我回家了，妈妈病也好了，否则，这一切又如何解释呢？冥冥之中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妈妈出院后，我递交给系里的退学报告迟迟没有批复，系里让同学转告，希望我还回去复学。可此时我去意已决。一则妈妈身体还没有全然康复，身边离不开人。二则远在云南的大哥的两个孩子还在上海，需要人照料，我怕妈妈再累倒了。至于我自己的前途我已经不愿再多想了，我明知，继续上学，我的前途可以预测：四年大学毕业后我或者回农场局到学校当老师，或者留师院教书，以后再通过夫妻分居两地申请回沪。运气好的话可以争取到上海名额，毕业直接分配到上海。只是这样的话起码要等到四年以后甚至更长时间。我也知道，如果退学，我的前程充满了诸多未知：我不知道通过大学病退能否行得通？我也不知道上海方面还能否收我的材料？即便户口能顺利办回，我以后的工作又如何着落？这诸多的未知我一时都难以解答，但有一点我很清楚，我还年轻，年轻就有机会。可妈妈老矣，妈妈等不起。现在我回来了，我回到了妈妈身边，我可以好好照料妈妈晚年的生活起居，至少我可以没有“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遗憾了。
潜意识中，我还有一种“补偿心理”，我要偿还这些年来我对妈妈的愧疚之情。1968年8月，我幼稚我自私，自以为报名上边疆，就能和资产阶级家庭划清界限，就能远走高飞，前程光明。当时我根本没有顾及妈妈的感受，也没有征求过妈妈的意见，而是我行我素，一意孤行。汽笛长鸣，火车启动时，全车厢人哭声一片，我却没有掉泪，可见我是多么地想要脱离家庭，多么地倔强。然而，到边疆第一天，当带领我们的连长逐个问我们每个人的出身时，我这才开始明白我之前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我将永远背上沉重的“出身包袱”，到哪都甩不掉。那晚，我想妈妈了，我独自跑到外面无人处，痛哭了一场。如果说，在此之前，我将一切的不顺归罪于妈妈和家庭，怨恨自己为什么会生在这样的家庭？那么，自此之后，我不再怨恨妈妈，也不再抱怨自己，我知道出身无法选择，但路是可以自己走的，我无须考虑别人是怎么看我的，我做好自己就行。设身处地，我想到了妈妈，在同样的生存环境下，妈妈要承受来自社会和子女的双重压力，妈妈更不容易。突然间，我想起了文革中红卫兵来抄家时妈妈无奈的神情，想起了妈妈连着几夜为我改制皮褥子的情景，想起了临行之际，妈妈勉强露出的笑容，我的心颤抖了，我无数次地说“妈妈对不起，女儿知错了！女儿以后会更多孝顺你的。”那晚，我长大了，对妈妈我多了一份理解，更多了一份愧疚和思念。
为了报恩，为了“救赎”，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退学。虽然此后的路走的很艰难，前后整整耗费了一年多时间。我是79年4月递交的退学报告，11月，院部才批下回复。当我的人事资料退回农场，农场方面的病退材料再送到上海后，街道知青办一会说停办了，一会又说要补齐相关证明，折腾了大半年，到1980年7月我的户口才正式报进。这一年多，多亏了好人一路相助。在学校，我的行李打包托运，我的退学事宜商洽和院部的沟通都是班上同学帮助办理协调的。病退材料退回农场后，团直校李传胜校长，组织科老丁一直全力相助，多次帮助补齐上海知青办要的证明，校长还寄了三支野山参，让我以备需要时用。当一切尘埃落定后，每每忆起上述人和事，妈妈总要对我说，“他们都是好人恩人那，你可不能忘记他们，以后一定要找机会答谢的。”是以，80年、85年几位同学来沪游玩，91年校长夫妇来上海，妈妈知道了，都亲自热情接待并宴请，以表谢意。
1980年7月户口报进后，以后的路基本顺利。同年8月我被安排到街道集体事业管理所负责业余教育兼工会工作，后考进区委党校工作。1982年报考电大中文专业录取，85年电大毕业后，86年又考入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升本学习，89年本科毕业并获文学学士学位。虽说是业余学习，但终于圆了我上大学读书深造的梦，妈妈心安了，我也知足了！
为了妈妈，我选择了退学！为了妈妈，我坚强生活！因为，妈妈，此生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