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父亲——潘仁希

我父亲是潘仁希，生于1909年11月8日青浦朱家角，从小读书很用功，考进苏州东吴大学学习（今苏州大学前身）。
据《沧浪区志》记载：民国时，东吴大学学生在读书湾，创办了公益性的惠寒小学，动员贫家小孩入学读书。惠寒小学的教育方针是鼓励学生德智体群各方并重，且偏重于儿童自治及课外活动。惠寒小学不收学费，免费发给书本，对那些流浪儿童，学校还提供食宿。
　　惠寒小学的校长、教师都由东吴大学学生义务担任。1928年至1929年秋季，校长是谈家桢。校长任期一年，据东吴大学校刊《老少年》1930年7卷2期载，“1929年秋季开学时惠寒小学校长是潘仁希，荏苒半年，成绩卓著。然在今春开学之即，潘君坚辞惠寒校长一职，遂由东吴大学青年会改请张玉逊担任。”
在1929年6月，父亲还与东吴大学及平江小学两校校友项学臣、姜守良、潘承英等十余人，发起成立了“吴平国乐团”。之所以叫“吴平”，因成员主要来自东吴大学和平江小学校友。建团时有团员38人，最多达80余人。（具体见附件）

30年代初父亲到上海，父亲在东吴大学应该学的是法律。所以到上海后，经过一番打拼，成立了以父亲名字（谐音）命名的《晨曦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业务发展很快，据上海地方志介绍，《晨曦律师事务所》设在上海圆明园路169号协进大楼，有八个办公室。在上海滩司法界很有影响。上海当时的报纸上，常常会用半版篇幅做晨曦律师事务的广告。

据大哥回忆，那时父母亲住在黄陂南路上的“梅兰坊”里，梅兰坊有五六十户连排别墅，我家是22號。在上海那六、七年的时间里，也是父亲事业发展比较顺利的阶段。可惜好景不长，“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上海沦陷。
上海沦陷后，演艺界明星梅兰芳为了表达自己对侵略者的不满，带头罢演，提出拒不演出，不给日本人服务的沉默抗议方式。此行为影响很大，知识分子阶层纷纷仿效，父亲也坚决实施不接诉讼案子,不给日本人服务的主张。
事情发展一段时间后，上海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日本人开始了针对性反制，抓走了一大批带头闹事的爱国人士来威胁恐吓。父亲和母亲在同一天被抓，罪名是父亲暗中资助帮助抗日分子 。
父母被关押期间，亲戚朋友四处奔走，积极救援。最后是几次送礼才被放出，总计被关押了一月有余。出狱以后，父亲关掉了律师事务所，直至抗战胜利后他又继续当律师。

应该是抗战胜利后，父亲用了好几根金条，买了杨浦区隆昌路226号“红房子”居住，全家迁入。那是日本式的三层别墅，大约有200多平方。有小花园、有汽车，有车夫。车夫也许在家排行老二，所以我们都叫他“阿伲”。在后门还有专门房间居住。整幢房都装有热水供暖和供水系统，底楼装有很大白色的“炮仗炉子”。

解放后，大哥潘与进进了斯高中学学习。新中国建国之初，国家急需建立空军，大哥也光荣参了军，并被挑选进入空军航校当教员。当时大哥16岁还不到。但父亲、母亲积极支持儿子参军，保家卫国。我记得大哥在蚌埠集训期间，父母亲还带着与明到部队去探望过大哥。
父亲是个爱国正直的人，因旧的法律废止，新的法律还不健全，解放后律师行当停止。为了生活，父亲在隆昌路家的底楼开了一家“晨曦文具书店”。门面有两大间。一间玻璃柜台，主要卖文具，如金笔、钢笔、讲义夹、凤凰琴、乒乓球等，买了钢笔还能免费用钢笔刻字机刻字。还有一间就是古今中外的书，书很多，书柜很高，最高地方要用凳子或梯子爬上去才能拿到。在买书的墙上，还挂着一个玻璃镜框，里面标有书法家为我们四兄弟最后一个名字写的四个字“进同国庆”。
当时营业员有三名，一位是平国龄，个子不高，是经理。另一位，叫张家斌，个子不高，话也不多，有点结巴。还有一个就是亲戚“陈华荷”，我们叫他“荷哥哥”，他人比较高，待我们也很客气。

1954年，国家推行对民族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当时隆昌路上店不是很多。父亲带头公私合营。记得当时还敲锣打鼓，拉起了横幅，十分热闹。公私合营后，父亲好像更忙了，他先是加入了民主建国会，后又到嘉定外冈参加了社会主义干校的学习。还担任了杨浦区工商联秘书长，杨浦区百货公司业务股负责人。杨浦区的文化生活是比较枯燥的，50年代初建造了杨浦区电影院，58年建造了沪东工人文化宫，这些父亲都是出了力的。记得杨浦电影院开张典礼，我也随父亲一起去参加了，每个小圆桌上放了水果和糖果。父亲好像还上台讲了话，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典礼仪式，所以印象特别深。父亲平时衣着比较讲究，出门一般都是西装革履，头发也梳理得整整齐齐，油光铮亮。他知识渊博，还会吹笙、变魔术。在家里还给我们变过黑袋袋中变出鸡蛋的魔术，记得家里还有过一把变魔术用的象牙柄的手枪和打纸条会发出“叭叭”声的手枪，可惜都不知去向了。

母亲叫殷韫英，苏州大户人家出身。是原上海某歌舞团钢琴伴奏，结婚后就回家当全职太太。母亲很会安排家务，家里七个孩子，除大哥在外以外，其余六个孩子都安排得妥妥帖帖，让父亲能安心在外工作。父亲早晨爱吃油炸花生，爱吃大饼夹自己做的辣酱，母亲常常做好了给父亲吃，我们也跟着一起吃。母亲还会自己做酒酿，做蛋饺，做菜饭，一家老小在一起，其乐融融，非常开心。父亲和母亲待邻居也和客气，对子女要求很严格，教育子女要做好人，好好读书，将来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父亲五十年代后期，由于工作累，长期鼻炎且经常发作，后来查出是患了鼻癌。后来住进肿瘤医院，开刀、化疗。住了一段时间后，母亲说：你们爸爸要回来了。我们听了都很开心，我们兄妹几个，还在爸爸回来那天，在门口列队欢迎。要是以往，他一定会摸摸这个头，亲亲那个脸，可这次没有，看得出父亲情绪很不好。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是父亲癌症已到了晚期，医院无法治疗，让他回家休养。父亲回家后，基本就躺在床上，亏得三楼龙医生是医院护士长，常常给父亲打杜冷丁针止疼。好像没到半年，也就是1961年3月19日，父亲走了。据说父亲很不想走，他特别担心，他一走，丢下五、六个还在读书的孩子怎么办？母亲和大儿子能把这副重担挑起来吗…… 追悼会在西宝兴路殡仪馆举行，那是一个雨天，许多人赶来送行。陈乃圣教授写文，著名书法家沈尹默先生写字表示了深切的悼念。

“血浓于水”，值得一提的是，在父亲病重、去世、以及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及以后的日子里，仁恺叔叔和婶婶、仁岛叔叔，郭韵秋阿姨等，都在精神和物质等方面，给予我们全家予各种帮助、支持和关心，我想我们会长记在心、永志不忘的。谢谢！

                                       潘与庆
                                      2019.3.15

备注：
    陈乃圣教授,1933年生于古越绍兴, 精于书法，擅长乐器演奏1955年转业考入复旦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山东师范大学和山东大学任教。曾任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系主任,山东大学学术委员,省拔尖人才评委,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评委,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省《资本论》研究会秘书长， 1976 年去世。                        
                        
    沈尹默先生，是《新青年》杂志6位编辑之一，是中国新诗体裁的倡导者。沈尹默先生祖籍浙江吴兴，早年曾留学日本。解放前曾任北京大学文学教授，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北平大学校长、中法文化交流出版委员会主任、监察委员等职。1946年后因不满国民党当局，退隐上海。解放后先后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文管会会员、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主任等职。1971年6月1日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