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母的一点往事记忆
抗日战争上海沦陷前，我父亲潘仁希已经是业界有名气的律师了，因为毕业于名校，人脉又广，所以很受欢迎。因此那时的生活环境也不错，那时我们住着霞飞路(复兴路)贝勒路（黄陂南路）上的“梅兰坊”里，里面有五六十户连排别墅，我家是22號。一大家子9个人好不其乐融融，分别是父母、好婆（奶奶）、苏州好婆（父亲的堂叔媳妇）以及她的两个孩子潘仁岛、潘仁屿，我们兄弟三人与年、与进、与同。上海沦陷后，演艺界明星梅兰芳为了表达自己对侵略者的不满，带头罢演，提出拒不演出，不给日本人服务的沉默抗议方式。此行为影响很大，知识分子阶层纷纷仿效，父亲也坚决实施不接诉讼案子，不给日本人服务的主张。
事情发展一段时间后，上海基本处于半瘫痪状态，日本人开始了针对性反制，抓走了一大批带头闹事的爱国人士来威胁恐吓。父亲和母亲在同一天被抓，罪名是父亲暗中资助帮助抗日分子 ，正当青年的叔叔潘仁岛也被杀鸡儆猴地抓了，好在很快放了出来。
父母被关押期间，亲戚朋友纷纷发动救援。家里的大人只剩两个好婆，还要照顾几个小孩，最后是几次送礼塞钱给负责抓人的敌伪小头目胡四保才被放出，总计被关押了一月有余。
哥哥潘与年是不幸被无辜牵连而发生不幸的，出事前他是小学二年级的学生，特别聪明，考试总在年级一二名，深受父母喜欢，但因年纪小，总的来说只是个成天玩耍的少年。弄堂里有家中药房，在小区的空地上堆了许多药包，有天他在爬药包玩耍时药包倾倒，被翻落的药包压断腿。因为家中没有大人照顾，只找了个江湖郎中包扎了一下，而后只能躺在床上休养。月余后待双亲放出来，重新去医院治疗时才知道，断骨错位，而且延误了治疗时间。只得重新拉开骨头进行二次复位。可惜长时间的卧床造成哥哥身体免疫日渐低下，竟然并发感染离世而去，临终前倒还劝慰父母不要因他离去而伤心，令众人唏嘘不止。
人虽然放出来了，可是父亲不为日本人服务的誓言仍然在坚持着。父亲另外在外面的大同饭店4楼，经营了一家叫“金门”的乒乓房，但仅靠此不足以支撑一家人，日子变得日渐拮据困难，每天的吃饭都成了问题。记得每天要“轧户口米”（就是抢救济粮），排队去讨要一把混有很多沙石的米，要一点一点地清理半天，然后混上杂粮“长豇豆”才可勉强填上肚子。为了增加收入，习惯了养尊处优的母亲也开始做些事来养家糊口，最记得的两样活计是焙太后饼（像月饼），做糕点来卖。以及因为经常灯火管制而造成的特殊需求，做蜡烛来卖，还有一些其它小手工。由于生活困难，逐渐将家中的房子一间间地租了了去，包括一楼的客厅、天井，三楼的正间和亭子间等等，只留下二楼的一些房间和一楼的厨房自用。苏州好婆一家也搬了出去。靠着杂七杂八的零散收入，我们才存活下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45年日本投降后，父亲重操旧业，生活才得到改变。
我们家可能在青浦还有亲戚，原因是我记得潘与年下葬时，棺材是下在了青浦朱家角附近，周围还有其他人的墓地。而好婆过世时，葬礼是在徐家汇进行的，很清楚地记得所有的亲戚都来了。这些都是45年以前的事了。

                                        潘与进  
                                         201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