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津水电工程建设历程》 翁长溥著
《中国水力发电史料》1988年第2期(西津水电站专辑)中国水力发电史料征集编辑委员会 p3-50
获广西水电学会1988年优秀论文一等奖
《恶水缘》P97-P176
《西津水电工程建设历程》
一、奔赴西津
难忘的1958年，我原在黄河三门峡工程局工作。处在此一历史转折的洪流中，每个人都在思考问题，选择态度。我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当时出现的形势，是一则以喜，一则以虑。喜的是出现了大搞建设的局面，正是我学过7年土木工程并参加革命的宿愿;虑的是对当时所提出的一些目标、速度、搞法，感到有些不踏实，心存疑虑，从而采取随大流走，走着瞧的态度。逐渐感到周围环镜对我产生了非议:“一个对党的中心工作不帶头的处长，把群众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爱护我的领导同志则一再提醒我要注意政治。报纸上不断报导出现奇迹，《河南日报》以头版头条套红通栏大标题报道“秋收亩产小麦3500斤”。新名词“现潮派”、“秋后算账派”等发人深思，我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道:“三千五百谁料到？劝君记取莫观潮！”我进行了再思考，我只学过古典物理学，太阳热能到水的位能再到机械能转电能，自己是理解的;但对原子核裂变链式反映所放出的巨大能量，我还似懂非懂。群众的创造力，我也要承认尚未真懂，只有自己参加到实践中去，才能加深理解。
1956年，全国向三门峡汇集了大批建设力量；到1958年， 全国伸手向三门峡要人，谢辉副局长不只一次面对我说:“甚么不相干的地方也向三门峡要人。”三门峡干部的思想在准备着，分道扬镳，自立门户。
黄河三门峡胜利截流，“锁住黄龙”后，党委书記张海峰找我谈话了。他告诉我一个拖了半年而不能再拖的调动消息，要我一人到广西昭平水电工程局任总工程师，言词恳切，使我难于拒绝我敬重的长者。广西，是珠江的主干上游，水力资源丰富，在大炼钢铁时又受到《人民曰报》的一再祝捷，劲头正大，我对海峰同志表示了，不负所望一定去完成好任务。
海峰同志破例为我饯行后，叫我去他住处作临别赠言。他嘱咐在工作上不要硬搬三门峽机械化施工经验，要重视土法上马和群众运动;在处理关系上要注意搞好团结，特别要注意搞好新转到工业建设上来的地方干部的团结，在作风上要谦虛谨慎。谢辉副局长也嘱咐，不仅要钻研技木业务，在党的工作的重大转变时期，要注意政治，特别是具体实际的政治。这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之一，临别时很有针对性的赠言，比送什么礼品都好，可以长期受用。别了黄河，别了三门峡，1958年12月8日。
由河南到广西我只身绕道四川探亲。结果此行成了为母親送终之行，我到了目的地的次日就收到母亲病逝的电报，就回电姊妹料理后事，避免了初到即离。1958年末的这次旅行，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由上海调赴三门峡时，一节软席臥舖车箱内，一共只有3名成人乘客。调离三门峡赴南国的边陲，托三门峡市交际处处长也买不到任何臥铺票了。买了硬席坐票上火车，由三门峡到西安行车6小时，我一直是被挤得歪站着。听议论，都是各地派出来搞材料搞设备的人员，这是大跃进呵！到成都下车后找不到任何交通工具，人们说公共汽车、人力三轮车参加大炼钢铁去了，小轿车也参加大炼钢铁去了。对过去我曾生活过的重庆山城，我深感有人满之患，丰富多彩的川味吃食不见了，只有简单的饮食卖，桌边还站着不少人在等座位，穿新工衣的青年很多，一见就知道还未洗掉泥土气、是新进城市的农民。一路上都看见了大跃进，12月24日到达目的地广西桂江松林峡昭平水电站工地。带来的不是什么感伤，而是一个创业者的满腔激情。
这时才知道广西已同时开工了两个水电站。桂江昭平水电站装机45万千瓦,技术骨干队伍是原广东流溪河水电工程局分来的。郁江西津水电站规模约为昭平之半,技术骨干队伍是原广西的建筑、水利等部门组成的,水电部也调来了两名工程师,后来知道是冯大彬、刘占青。两局的绝大多数人员,是从各级机关抽调和广大农村的民工队伍,这支各地各族人民组成的队伍,过去还不曾见过水电站。到广西不久就听到传达中央的新精神,要处理好革命精神同科学态度的关系,处理好热和冷的关系。广西区党委1959年初在柳州召开的会议上,确定昭平、西津两工程局合并成立广西水电工程局,集中力量保西津,昭平的主力连同民工转向西津,留少数力量维持昭平。领导班子是党委书记杜竟明、彭泽之、冯邦瑞、徐霁远、毛恣观,由徐霁远任局长,副局长毛恣观、韩涛(留昭平),由翁长溥任总工程师,苏朝栋任副总工程师。原在昭平的同志迅速奔赴西津。
二、向河争地
西津水电站在郁江上,上游距南宁市167千米,下游距横县6千米,以近西津村而得名。坝址为花岗岩地层,电站规模以水库回水不影响南宁市为限。这是珠江流域规划选定的先期开发项目,原广州水电设计院曾作过勘察设计工作,后连人带任务下放给广西承担。开工之前,正式批准过初步设计。工程项目设计负责人是梁永治工程师。
施工方案采取河床分期导流。第一期工程围左岸基坑,开挖基础,浇灌八个坝段和全部厂房混凝土,安装发电机组。第二期工程在河床截流后,一面开挖右岸基坑,浇灌右岸坝体,一面就靠右岸上游围堰壅水发电。船闸工程在岸上施工同电站平行进行,断航期间,货物由铁路运至下游贵县(现贵港市)再转水运。在并局以前,工地已向河床进军,开始围水,正式开工了。我的宿舍兼办公室是木柱、挂泥墙、油毡顶、板皮门窗的一间平房。我住进不久,地坪上很快就长出了花生苗,上一年这块地的花生没有收干净。这算是当时较好的也是第二代的房屋。第一代是竹架茅草人字形两面落地的工棚,人们从两端爬进爬出,是短期水利工地习用的工棚。
并局时主要在搞土石方工程,修建一期围堰看到的主要工具,是扁担、土箕、三角耙、钢钎、铁锤、铁锹。从高处向低处运土,用长竹竿做成滑道,已经是先进技术。用8千克轻轨和小容量的V型矿车为数不多。听说初期曾有过两台推土机,一台翻跟斗跌下了坎,一台被土埋了,出了安全事故,就不用也没有用的了。临时小土围堰围了半边河,但围起来后抽不下去水。当时的几台水泵是从农业排灌上调来的,水泵的扬程最大的才12米,动力是柴油机带动,水面抽低后,要把水泵串联搞接力,才能把水抽出基坑。柴油机故障又多,眼见水面降低了,一出故障又回升。除了水泵以外,用了大量的农用木制龙骨车和土箕排水,即土箕两侧系上绳子用人拉绳,一箕一箕地往上提,车或箕排水,都要用泥土作多级小水池。记得第一次浇混凝土,是用铁板、铁铲拌和,用箩筐内衬油布抬水,用木板搭斜坡道把斗车又拉又推运混凝主进仓的。除有点小型柴油机带动的风、水、电机外,整个工地没有形成风、水、电系统。这种规模的水电站,用这样的技术装备施工,真叫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的出发地黄河三门峡,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机械化。在山西、在内蒙,我也曾开过详尽的设备清单。来到西津,我没有这种经验,但海峰同志的临别赠言记忆犹新,重新学习,干中学,试试看,若搞成了,倒是了不起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在脑际浮动。
在并局的会议上,就初露了分歧。杜竟明、徐霁远两位同志是参加区党委柳州会议的,杜谈两局合并的任务是要实现1959年西津发电,徐对此避而不言。我还不太摸底,要我发表意见时,我说年底发电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技术上不应说不可能,我说的可能不是指现实条件,而是有待创造新条件,根据我的知识和对解放思想的理解,我认为我的意见既是积极的,又不是盲目的。但杜竟明在总结讲话时说,不要信心不足,年底一定能够发电。我听起来感到似乎是针对我说,但我没有介意。杜过去是搞地方工作搞财贸工作的,没有搞过也没有见过水电站,心中无数是可理解的,但上级给的任务是当年发电,作为第一把手,从上到下树立信心和决心,这种政治立场我认为不宜非议。人们在回顾那个年代时,认为假话、大话、空话很多,我看有些并不属于主观意识,而是客观上在说瞎话。既然并了局接受了任务,总工程师是参谋长的角色,就要面对现实而不是回避现实,着手研
究全部工程问题。投身第一线建设,就是“弄潮儿”,不应再是“观潮派”了。至于秋后算账,我看是应该算的,不只事后算,事前就应该算,如果兵力火力都不算,怎么当参谋长?怎么去组织夺取胜利?于是我认真算了一下账,发现要实现1959年底发电,不只原来西津水电工程局的力量不足,昭平主力转来后也不足,两个局的全力并起来还远远不足。第一期左岸基坑工程,首先是要在河床内取得阵地,阵地都没有,还打什么仗?小围堰围起来了,算暂时取得了阵地,它只是为修建正式围堰提供了条件,它的高程只高出枯水水面。只有正式围堰建起来了,高出了洪水位,在汛期中依靠它挡水,才能在基坑内处理基础和浇灌混凝土。枯水期快过去了,1959年的第一个季度也快过完了,正式围堰还只算个开始,一进入汛期,如果我们的防线没有建起来,失掉了阵地就失掉了一切。从好的方面着想,我们如果取得并保住了阵地,汛期中就必须处理完基础并浇完大坝和厂房的混凝土,才能为装机发电提供条件。混凝土是需要大量沙石料的,汛期中河水位高,沿河的沙石滩都淹了,单凭人力,从哪里去捞沙石呢?必须在汛前把沙石料抢到岸坡的高地上。因而汛前的工作强度非常集中,依靠两局的现有力量远远不足。为平衡这个力量缺口,我提出了增加劳动力或增加施工机械设备的两个方案供局选择。我们对1959年发电的任务,如果是真心而不是假意,不只是说说而是要实现,就不能隐瞒问题而必须如实向上级反映问题。
在讨论这个问题上,又出现了分歧。杜竟明坚决主张增加劳动力,徐霁远则坚决主张增加机械设备,并说,人太多了不只吃住成问题,拉屎拉尿也成问题。我想,能上机械设备当然好,但广西没有,全国不可能立即调来,调来了,安装、熟练、发挥出效力也需要相当时间,应不了急;至于劳动力,只要区党委一下决心就解决了。我支持了杜竟明立即要劳动力的意见,也同意徐霁远提出设备的要求,否则就不能逐渐增加技术装备,但汛前工作只能立足于增加劳动力。从而在局领导内取得了一致意见。并确定由杜竟明和我去南宁汇报。
那时解决问题是很快的,我们只在南宁住了两日,广西政府主席韦国清已亲自把增人任务交待给了南宁地、市。我一走进朝阳百货大楼,一进门的方柱上就贴有支援西津水电站建设的大红对联。听说南宁市委要组织动员万人大军为西津挖沙,杜竟明同我到市委第一书记陈枫那里去时,陈告诉我们,他们的先遣队已经出发了,由书记阮洪川和常委、副市长梁政领队。解决问题这么快,这种战斗作风,实在令人鼓舞。次日早晨我乘火车到六景去追这一条先遣船,以便共同沿河规划沙石料场。上船后,阮洪川给我介绍了动员情况,万人大军将包括几千民主人士和街道妇女,先遣队船上有南宁市的财贸部长、粮食局长、邮电局长等。经过平朗、磨棉、平塘江口等料场,一一研究了料场布置、开采方法、交通线路、生活设施、防汛措施等。第二天过南乡,这是广西名镇,属西津水库淹没区,我们上去观察了一番。大办钢铁的小炉群,已经不冒烟了,用鸡毛和木材做的风箱还到处皆是。一个店铺门口就挂了一块大学的牌子,如民船社门口同时挂了水运大学。在镇头见有反瞒产的小标语,整个镇集有点冷清萧条的气氛。过了南乡回到西津工地,工程局党委兼职的第一书记、南宁行署专员张声震同志在主持召开支援西津挖沙会议,宾阳、横县的县委书记和有关干部出席了会议。张专员要两县共组织一万人,并限时进入现场完毕。会开得比较晚,横县的同志在旁边告诉我,去年大炼钢铁开会时,张专员在上面作报告时就睡着了。南宁地、市动作快,会后,两万多人,浩浩荡荡开赴了西津上游沿河两岸,为汛前挖沙而战。当时在枢纽工程上由工程局直接指挥的队伍约为三万人,两起合计,就是西津建设史上的“五万大军会战西津”。
当时全国水电工程中,以西津的平均流量为最大。纵向围堰为木笼填石,上下游横向围堰为土堰,由基础算起,最高处达28米。如果围堰工程不抢在洪水前面,土坝过水就将前功尽弃。时间已经不早,经过算账已经预见到事情的紧迫,从而采取了三大措施:一是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把昭平的力量和右岸船闸工程的力量,都集中到左岸围堰工程上来,划分地段,分段包干开展竞赛;二是明确分阶段的目标,不只要求方量还要求高程,要抵挡得住七八月的大洪水,首先要挡得住五月的小洪水,全断面上升已经赶不及了,先按临时断面争取高程,然后再补足断面;三是加强现场领导,除徐霁远和我负责面上的指挥工作外,杜竞明、彭泽之、冯邦瑞、毛恣观四位党委书记都带着被子蚊帐搬下工地,分兵把口,亲临坐镇。
一连串的动员和组织,两个星期放一天假,日夜三班苦战。自治区领导也在使劲,除人员上得快以外,物资也上得快,为抢木笼围堰,四月份一个月内到工地的木材就达13,000多立方米,西津村沿河都是由六景放下来的木排。都是围径20多厘米的杉木,带锯加工不足,就组织两百多人拉大锯,大锯不足,又组织人用斧头劈,木工不足由民工中选,再不足,中南建筑六公司也派人来支援。群众也在拼命,工地上是红旗如画,锣鼓喧天,扩音器内播送出挑战书、保证书、报捷战报,你追我赶,有女青年在唱少数民族的山歌,嘹亮的歌声我不解其意,据说也是鼓干劲的。两局合并后区党委又确定两个团的解放军复员战士,全部投入西津工程。刚复员下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小伙子们,挖土、搞滑道、推斗车,脱光了上衣甩开膀子干,人人像只小老虎。男女民工们用扁担土箕组成的运输线,汹涌澎湃,那不是在走而是在小跑。两旁还站着拿有喇叭筒和小红旗的鼓动员,他们唱着,喊着,挥动着臂膀,舞动着红旗。这像拔河比赛中的啦啦队,也像我党我军长征路上的鼓动员。这些场面,使我深受感动,深受教育,历久不忘。我从前苏联工地回到黄河三门峡时,曾说过前苏联工地上是冷冷清清,三门峡工地是热气腾腾。在西津工地上,要算热火朝天了。但西津民工的报酬每月只二十二元到二十六元,此时生活已很艰苦,常用豆酱送饭了。身临其境,置身其中,使人感到热血在沸腾,生活得很有意义,又到了一个新的课堂。一穷二白的中国人民,要变,要革命,在“大跃进”的岁月里,迸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是十分可贵的,是值得后人永远怀念的。如能很好地爱惜群众的积极性,科学地组织好群众的积极性,我们就可以千出大的事业。可以告慰的是,西津建设者们的积极性,结出了应有的果实。今天回顾起来,还有很多令人难忘的人。
这年春天多雨,有一天暴雨倾盆,经久不停。我越想越坐不住了,左岸是一个大山凹,集水面积不小,若形成一股小山洪,土围堰可能要被冲开缺口,我赶忙穿上雨衣和长统水靴,急奔工地。果然,山坡的径流已经汇集成一股不小的水流,直冲下游土堰了。土方在崩坍,水流到处乱漫,发展很快。人们是小雨不停工的,但在这种倾盆大雨时,没法工作,都避雨去了,看不见一个人,好令人心急。可是一转角,看见有三个人已淋得全身透湿,赤着脚在那里紧张地埋头干着,该堵的地方在堵,该疏导的地方在疏导。当我走近他们时,其中一个人问我:“总工程师,这样做对吗?”我以感激的心情连连点头。这个带头的,我还不认识,但很快我就认识了,这是二工区党委副书记顾殿启同志。他从小就在东北的煤矿里做工,参加革命随军南下在柳州铁路管理局工作,是铁路支援水电建设调来的干部。他平时坚持原则,敢于说实话,联系群众带头实干,不幸于1964年病故了。我们考察干部,怎能脱离生产实践?他既未接到命令,又未直接负有责任,且体弱多病,凭他在铁路工作的经验和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强烈责任心,冒倾盆大雨而干着不为人们所知的好事,这正是一个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他的这一表现,我还未曾宣扬过,但那幅搏斗暴风雨的画面,却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床头的电话铃声把我从梦中惊醒。听筒中传出现场调度急促的声音:“下游小围堰出险情了!”我开灯看表,是凌晨三点多钟,急急赶赴工地。对于夜班工作有经验的人,会懂得在黎明前这段时间,精神较难支撑,比较懈怠,但在这个岁月里,在西津工地照明不足的微弱灯光下,天上挂着一轮明月,河里的波浪映着月色,像银色鱼鳞似的,闪闪发光,人们在紧张地劳动着,一个指挥员可以感到这支队伍的脉搏跳动得多么急骤。河里涨了水,水面距小围堰顶只有1米多了,正刮着3~4级的东南风,波浪正向小土围堰的外坡扑来,不断淘蚀着坝体。小围堰的内坡正在挖陡壁深槽并排低槽内水位,因为这里是下游正式土围堰的粘土斜墙部位。成股漏水若发展,河水就将破堤而人,人们十分焦急,我去釆取的第一个措施是暂停槽内排水,集中力量先加高小土围堰,使险情逐渐稳定下来。内侧大围堰的粘土斜墙如何施工呢?也是急抢工的项目,同大家议论,在这种紧急危险的关头,我决定只有降低原设计要求,槽内水下填沙,填出水面后再填粘土,后果是加大了今后基坑的排水量。二工区技术员黄绍桐沉默了很久后说,我们都清到基岩了,能否有更好的办法保证质量呢?我问他有什么想法,他提出一种“草包导水分半施工法”。我说能行吗?他说以前在水利工地上同群众一起干过,可以试试看。我说修改我的意见,照你意见由你组织干。黄领着群众,我们一起动手,在槽内顺向筑起草包导水,把紧贴土坝壳体的粘土斜墙做到了基岩上,保证了工程质量。我也向黄绍桐学得了一项书本上没有的应急的过硬本领,在九点钟后怀着愉快的满意的心情回家用早餐了。黄绍桐是一个有实践经验又有事业心的老水利技术员,困难时期患肝硬化,后来病故了。作为一个技术人员,千方百计保证质量,不怕担风险,敢于及时说出同领导不同的意见,这正是我们现代化建设事业所十分需要的一种品德。
1959年5月16日早晨小围堰进水,土堤冲破了。我沿河边向上游走向工地,看见满江漂浮着木材,这正是小围堰内堆放的那些木笼用料。我们还未发出抢捞木材的号令,但洪水就是号令,牛皮岭一带的江面上,有一群民工小伙子正在抢捞木材。有的驾着小船,更多的人是泅着水,把绳子套在木排上往岸边拖,或推着浮木向岸边游。5月的早晨还有凉意,经围堰缩窄后的河床,下泄的水流又相当湍急,群众自动地冒着危险紧张地抢捞着一根一根的木材,木材捞到了岸边,又向急流游去。多好的老百姓啊!这是建国十年来党的政策和思想工作正确的反映,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完全可以信赖和依靠的力量。我站立许久,一再想脱衣跳水,共同战斗。因水的涨势未停,大围堰虽然已够高程,但对上游土堰外端的护头还不放心,更重要的是要奔向基坑。
基础开挖是同围堰施工平行作业的。在水上的部分如左岸坝肩接头、电站安装间基础等,早就开始挖了。小围堰合龙抽水后,基坑内较高的部分也挖了。利用开挖的这些石料,来供给围堰工程的石料需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要争取早日发电,较低处基础的开挖,就显得愈来愈紧迫。为了不使围堰漏水流至基坑的低处,在大围堰内又分处截水,修起一条一条的小子堰。为了使出碴方便,在水坑上又架起浮排,作为人行便桥。洪水退了,河面水位降低,漏水量减小,排水能力大于漏水量,基坑内水位下降,人们向深处进攻。河水涨了,漏水量大于排水量,基坑水位上涨,人们又向高处撤退。在这个阵地上,打的是敌进我退、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很艰苦,很被动。
在河川导流施工中,没有不漏水的围堰,我们围堰的漏水量同其他工程相比,并不算大。但我们的水泵能力太小,没有足够的火力,就压不住阵。要配备足够的水泵,是我到西津后提出的第一批问题之一。哪来水泵呢?等不来水泵就派人到处去找,区水电科研所做水工模型试验的水泵借来了,南宁市自来水厂的待装水泵也借来了。水管也难凑足,为电站准备的预埋焊接管也拉来用上了,像树枝叉一样。当时建设西津水电站,在政治上,是一百呼应,各方尽力的,在物质基础上,却是一穷二白,只有这大家底,要木材容易,要点工业产品确实困难。启动新的水泵要新的动力,自备火电厂日夜赶工安装,投入了新的电源。负责水泵安装试机的是老水泵工江智庆,一个福建人,从古田、流溪河、昭平等水电站转来西津工地。在这段时间里,我一下工地总是先到他的工作点,离开工地时也要到他那里看看,我们很快就熟悉了。他是一个努力顽强而乐观的工人。水泵的启动电阻不够,他自己作土电阻,一合闸,开关板又烧了,他骂两句“想搞工业,又不顾质量”,原来这个开关板是北京运动器材厂刚转业生产出来的,他又找材料把它修复起来。有时见他找不到凑手的工具,把小铅丝放进嘴里用牙齿咬,咬断了又望你笑一笑。有时水泵启动后不见水,他又停下来,叫你帮看一会,二话没说,扑通一声跳下水去,很久未上来,当你正在纳闷,他的头又露出水面,并说“莲蓬头给杂草堵了”。爬出水后又去启动水泵,水泵正常地运转起来,他脸上才现出得意的笑容。他没有什么按时下班,工作搞完了搞成了,才是下班的时候。我们的老工人战斗得十分顽强。
在排水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围堰漏水,是至为必要的。我们有一个潜水队,一直在木笼围堰外侧查漏补漏,但遇到很多困难,效果也不显著。水电部副部长李锐到工地视察,了解此一情况后,曾嘱新安江水电工程局派人支援。新安江水电工程局派来了以共产党员、劳动模范、浙江省人民代表、围堰工程队长姚兴根为领队的一个潜水作业小分队。姚兴根同志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高高的个子,健壮的身材,红黑的面孔,两眼有坚定的眼神,一个三十开外的壮年人。潜水师傅是特殊工种,支援别人解决疑难,一般是照顾有加。但他们到西津的当天,就拒绝住进局招待所,谢绝了生活上的特殊照顾,坚持与西津潜水作业的同志一起吃住。了解情况以后,姚兴根就带头下水。以前,水下作业被说得特殊又特殊,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朝,在这位党的领导干部、省人民代表的以身作则带动下,潜水人员开始了每天水下作业十二小时。水下作业是有很多禁区的,如水流流速不宜超过每秒半米,否则,难以自控。围堰围了半边河,河床窄了木笼又正在原来的河心,水稍大一点,就全是禁区了。经他们采用专用工具,即用可移动的铁制三角架紧贴木笼面板,在三角架下游侧就形成了静水区,潜水人员又有了一个依靠,消灭了禁区,流速在每秒1米以上,也能作业了。姚兴根不只对带领的小分队严格要求,对西津的潜水人员,他没有把自己看成客人,同样是严格要求,耐心指点,严肃批评。他所关心的事,远超出木笼补漏之外,他在施工现场觉察到施工管理问题领导作风问题,不时到局里来向领导汇报,不断提出批评和建议。他揭露问题不留情面,有时使我们领导心紧耳红,但他说的事实具体、道理明确,又使我们感到这位客人是一位可贵的推动者。在姚兴根的带动和影响下,不只木笼补漏工作进展快,效果好,对全局的工作也有所推动。
回忆西津水电站建设初期的第一期围堰施工情景,是令人神往的。窥一斑而见全豹,人们是多么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群众中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业迹,远远不只这些,实在是挂一漏万。
三、一场争论
为建设一项大型工程,干部来自五湖四海。他们的经历不同,思想准备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和着重点也不同,意见的分歧是难免的,正常的。在昭平、西津两局合并之后,徐霁远和杜竟明之间,徐霁远同我之间,就曾发生过一些意见分歧。工程建设是在克服分歧中不断前进的,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在思想交换相互了解和理解中逐渐完善起来的。
徐霁远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战争年代在部队中做文化政治工作,转业后作过华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是一位热情爽朗而富有事业心的同志,但有些固执己见。他来广西,是在建成广东流溪河水电站后,作为支援广西水电建设队伍的领队者而来的。昭平、西津两局合并时,全国提出了要有科学的冷静的态度,广西是要借重老队伍的力量,不只行政正职多由昭平来的同志担任,当区党委负责同志了解到徐未直接负责生产指挥时,还指示改正。据徐自称,他在师范学院工作期间,曾被议为“左”,他的自我警惕是“左”。这是徐的思想准备。徐同杜竟明之间的意见分歧表现在几个方面。在对待1959年发电任务的态度问题上,杜强调的是信心干劲,徐强调的是条件。他曾对杜说:“搞大型水电站建设,可不像修一般水利工程那么简单。”在施工方式上,徐一到西津就对人说“搞水电站,连先要抓风、水、电的准备都不懂得”,不同意只依靠多进场劳动力,说吃、喝、拉、撒都成问题。在生活方面,西津的吃住都比昭平差,徐是比较关心职工生活的,不只嘴里说得多,还跑到民工住处去访问,把情况和意见带回来,提交有关领导改进。在工作方法方面,徐主张要建立管理制度,如节约问题,对杜只依靠发号召,动员群众交木头小凳等不以为然。在工作关系上,徐常以有经验的负责的最后发言者自居,还不习惯于“书记挂帅”,甚至说杜竞明只有搞土改和修水利的经验。
徐霁远是抱着负责任想把工作搞好的精神,同时也反映了一些老水电职工的意见,但也夹有自以为是的纠偏情绪。这些,当时不只未形成冲突,甚至不是什么明显的矛盾。原在西津工作的负责同志,对徐的意见是尊重的。有不同的意见总是商量的,没有什么个人计较。
我同徐霁远的个人关系甚好,我们住房相邻,大事都先商量。徐同我的分歧,是工程技术问题,主要在两件事上,都形成了比较大的争论。
一是在并局初期,正在抢修第一期围堰时,设计院提出设计修改通知,要求把纵向围堰包括的永久坝体部分改为临时性的木笼围堰。徐认为这是属于设计问题,应由设计院作决定,工程局照办。我认为不只投资增加130万元,且涉及纵向围堰是否能两期导流共用,是施工中的带有战略性的问题,必须慎重对待,统一认识。争论展开了,设计者在技术上的主要意见是认为8号坝基的地质有问题,因而应该停止8号坝基的开挖。正是由于设计方面提出的理由,我认为更需要坚持8号坝继续施工。很显然,原设计只根据个别钻孔就判断8号坝基没有问题,过些时,根据同样资料又认为地质有问题了,这不是严肃的科学态度。对坝基的全面开挖才是最彻底的勘探,一切都在人们的眼下,比在水下的个别钻孔可靠得多,因而必须按原计划施工。虽然同徐仍存在分歧,但党委其他领导同志和工地干部都支持了我的意见,继续开挖完了8号坝基。这时设计人员又来阻拦,认为坝基地质不合格,不能在上面浇混凝土,徐霁远坚决支持这一意见。照我看来,黄河三门峡高坝的坝基要求也不过如此,应该是完全放心的。但在这种重大技术分歧面前,施工总工程师同设计人员之间,党委书记同局长之间,意见不能取得一致,我们没有采取党委作决定的办法,没有草率继续施工。由设计院出面,请来了在广西大藤峡坝址工作的由北京水电设计院副院长黄元镇带领的前苏联专家工作组,争论双方同意接受他们的仲裁。地质专家那廖托夫、水工专家波洛沃依、施工专家卡里曼诺夫都来到了工地。经过听取意见、查阅资料、现场检查,他们自己交换意见,波洛沃依代表他们三人谈了一致的意见。他们认为,未发现任何地质不合格之处,坝基的强度安全系数一般5倍到10倍就已满足,8号坝基的安全系数已有30倍到40倍,无可置疑,不需进行任何处理,可立即开始浇灌混凝土。第一次意见分歧从而取得了统一。
第二次分歧是在6月份,这时是基坑抽不干水,处于困难时期,技术供应十分困难,劳动力又要部分退场,1959年底发电的可能性已经明显地不再存在了,内外上下的情绪也已起着明显的变化。分歧发生在施工方针上,徐霁远主张把施工主力从左岸基坑撤退转移到右岸船闸工地上去,待汛期过了再转回左岸基坑。我对此的认识持有两个基本点。第一,没有左岸工程就没有船闸,因为原河道不断航,船只没有必要在台地上去航行,就是船闸建成了,如果水库不蓄水,船只也进不了闸。第二,左岸基坑工程是攻坚战,暂时把队伍转到岸上的船闸去施工,关键工程不只未前进,反而会造成松懈与损失。因而主张坚持左岸基坑施工。争论经过三个阶段:最初,我们想互相说服对方,徐
到我住处来谈到深夜,不能取得一致,就各自去争取各位党委书记同意自己的观点。第二阶段是区水电厅副厅长吴青光赶来工地,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吸收工程局和设计院的主要技术干部列席,展开了激烈讨论,明朗而坚定的意见是吴副厅长支持徐局长的意见,党委书记杜竟明和彭泽之却支持我的意见。第三阶段是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贺希明来到了工地,再次召开党委扩大会,在听取了徐同我陈述两种意见之后,贺说,区党委书记处研究过西津工程,左岸工程仍然要积极进行,总工期改按1960年发电来安排。
这两次意见分歧是正常的,都各有道理,解决的办法,是在充分讲道理基础上的民主集中制。一经作出决定以后,大家都同心协力去办,同志间的关系也是正常的,仍然是不介意地在商量共事,不存在派系情绪。这不只是正常的现象,而且是很好的现象,是进行一项重大工程所需要的。
1959年秋,中央庐山会议的情况传达下来了,出人意外地批了彭、黄、张、周。工程局党委不断抓反“右”学习,领会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最初并不联系工程局实际。杜竟明去南宁参加区党委扩大会议回来,传达了广西批判桂林地委书记徐瑞林右倾的情况以后,形势就迅速起了变化。
局党委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由杜传达南宁会议精神,杜在传达之后要求联系局内实际,并举出一些方面,如信心不足、对土法上马、对群众运动的态度等等。虽然没有点出谁的名来,但明眼人一听就清楚,是把反右引向徐霁远。杜讲完之后,徐未等会议主持人讲话,就走上台去,也发表了一番讲话,作了一番动员,他把反右引向对广东转来的这支水电建设队伍信心不足的看法,并说这支队伍能打仗的,能建设好水电站。对台戏就此公然唱开了。接着是党委会不断开会,学习讨论,联系实际,对徐霁远的批评,主要也就是前述这些方面。当时在我看来,如果要分左右,徐的表现是在右面,并深感三门峡领导临别赠言之可贵,但我认为这仍属于思想是非问题,通过批评自我批评,在认识一致的新基础上求得新的团结,共同前进。因而对徐也进行了若干批评。事情可不是这么简单。意见集中在徐霁远、杜竟明头上,谁提徐的意见,徐就立即反击,提到杜的意见杜则表示虚心接受或耐心解释。在局党委会议之外,厂东来的某些干部却放出一些流言,认为整徐霁远是无原则的派别斗争,是整流溪河来的人。事情复杂化了,处于顶牛状态。
在徐和杜均各自向上向下进行了一些活动之后,党委终于召开了扩大到全体县级干部的反徐霁远右倾的会议。三门峡领导同志的临别赠言,不出一年就已应验,我考虑到个人关系,派系之见,不应掩盖是非问题,我在会上也作了发言。现在想来,当时把工作上的正常意见分歧，提到“左”“右”之争,是不当的,至今还心有内疚。徐在这次会上,承认自己的思想言行有错误,属日常工作问题,不是路线上的“左”“右”问题。
这次会议以后,运动就更加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当时即已明显地引起我的反感。第一,在党委会内部,对徐霁远的斗争,有人不再是以理服人,转到了以势压人,如利用职务之便查阅了徐的干部档案,当徐不接受某些观点时,他就说“态度不好就要新账老帐一起算”,他也真的逐渐抛出徐的档案材料,而这些都是过去完全解决了的问题。第二,批判斗争对象扩大到了同徐关系密切或为徐说话的一些中层领导干部。甚至有人监视这些干部同徐的来往。第三,最后采取了组织措施。不只徐霁远被调离工程局去水电厅任副厅长、计划科长、调度室主任、质量检查科长、办公室副主任,有些工区级负责人也相继被调离工程局。
西津工程建设初期的若干争论本来已经解决,统一认识增强团结,还有待在不断实践中继续解决。但庐山风暴导致重新进行政治大争论,给徐霁远同志定为“右倾错误”,后来在1962年徐任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处书记期间,已甄别平反。尔后在“文革”中有人对我说“政治就是站队,你在反右倾时是站对了的”。这种站队观,是强加给我的。徐曾亲自到过三门峡工程局,想会见我未遂;继又一再找广西区党委书记刘建勋给张海峰发电报催;然后派办公室主任王玉到三门峡去接;我和徐初到南宁,他就引我去见刘建勋、韦国清。这种知遇,不能使我迎合或迁就他的不正确意见,但他调离后,我们相见时还举杯言欢,遗憾合作时间过短。搞政治运动的时期已逝去,再不要费精力去察颜观色,辨天有不测之风云,从而把堂堂的共产党人引向庸俗的市侩。把心思都用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上去吧!
四、决胜战役
组织战役工作的着重点,应在准备工作上。只有全局在胸,才能正确地投下最初那些棋子,布好阵局。基本建设,不只在开工以前要认真作好前期工作,大型工程在开工以后的重大环节上,都要事前作好相应的先期工作。只顾眼前,人无远虑,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很难取得全局的主动。而准备工作是需要高瞻远瞩,统筹全局,上下一致,同心协力,积极地预先创造条件。左岸基坑工程是修建河床式厂房和8跨溢流坝,这是发电对建筑工程的起码要求。修围堰,挖基础,其目的是为了修建厂房大坝。要实现1960年发电的要求,左岸基坑的混凝土工程,必须抢在洪水前面,这不仅是安全渡汛的需要,也是赢得必要的安装机组时间的需要,是为了截流获得准备时间的需要。按1960年底发电来调整总进度,也仍然是十分紧张的,是决定性的战役。回顾这段历程,上下各方抓了如下一些环节。
水电部及时抓了技术关键
我们坚持住了左岸基坑并不断取得了进展,1959年8月中央水电部发现我们的工程进展还是比较快的,而国内试制的青铜峡型机组的进展情况已经赶不上我们的需要。这也正是我们进退左岸基坑之争的因素之一,当时就曾有人说,机组还未落实,不要急于考虑何时发电。部里发来了电报,要我们去北京重新研究机型。毛恣观和我会同广西水电设计院总工程师王伊复赶去北京,部里已研究过,建议我们改为七里垅电站的机组,其技术条件适用于西津,设备供应比较可靠,国内试制的青铜峡机型已明显地赶不上我们的进度了。我在莫斯科时,以顾卓新为首的中国外经代表团正在同前苏联谈判,七里垅机组是谈判项目之一,为前苏联新西伯利亚机型,属贸易定货项目,供货时间是比较可靠的。毛恣观同志经电话请示区党委,同意了改变机型。水电总局领导并鼓励我们同七里垅水电工程局开展竞争,互相争取安装第一台进口机组。
由于机型的改变,原设计必须作相应的修改。当设计院提供出修改设计后,我们组织了技术人员和老工人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对比和讨论,提出不少合理化建议,并发现与改变机型毫无关系的项目,也增加了大量工程量和投资。但同现场设计代表组一再讨论研究,他们一点意见也听不进。后来同他们个别交谈,追问他们,以往的设计你们一贯坚持是正确的,现在你们自行修改,也是正确的,究竟哪个正确?从而透露了两个观点一日设计由设计院负责,二日以往的设计受大跃进影响,头脑过热了,现在趁改变机型翻过来。
水电总局发来电报,要设计院和工程局派人去京,审查西津的设计修改。水电总局局长黄宇齐先召开领导干部会,指出修改后的设计技术问题,要技术人员彻底审查,具体定案,一个一个问题地落实。会后,总局领导指定北京水电设计院的设计总工程师陈道周、上海水电设计院七里垅水电站副设计总工程师唐寿同(当时正出差在京)和我组成一方。结果是未改变原来的设计要求,而节省了20,000多立方米的混凝土工作量和4000吨钢材。
主机设备的落实和设计方案的审定,是继续前进的重要技术基础。与此同时,水电部预见到西津的工作重点将逐渐转向混凝土工程,1959年下半年逐渐装备了采砂船、机关车、矿车、铁轨、拌和机、吊罐、起重机、汽车等当时难得的施工机械设备。至1959年底,这些设备总值已达约1000万元,不能再说完全是土法了,已经有些家底,为左岸战役提供了必要的武器。
周总理的亲切关怀
主机落实了,设计审定了,汛期过去了,1959年第四季度在工地大干的同时,我们认真地思考了1960年如何搞法。没有一个经过周密研究的施工计划方案,就将形成打乱仗,打被动仗的局面。组织一些部门和技术人员编制了方案,经工程局党委研究同意后,又绘图纸、制表格,杜竟明和我赶赴南宁向主管工交基建的区党委书记覃应机汇报。我们是晚上到覃书记家里去汇报的。我们报告了工程进展情况,1960年的方针任务和计划安排,提出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钢材、水泥要及时供应。覃很注意很高兴地听了我们的汇报,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同我们研究,同意了我们的计划安排。并指出要早点向水电部汇报,请他们支持安排。
我们已进行过的工程,主要是土石方、木笼,只要有钢针、三角耙、木材,千军万马就有用武之地。下一步的主要任务是修建钢筋混凝土的厂房和大坝,兵马未动,粮草先到,1960年钢材、水泥、木材的落实,是最大的关键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记得当时广西的钢材水泥是完全没有自给能力的,于是毛恣观和我又急忙赶赴北京,杜竟明则准备参加区党委召开的工业书记会议,争取把1960年的计划最后确定下来。
1959年末的北京是够热闹的了。全国已经开展了反右倾的斗争,各省对1960年的基本建设任务都安排得很积极,战线很长,钢材、木材、水泥的缺口很大,很多省的厅、局长和重点工程负责人都来到了北京,都伸出了长长的手。水电部根本满足不了,差距很大。
水电部水电建设总局管施工的副局长后为局长的朱国华同志,是一位老红军,说话干脆利落坚定,仍不失军人本色。他接见我们时未等我们多讲,就说1960年全年给西津工程1200吨水泥400吨钢材,不足之数由地方自己设法解决,要积极地上,争取1960年底发电。鼓励我们几句,他的话就讲完了,又同别人谈话去了。这真是叫人啼笑皆非。我们的计划是全年投资5000万5元,为把混凝土工程抢在洪水前面,只是第一季度就需要15,000吨水泥4000吨钢材,所给的全年指标还不足第一季度的零头。水电部是懂行的,朱局长也是在实际工程中当过指挥长的,心中不是没有一把算盘,1200吨水泥,400吨钢材,怎么能建一个20多万千瓦的水电站?这个材料数字,是他心中的实数,国家有多少物力,水电口有多少物力,全国布了多少点,他们心中有数,给西津的材料数说明西津在他们心中是没有地位的,这是一方面。明知道广西既无水泥也无钢材,给这点材料不解决任何问题,丢在水里泡也不起,但还要撒点胡椒,还要给点安慰,还要生硬地说上两句“积极地上”“争取年底发电”,否则,就不是促进派,怕被说成吹冷风、泼冷水,这是另一方面。同我们谈話,像背诵腹稿,说多了,怕说漏了嘴。我从1953年起,就搞电力工业基建,到北京来解决问题,以往那种实事求是推心置腹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作风不见了。回顾起来,我们基本建设工作中的高指标、长战线、大缺口,要以此时为最突出了。虽然朱局长口头上给我们鼓了劲,我心中却凉了大半截。我们是搞实际工作的,知道光有美言而没有大米,是煮不出饭来的。我主张去反映少数民族地区的热情和困难,去反映工程上不去将带来的巨大损失,去磨嘴皮,泡蘑菇,缠着不放,争取加码。毛恣观估计盘子已大体定了,恐难以为力。也确是这样,我们还有点怕碰上朱局长,碰上了,你不找他,他还先问你,“唉!你们怎么还没有回去?就是那样了,要讲的都讲了,快回去,你们是指挥员,不可久留北京。”据当时所知,有的厅长还见不到局长的面,秘书挡驾说,局长不在家。去找,又有什么用呢?回广西吗?回去干什么呢?确实为难。我们仍然等在北京,指望有一点什么变化,住在招待所里,伸长耳朵,打听风声。
杜竟明由南宁来长途电话通气了。区党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和工业书记会议,开了很久收不了场,主要是因为西津的盘子定不下来。按1960年全区的基建投资,要搞酉津就得占去5000万元,其他一大片都不能搞,要保其他一大片,就不能再搞西津。现在韦国清表态下决心了,还是选择搞西津(当时韦国清为区党委第一书记、自治区人委主席),西津的物资需要,区党委已专电中央了。要我们继续在北京等候。这一下,等的心情就不一样了。
不两天的一个下午,广西物资局局长任耕卿来到了西郊民巷水电总局招待所，只说一声“老毛，走！”我们两人就跟他出门
坐上了他坐来的一辆出租的华沙小轿车,任说“阜城门外水电部”。汽车飞驰着,一路上气也未吭一声,一种神秘的气氛笼罩着我们。到水电部后,任带我们到供应司叫我们稍等,他一人上楼去了。很快,任耕卿就笑容满面地走了回来,手里拿着一份长长的电报。这就是广西区党委发给党中央的电报,周总理在电报上亲笔作了批示,批给水电部党组书记李葆华,要他为西津在1960年第一季度解决15,000吨水泥4000吨钢材,签上了“周恩来”三个字。周总理的批示,是实事求是的典范,不是批给什么部门研究审查办理,不是批一些原则,他深深懂得,已经快到年底了,第一季度所需的材料,还容拖拉吗?他及时地、百分之百地、限时地解决了问题,与建设现场心心相连,这种精神和作风,是我们开创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时领导干部们永远学习的榜样。李葆华在电报上写了“遵办”,由水利电力机动水泥中解决,不足数由削减部管部供的直属项目的材料指标来解决。
啊!这太好了,大家顿时心情无比舒畅,眉飞色舞。任局长在北京具体落实,毛恣观和我赶快回家报喜。1960年任务的物质基础落实了,我们继续前进,满怀信心。
过了几个月,是1960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南宁来了一批公安保卫人员,横县公安局的负责人也来了,工程局的保卫人员也突然忙碌起来。我住的房子现在已是水电厂的永久住宅,是两户一幢的平房,相邻一户还空着,接着公安保卫人员在我隔壁房内忙一阵子之后,招待所的服务人员又来忙着打扫清洁,布置家具。晚饭后杜竟明同志来告诉我,周总理已由广州来到了南宁,准备明天来西津看看,就在我隔壁房里安排休息接待。
次日,我们在等候的时候,南宁传来了消息,因路途太远,经一些领导同志劝阻,总理这次不能亲自来了,派水电部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代表他来。那时南宁经宾阳到西津是200多千米,公路的技术状况又差,来回一整天还很紧张。总理这时已62岁了,只要心意来到了,派出的代表来到了,我们同样感到高兴。
总理派来的代表是水电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刘澜波和国家计委的王委员。刘是新中国电力工业的元老,我们陪着他们在工地视察得很仔细,从生产问到洪水问到施工安全,不时又丢开我们去找现场施工的老工人问两句话。在视察途中,对我们作了很多鼓励。刘说,你们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大搞群众运动,又逐渐向必要而较简单的施工机械化过渡搞得好,这种因时因地制宜地把工程搞上去,是今后地方上办水电工程的方向。他称赞我们的安全情况良好(当时开工一年半因工死亡为4人),今后要继续保持,说当时国内水电工程伤亡太大,要引起警惕。他勉励我们再接再励,务必把工程赶在洪水前面,以取得全盘主动。在我的印象里,刘澜波是一位严厉的领导,是不顾情面的,批评起人来很凶,可不轻易称赞人。他对我们的谈话,使我感到很高兴,这不是个人或我们工程局脸上有光的问题,而是想到,他回去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会感到,他亲手浇灌过的这株幼苗,已经含苞吐芬了,将来必将结出丰硕之果。
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集会上,我曾情不自禁地诵读过如下几句:
关怀我壮乡,跃进史无前,
斩断郁江流,亲手作支援。
骨灰播九土,山悲水也寒,
土沃春华壮,江山固若磐。
区党委亲自抓施工队伍
一个重点工程有很多重大问题不是工地党委本身能完全解决得了的。不只国外设备进口问题、国家统配的三材问题,就是工程局党委内部的矛盾问题,也是如此。反右倾斗争展开了,从党委内部到中层干部以至职工群众,分出了阵线和营垒,谁也不是孤立的个人,是非问题各有各的理,向上级各告各的状。是反右倾呢?或是搞宗派斗争呢?因此反右倾斗争一经展开之后,就不是工程局党委能完全解决得了的形势。精力都倾注在反右倾斗争去了,不影响生产吗?水电站建设的黄金季节是枯水期,如果没完没了地打嘴仗打下去,1960年也没有希望了,对建设有强烈责任心的人,不能不为此万分焦虑。
区党委是洞察这一形势的。这一个冬天,区党委工业交通部部长段远钟同志经常到西津工地蹲点,对干部作报告,找人个别谈话,参加党委会议,听各方争辩,了解情况,鼓干劲,促生产。这一个冬天他共计到过五次,我在后来回顾这段历史时曾对段说过
五下西津鼓干劲,
红旗遍野马声嘶。
区党委覃应机书记也亲自来西津蹲点,那是在1960年初,住了一个多星期。他住在我家隔壁精力显得十分充沛,到深夜了,还听取各种意见,研究反右倾斗争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但翌晨一早就起床,一个人在蒙蒙的露水中奔向了工地,东也看,西也看。回来早餐之后,又开始了一天紧张的工作。
经过区党委的领导同志亲自一再做工作,西津的反右倾斗争没有更进一步的扩大,比较快地结束了群众性的斗争,比较快地统一了党委成员的认识,从而使人们的思想尽快地转回到生产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上来。
反右倾斗争开始以后,徐霁远逐渐地基本上放弃了对生产的指挥和领导。搞完一个工程就回三门峡归队,这是我同张海峰的君子协定。我在西津一直抱着作参谋当助手的态度,主意我出,但要有人点头,凡遇重要问题,总要拉着一位书记一同走;正确意见如果贯彻不下去被工区顶了回来,也不自行坚持,向书记局长如实反映,通过他们去坚持贯彻,总有点作客的思想。反右倾斗争开始后,徐局长虽放松了对生产的领导,由于前有徐翁之争,为避争权之嫌,我更注意请示他决定问题,或请其他书记决定问题。区党委覃书记来工地蹲点后,在那困难时期,每餐他都到隔壁来要我陪他进餐,晚上喝酒。他同我局书记们研究任何问题都要我参加,而研究生产,他既不找徐也不找毛,总是单独找我研究,我说的意见他总是点头。在这种时刻,在我思想上也思考了不少问题。覃是个不靠说话来做思想争取工作的老红军。枯水期是短暂的,周总理和区党委对西津是下了决心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误了战机,就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我的思想态度产生了重大转变。要把事情抓得很紧很紧,就得当机立断,就得军令如山,就免不了得罪人,把关系搞紧张。不要考虑个人得失了,豁出去吧!打完一个战役再做检讨,不应出现指挥真空或指挥不力。“应机敬酒亲如故”是指尔后的岁月凡遇与覃应机同室共餐,他都主动找我敬酒,并称“我们是喝酒的老朋友呵!”是的,覃应机真会交知识分子朋友,中国知识分子颇受“士为知己者死”的影响,应机把老翁这把老骨头交得离不开壮乡了。
向混凝士施工转变
左岸的主体工程是钢筋混凝土的厂房和大坝。同土方工程相比,混凝土工程就复杂得多了,需要大量的技术后方工作,如准备钢筋、模板、止水、预埋,砂石料的筛分冲洗,混凝土的拌制运输;现场也是多工种的交叉联合作业;工程质量又是永久性的。对于从土方工程开始土法上马以民工为主力的施工队伍来说,确实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
要把群众思想转到“质量第一”上来。1959年根据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陈云同志的意见,全国进行了基建工程质量大检查。全国水电系统肯定了黄河三门峡工程局的工程质量和管理办法为全国水电建设学习的榜样。从而坚定了我的思想,即三门峡工程重视质量的技术管理办法,是可以也是应该带过来推广的。参照三门峡工程的技术管理制度,工程局和工区设专职质量检查机构,基层班组建立以群众自检为主的三检制度,层层把好质量关。对各种工艺编制了施工规范,对不同工种编制了操作规程,务使有章可循。重要工序建立了验收合格证制度,上道工序未经签发验收合格证,不得进行下一工序,如基础开挖完毕未验收合格不得立模,模板组装完毕未经验收合格不得浇灌混凝土等。建立了必要的技术记录,如隐蔽工程记录。钢材、水泥、骨料、机口混凝土和仓面混凝土试块等,均有专人取样试验记录,以资查考等。并且认为,作为党员总工程师,在质量问题上“当仁不让”,就是党性表现。“质量第一”说千道万,不如做出样板给新兵看。1959年第3季度在全体职工大会上宣布过十月初浇灌左岸重力坝第一块混凝土。成千上万的人等着这一天的到来。左岸重力坝基在10月初就开挖到设计高程了。我去验收基础,设计人员也参加了,看见了新鲜的花岗岩,但夹杂有窄条的风化。问设计代表,他们不置可否,我们决定再继续向下挖。往下挖又发现了成片的风化层,再下又是新鲜花岗岩夹窄条风化,如此反复数次,左岸重力坝基比原设计标高超挖8米之后才见较完整的岩基。这里的风化叫“球状风化”。因基础不合格混凝土开工改期,以后又一改再改,拖了约一个月,直到基础验收合格为止。要说影响,很多人都看到了影响了领导说话的威信,影响了群众的情绪,影响了工程进度,多挖多填也影响了投资。众多影响从而产生了一个深刻的良好影响。到众所周知的时候,未举行混凝土开工典礼,众议纷纭,打听为什么?说是基础质量不合格,好事者甚至跑到现场去看,在处理重力坝基础时,经常有围观的焦急的人们。经过一改再改,人们一看再看,脑子也就一想再想,啊!修水电站质量是这么要紧的,不能马虎凑合的,跨越质量去追求进度是不能干的。一个新队伍在开工初期,从广大干部到群众,受到这一场生动、具体、实际的质量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如果领导干部只在口头上高喊“质量第一”,行动上则是另一个样,下属干部和群众是很容易学歪的。
1959年11月初的一个下午,开始浇灌左岸重力坝混凝土。像办喜事一样,干部都来了,红旗招展,鼓锣齐鸣,这不是形式主义在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浇混凝土的情况下,采用这种形式是有必要的。看吧!党委书记,局长都在当演员,亲自动手,基岩要用风水枪冲得一干二净,积水要全部排出,先铺一层沙浆抹匀,推车把混凝土倒人仓内,混凝土进仓后要平仓,要依次振捣无漏,这就是课堂,这就是示范,今后就得严格照办。
施工在向混凝土工程转变,施工设备在逐渐增加,习惯于手工作业的队伍又正在批徐局长反对土法上马,有了一些机械设备以后,因循规守旧,因不会用机械而怕麻烦不愿用机械的矛盾已比较突出。不完成这一转变,要迎接大量的混凝土工程是不适应的。有了机械要用上去也不是想像那么简单,基层干部总感到没有劳动力那么好指挥,那么方便灵活,作准备工作伤脑筋,出了故障伤脑筋,出了安全事故更伤脑筋。因而有些设备闲着。1959年11月区党委覃应机书记也察觉到了这一问题,带来了批评的意见,说我们向机械化施工转得不快,难得弄来的设备,使用率不高。这是很正确很及时的批评,党委接受这一批评并借这一势头,进行了动员和组织工作,要求二工区负责的开挖,一工区负责的混凝土工程,可用的机械设备全部用上,在用的过程中熟悉和解决问题。除了掌握机械设备外,还发动群众大搞技术革新,如运输车子化,立模滑轮化,清基风动化,仓面模板标准化等。逐渐掌握了机械施工后,工程进展是满意的,至1959年底,开挖任务按期完成,混凝土的日浇灌量已达到1000立方米的水平。
1960年的元旦,我们过得很不平常。这个时候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元旦也没有什么菜加,但我们的心情很舒畅,既看到各种工作赶上来了,又看到职工群众保持高昂的热情。那时要搞“开门红”,群众提的口号叫“开门红”“一年红到底”“满堂红”。正巧这天该1号机厂房段开始浇混凝土,1号机是首先发电的机组,正碰上这个吉庆的日子。还未等东方发白,人们就嚷着“起床喽!起床喽!”工程局机关的全体干部,在凌晨的冷风中,扛着红旗,唱着歌子,开赴工地,参加1960年“开门红”的劳动。多数人都涌向最关键最艰苦的1号机基坑,一切的准备工作已经做好,就等排干一坑水,清洗好基础,就可浇混凝土了。这里是一个地质破碎带,不断渗水进来,又是在基坑的最低处,当时我们还没有风泵或灵巧机动的小水泵,大水泵又是用不上的因而成了前进中的障碍。今天来的干部都自带了面盆、提桶、水瓢等工具,几百人排成了两条长蛇阵,一个传一个,一盆一盆地把水端出去,一桶一桶地把水提出去,干了半天,终于把水排干了。人们转移到别的工作面去了。水排下去以后才看见基岩的低处有裂隙渗水,在西津施工期间这类情况都是必须处理的,我去找来试验室的工人,一起用水玻璃拌水泥封堵渗水缝隙。封闭法已使基础符合了浇捣混凝土的条件,其他准备也已就绪,我去现场调度室告诉值班调度员,请他记上:“终班(下午四时至十二时)就可以浇灌这块厂房底板混凝土了。”已是下班的时候,归途上,我们的队伍已不是来时那么整齐,男男女女三五成群,有的提桶,有的抱衣物鞋袜,互相指着脸上的泥污或身上的脏水,相对而笑,或谈今天的劳动,或谈张三或李四的小情节,兴高采烈,忘记了疲劳,忘记了这天是1960年元旦。但这是个令人难忘的元旦。
施工过程中,作业对象的转变,也要相应地解决干部思想、方法、作风的转变,而解决这种性质的问题,往往还是颇费力气的。
至1959年底,各工区的工作都集中在左岸基坑,枯水期的任务又十分紧迫,混凝土施工中的,清基、立模、预埋、备料、运输、拌合、浇捣、养护、拆模等工序相互衔接,变化和影响因素多,要求各工区及时地相互协作配合,客观形势愈来愈要求全局是一盘棋,要求更加集中、统一、有效的指挥。长期养成的思想、方法、作风并不是那么容易转变,虽然,经过讲形势、说道理、定制度、勤检査等办法,加强了生产调度会议,明确了日常生产工作中生产指挥人员的决定是工程局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分工负责,下级必须立即执行,下级党委有意见也要一面执行一面反映。但各有各的中心,各自强调自己的任务,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行其是的现象仍改变不快。如果放任自流,就要贻误时机,若时间充裕还容许逐渐说服,但时间紧迫又已做了不少工作,要做到雷厉风行,必须开展一次反分散主义倾向的斗争。党委多数同志同意了开展反分散主义倾向斗争的意见,开了两天党委扩大会,对事不对人地清算一些分散主义现象,开展严肃的批评,强调组织混凝土的“一条龙”生产,从头到尾要协调动作强调各工区、厂、站、队的中心工作必须服从和围绕把混凝土工程量搞上去这一全局性中心任务;强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会有议,议有决,决必行,行必果。会议传达贯彻后,工程局的主要负责同志又一起参加几次检查,人们的思想、方法、作风才逐渐地转变过来。虽然,在尔后的“四清”和“WG”中有人批评我这段时间搞独断专行,我却至今真心不悔。
要提高战斗力,要保证战役胜利,除整顿前方队伍外,还必须在实践中不断整顿后方机关。
广西水电设计院在工程局派有常驻代表组,那时学前苏联片面地强调了施工的责任是按图施工,是满足和保证设计的要求,至于如何施工是施工人员的事与他们无关。施工要求修改设计,在他们当时看来,似乎认为是不应该的,难于商量,因而与施工现场矛盾甚多,混凝土工程开始后就更多了。譬如,安装间混凝土上升过程中要埋一根直径200毫米的镀锌钢管,不只弄不到，我们当时的国家产品目录上根本就没有,局里提出几种代用方案同他们商量,怎么说也不同意。没有这根管,混凝土就不能继续上升,于是我又亲自出面同他们商量,还是说不通,这就逼迫我追问这根管是干啥用的?原来是用来看下游水位的。这就好办了,我告诉设计人员,取消这条管,我们马上继续浇混凝土。因为看水位嘛!运行人员可以跑到下游来看,这是不急的,若要在厂内看,将来也可用补敷电缆来传递信息。这更使他们难于接受,除当面一再表示反对外,又赶回南宁请水电厅吴青光副厅长亲自打长途电话给我,表示反对。所谓负责,首先在于认真地而不是想当然地把事情搞清楚,权衡对国家建设事业的利弊得失,不纠缠于谁说了算,我们是采取负责态度的,签字对国家负责。设计者本来是有权威的,好些设计问题都是由工程局领导人找他们商量,但他们不承认实践也有权威,我们也就藐视其权威。逐渐变成了我们审查修改他的施工图纸,他来讲道理,说得对的我们接受,说得不对的就不接受,他们反对改动就写备忘录,我们签收存卷,有案可查,关系变得紧一下之后,事情变得好商量了,主动积极配合的关系逐渐形成,保证了工程的顺利进行。图纸的修改,我们始终坚持工区无权的原则;坚持未研究清楚不任意改动的原则;坚持有必要的手续制度有人负责并把备忘录存档的原则。西津施工期间的设计备忘录装订起来有几册,尚未发现重大错漏,经受了尔后验收委员会的审查。
技术处是施工技术管理部门,有的人像庙里的神一样,要等善男信女来磕头求签。这种人,对于现场出现的技术问题,强调要反映给他们,经他们研究提出意见,经领导审批再由他们下达。这种人,对领导也有意见,说领导在现场口头说了算,没有经过他们发通知,日久不便查考,又未发挥部门作用。这些意见虽非全无道理,但此风日长,就会把战场上的作战参谋变成了衙门里“研究”“研究”的文牍主义官僚。对他们,一句话,“到现场去”,去主动找问题,去检查本部门制定的措施或规程是否符合实际,去与现场职工一起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指导工作。质量安全检查科是有权的,他们强调把关,等别人一切做好之后请他们去,或则点头签证,或则挑出各种毛病,返工重来。严格把好质量关当然是必要的,但要主动深入施工过程,及时发现缺点及时纠正,帮助施工单位做到一次合格,积极扶人过关。材料供应处的薛秋水当时在生产调度会上遇到问题,总是这样答复的,已为人们熟知:“我回去查查库,有就给,没有,我们积极想办法去找。”这不能适应当时形势的要求了。要求他对已报的材料计划,要逐项落实,有变动要主动派人下去摸,供应工作也要转变到打主动仗上面来,被动招架是要贻误战机的。机关各部门的工作,在混凝土施工初期,也逐渐实现了这一转变。
火灾·伤亡·混凝土质量
一个历时数年的建设工程,不会有什么一帆风顺,小挫折是经常都有的,只要不出大挫折或出了而不致翻船并能及时吸取教训,就可谓基本顺利了。
那是1960年2月24日凌晨三时,我被床头电话铃声惊醒。惊慌急促的声音从听筒中传出“木笼失火了!失火了!”我急起披衣,出门观望,工地方向已经红了半边天,急叫起司机罗胖发动汽车。这时真是心急如焚。治淮工程曾发生过大火,火烧连营,损失惨重。最近曾闻某水利工地大火,死伤近百人。我们西津施工全靠竹木,围堤是木笼,基坑中主要运输线“五一”排架是竹木结构,第一拌合系统、第二拌合系统直至模板厂,无处不是竹木,一烧起来将是一片火海,多少劳动,多少心血,多少期望,难道就将付之一炬吗?赤壁之战,彝陵之役,均败于火呵!汽车急驶着,刚到山垭,就已看见天空中不断向上喷射着的火星,转过山角,纵向木笼的熊熊火焰就在眼下了。汽车一停,我就告诉老罗,快回去,把书记、局长们全叫起来。
一走进指挥所,就叫值班员电话通知各工区主任,“动员起全体职工,集中待命,主任,迅速赶赴指挥所,接受任务”。一说完我马上转身赶到火灾现场观察情况。火在8号坝段处木笼外侧燃烧,20多米高的立壁上部着火,人在下面是很难救的,也很难接近,木笼框格烧断后,内中所填片石从20米高空落下,飞跳10多米远。在顶部救吗?已经有些人在上面抢救了,火焰熏得人难以睁眼,水又难得,看见有人浇上一桶水去,烟气马上就飞扑起来,队伍既施展不开,接近火焰也很危险,脚下的木框一经烧断,人随片石将一同从高空坠落。情况如此,速回指挥所,以便同工区主任们研究对策。归途上,但见火鸦向基坑飞去,中途灭落,这更令人不寒而栗。如果南风一紧,火鸦遍飞,火星满天到处燃起火种,那就不只是围堰一处,而将是从郁江之心至山脚之下,连成一片火海,一切都将毁于灰烬。
回到指挥所后,工区主任还未到齐,不能等齐了,也不能再开会研究了,就分头去办吧!第一,快速调装高扬程水泵,同时向火源处铺设橡皮水管;第二,组织监视看守队伍,分布在竹木排架和易燃物料之处,监视空中火鸦(有的是碎油毡)坠落,及时扑灭,务必防止燃起新的火种;第三,组织人员在木笼顶抢救,集中提桶、面盆,排队依次序传至前沿;第四,组织木工,带上锯斧,在现场见机切断火的漫延;第五,指挥所的广播员坚守岗位,约定通过广播来指挥现场,服从广播调动。
我再度走向木笼着火现场。深夜突然大火,在没有训练和准备的队伍中,很难统一指挥有条不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火!火就是指挥,披上衣服,拿起提桶拔腿就跑,哪里有火就跑向哪里。我在上游横向围堰上走着,人们都急忙赶往我的前面,一会儿,木笼围堰外侧就站了几千人,挤得满满的,强烈的火焰照亮着每张焦虑的脸,照亮他们手里拿着的面盆和提桶,但有谁能使得上劲呢?在这里指挥将是白费力气,我赶快回头走,去检查那些监视火鸦的岗位。“五一”排架上有几个人,他们问:守在这儿干什么?有的人分配在这里觉得没事干,自动跑到火灾现场去了,有的岗位没有人。广播喇叭响了,叫木笼外侧提桶的人们到木笼顶上去,叫某某赶快到指挥所来。在这种情况下,指挥员很难控制得住自己的队伍,但更需要指挥。缺人的监视哨另外派人去坚守岗位,并交待清楚任务,该调度该检查的地方,速去现场指挥。指挥所逐渐形成了,局机关的干部队伍也赶来了,木笼顶上的送水长蛇阵形成了,老工人在奋勇铺水管。靠了广大群众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慨,奋勇抢救,火势逐渐被控制住了天也亮了,当水泵开动,水管口喷出大股水流后,很快就全部扑灭了。
后经査明,起火原因为终班焊接钢筋时距模板过近,既未采取特别措施,下班时又疏于检查,气物干燥,遂引起燃烧,扩大成灾。这是我们防范不周,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指导思想上,在打进攻战歼灭战的时候,忽略了防御,在竹木成林和气候干燥的季节,没有预先主动采取消防措施,进行必要的消防演习,这是要深刻记取的历史教训。“疾风知劲草,国难识忠贞”。临危救灾的紧张斗争,也的确考验着每一个人。在救火的第一线,我看见临时涌现出来的现场指挥,他既站在一个位置上出大力,又不时跳出去指挥别人,指挥都在点子上,群众也都听从其指挥。他既不是任何一级的领导干部,又未承担什么责任,但在这种紧要关头,群众需要正确指挥,自动涌现出来的指挥者享有极大的权威。我也看见有些设计人员参加了自动救火行列,平时在我心目中,有的人属公子哥儿,是雪白的衬衣光亮的头发,但在这紧急关头,见他抢在前面,在归途上,提着桶,拖着疲乏的身子,衬衣有破口,脸上有炭黑。看见这种形象,我就由衷的高兴,洗去了我心目中的成见。我没有看见我熟悉的平时言行表现得不错的个别人,后来一打听,他却无动于衷。烈火炼真金,此言诚不虚。另外一件挫折,发生的时间约在火灾之前,迎面有人问我正到处打电话找你咧!你可知道拌合楼垮了!”我赶到第一拌合楼,到处是水泥灰,乱糟糟的,人们在忙着,并交头接耳地谈着。是水泥拆包间塌了,救护车已经运走了两名伤号,还有人压在下面未出来。我赶快同抢救人员一起搬运垮下来的木料,清理交通道路。进入拌合层后发现一个青年工人斜仰躺着,一根塌下来的大梁正压在腰上,脸已发青了,扑满了水泥灰,我摸了摸,手凉了,脉博消失了,鼻孔无气了,死了!真的死了!我鼻孔发酸眼眶发热,无言伫立良久,以致哀思。后经检查,负责设计的技术员丘秉乾是没有责任的,计算稿正确,并且在拆包间挂有限荷标志,问题出在拌合工段刘段长身上,他为了准备次日放高产卫星,瞎指挥,一个劲地指挥往拆包间堆水泥包,超荷太多,终于把承重大梁压断了。血淋淋的教训,这种虽出于好心而违章蛮干的作风,必须制止,建议给予工段长行政处分。但对干部的安全思想教育不够,深入检查防微杜渐不足,我心深有自咎,段长的错误仍属认识、经验、作风问题,见他有所改正干劲未衰,又建议取消他的处分。
约与火灾时间相距不久,混凝土浇至进水口胸墙,这一次浇灌了十多个工作面,共计约1500立方米,质量检查科的刘工程师跑来汇报,这批混凝土已浇快三天了,多次观察,均不凝结硬化,还像豆腐碴。在一般正常情况下按当时气温,混凝土浇捣七、八小时后就该凝固硬化了,我同检查科人员到现场检查,确是没有硬化。消息传播得很快,“出大问题了,怎么办?”在局党委听取汇报时,就自动跑来一些人旁听。有人主张全部报废挖掉。在此之前7号溢流坝混凝土中因误把掺合料当水泥用了200立方米标号不足的混凝土,我曾坚持要挖出来报废重浇,工区犹豫,后来强度增高后,挖得很辛苦。因此,在新情况下有人主张早下决心挖。挖,是能确保质量的,但1500立方米的钢筋混凝土,不只价值10多万元,这种密筋混凝土一返工,工期就得一个月,洪水正在同我们赛跑,难下决心。等吗?既不能继续施工,越等又越难处理,已经看得见混凝土正在水化变硬的过程中。继续往上施工是不能设想的,后果未卜,如何对人民负责?同志们对我有个“果断”的印象,老催我快下决心。心中无数,哪里来的决心,我不断对我自己说“要沉住气”。首先要弄清原因与性质,经一系列的实地调查,查阅水泥资料,初步认定,此种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塑化剂用量过多了。第二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对工程质量影响如何?将产生什么后果?开混凝土老工人座谈会,他们摇头,说未遇见过。开工程师座谈会,也摇头,说未见到过这方面的资料。总工程师第一要老实,不能不懂装懂,包医百病,更重要的是逢人就请教。最后是广西水电科研所的助理技术员吴圣光提供了启发,他说,检验后期强度是否可以采取速凝措施?对!我们的制度混凝土是留试块的,试块用蒸汽养护就可以早日得知后期强度,这并不是一个高深莫测的见解,但当人们冥思苦想思路未及的时候,一语道破,就豁然开朗。从现场运来了这批混凝土所留的部分试块,把局机关的开水房暂停开水供应改作临时混凝土养生房,从食堂借来大蒸笼,把试块像蒸馒头那样蒸起来。蒸24小时后,经冷却,作抗压试验,试块的强度都在设计强度的80%以上,经推算后期强度可以满足设计要求。问题明朗后,不到两天党委又开会了,可以下决心了,不管现在是否凝结硬化,我们继续向上浇捣混凝土。
难忘的三月
2月下旬的一天,住在我隔壁的区党委工交部部长段远钟找我去研究工作,局党委书记冯邦瑞也在座。段说,应该把工程量往前面赶,以争取主动权,3月应该打个漂亮仗。他说3月份搞50,000立方米混凝土行不行,冯在旁边插话,说可以搞到60,000立方米。我沉默了一会,认为本着积极争取的精神,如果顺利,安排40,000立方米是有可能完成的。按40,000立方米拟定了3月份的计划,经党委讨论之后正式确定下来。为实现3月份的目标,确定我住到工地去。我住进了担负主攻的一工区的会议室,一边住的是工区党委书记张荣久同志,另一边住的是工区主任谢庭滋同志,他们都是局党委委员。张荣久同志热情直爽,有意见就当面提,口气粗一点,有时甚至令人感到有点莽撞,但都是为了革命利益讲话,不夹私念,不怀二心,与之相处,感到痛快。我对问题作了决定,不管是采纳他的意见没有,他毫不含糊,立即坚决认真贯彻,好像他不曾讲过什么意见。我们门前有一块小地坪,3月里老张可忙了,每天三班,每班上班前骨干们都到小地坪来由老张作战前动员。谁完成了任务,谁创造了成绩,带领工人们来向工区党委报喜,老张又出来接喜报,讲话鼓励再战。工人上班后,他就跑现场,跑兄弟单位,或请求兄弟单位支援,或带着同志们向兄弟单位送感谢信。到晚上10点钟以后,他总不会忘记来拉我去食堂,叫炊事员给我弄点好吃的夜宵,生怕把我这位知识分子同志累垮了。那时所谓好吃的,也就是煮碗面条,沾特殊工种的光,搞点猪杂、猪血或豆腐,这算特殊化了。老张是不分白天晚上的,眼睛里充满了血丝网,但总是一双笑眼,大胡子围着的大嘴总是张开的时候多。有一次他对我发表了高见,像发明家发现了真理一般地对我说:“老翁,你知不知道睡觉也是可以锻炼出来的?”
我说:“怎么啦!”
张说:“一天只睡四、五小时的觉,开始时很不好过,但坚持一段时间,也就习惯了,我看还可以锻炼得更短一些。”
我说:“精神可嘉,科学不许,短期可以,长期不许,不要忘记劳逸结合,现在你就该去睡觉了。”
但在1960年的3月,老张这根弦一直是绷得很紧的。8月他同我同时被任为工程局副局长,还未到局工作就调到南宁地委去了,因为这时要加强农业。1966年他在地委工作期间遇难逝世,这是一位非常令人怀念的同志。
工人同志的劲头可大了。只要你看那轻轨道上推V型斗车的姑娘,不是在走,而是在跑,不只是在跑,有时简直是在飞。轻轨道旁有排架立柱,姑娘们推车是低着头,身体同地面约成30度至40度的倾角,跑呀跑,猛然扬起腿来,着力向立柱一蹬斗车急速向前滑行,她往斗车上一跳,只见发辫像旗帜上的绶带在急风中飞舞。这已经近乎卓越的杂技表演了,这些来自农村的姑娘,想她们刚摸斗车时,不是碰痛了手,就是压疼了脚咧!成长得多快的一代新人!
难忘的3月,只要你一睁开眼,就知道这儿在干什么。汽车飞驰着,门式起重机挥动着铁臂,人们抬着、扛着、推着,到处是紧张繁忙的景象。你就是完全闭上了眼,也知道这儿在干什么。工地奏出了强壮而宏大的交响乐曲,听吧!配料场至拌合楼800米长的三股铁轨,好似琴弦一样,日夜不停的高频率、急节奏,还有其他什么伟大的琴师能奏出如此美妙的乐章呢?
3月过得很快,难忘的沸腾的创高产活动,也带来了难忘的争论。工区向局党委报了喜,3月份浇的混凝土近50,000立方米。这一数字是很快就能报出的,因为产量是每天累计,每天的数量是从配料场统计,配料是经过磅秤计量的。大家沉浸在欢庆的气氛中,我却有些怀疑。我不是整月都住在现场同大家共同战斗并深知数字都全是秤过的吗?正因为如此,我才有理由和权利来怀疑。平时见到斗车内的料不够满;见到推车太快,那800米轻轨道旁撒满了砂石料;见到因机口取样不合格而废弃的混凝土已堆了一大堆,我们的计量未扣除损失。为准确统计数字,必须“测量收方”,我布置技术处和测量队,对3月份浇的混凝土块,进行实体测量校核。对照图纸逐块核测的结果,3月份共浇混凝土为39,000方米。在正式承认哪一个数字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工区的负责同志认为,他们的数字是过秤的,磅秤经过校验,未缺斤短两;我认为,要浇到工程上才能算数,多少立米是用尺量的,其间差额,一是属于折算误差,是属于损失,这二者均需要纠正而不是予以承认。一工区负责同志认为,3月份群众流了大汗,还未完成计划不好说;我认为,其他兄弟单位与他们的汗流在一起,3月的计划数字是我建议的,是计划不准,由我负责交待。局党委书记杜竟明同志发言,认为群众已兴高采烈地报了喜,改动数字恐影响群众情绪。我说,如果不改变数字,要影响我们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的情绪,汛前要完成多少方量是有计划的,3月份你没有完成那多而当作完成了,等于未被歼灭的敌人你当歼灭了,必然形成麻痹轻敌情绪,洪水是不讲情面的,在它面前是要过硬的。因此,正式的统计数字,上报的数字,在局和工区领导头脑中的数字,3月份完成的混凝土工程量只能是39,000立方米;至于在广大群众中,不必急于去宣布修改,报了喜就算报了喜。最后求得了妥协的统一。
3月份浇灌了39,000立方米混凝土意味着什么呢?1月份为24,000立方米,2月份为27,000立方米,意味着以45%的月增长率在跃进。西津水电站(含船闸)的总混凝土工程量为
423,000立方米,初期发电的必要工程量为混凝土220,000立方米,迄至3月底,连同1959年完成的,累计已完成混凝土124,500立方米,月强度达39,000立方米,意味着已经胜利在握,一年之计在于春,定局已成。至1960年底累计完成混凝土228,000立方米,超额完成了发电对于土建工作量的要求和当年的建安工作量计划。
五、斩断郁江
1960年11月18日,浩浩荡荡的郁江,在西津村下游,被拦腰斩断了。工地上的人们欣喜地由新筑起的堤顶上,来往于郁江两岸。横县的老百姓闻讯后,也争先恐后来看,有远从30千米外拄着拐杖步行而来的年逾古稀的老人,惊叹此生有幸,频频点首。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纪录片《斩断郁江》,生动地将此一壮举载入了广西水电建设的史册。
“截流”,在本质上是技术装备同水力的较量。古人饮马长江时曾号称要“掷鞭断流”,正因为这是完全做不到的假话、空话、大话,才成为流传千古的豪言壮语。人类当今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手段,任何大河截流,已将不再是难事了。西津水电站设计截流流量为1300立方米/秒,在当时的国内工程中是空前的,超过了黄河三门峡1000立方米/秒的截流设计流量。困难在于我们的技术装备很差,而又处在困难时期。那时前苏联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是拦河架钢驳钢梁浮桥,用200多台10吨自卸汽车,配30多台挖掘机装料;黄河三门峡的截流用了100多台10吨自卸汽车,配5台3立方米挖掘机装料,龙口处的大块抛投,用了5台25吨的自卸汽车。水电部的有关同志是懂得这一点的,因此在研究西津施工时,曾主动口头表示过,届时将组织外力支援。西津截流值得回忆的是,依靠自己“小米加步枪”,临截流前才凑成4台10吨车和8台4吨翻斗车。
打自己的优势
要取得截流的主动权,就必须充分作好准备,首先是适时地作好领导思想的准备。早在1959年北京审定修改设计后,党委就认真讨论了截流这一重大问题,引起了很大重视。主动权来源于自力更生,确定我们自己搞截流设计,抽专人成立了截流准备小组,学习业务,收集资料,出外考察,比选方案,设计图纸,修建水工模型,进行试验,弄清各种基本情况,在1959年就把基本方案定了下来,并着手实施。
主动权首先是指全局的主动。如果单独从截流的难易看,二月份水最枯,最容易截,但利用枯水期太短,截流后的二期工程不能赶在汛前,截流成果势将得而复失。综合分析了历史水情和工程安排,战机选在1960年11月中旬。对此时可能出现的流量估计,若存侥幸之心,也不会有主动,我们按十年一遇的机率,流量按1300立方米/秒考虑,我们就掌握了90%的主动权。
如何打法?在技术上只能打我们自己的优势,不能打我们的劣势,我们的优势是兵员充足,我们的劣势是火力不足。类似抗日战争的形势,我们宜于打持久战,不宜于打速决战。但对于截流本身的性质来说,必须是速决战,面对此一矛盾,仍然可以发挥我们的优势。一切技术方案的选择,我们都考虑了尽量不用或少用大型设备,而使之适应于大搞群众运动,发挥劳动力的优势。
“截流”是指截断原河道的水流,此时并非成库蓄水,水流还是要经过新道排向下游的,截流只说了事物的一半,更确切的说是“改道”或叫“让河水让路”。旧道要“堵”,新道要“导”,二者相关,如果有强大的火力来堵,迫使水流就范,则新道之导可以从简,如果广开新道,减少阻力,导水就道,则堵的困难就减小了。治水如用兵,孙子兵法有“归师勿遏,围师必阙”,我们采取在“导”字上很下功夫,为河水开辟畅通的新道。这就要作大量的临时性的土石方工程,如果按正常的技术经济比较,不一定是个好方案,但我们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打自己的优势,在截流前较长的时间内在较广阔的战线上,能够展开我们的队伍打相对的持久战。这样,截流速决时水势被削弱了,在堵的前沿是没有大量劳动力的位置的,从而削减了我们实际得不到的大量重型运载抛投设备。不只方案如此,我们做得也很认真,厂房过水部分进行了彻底清污排碴;上下游横向围堰不只拆得宽,我们也排除了自然水力拆除不彻底的方法,并且把块石护坡在水下部分也块块的摸起来;尾水渠也清理得很平整;厂房上游测了水下地形图,用采沙船进行了水下清污开道。
这样也还没有解决问题。根据计算和水力模型试验,在1300立方米/秒流量时,10吨重的单块在最后龙口段,仍难站稳。我们不指望更大型的设备,决定恢复小围堰,在最后龙口段修建钢筋混凝土拦石排柱和闸墩,帮助巨块在急流中站稳或借助已有的10吨吊车最后下闸板断流。仍然发挥了我们的优势,避免了无把握得到的超大型设备。如果从今天的技术装备条件看来,修建排柱、闸墩并非完全必要,有一批大型运输设备,就可解决问题了。
要组织截流堤高强度地抛投堆筑,十来台自卸汽车面对数万立方米的工程量,仍然是困难的。在截流以前,我们把各处为截流备的石料,用木船、轻轨车、汽车、人工抬扛等方法,运到截流堤端的河岸边,按规划分类堆放。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宜这样作的,因为增加了中转装卸次数,为组织运输所忌。但截流时汽车的运输距离,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缩短,周转快了,较少的车变成了较多的车。我们在开始截流前后,又用双并自卸木船沿堤线尤其较深之处去抛投块石,以减少进占抛筑的工程量。装车是汽车运转最费时的工序,我们又没有大型挖掘装载设备,在堆料场沿路搭设了足够的木架大集料漏斗,向漏斗集料,是上下于斜道上的川流不息的扛抬巨石的人流。汽车开到漏斗下,闸板一开,泻下来就是满满一车大块石,比机械装车还快,装车时间缩短到最小程度。我们预先为运投工作提的口号是“多装、快跑、快卸”经第一个班实践检验就发现这是一个唯心的口号,大块石既多装又快跑,掉下一两块来就阻碍交通,快卸不能把石料全部卸到坡面滚入水内,残留堤顶,阻碍前沿。及时把口号改为“装满、走稳、卸准并配备了精壮清扫人员,抛投堆筑截流堤的工作,就达到了高工效。12台自卸车,事先都经过检查修理，一日三班百分之百的时间出勤,运距和装车时间都已缩至最短,又不受途中障碍所阻,也就感到够用了。发挥了我们的优势,自卸车虽少,从实际记录比较,西津截流是一台顶别人十多台。
集中力量
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不只是指组织上的统一调度,力量上的数学相加。实践证明,人的因素,既可以是加的关系,也可以是减的关系,还可以是相乘的关系。重要的是思想上意志上的集中,把蕴藏在群众中的积极性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把干劲和智慧有效地结合起来。这就要求像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普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
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准备和发动是由浅入深的。早在1960年初动员实现全年任务时,就向全体职工明确提出了总目标是实现截流,这算先打个招呼。当汛前混凝土施工高峰一过,局党委就开会研究,明确除一部分人员继续完成混凝土任务外,全局的中心工作转入截流准备。一面召开了各种动员会,进行系统的具体的截流技术交底并摆出困难和问题,分批组织干部参加在水工模型上作截流演习,得到感性知识,这是干部的深入发动阶段。一面布置并贯彻实际准备,如块石备料、拆除围堰、创造基坑过水条件等。第三季度各工区、厂、站、队再进行层层动员,局党委提出两个口号“人人为截流,事事为截流,一切为截流”和“为截流,人人献计,个个出策”。广泛发动,做到了家喻户晓,家属小孩也谈截流。开始截流前,又宣布截流指挥部成立,同时颁布八项纪律,广为张贴共同遵守,把广泛发动起来的力量用到刀刃上。
这种广泛深入发动,发掘了群众的智慧,凡有热烈议论之处,都是事关截流。截流准备小组这个参谋机构手中的各种方案更具体更落实了,如双并船自卸抛石就是群众讨论补充的。一些关键性的不落实的工艺解决了,突出的贡献是来自工人工程师原八级起重工魏传厚同志。我们所用的最重块体为10吨重的混凝土块,但我们设备的起重能力只7吨,装不上车,我们最后用闸板断流时吊车将脱不了钩,老魏不只提出了加固吊车至10吨起重能力的方案,和闸板自动脱钩的方案,并且亲自动手做成了。设计、方案、计划,是在一定时间一定条件下客观情况在一定的人们主观上的反映。但客观情况的变化是很活的,譬如水情的变化就很活。既有计划,又有适应情况变化的调整应变措施并作出必要的准备,当时我们叫“两手准备”,我们就更能立于主动地位。经过群众广泛议论,我们的计划充实了更多的智慧,具有了更大的主动性。
再就是出现了干劲的高度集中。人人主动为截流出力,事事主动为截流让路,当时办事,只要打上截流旗号,到处一呼百应,到处都开绿灯。这一运动高潮的标志,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要算一个县级干部的表现了,他是一位知识分子的副处级干部降下来的,两年来的接触,印象是空论多而干实事少,牢骚满腹,
少见他出力流汗,但在尾水管清淤的工作面上,这时天气已很凉了,只见他全身赤膊仅穿一条裤衩,在浊水齐胸处与群众一起干得正欢。只看见他,我就感到由衷的高兴,摸到了整个工地的脉膊,感觉到了整个群众运动的温度,截流,已成了满弓待发的弦上之箭。
埋头实干
1960年的第四季度,我国工作中的毛病已明显地暴露出来;加上自然灾害,困难是十分明显不容掩盖了,中央已经提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这一形势反映到西津水电建设工程上,不断听到从上面传来的消息。中央水电部担心西津截流后,右岸工程也赶不上来,主张西津不截流。原来曾口头主动表示对我截流组织外力支援的部门,1960年下半年以来真的进入截流准备时期,他们就再也不响了,我们主动把问题提交上面,反映也是很冷淡的。听说广西区党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也出现了一派意见,对西津截流提出了质疑。也在这时,区党委向工程局抽调走了张荣久等一大批水电骨干,去充实加强农业战线。看来是我身体的抵抗力降低了,一个晚上体温升到了摄氏40度,救护车把我送到医院,患了重感冒,留医达两个星期之久。心情焦急,想了很多问题,卧吟:
心潮病榻涌狂澜,
不斩楼阑终不还;
还我健康何以报?
挥戈直破截流关。
形势是困难的,我们如何对待?全国全区的情况我们不了解,如果上级听了我们的情况和意见,决定西津不截流甚至下马,我们坚决执行。我所了解的是工地实际,周总理和区党委曾下过的决心,我们比较完满地实现了预定目标,不截流,那还干啥,只有等着下马,前功尽弃。截了流,就像象棋盘上卒子过了河,可左可右,勇往直前,只是再也不回头了。这盘棋得走完,不能留个残局。但已经出现了警防卒子过河的呼声,这步棋就不要大张旗鼓,要采取乘机偷渡。我们不要受几声影响而动摇,应成为鞭策我们的因素,加快步伐,坚定向前。
以往国内外截流,有宣传性质,广请宾客,如斯大林格勒水电站截流,请了中国派代表团,也请了东欧有关国家派代表团观光;三门峡截流请了国内不少同行。我们截流,只能偃旗息鼓,人衔枚,马急走,切勿暴露目标,不发任何请柬。以往别处截流,正好伸手要东西,大喊大叫关键和困难,我们这时若大喊大叫困难,别人正好趁机叫你不要干了,只有把困难闷在心里,自己来克服。以往截流要发报请上级来批准和指导,也有请上级来贺功之意,但截流成功本身才是批准,我们也免了。以往截流多有庆功犒劳之举,在如此困难时期,当时有的中央负责同志曾比作国难,我们也不应再有酒宴之思了。
以上这些想法,得到了党委负责同志的支持。我们斩断郁江之日,北京没有来人,南宁也没有来人,整个截流期间没有用肉来加过菜。我同毛恣观同志住在工地,曾加过几次黄豆,吃得很香,算是经过行政处的努力并得到了县委的照顾了。但办了一件有价值的事,识者还是会闻风前来借鉴的。截流完后,曾有石泉水电工程局、丹江口工程指挥部的领导和总工程师来考察,长办主任林一山也来考察过。看来,我们今后搞工程,在任何情况下,也应该持这种埋头干实事的态度。
没有过瘾
截流的始末,我当时曾在《西津职工报》上,作过如下描述
1.1960年11月14日左岸基坑过水
记得是前年此时，
我们曾请郁江打从这儿让路，
使万年河底与太阳见了面。
英雄们的不朽铁笔，
在上面绘下了壮丽的图景。
今天，
又备好了彩笔，
充水道、铁铲、坛子炮。
一宵醒来,
工地添上了崭新的色调。
2.11月18日下闸断流
进至导墙头，
功让门式吊,
闸板相继下，
激流变平湖。
由11月15日开始,至11月18日,在三天多的时间内,斩断了郁江,当时河流流量为600立方米/秒,随即加高截流堤,至11月20日,河流流量超过1000立方米/秒,由于堤已加高加固,巩固了胜利。这一仗打得十分顺利,连人们的帽子或鞋也没有掉下水的。
截流一完,干部们普遍反映说“没有过瘾”。是呀!为截流,曾流传过一些故事,某小河截流,人们把宿舍里的棉絮也抛下水去了;某处的党支书为抢救战友,壮烈牺牲了;人们手挽手地跑下水去组成人墙挡水等。我们的职工有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设想过许多风险,曾宣誓“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鼻子”,必要时也将学习英雄和烈士的榜样,不惜为革命而献身。在南国的大河上截流刚一开始,劲还未全使出来,帽子也未掉一顶下水,三天多时间就结束战斗了,怎么过瘾呢?
六、138天
截流是标志左岸工程向右岸基坑即第二期工程的历史性转折,如果此时已装好机组,则可藉二期围堰壅水发电。但只有右岸基坑工程胜利建成,才能取得水电站建筑工程的全胜。右岸有10跨溢流坝、重力坝、刺墙、土坝,由基坑最低处至坝顶桥面,最大高度为40米,工程量大。在研究初步设计阶段,设计院的同志就曾指出,这将是整个建设过程中最紧张急迫的施工阶段。水电部的专家对此是心中有数的,截流前担心截流后的右岸工程上不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我们右岸基坑工程进行的初期,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同志和总工程师李镇南、施工处长魏廷琤等来西津考察,当听了我们的介绍后,认为我们这样做是冒险。但是,从1960年11月18日截流完成,到1961年4月4日实现右岸基坑工程预定目标即混凝土全线达到正常蓄水位63米高程,同时宣布全面从右岸基坑撤退,共计为138天。当我1962年春在北京遇到赴苏同伴陈纪生工程师时,同他谈起这一数字,他还疑信参半,惊叹不止。138天这个数字,是西津工程史上的确切记录,应该在我国水电建设前进的征途上,起到激励作用,因为这一纪录是在最困难的时刻写下的。
在技术上我们进行了大胆的抉择。首先,经过仔细研究,提出右岸工程的施工方针是“抢坝不抢堰”。既未装机,就排除了发电水位的要求,不再把力量分散在加高围堰的工作上,以避免千扰。我们截流堤能御1300立方米/秒的流量,截流后是变枯趋势,至2月为最枯,3月回升,至4月上半月也仍然有一定防御能力,堤顶通车,必要时根据水情预报,临时紧急戴帽加高,也是可能的。防御水平低、时间短,是一个冒险,但集中了力量,把混凝土抢在洪水前面,又是保险。其次,在低围堰保护下,要依靠基坑施工,把坝顶桥面一次施工完毕,几乎是不可能的。发挥我们木工的优势,在设计蓄水位63米处闸墩间架设贯通木桁架,铺设临时工作桥面,在汛期中,桥下过水,桥面上继续加高闸墩,施工永久桥面。依靠基坑施工的目标,从而由71米降低至63米。第三,闸墩上的闸门框等金属构件,为保证必要的精度,惯例是采用二期混凝土的施工方法,工序烦琐,卡了进度。我们采取由工区技术股长鲁定国工程师为主的专门小组负责试验并一包到底的方法,进行革新,金属结构一次随模浇埋,并全部符合了规范精度的要求。第四,尽可能地适当地广泛地进行高块浇灌。
提前周密准备是赢得时间的关键。右岸的准备工作是作为截流准备一起完成的。截流前,右岸的交通运输系统,风、水、电系统,砂石料混凝土系统,模板、钢筋制作等准备已全部完成,并且砂、砾、块石有了大量储备,排水泵等都运到了岸边。11月18日截流一完就装水泵,11月20日就抽干了水,随即进行基础开挖,12月上旬就开始了混凝土浇灌。
最大的困难,还是群众的情绪。我们头两年的工作依靠了广大群众的饱满的干劲,同任何事物一样,干劲不会是一成不变的,到此时我们已有“强弩之末”之感。我们的主力军是民工,他们的干劲,一方面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另一方面也有一个物质基础,就是工地比农村好,他们不愿回农村。那时某些农村刮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反瞒产、疲劳战等,使民工怕回去,愿意在工地,劳动有定时,粮食有定量,肯在工地出力。我们一部分干部调往农业战线后,相继又退场一部分民工回农村,中央的农业政策六十条逐渐贯彻后,农村的路子活了,人心思动,不只民工闹着要回去或自动结伙跑回去,干部也有闹着要回农村的。
老干部中也有带头退坡的。记得一个晚上为研究一件急事,一位科长未到,派人去请他时他干脆回答:“我种的菜,今晚还未浇水,还未施肥,不要等我。”种菜、开荒种木薯、养猪养兔、跑自由市场、小锅小灶到处冒烟,非常普遍。形势发生了显著的不利于工程的变化,而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场硬仗、恶仗。138天是包括一切假日的,这个春节是连续的寒冷雨天,不只不能放一天假,还要安排大量的施工任务。
在这种形势下,只有靠加强思想工作。首先是要解决好干部的思想问题,开了全体干部大会,不再是动员他们去如何做,而是把工程的情况全部端出来,把形势和困难摆出来,请大家来寻求答案。干部思想提高后,不再依靠层层布置,而是由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带头搬到工人中去住,带领干部参加现场劳动,深入到工人中去做深入的思想发动工作。
我在这段时间里,也把精力暂时用到群众思想工作上来。直接到民工中去作思想工作,掌握第一手材料。春节期间的每个晚上,都到民工的住地去,为学习而去,不是去召开会议发什么号召,而是见哪里生了火,围着一堆人,就挤进哪里去,去交朋友,去祝贺春节,去问别人的家庭、孩子,问经济生活。从而得知民工去留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他们所得工资,大部分由集体抽去了,于家庭无补。如果回去,自己有劳力,有自留地、有集市贸易,对家庭有帮助。农民是很讲实际的,很会算账的,如果个人多得一点,他们还愿意继续在工地干。我们的群众基本是识大体的,要求也不高,只要我们把道理讲清,又关心他们,并解决一些应该解决而又能够解决的实际问题,如调高了他们在工地的分配,又派干部到某些人的家乡去访问,他们就“余勇可贾”,将新的更大的干劲表现出来,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向哪里。这种调动起来的干劲,必须抓得很紧很紧,一气呵成,不容再有波折起伏。由于右岸工程有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后顾之忧较少,我们把领导方法再向前推进,实行了高度集中统一指挥工程局领导带领科室人员直接到现场具体指挥生产,不再采取几天一安排和检查督促的方式。迅速形成了混凝土的高产水平。主坝长200多米,浇筑高度20多米至30米,包括抽水、基础处理,在138天内全部完工了,让洪水来检验吧!“回思往事尚心惊”。
右岸坝体上来之后,左岸的厂房进水口还必须下放闸门,使水流不再经厂房而由溢流坝下泄,才能确保厂房的渡汛安全。但下闸所需的200吨起重机,厂家不能如期交货,必须依靠自己解决。经过几个月时间多次的三结合讨论,变过五次方案,八级起重工魏传厚、刘兴言这样的共产党员,做梦都在琢磨下闸技术,一些技术人员进行了系统的计算、设计和试验,我们用10吨臂式起重机的底架改装成了200吨可移式的起重机,并且满怀信心。
鉴于有的工程仓促下闸造成过很大损失,1961年春,水电部在上海召开的防汛会议上,特别指出西津下闸蓄水必须得到水电部批准,然后才许进行。右岸基坑4月4日开始撤退,4月10日已撒退完毕,下闸准备也已就绪,只等水电部批准。那时,我们每天发一份急电催水电部,水电部派来了张昌龄副总工程师,广西由吴青光副厅长陪同。张总听了我们汇报,认真地审阅了有关资料,进行了现场检查,最后认为我们的下闸是可靠的,国内曾失事的那个工程如果采用了我们的措施,就不致吃大亏了。张总虽然给了我们很大鼓励,但是他说回京向水电部汇报后请部批准,或者请自治区批准。吴副厅长接着说,等他回南宁汇报后,才能决定何时下闸。
我们在等的过程中,4月21日上游大雨,河水急涨,势将造成下闸的重大困难,闸下不去还可能影响厂房过流部分的构件安全。谁负责的事小,引起损失事大,历史不会惩罚胜利者,不等正式手续了,我请党委几位主要负责同志紧急碰头,决定下闸。22日开始下闸,到24日厂房进水口的6扇闸门全部下完。还未等闸门下完,上游水位已超过51米高程,溢流堰顶开始过水,而原来计算预计,由于水库蓄水,下游将断水7到15天。由于这场洪水,一秒钟也未断水,后经调查洪峰流速达3000立方米/秒,相当于此时五十年一遇机率。5月中旬水电部发来一个电报,意为经张总汇报后,认为条件具备,批准下闸。虽然实践已经批准,但总算言而有信,追认了我们合法,而吴副厅长一去就再无下文了。
1961年4月24日上午,溢流坝过水,厂房下完闸门,这是西津电站建设史上的重要时刻,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施工导流全部结束了,郁江已被最后征服。“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水库已蓄水了,若装有电机,这时就发电了。但作为水电站的建筑工程来说,是基本建成了。在全国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前夕,已进入基本建成的行列。将来会有人叫“下马”的,对不起!“留它不住,鞭策快马去!
七、经受检验
在我们紧张地进行右岸工程的时候,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已在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已开始贯彻;厂房下闸以后,接着就逢全国性的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当时传达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就曾借用了抗日战争初期的老话“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共赴国难”。尔后三年邓子恢副总理来西津视察时,向我们透露此时的全国情况,令人吐舌,堪称崩溃。
这一调整,是非常必要的。在此期间,我们经受检验,回答了几个主要问题。
西津工程往何处去?
1961年6月的一天,毛恣观对我说,区计委有电话来,按发电、维持和下马三个不同的方案都算个账,报到区里去。毛说,计划科已把几个方案和数字报出去了,我们只是算账提供资料数据,决定方案是上级的事。毛并告诉了我几个方案的大数。我肚子里是有一本大账的,一听毛恣观所说的数字,我认为不符合实际,就表示了异议,后经查核,差距很大。一号机发电,上报方案还要3000多万元,我算的账,国家只需再拨款几百万元就可以了,相当于已拨款数的10%就可发电了。为什么有这样大的差距?只列举两个大数,就可看出原因。水库移民费在上报数中全部列进去了,是按设计概算照抄的。移民数应该是,视发电需要分年进行,西津发电至今天,也未实现原设计移民数,发电之初显然是不需全部移民的。再就是把投资与拨款混淆,例如已到货的水轮发电设备,安装后是要计投资的,但不管安不安,款一样要付,而专用设备国家又不能像材料或通用设备那样调拨流通,一时难以再转换为流动资金。此项设备就达1000万元之巨。至于上报的下马账,要花的钱很少,这也是未加分析的,似乎卷起行李就可以走了。已建未完的应收尾,河岸及已完工程要防洪护坡,设备要维护管理,收摊子也要收摊费,这些加起来,下马也得至少几百万元。在如此困难时期,还要3000多万元,无异自请下马;发电同下马所需国家出的力,相差不大,为山九仞,何忍功亏一篑。这个大账一定得向上反映,我写了信给段远钟并请他转给区党委第一书记韦国清、书记覃应机同志。1961年10月蔡勇为通知我去向区党委汇报学习三门峡装机经验,区党委在家的书记包括新到的乔晓光、安平生都参加了。韦国清在会上说,最近在庐山开会时,他为西津问题去找了水电部的刘澜波同志,后来又同刘澜波一起去找了李富春同志,要保住西津,“西津能安排上,我就高兴了。大跃进广西搞了那么多项目,西津费了这大力气搞了这多年,连一个西津都保不住,怎么行。你们要很好地搞,要把质量放在第一位”。国清同志说得简短明了有力,我们的方向又明确了。
按既安装一号机组又施工船闸的要求安排了1962年的计划,我们局党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就到了南宁市广西区党委党校学习。中央有了新的精神,基本建设要退够,陈云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自治区根据此一精神,把当年原安排西津工程的投资压缩了40%以上,并要求民工再退场一部分,有的固定工人也要求减一部分回农村。局里派苏朝栋到党校来向我们介绍调整的意见,既不装机也不搞船闸,编了个维持计划。我立即表示了反对,认为投资消减了,仍然应该并且也可能装机和继续前进。星期六晚上拉杜竟明到何忌家去说明了我们的意见,星期天又到蔡勇为家去,准备再说明我们的意见。刚一到,蔡就接到韦国清来的电话,蔡放下电话就叫我们一起走,坐车到了韦国清家,何已先到了。叫我们来,就是为了听西津的打算,我们除了把向计委何忌谈的重复一遍外,还分析了情况,提出了措施。韦国清很高兴地听着,最后他说,能够积极地干很好嘛!但是不要勉强,一定不要违反中央最近的有关规定和制度,在这个精神下,你们可以积极地干。之后,蔡勇为请毛姿观来南宁同我们一起,把调整后的计划确定了下来,电站收尾、装机、船闸施工都搞。
我们从党校学完回局时,年初为装机所进行的设备和安装材料定货已经退货了,培训的安装工人大部下放回农村了,区编委已确定水、火电所余安装力量合并,电力基建公司戴仁元经理到工地来接收装机任务了。脱离了全国水电安装力量的全力支援,在技术上是不放心的,杜竞明、毛恣观又叫我到南宁去向自治区陈述意见。找了蔡勇为厅长、何忌主任、区党委书记贺希明都说编委已经确定了,贺说是覃应机主持定的,还需同覃商量。后来又是韦国清在区党委书记处亲自主持会议,决定装机由工程局直接管。并说,西津工程既要条条归口,区里还要直接管,你们找蔡勇为、何忌解决不了问题就找傅雨田、覃应机。装机一定要装好。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期间,韦国清从北京传回电话,要区里派人去北京汇报西津和西津灌区问题。自治区驻北京办事处主任薛健领我和陈到北京饭店见了韦国清,他要我们去国家计委汇报。国家计委燃料局鲍副局长主持听取汇报,鲍副局长是能说会算的精明人,他抓我们两条。一条是还要3000万元才能发电,我们口头说的,他不算数,他承认的是区里正式上报数,听到他念3000万元,我就像孙悟空听见紧箍咒一般,头痛。第二条是抓广西没负荷。会后从水电部的同志处得知鲍原系电业干部,为人刻板,如何安排西津1963年的盘子,上面本来有两种不水同的意见,最后决定性意见将由程子华副主任酌。同时,西津主机的重要部件,过境还存在问题,互为影响。我们再去北京饭店向韦国清汇报了上述情况,韦嘱咐我以他的名义给程子华副主任写一封信,如实地详尽地反映西津工程进展情况,并说设备过境的事由他自己亲自去找外贸部叶季壮部长面谈。
1962年底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上,韦国清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西津在1963年发电投产。紧接着1963年元旦,韦国清、覃应机一同到西津工地视察,并指示要把装机质量放在第一位。
1963年初我去北京解决有关装机问题时,通过薛健与贺希明书记约定去汇报。但到国际俱乐部时,贺说韦书记要亲自听,我们去到韦国清房里汇报,听完以后,韦又叫以他的名义给水电部刘澜波写封信,请刘协助解决水电站的运行技术骨干和三号机四号机预埋件的调拨问题。
1963年初国家计委副主任宋养初到西津工地视察,他看了工地后惊叹而又富有感情地说:“西津不是干不干的问题,按已进行的情况,那是势不可挡的。”不久,程子华副主任也亲来视察了,中央工交办主任谷牧、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也来视察了,西津向何处去?就不再处于动摇不定之中。
西津工程质量如何
厂房和大坝在郁江中耸立起来以后,在广西听到了越来越大的怀疑声,说西津工程质量问题多。杜竟明从中央七千人大会回来告诉我,韦国清书记对工程质量很关心,有人向他反映西津的工程质量问题很大。水电部李代耕副部长来西津时告诉我,他在柳州饭店时遇见张老(张云逸),张老听说西津工程质量有问题,很关心,特嘱咐李代耕到西津后要关心质量。代耕同志问我质量究竟如何?我说我是放心的。
1962年3月,水电部决定派出工作组,对全国七个大型混凝土工程,进行全面的质量检查西津属七个之一。来西津的是以李维弟副总工程师为首的工作组,自治区对此也十分重视,组织了区计委、区水电厅、柳州铁路管理局、区建工局、广西大学等单位的总工程师、工程师、教授及干部参加,与北京来的同志组成联合检查组。
我们每一设计变更都有设计通知或备忘录与修改记录,每一块基础有开挖放炮情况,地质素描和验收签证,每一块混凝土有检査预埋的浇捣合格证及混凝土试块(按规程取样)的抗压强度,每一条裂缝有观察记录,缺陷处理和争议均有资料记录。检查组来后,工程局质量检查科把我们工程中的缺点、毛病和问题合盘托出,拿出了我们的资料目录供调阅。检查组经过听取汇报、访问生产筹建单位、查阅原始记录、进行现场检查、召开各种工人座谈会,然后进行分组讨论和专题讨论,历时半月之久,最后一致同意的检查总结论为“工程质量基本良好,不存在重大质量问题”。全国七大工程检查结束后,又在北京开了混凝土工程质量检查全国座谈会。会议文件批发给了全国有关单位,并公开登在了当时的水电技术刊物。这次检查不是评比先进而是揭露毛病和问题,哪一个工程的问题多问题大就名列前茅,在七个工程中,西津被排在最末位,只列举了一般缺点。我们借这个推动力,大力处理了检查组指出的一些缺点,积极割尾巴。西津水电工程的质量,不只为检查验收所肯定,也为已经运行实践的历史所肯定。
西津出过不少工程质量问题,我们是不满意的,如果说没有出任何问题,是不老实的,也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如何对待。一是不掩盖。例如一号机尾水管斜坡段混凝土,由于技术员王德生未尽到责任,拆模时发现有大片蜂窝。我们不是容许抹平算数,而是开现场展览会,组织有关人员分批参观,由王从技术上思想上作风上说明产生缺陷的原因,吸取的教训,防止类似事故的办法,然后作保证质量的处理。我们这样对待质量问题,外界反映西津质量有问题,是有道理的。二是不欠账,发现了问题,应该处理的及时处理,分阶段还清欠账,不容许一拖二混三不管。后来他们专设了缺陷处理小组,我们又指出,不能自己乱拉屎有专人擦屁股,必须谁的责任由谁处理,不欠账。这样,对提高工艺水平和工艺作风很有益。三是不漏过,即使是设计出现的差错,一经发现,也不推委。如混凝土的收缩裂缝一时不能处理的,也编号登记,定期观测,长期监视。总之,要自始自终,在实际工作中严肃对待。
1960年全国的水电建设任务同可能供应的材料之间,差距很大。为了解决此一矛盾,水电部在安徽芜湖召开了节约水泥会议,硬性地规定了每立方米混凝土的水泥用量指标。我们参加会议的同志回来说,我们每立方米混凝土用水泥178千克,在全国是最落后的,应达到的目标是130千克左右。我对贯彻会议的态度如下,并向党委作了汇报:
“凡是能节约水泥的先进技术和措施,积极贯彻;一时还办不到的,也要积极创造条件。水泥用量指标,要让材料试验机说话,原则是不能降低混凝土强度的要求,水泥用量能够降低多少,以试验结果而定。我们要在保证混凝土强度的前题下,力争达到会议规定指标的要求,如果实在达不到,就只好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落后,切莫把脸打肿了去充胖子。”
经过采取一些措施作了不少工作以后,我们水泥用量指标同会议要求的差距仍大。党委书记杜竟明对于贯彻上级决定,历来很认真,他一再催我把水泥用量指标降下来,并且杜书记曾有一段时间亲自去抓了此一工作。经过反复说明,并经过深入实践,前述承认落后的态度逐渐成为党委团结一致共同的认识。1960年广西的水泥确是很紧张,吴青光带领工作组来工地检查节约水泥情况,要我们烧粘土磨粉来代替水泥,被我们拒绝。吴回南宁后来电话,要工程局负责人到区人民政府去研究,会议是政府副主席傅雨田主持的,区计委、区物资局、区水电厅的负责同志和设计院的技术人员坐满一屋。吴青光工作组重复一遍他们在工地的意见后,一些负责人进行了严厉的讲话,物资局长说西津浪费了大量水泥,认识很差,以后不要再去找他要水泥了。我仍然说材料试验不允许我们往下降,显然用烧粘土代水泥不是慎重的负责态度。傅雨田总结时,只批评我迟钝,难转弯,但没有强加给我任何任务带回去。
1963年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水电勘察设计施工会议上,芜湖节约水泥会议的负责同志就向全国作了公开检讨。芜湖会议在全国造成了不良影响,造成很多工程质量低劣,风头出得最大的地方,吃亏也最大,有些著名的工程停工整顿,推倒重来。在1963年这次会议上,许多富有混凝土施工经验的总工程师,为他们的混凝土质量低劣表示难过和惭愧。这不仅是个人的技术水平问题而是责任心问题,新安江工程局总工程师潘圭绥告诉我,他曾声言要躺到不合格的基岩上让混凝土把自己一同埋掉,但管施工的副局长还是叫人把他弄走了。
企业管理工作向何处去?
调整时期,工程局的干部和工人又逐渐调整出去,以年平均工人数计,西津工地1960年为18,000人,1961年为10,000人,1962年为5000人,至1963年降至3600人。余下的人都逐渐固定了专业工种。
在连续地紧张施工之后,提出了劳逸结合,有张有弛,注意了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为克服困难,关心职工生活,鼓励职工搞一点种养。从1961年底开始,我除在房屋边种了青菜以外,也养了一窝兔一头猪,种了相应的饲料地。
中央关于工业的七十条下达后,局党委按计划管理、技术管理、财务管理、政治思想工作四条线,分别由负责同志来抓,搞调查研究和试点,然后制定具体办法,贯彻实行。在群众意气奋发斗志昂扬完成施工任务的时候,如同作战一般,也如同革命高潮的到来,依靠先进分子带头,依靠鼓励,一些后进人物,也被挟裹入洪流之中,浩荡前进。在平时,尤其在群众已感疲困又进入较为松弛的施工任务之时,光靠老一套就不行了。领导同志要亲自通过实践,才能敏锐地感觉到。有时坐下来休息,就喊不动了,出工不出力,落后的言论有了市场,先进分子也怕孤立了。那时我们抓管理是从基层抓起。计划管理着重推行了工程任务单和定额管理。管不管大不一样。记得1961年上半年一次砂砾石供应紧张,去实地检查,发现船民完成任务好,我们的工人完成任务差,在管理上有一个差别,船民上一箩料,丢一块小竹牌到筐内,一班干了多少,有一个计数,我们则没有。仿效船民的办法,我们的工人也采取计数,工效就提高30%以上,连续一段时间都是如此。我们又未搞计件工资,只要你知道他干了多少,记一个账,工效就可显著提高。后来有的基层实行一天任务早完成早下班,干起来劲头就更大了,早一两个小时回去还可以种菜搞饲料。但这种倾向在那时是有争议的。违反八小时工作制,小包工,变相计件工资,好多认识问题,在那时是未得到解决的,发展提高更谈不到。在技术管理方面,着重建立了以工段主管技术员技术责任制为中心的基层技术管理,强调作好原始技术记录。在财务管理方面,试搞了班组定期经济活动分析和领料退料制度。在政治思想工作方面,建立班组几大员的积极分子核心,强调把思想工作做到生产中去,有针对性地做到人的具体思想上去,成果的好坏,落实到生产上。
管理工作是有成效的。由1961年起,当年完成的投资额就超过了当年的财务拨款数。从设备的检修维护看,修理费占提取大修基金的百分比,显著提高,1961年为1960年的20倍。随着调整工作的收效,工作比较有秩序,至1964年,一般工效都达到了国家规定的定额。
八、装机发电
1960年以及此后几年未能实现发电,是由于外部原因。西津水电站的主机设备是从前苏联贸易进口,没有设备安装,在那个年代,在群众舆论中,包括我的言论中,就集怒于前苏联撕毁合同,撤退专家,置我经济建设于困难境地。
仅停留在如上认识,就不能实事求是地全面地认识历史经验。当时苏中的贸易关系仍在,水轮发电机的技术性能因地制宜性大,缺乏通用性,一般说来,从经济上讲,供货方是不愿毁约的。从我接触到的实际事实看,各种里衬、座环、支持环、固定导水翼等的实际到货时间,与预计到货时间基本相符,并赶上了土建施工进度。主机到了一些部件以后,到货就中断了,消息也中断了,只是后来听说这些设备堆放在满州里对面的国境线上,长期扣压,不放过境,等我方付款结算后,才准过境。当时国家处于极大困难之中,苏方逼还旧债,广西电力需求不紧,西津已在考虑下马之列,用现款支付设备过境自非当务之急。至1962年冬,国家了解到西津工程的实际后,设备过境问题,才得到解决。
苏方派人参加装机的谈判,当中苏关系破裂后,再也谈不到一起。我方提出请少数技术人员来我国作技术顾问和厂方代表,他们答复要派一帮人来负技术责任,工人的月工资比我们国家主席的工资还高,一切要照他们说的办,我们不能遵照办理,因而商谈未成。苏方见生意做不成又挖苦地说:“不要去省那几个钱,你们自己弄不好的,将来还是要再来请我们去收拾残局。”“你们将要后悔的。”因而,西津的装机问题,不只是一般的技术问题,也是为国争气的问题。水电部把西津装机作为全国的重点,水电安装局工程科长刘玉林带一个工作组长期住在工地,一住两年,水电总局机电处副处长林汉雄经常带人下工地。8米直径的卡普兰式水轮发电机组在国内是首次安装,道路是不平坦的,付了相当大的学费,这里只能回顾其荦荦大者。
主机安装工作于1962年8月15日开始。第一个遇到的问题是紧固螺帽。我们对紧固这个螺帽一开始就采取了慎重的态度,由刘玉林工程师研究了运行工况,计算了螺杆预加应力数值,作了紧固措施设计,写成技术文件,经过校核、审查、批准紧固力是用桥式起重机的吊钩,通过滑轮组传递到螺帽上的专用工具转盘,紧固值由转盘的转角和滑轮系统中的弹簧测力表共同监视。1962年10月25日,经过检查、预习,按计划对第一个螺帽进行了分级紧固,紧固完毕后发现弹簧表读数与转盘转角读数同预计不相吻合。
经过分析,认为情况异常,决定作螺帽退卸检查。退不下,卡死了。从紧固和退卸的记录分析,判定螺纹已损坏。后经“伽玛”射线和超声波探伤检查,也反映螺纹已损坏。再开安装老工人座谈会,技师唐金鹏、段长刘忠臣以及其他有装机经验的老工人一致认为“紧过头了,螺纹损坏了”。证据是十分明显的,螺帽的紧固转角超过预定值很多。弹簧测力表是可以监视的,问题岀在转角是可视而不可控的,静摩擦转入动摩擦后,摩擦系数发生了变化,转角过头了。
螺帽事故使水轮机的安装中断了5个月,至1963年3月底又才开始螺帽紧固。因为,第一,需要修理螺杆另配螺帽,这是由水电部协助委托北京第一机床厂加工的,这不需要很长的时间。第二,需要根据原因分析,改进措施,防止再发生同样事故,在这个问题上,耗费了漫长的时日。
现场的技术人员和老工人(主要是水电部直属的),因为从制定措施、参加紧固和拆卸、剖开检查,都直接用眼、耳、手、脑在感觉实际,根据详细的技术纪录、客观的技术规律和自己的实践经验,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紧力过头了。”这是些实事求是的实干家,想的只是找出经验教训改进工作,在苏方卡我们的情况下,谁也未说、未想哪位同志该负什么责任,哪方面负责经济损失。但水电部水电安装局王月轩副局长赶来工地后情况就变了。他召集安装系统的同志关起门来开了一些会,口气就突然变了,认为不是措施方面的问题,绝口不再谈紧力过大;而认为是清理不净,油质不良,认为这是全国螺帽损坏的普遍经验。若把他的话加以翻译,他安装局工程科长刘玉林工程师制定的技术措施是无可置疑的,问题是出在现场工人的工艺作风不严。在会上,他们的意见,是以集体的名义出现,有些人是沉默不言,在私下,同我们很熟的老技师又认真地对我说:“就是紧力过大,若不改,照样紧,照样坏。”
王回北京后,我们收到了指示文件,全部采纳了王的观点,同时也指出把原来紧固力降低8%。问题因而也就复杂化了,技术上本来就不简单,再掺入其他因素就更难办,既要尊重上级组织,更要尊重客观事实。紧固力需要降低多少?认真起来,就感到很棘手,已有的知识不足,工地的工程师们重新学习了《汽缸盖翼沿螺栓紧固理论》《金属材料疲劳的理论〉和高等数学,从而发现了原来计算所用螺纹的容许应力采用结构容许应力是错误的,紧固力应该降低值,不是8%,而应该是67%。经过许多时日和联系,最后由我们到北京去要求解决。水利电力部组织了部技术委员会、水电建设总局、水电安装局、第一机械工业部科学研究所等单位的有关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讨论。虽然,对若干技术见解未尽一致,但对紧固力必须降低67%取得了一致认识。历时五月,重新紧固螺帽时,由于工艺关系,实际紧固力比第一次降低了75%,此后长期运行正常。安装工作越过了各种阻碍,已进入最后阶段,面临机组起动试运转,而电厂筹备处扬言已到他们说话的时候了,主张先扯完了皮,后起动,认为机器转起来他们说话就没人听了。他们搬出《水电站验收规程》,任意解释,对付各方。这时水电部又派林汉雄来工地处理。林说,规程那个本本是他们编的,部里派他来就是由他来解释规程,解释不了,部里还可以修订规程。试运转本身就是最实际最活的质量检查验收,没有试运转,隐伏的问题就暴露不出来,主张集中权力于试运行指挥部,在各级组织中由筹备处配备副职。边试运转,边发现问题,边处理,电厂人员就边熟悉设备、边接收,试运转完,电厂就全部接收完,正式投产,自然而然地就挑起了担子。这一意见得到了各方面的广泛支持,电厂筹备处也不再持异议。
在整个试运转过程中,统一的试运转指挥部坚决地贯彻了“质量第一”的方针,把试运转当成周密检查及时处理不留尾巴的推动力量。电厂人员进入试运转岗位后,就发动他们对自己负责的范围作认真周密地检查,把意见一条一条地汇集起来。同时不断组织有土建、安装领导同志和技术人员参加的现场联合检查,一边走,一边看,一边议,一边定,同时就布置贯彻处理。不只限于施工安装的质量问题,也不只靠生产人员提意见,在为生产服务、质量第一的思想指导下,施工人员也主动提出一些设计不当或不完善的问题,要求研究,进行处理。检查处理不只一次,像理发师修面一样,粗修以后细修,细修之后再精修,连油漆颜色的深浅,灯罩的位置,墙上的污斑痕迹,都在检查处理之列,同试运转并行作业,务必做到令人满意。当然,这是令人民大众满意,而不是不惜工本满足个别人追求奢望的满意。这种检查验收的经验是成功的,思想一致,组织统一,检查周到,处理彻底,一经投产,不留尾巴。
经过组织人员,学习规程,检查设备,熟悉系统,建立制度,颁布纪律,多次进行调速系统的无水摸拟试验,1964年4月2日终于进行了机组起动。胡玉山技师开动调速把手,导叶开度指针缓缓上升,发电机大轴开始转动了,转速逐渐升到了额定值,稳定了。我们松了一口大气,走出厂外,来到尾水平台,俯视尾水,已翻滚起闪闪的浪波。随波远望,郁江像一条碧玉的带子,流过大王山、牛皮岭。多美啊!我心里洋溢着节日的喜悦。但这只是另一个里程碑。试运转的全过程,将全面考验设备质量、安装质量和我们的技术能力,是否要请苏方来收拾残局,还未得出最后结论。而试运转的实践,远不是一帆风顺的。所遇到的麻烦很多,兹举其大者如后。
最大最令人头痛的事故是调速环严重损坏。在已经发出电流的时候,调速环的滑动面全面烧坏了,金属表面已熔成一些豆状颗粒。当这一事故出现后,我们心情很沉重。把这一部件拆出来,就得把上面的发电机转子吊出来,大拆大卸大倒退。加工环面还得十几米直径的立式车床,广西是没有这种设备的。试运转指挥部的成员、安装队的老师傅、工程局修配厂的老师傅,齐集现场夜以继日地反复讨论研究琢磨。原则上争取在现场处理,确定原则,在此种条件下是容易的。如何补回损坏?是堆焊呢或是镶铜瓦?镶铜瓦,工艺容易保证,需要的铜材,也可以搞到。技术上过硬的关键,是不镶铜瓦的调速环内圆面车削工艺如何解决,并保证加工精度。这只有实践经验丰富、敢于思考善于思考并能说到做得到的人们,才有真正的发言权。刘玉林工程师、唐金鹏技师、许伯温技师经过反复研究,相互启发,互为补充,终于提出了利用水轮机大轴作轴的特制立式车削架的方案和设计。以水轮机轴作轴,配以悬臂转动架,以人推作为转动力,许技师在架上操作刀具,对调速环内圆进行加工切削。在炎热的初夏,水轮室密不通风,虽装了轴流风扇,并选拔觉悟高体力强的小伙子来推车,也无不感到汗流夹背,难于坚持。试运转指挥部成员和工地县科以上干部,经党委决定,均轮流排班参加日夜三班推车架,经过一个多月的巧干加苦干,机组才又重新转动起来。
最为惊险的时刻是“调速失灵幸脱险”。那是1964年5月24日凌晨2时,水轮发电机组在带水电阻负荷试运转,在进行减荷停机操作时,发生了异乎寻常的现象。导水翼不是向关闭方向动作而是逐渐开大,调速油泵启动以后反而越开越快越开越大,开到了全开度,水阻器负荷升到了58,000千瓦,已超出额定出力。胡玉山技师急得满头大汗,操作开度限制器压,不起作用;打开调速柜门直接操作引导阀,也不起作用。平时惯用的几手都用上了,毫无反应。在内行的人心里明白,带全负荷的机组如果发生跳闸甩负荷,而调速器失效,机组转速异乎寻常的上升失去控制,那将是不堪设想的。不只胡技师惊惶,在这试运转的最后阶段,在场的指挥人员和工程师们都变了脸色,不知所措。林汉雄急奔油压筒,不知谁突然发出大声喊叫:“不要关车!”一秒钟过去了,两秒种过去了。我心里很沉重,一个个念头从我脑际闪过,引导阀失灵了,调速系统都已不起作用,“紧急事故油泵”突然从我脑际闪过。紧急事故油泵是把油直接注入接力器活塞腔不经调速系统的停机装置,这种装置在国内各水电站中还不曾有过。在紧急时刻,水轮机的专家们的思路被引向过去的经验搜索中,外行而负有责任的我对此装置则比较注意,最先想到是自然的。我正喊出“紧急事故停机”,话声刚起,负责自动化的杨浩中工程师已敏捷地在水车自动盘上起动了事故油泵引出继电器,把机组停了下来。大家的心情才如释重负。
原因是机组自启动以来,调速器就有摆动现象。为了改进设备消除摆动,我们自制了几种不同遮程的引导阀取代苏方原配的引导阀,进行试验,观察比较。这一引导阀的遮程大了0.4毫米,因而阀芯将关车进油管路遮住了,关车油路不通。后来做无水摸拟试验,证明了这一原因,把这只引导阀换下来后,异常现象才消除了。对进口的技术设备动手术,务必要十分谨慎。5月7日广西区党委书记覃应机来现场主持了最后一次验收委员会,评价工程质量良好,批准西津水电站投入系统运行当年的国庆节,覃书记又专程来为电站正式剪了彩。因咏清平乐:
郁江横断,西津大放光明,
巨坝连两岸,工业发展先行,
六载艰难同奋战,“灌溉农田万顷,
今日欢呼发电!年年五谷丰登。
我们终于没有再去请求苏方来收拾残局。我们不只安装得很好,第三台、第四台机组还是我国自己制造的,长了志气。但我们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一号机从开始安装到正式投产发电,共21个月又12天,其中试运转55天。尔后的安装工期,二号机为8个月,三号机为6个月,4号机为4个多月。一种常规的技术,当你掌握了它之后,并不高深莫测,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当你还没有掌握尚需摸索,就将付出很大的代价。一号机安装和试运转中的一些弯路和险情,在有经验的条件下,都是可以避免的。这种摸索,当时是被迫的。如果考虑到一台机一年的发电量为4亿多度,在我们电力紧张的情况下,就不能为了志气,为了节约专家费用而自己去摸,应该老老实实跟着人家学。
1964年,我们国家的经济调整,已经大见成效。至这年的夏秋季节,市场已十分繁荣兴旺,国民经济恢复之快,为人们始料所不及。西津工程自开工起,职工生活一直就很艰苦,除粮油按定量供应以外,其他都很困难。在最困难的那些日子,见面不兴握手,因为肝炎患者很多,黄豆成了医生处方的用品,果腹搞瓜菜代,滋补搞小球藻。机组试运转期间,我们备有比较精美的夜餐,免费发券供应,有的人也弃权不吃了。困难时期已像梦幻那样成为过去。多年盼望的发电和生活改善,都实现了,人们中是一派欢乐轻松气氛。工程局对岸有南山,闻名已久,近在眼前,到此六年,未曾一登。是年重阳节日,应技术干部们之约,破天荒作爬山登高之游。因有所感,欣然作句,藏于峰顶石缝之中。
轻舟已过万重山,
破浪乘风一片帆;
球藻养生曾借助,
烟硝作伴亦相安;
南山共上心期远,
朋辈游观眼界宽;
指点诗篇同写就,
水城电站出毫端。
九、负责到底
水电厂的初期运行
在水电厂投产前接到区党委组织部通知,原电厂厂长和总工程师另有调用,任命我为西津水力发电厂厂长。覃应机书记主持完投产验收后又召集工程局和电厂领导宣布我原任工程局职务不变,参加两边党委,但屁股要坐到电厂去。
建设一个水电站,生产准备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西津注意得比较早,与建设工程的同时,挑选了有觉悟有文化的青年到老厂去培训;把广西当时最大的现代企业贵县(现贵港市)糖厂的党委书记和厂长以及若干领导干部成套调来组成领导班子;筹建初期水电部就从全国抽调来若干技术骨干,投产前经刘瀾波关心,又从小丰满水电站定期借调了若干值长。规程制度、图表、用具等在原任厂长的主持下都做了必要的工作,总的说来是比较有基础的
但通过机组试运转工作,并未使电厂人员树立起信心,看见试运转出了那么多问题,并知道有些问题还要留待初期运行中进一步解决,反而增加了疑虑。原厂长梁岐曾扬言他不愿“穿红裤子”(囚犯的囚裤)。运行人员中有把生产搞好的愿望,但比较普遍地像新兵上战场一样有点提心吊胆。这些同志对于做一个现代企业工人的理解有片面性,现代化的物质条件要求高,而对于所承担的责任和必须有铁的纪律则认识很不足。譬如,由宿舍到厂房的路只有1千米多,备有大轿车接送上下班,但当汽车出了故障需走路时就有人吵闹,甚至声称:“没有汽车不上班。”再如,中央控制室气温较高,装了电风扇和冷风机,但值班人员还有离开岗位跑到门外去透凉的。松松垮垮,缺乏临战的思想准备,缺乏严肃的态度,是不适应电业生产要求的。
投产初期着重注意抓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为思想作风建设,一为技术业务建设。
思想上着重破除一个怕字,树立起安全运行的信心,把职工的思想引到搞好安全生产,树立雄心壮志上去。经过分析情况,提出措施,讨论酝酿,在安全生产上我们提出“学辽源、赶闸北”(当时辽源电厂为全国电厂的红旗,闸北电厂保持的无事故记录最高)。按当时水电部生产司所发统计资料,广西电业安全情况列全国倒数第二,桂林电厂一个月有18次事故。为破“怕”字,在职工中树立信心和志气是必要的。在作风上,强调“严”字当头,“学大庆”着重建立三老四严作风。作风问题光靠言教是远远不够的,主要靠通过实践监督来建立。譬如倒闸操作的“命令复诵制”,在运行初期都是由运行分场场长和厂长在现场监督。开始执行时,或因发令者态度嬉笑、声音不响、吐词不清,或因操作者动作不合要领、马虎从事,都要及时纠正,重头来,直到完全符全要求。譬如第一次停机检査设备,有一颗小螺丝不见了,不找到下落就不罢手,后来确实找不到了,也要登记入检修记录薄,列入悬案,以后何时找到何时消案,使丢失螺丝者长期负有责任。一遇出了故障或未遂事故就抓住不放,要查明技术原因,查清思想原因,分析可能产生的最坏后果,讨论出防止再次产生类似故障的切实措施,不含糊,不厌其烦,务求群众从实践中认真吸取了经验教训。这种作法不是没有思想阻力的,开头有人反映,“一点小事,厂长老扭着不放”,似乎同什么人过不去。这就要及时做思想工作。如果不通过一切实践长期坚持,光喊建立严格作风,那是建立不起来的。没有平时细小的严格要求,待一出了事就严厉惩办,也不一定是严字当头。
在技术业务建设方面着重抓了三件事。第一,健全完善规章制度。把生产秩序纳入一定的规范,定期的考试和不定期的现场个别面试相结合,学习同分析实践相结合,使生产人员有章必循。第二,狠抓人员培训,大练基本功。运行人员着重假想事故处理演习,检修人员着重练基本工艺如抡锤、打铲等。以求迅速提高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练得过硬本领。第三,进行试验探索,继续摸清新电站新机组的技术特性。西津的大型低水头转浆式水轮发电机,在国内无论在设计、制造和运行方面当时均还没有经验。试运行期间暴露的若干问题如调速器摆动、调速环磨损、保护装置的可靠性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而突出的现实问题为低负荷和低水头运行问题。西津投产初期只带南宁负荷,系统最大负荷为单机额定容量的35%,最小负荷为单机额定容量的13%,试运行时投入了30,000千瓦的水阻器已在试运后期损坏不能再用,并入系统后系统又坚持与火电厂并列运行,实际发生的最小负荷只占机组额定容量的7%,这就是低负荷运行问题。西津机组的设计最低水头为8米,小于设计最低水头运行,厂家不予保证,根据水文情况低于8米水头是每年都可能出现的,而初期蓄水位又较设计蓄水位低4米,出现低于8米水头的计算天数就更多了,当年实际发生的最小水头为5.92米这是低水头运行问题。这类重大问题共有9个,需要一面生产运行,一面试验探索,取得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否则,不是影响当时的系统安全就是为设备带来慢性病。在投产初期5个月中,经过不断组织试验、探索、观测、分析,摸出一些规律,加深了对新机组的认识,为长期安全运行打下了必要的基础,并于当年11月作了初期运行经验总结。电厂投产运行的第一个周年未发生过事故,直至运行了500天,因油压继电器误动,油压降低,又系单机运行,发生被迫停机的事故。创造了单机投产安全运行500天无事故的记录。
在运行初期,陈毅、陶铸、邓子恢、罗瑞卿等已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到过电厂视察。陶铸同志为电站书写了“西津水力发电厂”,陈毅同志指示电厂人员要精干,罗瑞卿同志强调了船闸通航的重要性。他们的到来,当时为建设者带来很大的鼓舞,也为人们留下了难忘的怀念。
船闸通航
郁江是南宁经梧州、广州出海的主要水上通道。自1960年11月18日西津水电站截流后,郁江就被截断,货运由铁路运至贵县(现贵港市)再装船,当时年货运量约50,000吨。船只要由西津通过时,由起重工协助从岸上过坝。
按工程布置,在右岸设计有同时通航两艘1000吨级船只的船闸,原计划与发电的同时船闸通航。但力不从心,从1960年7月起船闸工程只好放松从缓,以保证电站的建设。记得陈毅同志来西津是由李天佑、章汉夫、罗青长陪同由金边回国时,他在离开我们时饶有风趣地鼓励我们说:“等船闸通了航,我争取再来看。”我坐到电厂去以后,韩涛抓船闸施工,我还分管二号机的安装工作,为了援越备战,把船闸施工放在首位,大家是一致的。
1966年1月14日船闸开始充水,1月17日第一艘船试航,胜利地通过了船闸。
水库区的移民和建设
西津库区按设计淹没大数是土地6000公顷,移民搬迁90,000人。初期采取降低蓄水位至59米运行,移民搬迁30,000多人。水库的移民和安置工作,工程局和电厂完全不管,由自治
区、南宁地区及有关县组成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来进行。自治区副主席李殷丹挂帅,南宁地区副专员伏崇礼具体抓。
时隔六年我再次从六景乘船(电厂自备船)顺流而下,当年的平朗、磨棉、平塘江口的那些河滩天然砂石料场再也看不见了,已成为西津潮的湖底。我从这些地方走上一级阶地。平朗磨棉等处当年由河滩上挖起来的砂卵石还大堆大堆地原状未动地压着一些耕地。平塘江口等处当年挖上岸的砂卵石还有残留,装船和运输设施也还有残迹。工程的实践是1959年汛期没有如预期那样大量浇混凝土,以后浇混凝土时就近用采沙船挖取比远程装运为廉,只有在汛期中利用了一部分远距离的备料。看见这些砂砾料堆,就使我想起1959年汛前20,000人沿江为西津备料的情景,他们召之即来,风餐露宿,男女老少流下过多少汗水。可惜,人民群众这一艰苦努力的成果,大部分被浪费了。我心有内疚。
南乡这个广西的著名镇集,已不比当年,面目全非,几乎不再认识,只剩下高处的几幢房屋,船靠码头后,再也不用爬很高的岸坡了。我们登至高处瞭望,水面已把板桥、川曲连成了一片水域,好一派浩浩淼淼的气概。移民办公室的老莫同志对我说穷乡难舍故土难离呀!南乡土沃物丰工商发达,最难动员了,当年曾有人说我床下的木拖板鞋不飘浮到我床上来,我是不会搬的。如果那时你来到这里群众又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准会围上一群人,让你走不了路。”当这些思绪还在脑际蒙绕,船已驶过米步口,进入了电站的谷区,山峦起伏,秀峰重叠,湾澳曲折,在夕阳中远处一道银白色的长虹,横卧在西津湖口,山河改色,换了人间。
一次驱车至峦城过渡,渡口工人知道我是西津的就抱怨起来。他们从祖祖辈辈以来所掌握的水位变化的自然规律不灵了。西津的溢流闸门开启放水,渡口水位在一夜间就会降落数尺,把他们的船搁浅在岸上,从而使车辆过渡处于困境。周区长陪我驱车岑江村,这真是一个美妙的地方!这里原来是远离河岸并且看不见郁江的地方,水库蓄水后库水由地形低处灌注进来,四面环山,一口弯曲通河,形成了一个静静的内湖。湖边还有已拆岑江村的断垣残瓦。但附近的独石和甘乐已经兴建起了大型的电力扬水站,利用西津的电力,利用西津水库沿低处涌进的水源,把陶圩2667公顷干旱地变为保水田。22万伏的高压输电线从这一带横空而过,铁塔上好似结出了一串串的白葡萄,这是广西大地上从未有过的图景。
移民办公室的老莫也陪我访问了一些移民新村。我们的国家过去长期是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祖祖代代住的房、种的地、看的山、饮的水无不给人们带来离愁,移民是一个十分艰巨复杂的工作。移民之前是难动员,移民之后是难巩固。有的人过一段时间又要步行数十里回去看看故土,有的人在低水位时又回去种原来的地,有的人甚至回去用旧砖旧木搭起矮小的房子来,以致移民办公室要求我常年保持水库高水位运行。人民,既有留恋故土的感情,更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我们的事业是为人民的事业,如果在我们的工作中又多为人民着想,作比较妥善的安置,移民问题也是不难解决的。我在访问新桥居民点时,了解到这是成村搬迁的,根据旧村情况,新土地作了比较合理的分配,房屋是新式标准建筑,有必要的活动院落,办起了小学,孩子们就地上学。经老莫说明是来看望他们的,就围来很多人,我直接同他们交谈,当夜我记下了他们异口同声的答话要点:“为了建设国家,为了替子孙万代造福,我们可以克服暂时困难,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重建家园,我们对前途是有信心的。”多么可敬可爱的人民群众啊!数以万计的人民群众,浩浩荡荡的迁移活动,重建生产和生活,这在建设水电站的工作中确应该当成一件重大事情来办，我们不应对人民取之过多。
有的领导同志视察西津水电站时曾关心绿化造林问题。同陈毅来西津的李天佑专门谈了造林问题。他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进驻吉林小丰满水电站时,记得是路由林阴中穿过,西津两岸的山光秃秃的,应该造林。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意见。西津之美,美在一库,因不同于高坝窄谷,库面比较开阔。从坝顶看库,高处有山峦重叠,水面是湾澳曲折。右岸的红宜村,水库伸入了山后;左岸的鹿鸣村,沿沟弯弯曲曲,荡舟水面,大自然变化的景色,令人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坝下西竹坑曾发掘过贝丘遗址,广西考古队在这里曾挖掘收藏过呈各种姿态的古人类骨骼,就近的地质考察,说明这是万年前靠贝螺为食延续后代的古人类遗址。西竹坑南行,就是我1964年重九登高的南山又名宝华山。南山高出江面500米,“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山腰有一旧庙相传为明惠文帝失位后出走削发之处,山上有茶圃,为广西高级名茶之一“南山毛尖”的产地。西津距广西首府南宁甚近,水陆可通,有广阔的水域和高拔的山峰,有古人的陈迹和现代的建树,若处理得宜,是一风景优美的旅游所在。而首要的事在于植树造林,这不只是美化河山的问题,对于沿岸的水土保持和延长水库寿命也大有益处。南乡荔枝曾经享有过盛名,被水库淹了。西津一带的两岸,山上原来的树木也是很多的,据说1958年大炼钢铁时砍了。我曾设想,两岸再种上数十里的荔枝数十里的竹木,水库沿岸把林业、园艺和水产放在重要位置,不只美化了河山,也必将有益于农业经济。建设水电站是改变自然面貌的工作,除了工程技术以外,还应想得更多一些,做得更多一些。我曾专门邀请了横县主管文化工作的韦副县长同游水库指点江山,议论规划,建议县里建立库区公社在库区搞多种经营封山育林。区林业厅杨雄飞厅长来西津时,又拉他去坐船游库,研究造林。我们坐着船在人工湖内游一遍后,共同的感觉,有美的享受,有绿化造林的共同愿望和见解。可惜,过了20多年后,两岸的山更秃了。水电厂自己种过树,也没有保住。
十、别了西津!
西津水电站投产后,南宁的电力负荷急剧上涨,在第一个周年内,无论是最高负荷或发电量,都上涨了50%,既反映了经济恢复的大好形势,又显示了水电站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到1966年初,船闸通航了,西津到柳州的输电工程,西津二号机的安装,也将在上半年竣工。为发挥西津水电更大的作用,为农业这个基础服务,经中央负责同志亲到现场视察,来(宾)柳(州)电灌区工程已列入了国家的第三个五年计划,预计头三年灌区投资达8000万元。
八年奋战也锻炼成长了一支能艰苦奋斗掌握了一定水电建设技术的施工队伍。当年用扁担土箕的民工现在掌握着重型机械,当年转业下来的人民解放军战士已成为各技术工种的新生骨干,当年刚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已成为熟练的技术人员,有的可以独当一面,当年从机关调来的一些领导干部有的也已成了行家。西津的建设工程至此已告一大段落,这支队伍向何处去?根据当时的形势,得化整为零,既搞澄碧河、青狮滩水库工程收尾,又将参加广西小三线的建设,开发龙江并承担宜山工业三个厂。已确定我调到广西水电设计院工作,待二号机发电并网后成行。
快要离开西津的前几个月,我晚饭后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漫步走向牛皮岭。西津水电站基本建成了,但几年来因工死亡者30人,重伤者80人,轻伤者1000多人次,还有一些人患了职业病矽肺或关节炎。牛皮岭一声炮响,对岸二圹工房里的人头就开了花;准备工段段长扈从林正在开关站指点工程,汽车一过就死于非命;红色汽车吊在修配厂门口把人辗得尿流遍地;翻斗车在坝面倒车掉入水库;拆包间坍倒后满面水泥的死者;电焊工高空摔跌的血迹,都不断涌现在我脑际。最难忘的是“德浮获救庆余生”。那是1963年7月10日,一艘运木材的民船正在水库上游横渡之际,红宜村突然刮起了七级狂风,吹向下游。民船上人员拼命划桨高声呼救,当岸边机船启动前往抢救时,民船已由4号溢流坝溢下。只芦德浮一人在船经溢流堰顶时见有闸墩外露钢筋紧急抓住得救,共产党员钟振林全家以及其他人员共9人,则全部壮烈殉职了。只有材料员陈铭德的尸体始终未打捞到,其余的尸体都安葬在牛皮岭墓地。那长长的送葬行列,我们把陈铭德的花圈在江心投放流水,我们在烈士们的新坟上添土,都还记忆犹新啊!每当我漫步到牛皮岭墓地,一幅在暴风雨中搏斗的画面,立刻就浮现在我眼前。烈士们的墓地从下游遥望着西津水电站,对岸是南山,烈士们的英名应与西津水电站共垂不朽,我曾设想应该立碑于此,刻上建设死难者的英名,并书“未见发电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可惜,尔后若干年有些人却纠缠于西津建设者的功过。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即或努力作过某些有益的工作,也只能说做了一点自己分内应做的事,没有虚度年华,过了一段内容比较充实的生活,不因回首往事而懊恼。至于功劳,那是属于人民的,首先属于为建设付出了生命和鲜血的人们。
北京在闹所谓“三家村”,中央出了所谓“彭、罗、陆、杨事件”,西津也开始在揪“小邓拓”了,正是我们搞建设的大好时机,又在酝酿着政治大风暴了。1966年6月26日上午,西津、南宁、柳州联网,西津二号机并网运行正常;下午,我驱车离开了西津水电站。别了!不断地回头。电站、库区、烈士墓地、往事、战友,久久地不断在我脑际浮现。展望前程,却有一些捉摸不定。
摘录：【作为党员总工程师,在质量问题上“当仁不让”,就是党性表现。】
读后感：爸爸为祖国的水电事业忠心耿耿。
《韦纯束忆程思远》：如李宗仁观看了广西第一座大型水电站——西津水电站后，曾激动地对程老说：“过去，我们长期视中共为匪，杀了他们很多人，现在，百闻不如一见，我服罪了，服输了，中共是真正为民造福祉的政党！”程老听后立即把李宗仁先生说的心里话和程老自己的观感，坦率地向我讲述、反映。
《老年知音》2021年第1期(广西)
李勇文章《父亲与西津水电站的不解情缘》摘录:
……西津水电站当年作为全国笫一座低水头发电站，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和60年代中期党中央、国务院、自冶区领导和广西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见证。是广西工业发展的历史见证。这个全国最大的低水头河床式经流电站，于1958年10月动工兴建，1964年投入发电。……
……西津水电站当年是中苏联合共建，由苏联向中国提供设备、提供技求。当时世界风云正处于不断动荡、分化和改组局势。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304个专家合同、撤走苏联专家1390人，其中包括了广西西津水电站的专家。1959年至1961年正是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品、蔬菜等供应紧张，迫于当时全国面临的严重困难，1961年底，西津水电站被列为下马项目，国家停止拨款。………
……韦国清以他军人果敢的勇气坚定地表示:自治区再困难，也要把这个重点工程扶上去。国家没有给钱，就由自治区财政先行垫支，维持工程建设的进行。杜竞明坚决拥护韦国清同志的意见，以身作则当好党委一班之长，团结依靠支持从苏联考察培训回来的副局长、总工程师翁长溥，亲历亲为地深入工地，带领工程局全体共产党员和工人投入紧张的施工中去。全局上下决心为改变广西落后面貌所迸发出来的革命干劲，难能可贵，十分感人！
工程进度非常迅速，1959年末，工程马上就要进入浇灌厂房和大坝了，工程局的领导都在为钢材、水泥的供应发愁。光是1960年第一季度，就需要钢材4000吨，水泥1.5万吨。当时，全国各地的基本建设任务都很艰巨，战线长，钢材、水泥、木材缺口很大。广西不缺木材，缺的是钢材和水泥。为此杜竞明亲自跑北京，可是，水电部1960年只答应给西津工程400吨钢材和1200吨水泥，说“不足之数由地方设法解决”。杜竞明回来后向韦国清汇报，韦国清立即用区党委的名义给周恩来总理发出加急电报，如实反映情况，请求给予支持。周总理知道了广西的困难，马上批示给水电部党组书记李葆华，请他为西津解决1960年笫一季度4000吨钢材和1.5万吨水泥问题。在全国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的时候，韦国清从广西的实际出发，再次强调其他工程可以下马，但西津水电站工程不能下马。他说:“没有电就没有现化化。我们保住西津，也就为未来广西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保住了基本条件，即使有些骨干项目不得不暂时下马，有了电将来续建就好办了。”历史证明，这个决策是深谋远虑，十分高明的。1964年6月7日，西津水电站一号机组正式并网发电。当时，韦国清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得知顺利发电后，十分高兴地说:“广西终于有了自己的大型水电站了。”紧接着二号、三号、四号机组也相继投入了生产。西津水电站这颗“郁江明珠”，对自治区工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也为广西开发水电资源积累了经验，培养了大批水电建设人才。这个伟大的工程完工后引来不少中央领导和东西亚的一些国家领导人前来参观，当年时任国家副总理陶铸还为广西西津水利发电厂厂名题词。(杜竞明系区党委组织部原副部长，李勇是其大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