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采芹，男，汉族，苗山镇北古德范村人，1910年10月生人，1938年2月入伍，193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历任苗山区区中队长、莱芜县大队政治处主任、博莱独立营营长、鲁中第一军分区第三大队教导员、二团副团长、武委会副主任、鲁中军区第四旅侦察科科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辽阳城防司令部参谋长、辽南独立师二团政委、辽南军区后勤部政委、辽南171师政治部副主任、辽东军区参谋处长等职。建国后，历任辽东军区干部部长、辽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委等职，被授予少将军衔。先后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和独立功勋荣誉章等。惹祸少年

　　我的家在莱芜东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村名北古德范。这一带土地贫脊，十年九旱，群众生活十分困苦。但老人们总有一个愿望，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读书，能有出息，所以，不管家里多么穷，总要千方百计让孩子上学。我兄妹三人，我是老大。我六岁时，上本村私塾，念了两年，之后被送到响水湾村念高等小学。这所全县有名的学校，设在“三官庙”内。庙里有许多泥塑的神像，尊尊呲呀咧嘴，让人看了很害怕。尤其晚上上自习、上厕所，更令人心惊肉跳。

　　在同学中，我有两个好朋友，一个是西古德范的韩升发(外号叫神仙)，另一个是西邢的高盘石。经商量，我们三人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偷偷把那些神像全推倒了。事后，被校长张鸿柱(南文字人)和老师张玉久知道了，他们很是生气，召开全校师生大会训斥，并扬言要开除我们。

　　事也凑巧，在推倒神像时，我累得出了一身汗，脱衣服时冻着了，头发热，全身疼痛难忍。于是我借机回了家。我娘说我：“你这是得罪了神灵，被神灵打灾了！以后可不要再做这种傻事了”。接着，她给神灵许愿，逼我忏悔，并许诺在某月某日还愿，给神灵烧香、烧纸。我爹得知学校要开除我，就向校长求了情。就这样，我坚持学到了毕业。

　　那时，灾荒连连，老百姓生活越来越艰难，我们那一带，许多人被迫拖家带口下关东，落脚地是奉天省东边道柳河县三源浦马鹿沟(今属吉林省)。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全家也来到了这里。从山东来的这些穷哥们，都给一个叫陈老八的大户(地主)扛活。为了糊口，我年纪虽小，也和堂兄刘在城给地主放猪、驴、牛。猪乱跑，经常吃庄稼，有时候还跑丢了，实在不好放，真是个苦差事。结果，因找猪，我俩常常回家很晚，一晚就吃剩饭、冷饭。当猪找不着时，不仅得不到饭吃，还要挨骂、挨打。我俩有气，也只能往肚子里咽，但心里总憋着一股劲儿，得想个法子治治老地主，出出这口恶气！有一天，出气的机会来了，我俩发现，驴尿尿时，驴“中腿”(即生殖器)伸出老长，便找块石头用葛条藤拴住，系在驴“中腿”上。没料到这样吊了一天，那驴“中腿”竟然回不去了，可把我俩吓坏了，很怕被地主知道。结果呢，这事还是被地主发现了。打这起，他不再让我俩放牲畜了。老人知道后，便骂个不停。无奈，我俩只好跟着大人干重活。

　　那时，这地方人烟少，林子密，气候水土很怪异，很多人都有大骨节病，走路一拐一拐的，妇女还不生育。春耕时节，人们还常常得一种叫小伤寒的瘟疫，发病时，肚子疼得厉害，肛门周围起水疱，如不及时治疗，两三天就没命了。这病还传染。人们传言，这种病是干活时直接坐在地上得的，因而，人们在野外都不敢让屁股接触土地。由于缺医少药，人们又不懂得如何治疗，常常一家一家地死人，这里弥漫着一种恐怖的气氛。有一年，一个从诸城来的老乡，全家得了这种病，最后只活了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她无依无靠，我爹我娘看了觉得怪可怜的，就把她收养给我做了童养媳。后来人们发现这种病并不难治，只要在发病时把一块咸萝卜塞进肛门里，病情一两天就缓解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侵占了东北三省，这里的老百姓又增加了一层亡国奴的苦难。这时，我们全家在关东已呆了十几年，感到实在熬不下去了，就全家迁回了山东老家。因战乱停课

　　回家后，我已是20多岁的大男人了，在家里跟老人种地，很讨老人喜欢。两年后，我到大幔子村去教书。

　　每逢星期六我回家，路过石湾村堂兄刘在廷家，都要进屋喝茶、喝酒，和他拉家常、谈时事，二人很是投机。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开始，全国的抗战呼声日益高涨。日寇侵华长驱直入，八月上旬就占领了山东的德州等地，兵临黄河北岸，形势一天天严峻起来。听说鬼子要来，老百姓很恐慌，学生无心读书，家长也不让孩子上学，附近各村的学校便纷纷停课关门。这时，大幔子村的村长也来对我说，学校不想再办下去了。面对这种情形，我心情很沉重，却也无法再教下去，整日无所事事，只好回家呆着。替人当壮丁

　　一天，我去苗山赶集，刚进石湾村，就听到从堂兄刘在廷家里传出哭声。我这位堂兄有九个儿子，生活富裕，是当地的大户。现在他们哭什么呢？为了弄个究竟，我走进了他家。他见我来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说：“在判(我的名，字采芹)，你可来了，我家的日子没法过了！”我问怎么了，他说：“我家老二被苗山局子(泛指区政府)抽了壮丁，不去不行，催得很紧。我已老了，我一家老小十几口子全靠他支撑，他若走了，这日子可怎么过呀！”我安慰他说：“天无绝人之路。你别怕，别急，咱们慢慢想办法！”他听了后稍稍安下心来，又如往日吩咐人沏茶、烫酒。在酒桌上，我对他说：“你打听打听，看看让人顶替行不？”他说：“这，人家倒说了，如本人不愿意去，可花钱雇人顶替。你如能给找个人顶替，那最好了！”我说：“那好，不用另找人，我替老二去就是了！”刘在廷听了我的话，半信半疑，问我：“能行吗？那你不教书了！”我说：“这个你不用管，你等着就是了！”就这样，我不去赶集了，等他找中间人，写字据，给了我二亩地、10块光洋、一石谷子，就把自己卖给他家顶壮丁了。

　　苗山区壮丁队(又称区中队)，是韩复渠下令办的。当时，蒋介石要抽他那精干的手枪旅，他为了扩大实力，就向老百姓摊派壮丁，在全省各地办壮丁队(类似兵站)，经过简单训练后，壮丁们就被补充为他的正规军。我自卖为壮丁后，由于时局混乱，并没有马上去报到，为此壮丁队向刘在廷要人，刘在廷就来催我。

　　不久，传来了日寇占领省会济南和泰安的消息，莱芜城也危在旦夕。韩复渠10万大军南逃徐州，山东省各级政府的官员也都逃跑了，当然苗山区区长吕竹川和壮丁队队长赵洪香也逃之夭夭。壮丁队这七八十人，原本绝大多数是穷苦人，当壮丁只是为了混口饭吃，现在无人管，为了吃饭，便逢集就抢，连我爹赶驴到苗山集卖炭，也给抢了。我爹回来，叫我去壮丁队要装炭的布袋，我便去了。都是乡里乡亲，所以大家都认识我，同时，我替人当壮丁的事他们也知道。

　　由于我是教书匠出身，有点文化，他们也都高看我，都很信服我。因此，一见面，壮丁队的刘杰传就迎上来，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我来看看大家。闲聊了几句后，我对他们说：“你们抢集不就成土匪了吗？再说抢的大都是穷苦人，可咱们也是穷苦人呀，这样可不行啊！”他们说：“刘先生，当官的都跑了，我们没饭吃，你说咋办？”我说：“再没饭吃，也不能抢呀。”接着，我给他们出了个主意：“你们看这样行不行，我给各乡公所写条子，你们拿着去找他们要粮，那样或许能解决吃饭问题。”千说万说，最后总算把这伙人稳定了下来。

　　这时，各地的有识之士都纷纷起来，拉队伍，搞枪支，组织抗日武装。南文字的张寿民、张骏涛，常庄的段金斋，西古德范的韩香甫、韩玉武，我村的尚子方、夏骏清，还有石湾村的徐杰三等人，互相串联，酝酿组织抗日武装。

　　一天，我回家办事，把从壮丁队带回来的一支马拐子枪(比一般步枪短)藏在羊圈的梁柁上。这样，还不放心，又和我家属一起把它藏在大北屋的炕洞里。我刚走，南文字我张树森舅就领着人来要枪。看我不在家，就问我爹。我爹反问：“哪儿来的枪？”其实，他真不知道我带枪回来。我舅认为我爹骗他，二话没说，就扇了我爹两个耳光。我家属不忍心公公挨打，忙说：“舅呀，你别打了，他确实不知道，我知道，我给你！”她忙把那支枪从炕洞里拖出来，从窗户扔出去，让我舅拿走了。我回来知道这事，自然气得不行，但也无可奈何。

　　这时我想，壮丁队这伙人，大都是穷苦人出身，如果引导他们参加抗日，那可是一支力量。可是壮丁队七八十人，那二十几支马拐子枪也不够用呀。怎么办？我和大家商量，又到各村去搜集枪支。当我带着几个人到大幔子村时，碰见张寿民也带着几个人来了，他们也是来搞枪的。这壮丁队是韩复渠下令办的，又抢过集，个别人还有劣迹，因此人们对壮丁队的印象不好。张寿民误以为我们要加害他，一见我们，马上带着人走了。其实，大家出来搞枪，都是为了抗日，这壮丁队的人，又大都是穷苦人，乡里乡亲的是决不会做那种出格的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