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节选自传《八十个春秋》

                                                王 钊 著
    引 言
    一、儿少时代
    二、跟党走，坚定抗日救国信念
    三、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国活动
    四、去沂蒙区山东公学，投入根据地教育建设工作
    五、从山东挺进黑龙江
    六、首进方正县开创根据地建设

    七、在多个工作岗位上奋斗
    (一)在松江省委宣传部工作
    (二)去宾县任县委书记
    (三)任省委办公室副主任
    (四)任省委林业部代部长

    八、到伊春林区开拓创业
    (一)从实际情况出发，明确奋斗目标
    (二)到伐木场去了解工人生产生活情况
    (三)改季节性手工作业为常年机械化流水作业
    (四)镇反、肃反、社会主义改造
    (五)反右斗争扩大化
    (六)中共伊春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列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李雪峰视察伊春林区   
    (七)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运动
    (八)自力更生筑起“全国第一条共青团铁路”
    (九)伊春第二次党代大会召开，开展反右倾斗争
    (十)接待刘少奇主席来伊春视察
    (十一）参加七千人大会
   （十二）伊春第三次党代大会召开
    
    九、黑河地区十年
    (一）黑河是个好地方
    (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三）陷入“文化大革命”漩涡
    
    十、到大兴安岭地区革委会中心核心组任组长

    十一、在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的岗位上
   （一）迎着知青返城高潮去中共哈尔滨市委上任
   （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地进行拨乱反正工作
    (三)大上日用消费品生产
    (四)以会代训学习《决议》
    (五)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七次党代大会召开
    (六)借鉴外地经验，进一步搞活经济
    (七)市委召开七届三次全会
    (八)市委召开七届四次全会

    十二、走进政协新天地
    
    结束语 
    一、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二、任何时候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三、努力学习，加强自身修养
    
    引    言
    我经常思念故乡——山东省长山县 (现为邹平县) 焦桥乡韩家套村，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我非常热爱第二故乡——富饶美丽的黑龙江。在这块黑土地上我已耕耘60多载，已生儿育女，根已扎在黑土地上，我爱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就连这儿的空气也让我感到分外芳香。

    一、儿少时代
    山东省济南市以“泉城”而闻名，家家泉水，户户垂杨，有名的泉就有72个，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天下第一泉”——趵突泉。
    趵突泉水分三股，昼夜不停喷涌，水盛时高达数尺，翻卷而上跌落水面激起串串珍珠，无尽涟漪，蔚为壮观。
    这股无尽的泉水，静静地流出城外，成为小清河的源头。
    小清河像一条青色的丝带，飘荡在鲁北的原野上，蜿蜒流淌一百多公里，由羊角沟汇入渤海湾，为人民提供舟楫灌溉之利。
    1923年1月15日，我就出生在小清河南岸，一个叫韩家套的村里。韩家套村有王、韩、赵三大姓，200多户人家。只有我们王姓居多。
    我爹是农民，念过几年私塾，字写得不错，自学“牛马经”，在当地是一名小有名气的兽医，免费为本村及周围村庄生病的牲口治病，人缘不错。
    家有四亩半地，十几间草房，一头小毛驴，平常年景可维持粗茶淡饭的生活，遇上灾年就得吃糠咽菜。
    我有两个娘，大娘生了好几个孩子，男孩子都夭折了，只留下两个女儿。爹娘近五十岁时，因无男孩，担心无人继承香火，又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思想影响，有些心慌。因此我爹又娶了一位冯姓姑娘，这就是我的亲娘。
    据说，我娘生我不久就因病去世了，因为是妾，不能入老坟茔，只能葬在小字辈的坟地里。我在哺乳期，娘就去世了，靠大娘和大姐抱着我，找全村有小孩的人家求奶吃，找不到奶时，就以高粱米或苞米糊糊代乳，这样我居然活了下来，而且健康地成长起来。
爹娘为了不失去这个孩子，给我起了个小名叫“竖子”,意思是立住不要倒了。
    我少年时代的生活是幸福的，家里生活虽然贫苦，但因我是爹娘老来得的唯一男孩，视为掌上明珠，从未打过我一少巴掌。家里有点好吃的都留给我，隔三差五，还烙张白面饼给我吃；因为我爹是兽医，义务为人家牲口看病，为表感谢，逢年过节总有不少人家送些酒肉，点心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多数都留给我吃；过年时，家里还会给我做粗布的新大褂，新鞋，新袜等，所以童年时代吃穿是不愁的。
    长到6、7岁时，不论冬夏，我经常与村里的小朋友，到小清河边去玩耍。夏天的小清河可真美啊! 河边长满了红蓼，蒲草，三菱草之类的植物；蓝天白云倒映在河中，船帆往返掀起一沓沓浪花，推荡着河边的水草摇曳起舞，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我们脱光衣服不时跳到河里游水，抓鱼，在河边洞里掏螃蟹；或者结伴到树林里比赛，爬树掏喜鹊蛋，看谁爬得快，掏得多；冬天到结冰的河面上打滑溜，玩得高兴时，常忘记回家吃饭，整天无忧无虑，尽情玩耍，这是我最快活的一段时间。
    7岁到10岁期间，我爹送我到本村祠堂和大庙里，上私塾和初级小学读书。春种秋收农忙时，就辍学帮家里干点零活，农闲时又上学读书，就这样半农半读，时断时续地读了三年半书，后来因学校停办也就不读了。
    记得过春节时，我歪歪扭扭地写了一幅“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的春联，贴在正房的门上，我爹看后高兴得眉开眼笑，逢人就说我儿子会写对联了，老王家后继有人了。
    1931年，我9岁那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全国激愤抗日救国呼声很高。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春天，爹给我5个大铜板，叫我去焦家桥大集上剃头。在广场上，我看到许多人围着1个土台子观看，我也好奇地挤进去看。原来，台子上长山中学和焦桥镇高小的师生，正在演活报剧，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松花江上》歌声的伴唱下，一群扶老携幼的东北老乡正在逃亡，一位青年学生，站在台上义愤填膺，声泪俱下地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暴行。
    会场，群情激奋，我也为他们慷慨悲壮的演出，感动得流了泪。然后是号召募集捐献，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战到底，有的学生端着盘子在人群里募集，不少人向台上或盘子里扔铜板，银圆。我也跑过去，把剃头用的五个大铜板，放到盘子里，直到散场后才回家。
一路上，心情仍不平静，学生演出的情景在脑海里不断浮现，怎么也忘不了，心里产生许多的问号，为什么中国人受人欺侮? 为什么日本人占我们的国土? 这不是强盗吗? 日本鬼子真坏……我觉得头虽未剃，却做了件很有意义的事。
    回到家，爹看我头没剃，就问为什么? 我把上述情况说了，不但没有批评，还说我做得对。
    辍学后，在家帮爹爹侍弄那四亩半地，夏天经常到野外割草回来喂小毛驴，秋天去拣拾冬天的烧柴，白天有空或夜里就看小说，诸如《精忠说岳》、《三国演义》、《水浒传》、《三侠五义》、《小八义》、《大八义》、《施公案》、《彭公案》等。
    闲暇时，爹常给我讲一些《三国演义》、《水浒传》中人物的故事，有时自己就幻想，长大后要做一个像白眉大侠徐良，梁山泊好汉那样劫富济贫的英雄，有时又想做一个商人发财致富……有许多童年的幻想激情荡漾。
    在如何做人方面，爹常给我讲《朱子家训》、《二十四孝》、《忠孝节义》等，教育我做人，要诚为本，孝为先。爹常说的一句话是“人穷志不穷，做人要有骨气，人前要直起腰，不能低三下四”，做到“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出声”。
    爹娘对我要求很严，每天都要早起，先帮爹扫天井，然后到井边担水，把水缸灌满方能吃饭。受到家庭的这些传统教育，虽然夹杂着一些封建意识，但对增强我为人的正义感，引导我做一个正直的人，还是有极大裨益的。
    1936年，我13岁，那年，遇到的婚丧两件大事对我影响很大。
    1件事，是爹用典出1亩地的钱作为聘礼，背着我订1位孙姓姑娘做我媳妇，当时我并不懂为什么要找媳妇，只是听爹说，早娶媳妇早生子，传宗接代。
    记得结婚那天，忽然下起大雨，有人从桥上，把我背下来拜的天地。有人私下说，这是不吉利的征兆，两人既不认识又无感情，大人们硬要把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撮合到一起，到底为什么? 我对这件事一直很不高兴，觉得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封建意识包办的婚姻，无疑是对青少年的戕害。
    另一件事，是婚后不久，家中的顶梁柱，我爹突然逝去，这对我是一次最严重的打击。犹如晴大霹雳，又似正在生长的禾苗，遭到肃杀的寒霜，让我痛苦不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靠娘主持和乡亲们的帮助把爹埋葬后，我一时陷入愁困的境地，少年丧父是人生三大不幸之一，但人死不能复生，事情已无法挽回，再困难的路也得要继续走啊! 
    娘悲恸地对我说：“孩子你长大了，娶了媳妇就是大人了，你爹走后，家里的日子就得靠你了。”
    想到家里一切生活的担子，都将放在自己的肩上，我感到一下子长大了，成了家中唯一劳动力和当家人了。我记得爹生前说的一句话，“人穷志不穷”,干什么也不如干庄稼活好。鲁师有三教，唯有务农高。这时，童年的那些幻想都烟消云散了，按照爹的话，把剩下的3亩地侍弄好，把老娘孝顺好，做一个老老实实的农民吧!
    我家没有牛、马、犁、车等农具，春种秋收时，得先给人家帮工干活，等有车马的人家种完地，庄稼拉上场，才能帮我家耕种，把庄稼拉回来。年过花甲的娘，靠养鸡卖蛋和卖点儿粮食积攒的钱，买油盐，洋火(火柴)，针头线脑等必需的日用品。
    我也起早贪黑地像大人一样拼命地干活，干完家里活，还要外出做短工挣点零用钱。那时，我真正体验到了穷人过日子的艰辛，并无多大的奢望，能攒点钱买头牛或马和别人插犋，春种秋收不再求人就满足了。
    1936年到1938年，地里的农活基本上都学会了，也养成了爱劳动和勤俭过日子的习惯。后来我常常回忆，这段时间虽过得很艰苦，但留给我一生许多难忘的教益，最重要的是把克服困难的意志，磨炼得更坚强了。
    1937年秋天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在共产党的号召下，全国掀起了抗日怒潮。日本侵略军占领北平后，要进攻山东的日军还没有过黄河，韩复渠 (当时山东省政府主席) 的军队，与政府的许多官吏便闻风丧胆，逃之夭夭。
    一些没有逃走的旧政府人员、军警宪特，结合一些地方封建势力，假意迎合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要求，纷纷成立各种所谓的抗日武装，诸如“忠义救国军”、“二十五梯队”、“二十四旅”、“六团”等杂乱无章的队伍多如牛毛。他们自封司令，到处占地盘，要枪，要捐，欺压百姓，就是不打日本鬼子。他们的所作所为，遭到人民群众的反对，有的很快土崩瓦解了，有的投降日寇当了汉奸。
    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以长山中学师生为骨干，通过武装起义，成立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 (后改为“八路军第三支队”), 由廖容标任司令，姚仲明任政委，长山中学校长马耀南任副司令，他们紧密依靠群众，与群众亲密合作，积极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
    1938年春，小清河已解冻。
    刚刚组建不久，武器并不先进的第五军，就在我家后面的小清河安家庄河段，打了1次伏击战。击沉了1艘由济南开往羊角沟的日军汽艇，全歼船上一名叫水田的中将旅团长，和两名大佐联队长在内的12名鬼子。这次战斗的胜利影响很大，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人民抗日的斗志，日本人是可以打败的，从此廖容标、马耀南名声大振，老百姓称廖容标为“菩萨司令”。
    小清河上的战斗震惊了敌人，他们疯狂了。
    在战斗结束后的第2天，鬼子便从济南、齐东调动1千名骑兵，出动20架飞机，50艘汽艇，清剿打汽艇的队伍，我们庄也在清剿之列。鬼子进村后，挨家翻箱倒柜，惊得鸡飞狗跳，发现逃跑的就开枪，我亲眼见到一位，刚生产不久的妇女被枪击中满地鲜血。
    目睹此景，我满腔怒火，当时如果手中有枪，我一定亲手打死这帮豺狼。日本鬼子的暴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永生难忘，我想如果国家灭亡了，老百姓可怎么活啊! 
    鬼子这次清剿过后，在百姓中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在鬼子疯狂地抓百姓，追问什么人打的汽艇时，一位老大爷昂首挺胸说：“是‘菩萨军’干的。带队的是‘菩萨司令’，来无影，去无踪，一阵旋风，一阵飞沙。那就是‘菩萨军’路过的踪迹，有时一阵白雾过后，我们百姓家的水缸全满，地上干干净净，这都是菩萨军干的。”说罢，他神秘地抬头看天，指着东方说：“一会‘菩萨军’可能又要来了!”
    鬼子兵将信将疑，慌忙收兵。从此，“菩萨司令”的“菩萨军”的故事广为流传。
    在我们家乡也流传着尽人皆知的一首歌谣：“一马三司令 (注：‘一马三司令’是指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司令员马耀南、渤海军区第六军分区副司令员马晓云，和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马天民，三兄弟。)，得了‘抗日病’，专打日本鬼，保护老百姓!”
    我很崇拜廖容标、马耀南，他们是顶天立地的好汉，敢打鬼子的英雄。

    二、跟党走，坚定抗日救国信念

    1938年的春天，冰雪刚开始融化，中共长山县委书记李寿龄、抗日救国动员委员会 (简称“动委会”) 宣传部长刘立夫、县青救会长贾允兹、妇救会长陈震、长六区区委书记张官奎等，先后到我们庄宣传，组织抗日活动，秘密开展发展党的工作。
    我主动领他们到我家吃住，和他们成为知心朋友，他们经常给我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告诉我共产党现在的任务是发动，组织民众抗日打鬼子，将来要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让人人过上幸福生活。他们说的这些话非常合我的心意；他们教我唱《义勇军进行曲》、《救亡进行曲》……让我组织儿童团、青救会，宣传抗日救国道理，为八路军和游击队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等。
    灯不拔不亮，人不点不明。在他们不断的启发教育中，我懂得了许多新鲜道理，心胸宽广了，视野开阔了，行动积极了。
    我联络小同学、小朋友，很快，在本村组织了第一儿童团和抗日救国青救会 (简称“青救会”)。他们选我当会长，我把从别人那里学来的道理、歌曲，如《儿童团歌》、《救亡进行曲》等，到孩子们和青年中去宣传教唱，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教唱的第一支儿童歌词：“月儿弯弯，星光闪闪，我们都是儿童团，站岗放哨，又当侦探，盘查行人捉汉奸；鬼子来了，我们就跑，跑到八路去报告，领着八路，拿着枪刀，赶走鬼子家乡保。”
    我们村的儿童团、青救会，是当时的长山六区最活跃的团体之一。经常为游击队、“动委会”传递鸡毛信 (注：没有鸡毛的信为平信，有一根鸡毛的为急信，两根鸡毛的为特急信)、传单等，有时还到小清河上检查来往船只，看运载的货物有无资敌行为，上述活动得到县、区青救会的表扬。
    1939年的春天，小清河两岸的原野上，春风荡漾，麦色青青，在小清河两岸的农村，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亡活动，也像春天的禾苗一样发芽滋长。
    这年春天，也是我生命里程中，最大转折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动委会”同志们的指导下，在组织领导儿童团、青救会的活动中，我的思想认识、组织能力，都有了明显的提高。我充分认识到人活着如果没有追求和向往，没有奋斗的目标，就没有前进的动力，就会像盲人一样看不到光明前景。
    我打心底里佩服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他们抗日救国的英雄气概，全心全意爱护帮助人民群众的真情，深深打动了我，我迫切地希望加入共产党。当时发展党员是秘密进行的，我想参加共产党却不知道找谁。
    1939年3月，县“动委会”宣传部长刘立夫、青救会长贾允兹，找我谈话。他们说：“小王，我们观察你这段时期工作不错，思想有了很大进步，工作能力也有提高，你不是想入党吗? 我们俩愿做你的介绍人。”
    听了他们的话我非常兴奋，就在我们家西屋的小煤油灯下，在刘立夫和区委书记张官奎主持下，举行了入党仪式。区委组织委员庄严地宣布：举起你的右手宣誓吧! 从今天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正式党员啦 (当时入党没有预备期)。 
    这声音像夜空中的闪电，一下照亮了我的心田。那年我刚满16岁，愿望实现了，一生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明确了，突然觉得自己一下就长大了，懂事了，心里无比的激动。
    当时，共发展了三名党员，除我外还有两位姓韩的同志，组成一个支部，区委委托我做支部书记。后来我回忆这段历史时曾这样写道：

        党，我亲爱的母亲，
        人类的光明、希望、智慧和力量，
        你终于来到了我的身旁。
        在一个普通的夜晚，
        星星格外晶莹，
        月亮也格外明亮。
        我站在党旗面前，
        高举起右手宣誓：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从此，刚满16岁的我，
        正如一个雏儿，
        开始在慈祥的母怀中成长，
        吮吸着你的乳汁，
        饱受着你的圣光，
        你的每一句话，都镶嵌在我的心上，
        你的每一次教导，都给了我巨大的力量……

    现在回忆起来，我从一个幼稚的仅仅有一点朴素的爱国热情的青少年，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是生活的激励，实践的启迪，党组织的教育，说到底是有了明确的理想和追求。

    三、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救国活动

    1939年的秋天，小清河南岸的原野上，鸟语花香，小麦一片金黄。在地里干活的人，三三两两走到大杨树下歇气乘凉。
    我也走到小清河岸边的树荫下，观赏往返船帆，县青救会宣传委员贾允兹找到我说，组织上已决定调你到6区青救会当会长，你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就把家里的事安排一下，马上到职工作吧! 
    我回家对我娘说：“我要离开家去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救国的工作，您同意吗?”
当时，老人的脸上看出来有惆怅，眷恋的表情，但还是明确地说：“你去吧! 自古忠孝不能双全啊!”就这样，我离开了家。
    我敬仰这位深明大义的娘，除在本县工作期间因她摔伤腿，回家看过几次外，调到沂蒙山区工作后，因敌人封锁隔离，直到老人去世，再没见过面。我十分感激她的养育之恩，常常想起小时，她抱着我到各家找奶吃，找不到奶，喂糊糊吃的情景。常常想起夏天生病时，她在蚊帐里，彻夜给我扇扇子看着我，仔细煎汤熬药，直到把我病冶好的情景，这是多么疼儿的娘啊! 她虽不是我亲娘，却比亲娘还亲。
    我常常自省没有尽到为儿的孝道，她逝世时没有见上最后一面，没在她的灵前点上一炷香，没有烧上一分纸钱，寄托哀思而感到内疚。但我可以安慰老人的是：我践行了她“忠孝不能双全”的教导。
    长山县6区，地处县城北部，旧区政府所在地“焦家桥镇”，日本人已安了据点，常驻日伪军，东邻桓台县，是反共顽固派二十四旅的地盘，西邻邹平县是顽固派六团的地盘，只能在焦桥镇左右10多里的狭长地带，进行活动，可以说直接在敌人眼皮底下活动。
    去后，我先从邻近本村的陶唐口、刘家套的青救会组织活动，然后发展敌人据点周围的村庄，主要在夜间活动，向青少年宣传中共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暴行，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流亡三部曲》等抗日歌曲，同时提醒青年要保持警惕，时刻注意据点里敌人和周围顽固派的动向，有情况要及时报告。
    我常常同“妇救会”的同志，进到焦家桥敌人据点里，进行个别串联发动，曾把一位开西医诊所的袁姓大夫的姑娘，动员出来到“区妇救会”工作。那时，出来参加工作没有工薪，都是自愿的，走到哪， 就吃住在那里的积极分子家里，虽然生活很艰苦，有危险，但工作热情十分高涨，不分昼夜地工作，充满信心和活力。
    1940年3月，组织决定调我到长山县“1、7区”(当时1区、7区为1个区的工作范围) 任青救会长。“1、7区”地处胶济路边，县城和周村周围，属于敌占区。周村和县城都驻有较多的日伪军，在这里住的居民出门，要佩戴伪政府发的“良民证”。
    7区西部，有反共顽固派秦启荣收编的地痞流氓帮会，号称二十五梯队的小股队伍活动（以王修太为首），专事敲诈勒索，打压破坏抗日群众组织，环境很复杂，很险恶。
    在这里工作，既要防备日伪搜捕，又要防范国民党顽固派王修太部的捣乱，但他们不敢到敌据点附近活动，这倒给我们留了活动空间。因为人民群众心向共产党、八路军，工作起来仍然比较顺利，我可以经常在长山县城，至周村的公路两旁的鲍家庄、马家、沈家庄一带活动，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工作反而更安全。
    从1940年3月，到1941年2月调离，在这里工作11个多月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记忆和教训。
    据长山通往周村公路边上的鲍家庄一带群众反映，长山城里伪警务队 (群众称他们汉奸队), 十几个人一伙，每周1、3、5往返于周 (村)、长 (长山) 之间的公路，以巡护路为名，沿途敲诈勒索，随意打人骂人，群众十分愤恨，但敢怒不敢言。
    我听到反映后，想教训一下这伙汉奸，打击一下他们的嚣张气焰，于是同鲍家庄”青救会”的几位骨干分子商议办法。当时, 我手中只有1支撅把子枪 (又叫“独眼龙”，打1枪，撅开填1粒子弹)、3粒子弹、1枚手榴弹，能参加战斗的两位青年，也只能以大棒子作武器，但我们分析这伙汉奸，个个贪生怕死，对群众如狼似虎，可对八路军敌后武工队却畏之如虎。虽然我们只有3个人，人少武器差，但利用敌人惧怕武工队的心理，以青年抗日游击队的名义，出其不意发动袭击，定会取得成功。
    我们将埋伏的地点，选择在鲍家庄南有一片玉米地的小河沟处，便于隐蔽出击与后退的地方。为了确保这次行动的成功，我又请袁静斋区长，让刚成立有5、6支枪的区中队给予支援，届时埋伏在公路西边的小河沟里，我打响第1枪后，他们只要呐喊助威就行。
    星期5下午4、5点钟左右，由周村返回长山城的6、7名汉奸，背着枪，骑着自行车，松松垮垮走到我们伏击点后，我突然开了1枪，接着扔出手榴弹，很糟糕，由于有点紧张，手榴弹没拉线就扔出去了，我们3人立即跃起，高喊缴枪不杀，同时隐蔽在小河沟里的区中队，也举起枪呐喊助威，这伙汉奸连背上的枪都没拿下来，就扔下自行车跑下公路，从野地里，向着长山城方向狼狈逃窜。
    我们3人到公路上，我捡回没有拉线的手榴弹，每人选了1台新的自行车，其余的让群众捡去，我们3人骑车到公路东边的村子，转了一圈，晚上又返回鲍家村察看动向。
    我们这次小小的冒险行动，在群众中传得神乎其神。说3个小青年在公路上，赤手空拳把城里的汉奸队，打得屁滚尿流，跪下求饶，扣下自行车后才把他们放走。
    这次出击后，城里的汉奸队，1个星期未出来巡视。据说，经过日本人训斥整顿后，由队长亲自率领全副武装的1个班的人马，又出来巡逻，恰巧中了敌后武工队的埋伏，全部缴械俘虏，又把他们放回，严厉警告他们，以后不准再出来欺负老百姓，将在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下，用红黑豆记录好坏行为，每做1件好事在名下放1粒红豆，每做1件坏事放1粒黑豆，黑豆累计3个后，严惩不贷，决不宽恕。
    1939年至1940年，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敌后掀起了1次反共高潮，到处制造摩擦，破坏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和团结抗战的局面。山东国民党3青团的头子秦启荣，就是顽固派的1个代表人物，他到处组织挑动袭击八路军、游击队，和民主政府工作人员。当时，我们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够，警惕性不高，吃了大亏。
    1940年5月的一天，我按照约定时间，同妇救会长信维民，自卫团长王涛，到7区鹿家庄妇救会长家交流情况。刚进屋还未说话，就被早已埋伏好的“土顽派” (名义上是秦启荣所辖二十五梯队，群众称谓“二五仔”，实际上是一些地痞流氓帮会分子，组织起来的小股土匪武装。) 王修太部抓捕了。
    我问：“为什么抓我们?”
    回答说：“到地方就知道了。”
    晚上，把我们3个人押到1小村庄里，先把信维民带走另处看管。然后，把我和王涛，看押在1家老百姓厨房的小火炕上，门口有2人站岗。夜里，来了两个匪徒用棍子打王涛，逼他把枪交出来，折腾了半夜，王涛始终说没有枪，两个匪徒看看1个新地方，直到第4天放我们再没审问。放我们那天，王修太亲自出面了，说：”你们抗日我不反对，不要发动组织群众捣乱，我劝你们回家去种地好了。”
    这就是顽固派逻辑，发动组织群众抗日就是捣乱。
    我回到区里后才知道，是组织上和王涛家里 (王家在当地比较富裕)通过“三番子”(“青洪帮”)的关系，花1200块大洋把我们3人赎出来的。
    经过这件事后，我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们实际上就是帮日本人打中国人。想不到这次事件 (组织上早有明确结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给我造成很大麻烦。
    1941年新年刚过，袁静斋区长对我说：“小王，你有没有兴趣去周村城里逛逛啊?”
    我问：“有任务吗?”
    袁区长说：“你愿意的话，可顺便了解一下敌情，市民的思想动态。”
    我7、8岁时去过一次周村，日本鬼子占领后再没去过，我十分想再去看看有什么变化。于是，借了1件合体的长袍，外面套上1件人丹士林布的大褂，大襟上边挂了1支派拉蒙自来水笔，打扮成一个青年学生的模样，想好遇上敌人盘问时如何答对，带上“良民证”，坐上一辆黄包车，就往周村城里去了。
    进城门比较顺利，我到大有面粉厂，同乐戏院的广场上转了1圈，街上行人稀疏，市面萧条。午间，在下河，找了一个比较僻静的烙饼的小铺子，要了4两烙饼、一碗豆腐脑。在这里吃饭的都是劳动人民，我一边吃饭，一边听他们唠家常，有的人也伸出8字手势，谈一些八路军、武工队传闻。
    下午4点多钟，返回到驻地沈家庄。
    我对袁区长汇报说，在周村城里听到两件有趣的事：1件事，是城门的岗哨有了变化。原来门前站岗的是两个伪军和一个鬼子兵，鬼子兵监视2个伪军，对出入的行人进行严格检查，现在鬼子兵撤到了门楼上，楼下只留2个伪军站岗，表面上看检查仍很严格，但实际上较以前松多了。
    我问卖烙烧饼的掌柜：“为什么站岗的鬼子兵，撤到楼上去了?”
    他听人说，1天傍晚，2个背着钱搭子商人打扮的人，走到岗哨前，其中，1人突然掏出盒子枪指住2个伪军，另1个，用电线套住鬼子的脖子，像背死狗一样背走了，临走时晃晃盒子枪，警告两个伪军，回去对你们队长说，以后进城的人，腰里有带烧鸡 (暗指手枪) 进城的给点方便，否则，鬼子的下场等着你们。
    从那以后鬼子岗哨就撤到了楼上，伪军检查行人，摸到腰里有硬邦邦的东西，说是烧鸡就放行。掌柜的讲完这故事后，轻蔑地说：“这帮汉奸就是欺负老百姓，听说八路军、武工队，他们就像龟孙子那样怕了。”
    另1件事，1940年的春节，驻周村的日本人为了宣传他们侵略中国，进行大东亚战争的胜利，粉饰“和平”，在同乐戏院组织了一场京剧晚会，邀请了一些亲日分子及各界人士参加。许多人是抱着看看日本人搞什么名堂来的。
    晚会，由当时比较有名气的叫“小三子”的京剧老生演员出演《失空斩》，剧场入口处灯光比较昏暗，两个打扮成剧场伙计模样的人，站在入口两旁发节目单，凡进场者每人1份，只看到正面3个大字，背面小字就看不清楚了，剧场人到的差不多时日本人才进来，每人也领了1张节目单，场内供电不足，灯光不亮，就在戏台两旁，吊起两盏汽灯照明，这样剧场内就亮多了。
    日本人看到人们都在看节目单的背后面，感到有点奇怪。也把拿来的节目单翻过来看，顿时脸色大变，上面印的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3大政治口号，以及八路军、游击队，在各地打击日寇不断取得的胜利成果。
    日本人急了，马上下令封锁剧场搜查，这时突然听到楼上，啪啪两声枪响，戏台前的两盏汽灯和电灯都灭了，剧场内顿时慌乱，听到楼上一个洪亮的声音说道：同胞们，你们坐在原地不要动是安全的，我是八路军武工队的神枪手刘子岗，只打日本鬼子，不打中国人。
    待电灯亮时，门口发节目单和楼上打枪的人，早已踪迹全无，剧场中的人已走了大半。日本人精心策划的一场晚会，就这样沮丧地收场结束了。
    从此，神枪手刘子岗的名字在全城家喻户晓。说刘子岗的枪法精妙神奇，百发百中，要打你耳朵不会伤着你鼻子，而且飞檐走壁，来去无踪，鬼子听了头痛，汉奸闻风丧胆，鬼子曾高价悬赏捉拿他，简始终找不到他的踪影。
    在1、7区工作顺利开展之际，我却犯了1个大错误。
    1940年7月，我由1、7区回家探亲，看到娘的腿摔坏了，长时间拄双拐行走，无钱治也无处治，我很心疼，也很担心。在那兵荒马乱的年月，也没什么好办法，听说我一个侄子家，设了老爷道 (关老爷) 的坛，扶乩治病很灵。我即领着娘去坛里，求关老爷治病，看到治病的药，就像香灰一类的东西，当时也有点疑问，但在场的不少人说心诚则灵，心不诚不灵。又说，关老爷画的符带在身上可避枪弹，我对愚昧的说法就信以为真了，也要了一张带在身上。可见，当时缺乏科学是多么的幼稚可笑。
    1941年1月，我从1区回家看娘时，托人写了1块“军民共佑”四字的额匾送到坛里，挂在墙上，以上行为，被常在我庄工作的邹(平)、长(山)中心县委书记张文涛同志，完全了解后，立即通知我回6区陶唐口村谈话。张对我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我第一次听到了唯物论、唯心论的新名词，感到十分新鲜。他说共产党是坚持唯物论的无神论者，封建迷信是唯心论、是骗人的。他宣布给我4个月留党察看处分。然后，告诉我不必回1、7区交代工作，明天就跟随地委组织部长苏杰同志，在博兴、广饶县一带地委”群训班“学习。
    经一事长一智，事实教育了我，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是最深刻的。虽然受了处分，但却让我初步懂得了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封建迷信是唯心的东西，是欺骗愚弄人的。联想到我娘吃香灰、纸灰，病不仅未治好，而且耽误了的事实，很是痛心后悔，衷心感谢党组织的及时教育。
    后来，我写了一首小诗，作为这次教训的备忘：

        青年愚昧实可怜，却把迷信做神仙。
        多亏党组指明路，今后不再受欺骗。

    四、去沂蒙区山东公学学习，投入根据地教育建设工作

    1941年2月，到清河区地委“群运工作训练班”，只听了“各救会主任”刘群讲了一次课，讲解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后，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于1月7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群训班”的全体学员暂时停课，到乡村去宣传发动，组织群众，进行支援新四军献金的运动，我同两位女同学，到博兴县乡村进行宣传动员。
    群众虽愤恨国民党反动派，同情新四军，但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又哪里有什么东西捐献呢! 实际上这次宣传动员的目的，不在捐什么东西，主要是为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暴行。通过这次宣传，使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倒行逆施的反动本质，有了明确的认识。
    此时，日本人实际上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活动，从各据点抽调大批兵力，对清河区进行扫荡，我从乡下被紧急召回，随地委机关，撤到广饶北部海边八大组一带，同敌人周旋。
    5月初，扫荡刚结束，听说胶东8支队交通营，要路过清河区，向沂蒙区送干部，地委组织部纪云程同志立刻找我谈话，并动员我随交通营，去鲁中区山东公学学习。当夜，我跟随交通营，顺利穿过胶济铁路封锁线，到沂南县青砣寺后，把我交给山东纵队办事处接管。在这里，除每天早晨，随办事处的同志出操跑步外，别无事干，一直到8月份，才介绍我去山东公学报到。
    山东公学，是在山东省“战工会”(山东省政府的前身) 领导下，仿效山北公学模，式成立的一所新学校，校长是著名的教育家田佩芝，主要招收青年干部和有爱国思想的失学青年，入校学习。
    当时，学校有一百多名学生，分师范、中学两个班，学习按班、排(分队)、连编制，实行军事化管理。
    入学不久，我就被选为支部委员兼任第2分队长。师范、中学两班共同课程主要有抗战道理 (即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社会科学概论、军事科、语文、数学、音乐、绘画等。
    另外，师范班有杜威的教育学,中学班有英语,教材多为学校选编油印的,学校无固定校址，经常在沂南县的依汶、马牧池、隋家店一带活动。有时跟“战工会”行军到滨海区莒县大店，十字路一带住几天，上课在露天大树下或场院里进行，学习环境虽然简陋，但大家学习的态度认真，热情高涨，生动活泼。
    1941年10月，从滨海区返回沂南县依汶一带不久，敌人对沂蒙区开始空前的大扫荡。这次扫荡，由日寇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大将亲自指挥，调集了5万大军，实行铁壁合围，梳篦战术，三光政策 (抢光、烧光、杀光。)。
    这次扫荡，是敌人历次扫荡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也是对根据地人民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在沂蒙根据地中心地带 (沂南县、沂北县、边联县。) 反复扫荡50多天，毫不夸张地说，每寸土地都被敌人铁蹄踏过。
    学校为了进行反扫荡，把女同学和老弱病残的同志，分散到群众家掩护。其他人，编成一个战斗排 (实际上只有2个班)， 由队长直接领导。每队不到20条枪，每支枪只发几颗子弹。我任1班长，开始在依汶、马牧池一带活动。以后，又随山东分局秘书长谷牧同志，领导的分局直属队转移。
    进入12月后，天已经很冷了，河面都结了薄冰，同学们仍穿着单衣，可敌人还频繁不停地进行扫荡。学校领导见情况越来越紧，天冷人又多，转移很不方便，于是决定化整为零，战斗排插枪 (把枪埋藏) 分散到老百姓家里掩护。把我疏到沂河边一个小屯子里，由李姓老大爷家掩护。他家里其他人，都躲到山里去了，只剩老头看家。
    住在这里，听到河北情况紧张，就在河南躲着，听到河南情况紧张就撞着冰凌到河北躲，过河后冻得浑身瑟瑟发抖，只能不停地小跑保持体温。
    李大爷看到这种情况后，白天把我送到地里窖地瓜的窖里躲藏，既隐蔽又保温。晚上，没有情况时，把我叫到灶火前，吃顿用地瓜秧煮的地瓜干糊糊，觉得比鱼肉还香甜。
    鬼子不断拉锯式的反复扫荡，情况越来越紧，李大爷干脆白天夜里，都让我在地窖里藏着不准出来。晚上，他给送点煮熟的地瓜和凉水来。这样在地窖里躲了1个星期，既躲过了敌人的扫荡，又度过了冷天，实际上是李大爷救了我一命。
    李大爷家里唯一值钱的1头牛，也被鬼子抢走了，全家都靠它维持生活，李大爷很伤心，为此还掉了不少眼泪。家里吃的虽很困难，却仍把节省下来的一点地瓜，和地瓜秧子给我吃。老人说，只要他活着就有我吃的，同时还要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这是多么高的爱国觉悟和真挚的情谊啊!
    现在，每每想到这些情景，就抑制不住心中的感激之情，久久不能平静。正是：

        别梦依稀数十春，绵绵思念故乡人。
        忆昔当年峥嵘月，难忘沂蒙救命恩。

    1942年，春节过后，学校重新集中，有少数同学没有回校，找不到了，同学们换上棉衣，经整顿总结反扫荡经验后，又开始上课了。
    上课2个多月后，学校接到鲁中区”联合办事处5大“(简称”联办“) 一个通知，让学校去1名学生到教育处报到，参加视察组，到泰山区视察根据地教育工作建设情况，学校派我参加。
    这次视察组，由鲁中区”联办“民政处长谭克平带队，分民政、教育两个组。我分到教育组，组长叫李方晓。我们一行从沂南出发，刚踏上泰山区莱抚县境，就遇上鬼子对泰山地区的”5.1“大扫荡，是敌人对沂蒙大扫荡的继续。形势急剧变化，迫使视察工作无法进行。于是，就在莱博公路以东的1个小屯里住下，观察形势的变化，再决定下步行动。
    在这里遇上地委书记汪洋与专员赵读生，率领地直机关人员和警卫部队，正向莱西地区转移。当时，我们考虑要不要随他们一起转移，谭处长说随大部队转移不方便，不灵活，最后决定我们还是分散活动。他带民政组到马鞍山一带隐蔽。方晓同志带教育组向莱西一带转移。
    地委机关走后第2天，吉山村被扫荡的鬼子全面包围，战斗打了一天，除赵专员带几名警卫人员冲出包围圈外，地委书记汪洋和全体机关干部、警卫连战士，及地委机关带领的一个训练班 (大部分为女同志) ，大部分壮烈牺牲。
    战斗结束的第2天，我们路过吉山村时，牺牲同志的尸体还未完全埋完，埋葬牺牲同志们的干群对我们说，有些同志牺牲前赤手空拳同敌人搏斗，双手被刺刀割开的条条血口，看得清清楚楚，可见当时的战斗场面是何等的残酷壮烈，惊天地泣鬼神。我们深深地为这些同志，威武不屈的崇高精神所感动，为中华民族有这样的英雄儿女而骄傲，中国是不会亡的。
紧接着又传来噩耗，我们带队的谭克平处长在马鞍山上，也被敌人包围壮烈牺牲，这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日本鬼子的深仇大恨，决心打鬼子为他们报仇。转移到菜西后，敌人的扫荡仍在进行，地方政府已疏散办公，地方政府把我们送到博山县城附近，敌我交界地段，工作基础很好的一个小山村里隐蔽。
    这个村周围都是层层梯田，群众把我放到梯田上，一个用砖砌的地窖里掩护。这里，前面是石砌墙，地上面仍种着庄稼，一般人是看不出破绽的，白天不出来，晚上老乡来送饭时出来活动活动。
    老乡告诉我，修建这个窖，动了不少心思，原来的窖顶是用木杆棚起来盖上土，人走到上面感觉同实地不同，容易被人发现，现在用石旋后，再用石块砌好盖上土，再种上庄稼，人走到上面感到同实地一样，就不易被人发现。我佩服地说：“真是战争实践出智慧啊!”
    我在这里隐蔽了1个多星期，敌人扫荡已过去。我接到的通知，是到莱西一个叫大槐树村的专署驻地集合。专署人员，正忙于扫荡后根据地的恢复工作。赵专员忙于肃反扩大化的安抚工作，复查平反冤假错案，没空接待我们。学校放假也未恢复上课，我们一时无事可做，组长决定返回沂蒙区机关。
    这次去泰山区，虽然没做什么具体工作，但对本人来说，又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和血与火的洗礼。
    返回鲁中区后，回到学校师范班继续学习，并兼任第二分队长的工作，一直到1943年2月，师范班毕业。我被分配到沂南县界湖镇中心小学，先任教员后任校长。中心小学校长，对教区内的小学老师还有辅导任务，凭着我的文化程度，做这个工作是不够格的，我对同行老师戏说：“山中无大树，毛草也成王。”我在界湖镇中心小学，任校长工作只有1年零3个月，即调沂南行署文教科先任科员，后任副科长。
    在界湖镇当校长的1年多时间，主要做了3件事：
    一是，教学生念书。
    那时，根据地的学校都是初步恢复，学生多，教员少，不同年级的学生，挤到一个不大的教室里，上课只能用复式教学法，这样便加重备课时间。同时，中心小学有指导本区其他小学老师，提高教学质量的任务，每月要开1次中心学区小学教师联席会议，讨论交流教学经验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
    因此，作为中心小学校长，会前必须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同时，每晚要到妇女识字班去教识字课，并讲解以毛主席《论持久战》简编的抗战道理教材，这本教材既是识字班课本，也是抗日的宣传材料，识字班的青年妇女比较多，通过在识字班的学习觉悟提高了，后来不少人脱产参加了抗日工作。
    二是，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教育。我采取了3种形式进行：
    1.教育学生向家长宣传，鼓励家长积极拥军优属；
    2.利用假日，组织学生排队到街上唱抗日歌曲等活动；
    3.动员支持学生组织参加业余剧团，演活报剧进行抗日宣传，他们自编自演的活报剧《活捉希特勒》很受欢迎，轰动了全镇，在沂南地区也出了名。
    三是，以校长的身份，同镇内一些著名人士，热心青年交朋友。
    通过谈友谊，谈心，唱歌，讨论国内外形势，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结交了一部分青年朋友，和社会上有一定影响的人，他们都热心拥护人民政府，并成为支持学校的积极力量。
    1943年夏天，沂南行署把全县中心小学校长，集中到依汶区进行整风学习。这次学习以自学为主，除学习整顿三风的文件外，重点学习了刘子久 (准北区党委书记) 给淮北区党委的一封信。
    该信说的是一位女教师 (名字记不得了) 自愿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办学校的故事。在一个四面透风、没有桌椅的房子里，领着孩子们自己动手修屋子、制作桌凳。没有教材自己编写。对离校远的孩子，刮风下雨时早接晚送，过河的孩子要背过河，她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了全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成为群众的贴心人。村里的大事小情都请她参谋，邻居不和、家庭不睦请她调解，村民做点好吃的都送给她吃。
    这封信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赞许，并批转各解放区列入整风学习材料。在学习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写自传，主要写学习收获，参加革命的动机，如何学习刘子久信中的模范教师，做好根据地的教育工作。
    在山东公学毕业分配工作时，我希望到部队工作，上前线打鬼子。由于当时根据地极缺教师，学校决定学师范的必须做教育工作，我虽作了小学校长仍不安心，这次学习，解决了我安心做好根据地教育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1944年春，我调沂南行署文教科工作，先任科员后任副科长。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当时根据地政权建设实行“三三制”政策，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共产党、民主党派或开明人士及群众代表，各占三分之一。文教科科长刘益生，是抗敌救国协会 (简称抗协民主党派) 会员，副科长刘露泉是共产党员，3个科员2个党员、1个“抗协”会员。
    我在文教科负责财会工作，主管全县小学教师的生活补贴。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苏德战场上苏联红军已开始反攻。太平洋战场上，日本侵略军也节节失败，在国际形势有利于我们的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更加壮大，山东根据地日益扩大。
    根据形势的发展，鲁中区党委宣传部长作形势报告时提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日本鬼”的号召。根据地的党政军民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更加奋发努力。就是在这样令人鼓舞的形势下，1945年4月，我从沂南行署，调到成立不久的费东县政府，任文教科副科长的工作。
    费东地区是鲁中根据地新开辟的边沿地区，斗争形势比较复杂残酷，经常是在蒙山下面大古台一带的山沟里办公。马月如县长发给我一只驳壳枪，5发子弹，告诉我要时刻准备两面作战。一方面，同日伪进行蚕食反蚕食的斗争；另一方面，同与日伪勾结的国民党顽固分子王洪九，对根据地捣乱，破坏，残害人民的罪行做斗争，他们经常派小股土匪，窜到根据地偷袭地方工作人员。
    有一次，在诸满村头，我看到一个人鬼鬼祟祟观望，我怀疑他不是好人，就大喊一声：“站住，干什么的?”
    他撒腿往庄外跑去，还掏出枪朝我开了一枪，我掏出枪向他追去，但没有开枪，因为我的驳壳枪里只有5发子弹，没有把握是舍不得开枪的。
    形势发展很快，我调费东县工作，不到5个月的时候，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五、从山东挺进黑龙江

    中国人民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在全国人民欢庆胜利之际，蒋介石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一面，佯装和平，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和平谈判；一面，加紧部署内战，从大后方调兵遣将，千方百计地消灭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并利用美国人援助的飞机，军舰抢运军队，和军政接收大员到东北抢占大中城市。
    毛主席、党中央早已洞悉国民党的阴谋诡计，及时做出“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迅速从各解放区，抽调10万军队，2万干部挺进东北。
    1945年的9月，按照鲁中区党委的决定，费东县委命县委副书记韩莘哉，宣传部长李毅，带领一批干部，速到泰山地区新泰县一个煤矿小城市集中。
    到这里集中的有3个地委，抽调的地、县、区书记、部长、工青妇等配套干部共500人，编成一个干部大队，下属5个小队。一地委书记刘莱夫任党委书记。鲁中区党委组织部组织科长于杰，任大队长。三地委书记张烈，任副大队长。郑学孔、刘莱芹、韩莘哉、马鸿新为委员，以上7人组成党委。费东县、沂南县、沂北县抽调的干部，编成第5小队，韩莘哉任第5小队支部书记，李毅任队长，我是支部委员。
    干部编制确定后，立即背起行李向目的地——东北进发。日步行速度定为70华里，根据环境和宿营地情况，可走的多一些或少一些，最少不能少于60华里。
    行军第4天，快到广饶县境将要穿过胶济铁路时，国民党地方顽固派张景月匪军偷袭我们，伴有敌机低空盘旋侦察，企图阻挠我们北上。走在大队前面护送我们的部队，立即还击，边打边走掩护阻击，很快冲出了敌人包围圈。有两位同志不幸牺牲，敌人阻止我们北上的阴谋失败了。
    这次战斗锻炼考验了我们，大家的士气更高了，北上的决心和信心也更足了。从泰山地区的新泰县，到胶东地区的黄县龙口海港，整整走了半个月。
到龙口后，受到胶东军区副司令员袁仲贤的欢迎。
    他在讲话中除了表示欢迎外，还提到东北物产丰富，说我们到东北后各种装备都会换新的，老根据地比较困难，希望我们把带的枪、手表能留下作纪念。干部队中绝大多数人没有见过海，在龙口等船大约1周时间，组织学习船上知识和加强纪律教育，要求我们在海上一切行动听指挥，注意安全，尊重船老大，不准乱走动，遇到敌情要沉着，不要慌张等。
    出龙口港不远的一个小岛叫托鸡岛。两次乘船刚出托鸡岛，就被东北的逆风刮了回来。第3天傍晚，登船后，1至4小队当夜乘小汽艇，随大批开往东北的山东部队的船队过海了。
    黎明后，大队部、警卫班和5小队，乘坐1艘有3根桅杆的大帆船起航。开始，第1天沿海边航行还算顺利，行到庙岛时，由海上游击队组织的接待站，招待我们吃饭上水。
    离开庙岛不久，天黑下来，并遇到大风，船舵失灵了，船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迅速问深海滑去。船家艰难地放倒桅杆，两只锚都放下仍止不住船向后滑。船越滑越快，全船人员都紧张地捏着一把汗。
    突然“噔”一声，船停住了，船老大说谢天谢地，锚在一块小礁石上卡住了，再往后就是一块大礁石，船撞上就会粉身碎骨。船老大告诉我们，他在船舱里烧香许下“猪头愿”，请神灵保佑，说你们船上一定有大福大贵的人啊!
    船锚被突然卡住了，船里的人更难过了。滔天的巨浪把船击荡得像秋千一样，上下左右不停地起伏摇动，人像在空中飘着，上下左右都没抓手。一百多人上船后，白天船面上只放1、2人的观察哨，其他人只能坐在船舱里，不能到甲板上。船面上，用苫布盖上伪装成货船，提防海上国民党飞机的侦察阻扰。晚上，才允许到船面上透透风。
    后来，晚上也不能到船面上去了，因为船在不断晃动的同时，巨浪也从船面上不断扑过，人到船面上根本站不住，放瞭望哨的人只能用绳子拴住腰，挂在桅杆底座上，才能避免被刮到海里去。
    多数人，不论白天黑夜都躺卧在船舱里。舱里空气越来越污浊，开始人们还能吃点干粮、水果，喝点水。后来，只有呕吐，吃多少吐多少，再后来饭、水都不想吃了，吐出来的不再是饭、水，而是绿色的胆汁。船舱已听不到说笑声，听到的只有呻吟和叹息声。
    就这样，在海上飘荡了近半个月的时间。可以想象受了多大的煎熬啊！后来有了顺风，在皮口登陆后，头一两天，大家走路仍东倒西歪，感觉天旋地转，四肢无力站不稳，头脑昏昏不清醒。有的同志说这辈子再也不想坐船了，大队书记刘莱夫的夫人说，在船上的滋味比她生两个孩子还难受。
    先到岸的同击告诉我们：“你们在海上遇风暴时，我们天天到海边观望，祈盼你们安全登陆，你们再晚一天上岸，都准备给你们开追悼会了。”
    在皮口休息了3天，体力仍未恢复，就背起行李奔向普兰店车站。
    由于长途行军和海上颠簸的疲劳，大家都希望坐火车走。到晚上，来了一列有平板车，油罐车，装牲口车的混合列车，未经车站同意，趁黑我们就上了车，我们班上了一辆敞口的货车，一直等到十二点还不开车。当时，火车由苏联红军管着，由于上车未经同意，我们又被赶下车。下车后，到有灯的地方，才看到浑身上下沾满了油渍。
    大家都穿着单衣，又饿又冷，有的发牢骚，有的骂红军老大哥不够朋友。黎明时，只好继续步行，途经大石桥到海城宿营做晚饭。我们班住在一个没人住的小平房里，只有锅灶没有煤柴，又跑到车站旁找来枕木做饭，因晚上黑漆漆的，看不清搬来的枕木是经柴油浸泡过的，结果这顿饭做好后，全班人的脸上、鼻孔里，都熏了一层黑乎乎的油烟，相互取笑着说演黑头不用化妆了。
    从海城到辽阳才乘上火车，到了本溪市东北局所在地 (刚从沈阳搬来), 大家高兴地松了一口气，可到家了。从皮口到本溪这段路虽不长，也不顺利，但却让我深深体会到新区和解放区的大不一样。
    新区群众对八路军、共产党还不了解，有的老乡还受正统思想的影响，看到我们穿着土布服装，着装也不整齐，就说土八路成不了气候。有的老乡见了我们就跑，关门不答话，有的饭店不愿卖给我们饭吃。但是，凡我们住过的，同群众接触过的地方，都得到老乡的称赞，说我们有文化，守纪律，待人和气，乐于助人。到东北后这些初始的体会，预示着开辟新区，将是一个艰苦的工作过程。  
    在本溪住下后，东北局书记彭真同志接见了我们，并作了鼓舞人心的报告。他对东北的形势和面临的新情况作了分析后说：“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注东北地区的工作，早在党中央七大会议上，毛主席就说过：‘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接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 (《论联合政府》101页)。’现在国民党要和我们抢夺东北，中国人民不会答应，我们共产党也绝不会答应。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感谢苏联共产党，感谢斯大林同志。目前，苏军因国际外交上的原因，不会公开开支持我们，要理解他们。我们对国民党反动派要坚决斗争，决不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由干种种客观原因，东北的大城市很可能被国民党侵占，我们的战略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还是要用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去消灭敌人，要到东满、南满、北满、西满等地建立根据地，向敌人反攻。山东来的同志都是好样的，你们能干，能吃苦耐劳，工作积极，是百里挑一的好同志，相信你们能在今后的斗争中，成为名副其实的中间力量，为解放全东北做出新的贡献。”
    我们初到东北，第一次听到这样高级领导的讲话，对当时面临的形势，作了清醒明确的分析，同时也为我们指明了工作方向，听了很受鼓舞。
    东北局给每个同志发了日用品和经费，大家都非常高兴，宣布留下于杰、张烈等30多名干部，在东北局和南满分局工作，其余人由刘莱夫、马鸿新等同志领导，继续北上黑龙江。
    1945年底，我们到达抚顺，5小队住在东宫园，1栋日本人住过的楼房里。开始时，由于我们不会使用抽水马桶，加之水电供应不正常，造成马桶不通，积满了粪便，不少人说这种“洋玩意”不好使，不如到外面去大小便痛快。为此，队里专门开了一次会，告诉大家如何爱护公物，如何使用电器、抽水马桶等。
    在抚顺，过新年期间，大队组织了秧歌队到街里做宣传。有一次，上街扭秧歌时，几名苏联红军士兵，看到秧歌队里有两位女同志，就跟着秧歌队追到驻地，吓得两位女同志，躲藏起来再不敢出面扭秧歌了。同时，又听到群众反映苏联红军纪律不 好，因此，苏联红军给我留下的印象不佳。
    新年后，大队继续北上。这时东北已进入严冬，大雪纷飞，积雪尺许，铁路不通，物资短缺，沿途还有所谓国民党“地下军”的胡子，拦截骚扰。这时，气温已降到零下2、30度，我们身上穿的衣服比较单薄，冻得瑟瑟发抖。幸好在吉林盘石县，遇上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的司令员万毅、政委周赤萍同志，给我们每人发了一件军大衣，解了燃眉之急，同志们都高兴地说：“还是八路军 (山东家乡的部队) 亲啊!”
    大队继续北行，到了吉林松花江边叫乌拉街的小城镇安营扎寨。
    乌拉街是满族发祥地之一，小城北靠江边的地方有一个土台，上面有一座小庙式的建筑，据说是金兀术妹妹的点将台，我们5小队就在距点将台不远的地方住下。
    乌拉街产的小米很有名，从进东北后，我们经常吃高粱米很不习惯，吃点小米觉得新鲜，改善了生活。有些同志从街上回来说，老百姓见到我们害怕，躲着走，要想靠近他们说话，撒腿就跑。
    这里刚组建一个新兵营，成分比较复杂，有警察、伪满国兵等，急需进行政治教育，部队领导希望派一位同志，去给新兵进行政治教育，或教教革命歌曲，队里派我去介绍解放区的情况，并教唱歌。我去介绍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时，他们反应冷淡，但对唱歌却很有兴趣，我教了他们一支《朱德青年队员》的歌。
    歌词我还记得：“战友、战友，我们是新中国的青年，我们是青年的队员，朱总司令领导我们向前，坚决收复万里河山，建设自由幸福的乐园。”
    我们住在乌拉街，主要是等松花江面上结冰，以便踏冰过江。我们天天到江边观察，江面上刚刚结了一层薄冰，一个人踏上去就会踏裂掉进江中，4、5百人过江危险会更大。
    人们焦急地等待着，等到什么时候呢? 一天，忽然看到一个推着小木爬犁的人过江 ，一会儿就过去了。这给大家一个启发，副大队长马鸿新，立即布置大家钉小爬犁，另外还买了一条长长的绳子，让大家栓到腰上，前后连接着，以防万一有人落水便于援救。就这样，分别一队一队地顺利踏冰过了松花江。
    从乌拉街起程，向北满分局所在地通河县奔发，这段路程困难重重。首先，是国民党组织的土匪不断阻挠，其次是人民对我们不了解，行路找个向导很困难，老百姓见了不仅不说话，而且跑得很快，追都追不上。大队走到榆树县的路上，打了两次战斗，可以说边打边走。
    下一站是五常县，行军到半路，听说五常又被土匪占领，怎么办? 是退回榆树县还是半途露宿，大队领导决定根据地图判断方位，连夜继续前进。踏着厚厚的积雪，穿过百里方圆的原始森林，一路上不时遇到土匪冷枪干扰，黎明时才到五常。进驻五常的土匪，刚刚被走到我们前面的三五九旅部队打跑，我们看到土匪逃跑时，丢在南城门外尸体还未搬走。
    在五常，我们班住在1位小学教师家里，正逢1946年春节，在刚刚解放，兵荒马乱的年月，过年要吃上一顿饺子很难，买不到面粉，也没有卖面粉的地方，仍是吃大米楂子。
    早晨起来，我们帮助房东把院子打扫得干干净净，饭后就提上石灰水桶，到街上刷标语。我们经常请房东，讲日本统治14年间人民受到的苦难，我们也讲解放区的情况。这样和房东之间有了交流和沟通，关系逐渐和谐了，开始时惧怕，怀疑，躲避的情况改变了，主动和我们谈话了。
    后来，房东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土八路，个个文化知识都这么高，这么文明，老百姓会拥护你们的。
    1946年春节后，我们终于到达了北满分局所在地通河县，大家都高兴地跳起来，到家了! 
    500多人从山东跨海到祖国大北方，冲破重重困难和阻挠，步行数千公里，可算一次小长征，是个奇迹。国民党的机械化部队，接收大员坐着美国人援助的飞机，汽车，军舰都落在我们的后面了。直到1946年的2月份，他们几十万正规军和政府接收大员，才陆续到达南满各大城市。
    到通河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北满分局书记陈云同志，接见了我们，详细地分析了北满地区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他讲话的内容大致是：
    “‘八一五’后，北满大城市落入国民党手中，某些县城仍为政治土匪占领，我军虽然收复了大部分县城，但国民党必然利用残匪，扰乱我北满的建设工作。
    北满人民，多是从山东、河北来闯关东的开荒农民，这是你们山东来的同志，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老乡见老乡用不着泪汪汪了，要大谈解放和建设大计。我们北满的建设任务，是把北满建设成东北的大后方，建成我们最巩固的根据地，具体地工作有三：
    一是，继续积极主动肃清土匪；
    二是，把发动群众当成一切工作的根本；
    三是，使北满成为东北兵源及练兵的基地。”
    他又说：“先于你们来的同志，单个派出去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一个个被国民党土匪杀害了。我们不能再做这样赔本的买卖，这次你们出去，采取蝗虫队的战术，一人一条枪组成武装工作队，一批批派出，一批吃掉一个县。这次先吃掉巴彦、木兰、方正县，工作队由分局派人直接领导。”

    六、首进方正县开创根据地建设

    1946年2月初，从山东解放区调来的干部大队，到达北满分局住在通河后，分局决定第一批先吃掉巴（彦）木（兰）方（正）县，由第5小队106人组成武装工作队，派往方正县开展工作，由北满分局的干部陈伯村任队长，韩莘哉任副队长。
    方正县是个小县，辖7个区，幅员不大，人口不多，但地理位置很重要。它在白山黑水之间，位于松花江南岸，张广财岭北麓，西倚哈埠，东连三江，是水上交通之要冲，也是哈尔滨与佳木斯陆路交通唯一通道，且山岭纵横，森林密布，是屯兵和创建根据地的好地方。
    我们到方正前一个月，北满分局已派出郑民 (县委副书记)、程志清(县长)、曹廷勋(公安局长)、焦文彬(县府秘书)，随三五九旅进驻方正进行接管工作，但尚未组成县委领导班子，各区无领导机构,社会秩序仍由驻扎该县的苏联红军，和随苏军回来的原抗联同志，组成的卫戍区司令部维持。
    我们工作队到方正，刚在全县开展工作不久，北满分局即抽调几十位同志，去佳木斯 (合江地区)，牡丹江地区开辟新区工作。留下的同志组建县委新的领导班子，和组建各区区委会，区政府，县委，对外名称为“民运工作委员会”, 区委书记为指导员。韩莘哉为县委书记，郑民为副书记，程志清为县长，张健为农会主席，我为宣传部副部长。张健和我留在县委作为机动，到各区巡视检查帮助工作，其他同志派各区任区委书记、区长、公安局副局长等。
    当时，政治形势和社会秩序，还较复杂混乱。依兰、刁翎一带，有李华堂、谢文东、张黑子 (张雨新) 大股土匪，不断袭击骚扰大罗罗密东部地区。西部宾县9区、延寿新立区与珠河区接壤的三角地带的山区，小股土匪不断窜到珠区，会发恒区的一带村屯，敲诈勒索，闹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同时，还有黑枪会，大刀会的反动组织，勾结土匪不断捣。刚解放的县城里遗留下来的妓女，乞丐，吸毒，赌博等现象到处可见。伪满时期欺压人民的“伪警宪特” (包括县长、区长在内) ，以及收蓄荷粮的配给所人员，仍然自由活动。这些像一块阴云，笼罩在使许多人民群人民的头上，日伪14年的统治，盘剥，压榨，使许多人民群众，已到了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绝对贫困境地。
    特别是偏僻地区，冬无棉衣，用麻袋或洋灰袋子缝起来御寒，有的15、6岁的姑娘光着腚，围着一条破被蜷曲在火炕上过冬。同时，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八路军还不了解，加之国民党、政治土匪的造谣蛊惑宣传，人民群众对解放军和工作队，还处于观望态度，有的怀疑共产党、八路军能不能站住脚。
    根据当时情况，民运工作委员会 (县委) 派工作队，深入各区依靠贫下中农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先解决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在城镇进行反奸清算斗争，对那些民愤大，罪恶重的“伪警宪特”，“伪官吏”进行清算斗争。对民愤大，罪恶重，又勾结土匪的少数汉奸恶霸，公开审判执行枪决。
    把从反奸清算中没收的衣物，分给贫困群众，皆大欢喜，积压在群众心中多年的怨愤发泄出来了。看到共产党不怕邪恶势力，真心为群众伸张正义，关心人民疾苦，纷纷起来控诉伪满14年遭受的苦难，和牛马不如的亡国奴生活。
    在农村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进行减租减息，解决贫困群众生活急需的问题，先把日伪时期，以开拓团名义圈占的大片土地，分给农民。“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从国内将大批移民，移到东北组成“开拓团”,以开拓名义，强占农民大量熟地，把原有土地的主人，赶到偏僻地区垦荒，颠沛流离，家破人亡，不少人因冻饿死在路上。把“开拓团”(开拓集聚的地区叫“红部”) 强占的土地，分还给农民是合情合理的。
    经过一段时期的宣传教育，发动群众，反奸清算，分配土地，为群众解决一些切身利益的问题。群众看到工作队和驻军艰苦朴素，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平易近人，十分拥护。我们把在反奸清算分配土地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秘密发展为党员，以这些骨干分子为核心，组建农会，妇女会，村屯政权，民兵等组织，许多群众开始向工作队靠近。
    与此同时，积极组建县大队，区中队等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围剿土匪，维持地方治安。国民党的一些反动分子和土匪，看到他们的社会基础 (伪警宪特、汉奸恶霸) 土崩瓦解，日益孤立。他们不甘心失败的下场，更疯狂地进行反扑，造谣煽动，策反区中队和参加工作不久的不坚定分子，叛变投敌，惨杀干部和积极分子。斗争是激烈的、残酷的。
    1946年5、6月间，先后发生了4次震惊全县的突发事件：
    一是，公安局副局长李日新同志，惨遭杀害。
    1946年5月份，根据大罗罗密村群众已发动起来，热情很高，并成立了农会，选金望天为农会主任，原在那个村组织反动地方武装，地方维持会的3个头目之——丁慎修，已被镇压。伪校长陈嘉兴，伪村长张海波，仍在县公安局拘押，并已判处死刑。根据大罗罗密村的群众要求，把这两个人押回那里公审后再处决。
    为了满足群众的要求，保护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县公安局派副局长李日新同志，执行这项任务。
    1946年5月的一天，日新同志带着警卫员孙宪武，与6、7名县大队战士，压着2名犯人坐1辆马车，向大罗罗密村进发。为慎重起见，路途中曾先后2次，向大罗罗密村打电话询问有无匪情，得到均无匪情的回答，因此有些放松警惕。当他们行到离大罗罗密村西门只有半里路时，突然，被埋伏在两山夹一路的该村大刀会周村长，勾结张黑子部的百余名土匪包围，措手不及被抓获。
    日新同志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在押解途中，向路旁的—辆车撞去，欲行自尽未能成功，“胡子“审问时打了他两个耳光，他不堪侮辱，跃身而起，以头撞地再行自尽未成，顺手拿起桌上一把剪刀，向颈部自刎，鲜血淋淋，但未中要害。
    匪徒什么也未问出来，同时他们也被这种英勇坚定，坚贞不屈的精神震惊了，感到束手无策，便在当晚将日新同志拉到西山头，杀害后抛到江里。同时，被杀害的还有大罗罗密村农会主任金望天。
    李日新同志，山东莱阳人，1921年生，寡居母亲的独生子。1939年，参加八路军，同年入党。1941年，入延安抗大学习。我们一起调来东北前，任山东费县政府秘书。他是一位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青年，不幸被土匪杀害，实在令人惋惜。
    听到日新遇害的消息后，我悲恸不已，对他被抓时表现出的大义凛然，英勇壮烈的高尚气节，深深敬佩，无愧死的伟大。我为有这样一位战友和同志，而感到无比自豪，他展现在人们面前的高大形象和革命精神，将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二是，南天门区中队叛变，杀害区委书记王玉明。
    1946年的上半年，方正周边的土匪活动比较猖獗，境内潜伏的国民党反动分子也蠢蠢欲动，他们错误地估计形势，虚幻地觉得国民党的天下快到来了。在这种形势下，南天门区中队长李云林，与延寿的国民党所谓“地下军”匪徒，内外勾结进行了武装叛变。
    午夜，突然袭击区委会，叛徒姜春海 (区委会干部) 打开房门后，李云林等匪徒突然闯进来，正在睡觉的王玉明同志忽然惊醒，抽枪与匪徒抢枪厮打时被枪杀了，年仅20多岁。
    王玉明同志，山东费县人，中共党员，我们一起调来东北时，都在一个县工作，他是费东县盆泉区区政府的干部，是一位英俊潇洒，很有能力的青年干部。
    当我听到他遇害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抑不住悲愤之情，泪水掉到前胸上。
    三是，李建军 (原名李清元) 书记独骑闯大桥。
    距南天门区中队叛变，枪杀区委书记相差不到几天的时间里，地主出身的区中队长徐海令，带领20多人的区中队叛变后，埋伏在蚂蜒河大桥边，妄图杀害区委书记。
    这天李书记接到县委开会的通知，他知道当时的环境不够稳定，因此提高了警惕，他带上长短枪，背上手榴弹，独自骑上一匹快马向县城驰去。
    接近傍晚的时候，他走到哈尔滨到佳木斯必经之路的蚂蜓河大桥边，下马走到桥头保里，见桌上的饭菜还在冒热气，却空无一人。他立即赶到情况不妙，已身处危境，迅速蹿出门外，飞身上马，双脚一磕，马儿一声长嘶，四蹄生风，箭一样向桥头飞去。
    同时，马上抡起匣子枪，对着可能埋伏匪兵的树荫，蒿草丛生的地方扫了一梭子，惊恐的敌人，看到飞啸的子弹从头上飞过，清醒过来时，李的单人独骑已经急驰远去，这就是人们传说的李书记，独骑闯大桥的故事。
    在山东解放区，我与李建军同志在费东县工作，我任县政府文教料科副科长，他在县委宣传部任干事，他写得一手好字，我们挺进东北的沿途，留在墙上的标语多出自他手。到方正后，任会发恒区区委书记，后调县大队任教导员，带整个县大队并入解放军正规部队。
    四是，珠河区太平岗黑枪会暴乱事件。
    会发恒区中队叛变后，叛变头目徐海令 (原区中队长), 劫持我几名男女干部，带领叛军窜到赵九高屯 (即太平岗), 聚集了1千多名黑枪会众，准备攻打会发恒。
    县里知道区中队叛变，并劫持我们干部时。为了营救同志，镇压反叛，特派三五九旅5团2营营长田志清带领部队，由会发恒区区长张殿友亲自担任向导，向赵九高屯奔去。
    部队作好战斗部署后没有开打，而是想通过谈判，争取黑枪会转变立场，改邪归正，变为自卫武装。当我方谈判代表田志清等同志，走近城门时，突然城门大开，黑枪会破门而出，鬼哭狼嚎地突然向我方代表冲击，田志清等14名同志猝不及防，壮烈牺牲了。
    从以上列举的几次事件中，可以折射出当时斗争形势的复杂险恶。国民党所谓地下军土匪，一时的气焰看似很嚣张，但他们倒行逆施、反人民的本质，决定了他们必然走向失败和被消灭的下场。
    根据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为建立尚(志)、方(正)、延(寿)根据地，方正县委决定，把会发恒区西部珠河一带的山区划一新区，成立珠河区 (叫第8区)。该区是个森林密布，贫困的山区，住户多是伪满时期强制迁来的移民，县委让我到该区任区委书记。
    从1947年1月到任，至1947年7月调走，我仅在这里工作了半年多，在这段较短的时间里，我同区里为数不多的干部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
    一是，依靠贫下中农，宣传发动群众，成立农会、妇女会、民兵组织，建立村屯政权，组织民兵联防和维护地方治安；
    二是，发现和培养了一批如韩国祥、邵清海、刘荣、黄凤、张录等积极分子，作为建党建政的骨干力量；
    三是，加强区中队建设，与宾县的9区、延寿的新立区，建立了联防制度，定期会面交流，商量围剿小股土匪的行动。
    我领导区中队与小股土匪打过2次仗，都没打住，因一打他们就钻到山沟林子里去。后来，经过发动群众挖匪根，把土匪在屯子里的耳目挖出来，断绝了他们的信息和供给，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很灵，土匪们零零星星地不断从山上下来投降了。

    八、到伊春林区开拓创业

    1954年7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自8月1日起，中共松江省委正式撤销，与中共黑龙江省委合并，成立新的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会定为哈尔滨市。
    新任欧阳钦为第一书记，韩光为省长，强晓初、冯纪新、王一伦、王鹤峰为副书记。2省合并后，各部门的干部也作了相应调整，原黑龙江省政府秘书长张世军，任省委林业部长，省委决定派我去伊春工委接替刘思聪任工委书记。
    1954年9月，正是五花山季节，我到伊春工委上任，省委批准李文太为副书记，赵树森 (森工管理局长)、徐侠、刘杏厚为常委。我到伊春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工委已成立较长一段时间，可开办费与正常费用开支问题仍未解决，省财政无预算，森工局无计划，怎么办? 
    我亲自去沈阳东北行政委员会森工部，找雍文涛部长求援。雍部长听了我的汇报后，当即决定批准50万，作为工委开办费，干部工资，日常办公费等，由森工管理局列入计划解决。经费解决了，工作问题就要靠我们自已人解决了。

    (一)从实际情况出发，明确奋斗目标

    伊春林区，坐落在小兴安岭南坡的腹部。逶迤千里的小兴安岭，一眼望不到边的大森林，树浪直拍云天，风光壮丽如画，是祖国木材的宝库，著名的红松故乡。
    建国后，经过土改社会主义改造和抗美援朝，百业待兴，国家建设如火如茶急需大量木材，因此，伊春就成为开发的重点地区，我到伊春工委工作时，已建起了8个森工局。
    建国初，除在原有基础上建起的有南岔、大丰、五道库、乌敏河局外，1953年，中央从荆江分洪的部队，拨出3个师参加林业建设，将其中1个师的部队改为林业3师，调松江省支援林区开发，1个团包建1个森工局，其中9团调牡丹江森管局，7、8团包建双子河、友好2个森工局，又抽出1部分兵力，建成上甘岭 (因抗美援朝上甘岭战斗胜利取名)、新青两个森工局。
    由于采伐任务的不断增加，1955年后，以五道库依东林场为基础，成立了依东林业局。
在荒无人迹的大森林开发建设，工作环境，生活条件是极其艰苦的，林业生产是季节性的，生产方式是多元化的。有水运、陆运、平车运，山上集材靠人抬马拉，冰雪滑道，上楞装车靠人抬，总之，生产手段是原始落后的。
    旧中国，没有自己的森林工业。日本是“拔大毛”掠夺式的采伐。建国初，学习苏联实行皆伐作业，工人称之为“剃光头”式的采伐。对此干部群众提出了疑问：是给我们子孙留下个荒山秃岭，大沙滩，还是青山绿水米粮川呢？它提示我们开发建设林区必须保护森林，留住青山常在。现在是新中国了，应该建设我们自己的森林工业，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林区。
    伊春是新开发地区，人员来自山南海北，四面八方，有部队的，地方的，还有新老职工等，工作经历和生活习惯各不相同，思想认识很不统一；当时在干群中还流传着“先企业后政府，大企业小政府，富企业穷政府”等不利于政企团结的说法。
    面对上述情况，我觉得首要的任务是：统一工委及党内的思想认识，明确林区建设的奋斗目标。经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认真学习并全面贯彻执行东北局和省委，关于成立伊春工委的决定，进一步增强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林区；把实现林业生产机械化，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才能减少盲目性，才有前进的动力。
    社会主义的新林区是什么样呢?没有现成的模式，谁也说不清楚，只能靠自己去摸索。
    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只从书本上懵懵懂懂地抽象了解，是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城乡工农差别，让人们过上幸福生活。但建设社会主义新林区，实现生产机械化的目标是明确的，认识是一致的，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在工委的领导下，党政群团结一致，搞五湖四海，不搞拉帮结伙。因为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很快在全广大职工中取得共识。

    （三）到伐木场去了解工人生产生活情况

    冬季，是木材生产的黄金季节。为了了解第一线工人生产和生活的实际情况，我背上行李，到乌敏河林业局一个伐木林场察看。
    林场主任叫刘文秀，是一个50来岁的老工人，老木把出身，有丰富的采伐经验，外号叫“刘大压角子”。我到林场后，把行李放到工棚子大通铺的一头，即同刘主任来到采伐场，看到工人在雪地上有坐着的，有跪着的，用弯把锯正伐树，随着“顺山倒”的喊声，震天的树倒声回荡在山谷中。
    然后，我向楞场走去。在路上，刘主任告诉我，现在伐木场正推广张子良局长提倡的3大经验：
    马永顺锉锯法 (他锉的锯快，使用轻巧)；掌握树倒方向 (操作程序叫“抽片、加楔、留弦转”)；降低伐根 (过去用大肚子锯伐树，两人站着伐树，树根留的很高，资源浪费很大)。
    走到楞场，工人们正在上楞。我们站在一旁观看，一位叫李升的上楞组正在上楞，他们共8个人、4副肩，正把1棵红松原木抬到楞垛上，接着，又要把楞场门口的一棵4米多长的榆木件子，抬到楞垛上。
    榆木是硬杂木，1立方米的重量，在1000一2百公斤左右，这棵件子的分量，估摸不下4、5千斤，当4副肩抬到楞口前放下时，李升回过头来，命令式的叫2个青年人把杠撤下去，2青年不解地问：“为啥呀?”
    李升答到：“我在前边听着你俩的脚步特别沉，怕上跳板闹出事来。”
    2青年虽有点不服，觉得组长的用意是好的，便服从地抽下扛来。原来8个人4副肩，现在变成6个人3副肩，很明显每个人身上的分量更重了。
    我问这是为什么? 刘主任说，这样反而更安全些，人多，如果有一个人失足，会造成全组人员的伤亡。
    李升领杠在前，旋即用粗壮的声音喊起了吆号，另外5个人应和着：

        瓦扛抬起来哟
        嘿哟
        往前走啊
        嘿哟
        上跳板哟
        嘿哟
        咱们哥6个呀
        嘿哟
        铁肩能担山呀
        嘿哟

    他们抬着的大榆树“件子”，显然是超负荷，随着吆号声6个人在跳板上每前进一步，那厚厚的跳板就颤动一下,他们咬着牙，瞪着眼，额头两侧血管突现，每个人的两腿都不住地颤抖，任何人看了都会惊心动魄。我在一旁一直悬着的心，直到他们把“件子”放到楞上才放下来。
    我深深地感到：这哪里是劳动，简直是卖命! 常年干这种抬大木头的劳动，每个人的脖子后面，都鼓起鸡蛋大小的肉疙瘩，针扎上都不出血，工人叫它“蘑菇头”。工人们给这种重活累活也编了个顺口溜：

        一根“蘑菇头”，整天压肩头，
        抬着大木头，蚂蚁啃骨头，
        此中多苦头，何日熬到头。

    面对此种情况，我暗下决心，一定要设法把工人从这种劳动中解放出来。
    晚上，我回到工人住的工棚子。这是一间只有几个小天窗，马架子式样的东西长的大筒子房，一半卧在地下，一半露在地上，房盖苫着红松树皮，只要能遮挡雨雪就行了。
    因为林业生产是季节性作业，伐木场又常搬迁，都不愿在基建上多投资。工棚子中，南北对面两条长条板铺，每条铺能睡2、30人。铺上面拉着1根长铁条，可以挂挂衣服、手巾、袜子、包脚布等。
    房1头是用1个大铁筒，中间挖1个大窟窿盘起的火炉子，上面放1把烧水喝的水壶。另1头，用1口大铁锅，翻扣着砌起的专为取暖的大炉子，锅完全烧红了，灼灼烤人。
    房中间放着长条大桌子，吃饭时放碗筷饭菜等，房梁上虽吊着几个大马灯，房中的光线仍然很暗淡。这时，在露天作业的工人都回来了。随即，大师傅把饭菜端放到长条桌上，掀开大盆盛的是高粱米饭，菜是冻白菜、冻萝卜条、黄豆汤 (工人称没有腿的大虾米) 。
    这样的饭菜，工人们吃得很香甜。我同工人们一起吃着饭，敬佩地赞扬中国林业工人真能吃苦耐劳，面对此种情况，心里很沉重，干这么重累的活，吃这样的伙食，深感有愧于他们。
    1955年6月，我到五道库森工局,看流送作业情况。
    这个局坐落在深山沟里，是水运作业。当时，采用水运作业的除五道库外，还有翠峦、大丰两个森工局。其中，五道库局的流送作业最大，该局距美溪火车站几十公里，既无小火车也无平车线，只靠水运流送到白林出河场，才能装运出去。
    水运，主要靠春季的桃花水，把一冬采伐的木材运出去。夏季，河水太大了，原木容易“逛花园”(流失木材) 不便操作控制。谷雨过后，河里的冰雪陆续融化了，流送工人开始检查河道、水闸保养情况，准备推河“放羊”(把原木推到河里流送叫”放羊”)。
    我同五道库局长李庆祥，到五道库河的2号水闸查看，只见2个看闸工人正站在没腰深的水里，加固着支撑水闸的石笼子。
    这时的天气，还很冷，人站在刚融化冰雪的空山水里，虽然穿着胶皮裤，也凉得钻心透骨，全身打哆嗦。
    见此情景，我赶快叫2个工人快上岸来烤烤火，休息休息再干，2位工人上岸后，急忙脱掉胶皮水裤，又脱光衣服，坐在火旁的1个土墩子上，一边烤着火，一边咽几口酒，同时用手不停地揉搓着身子。
    老工人对我说，这样前后身子烤得热乎乎的，把湿气就烤没了，不然容易坐病。他接着说，木材流送工作具有季节性、临时性和突击性，要赶在5、6月间“桃花水”之前，把“推河放羊”的一切准备工作做好，不然贻误时机会贻误1年。
    推河后，还得沿河跟着流送的“羊群”送到白林，出河上楞后，才算告一段落。流送途中，一旦出事故“插垛”，“拆垛”,搞不好有伤亡的危险。水运工人工资虽多一点，但季节性作业是很遭罪的，工人们挣这几个钱不容易啊! 工人们盼着能不能把水运改为陆运，把季节作业改为常年作业。
    可见，改变作业方式是工人们迫切要求，我当即建议庆祥同志，要很好重视工人意见，早一点做出决断。

    (三)改季节性手工作业为常年机械化流水作业

    在乌敏河局伐木场，和在五道库局水运作业时看到的情况，增强了我对改变季节性手工作业，为机械化长年作业的迫切感和使命感，实行机械化长年流水作业，虽是广大职工的迫切要求，但在资金短缺，设备不足的情况下，实行起来道路并不平坦，怎么办? 还得发动群众走自力更生的路。
    五道库局对改水运的森铁运输，在全局职工中进行了大讨论，获得全体职工热烈拥护。没有资金怎么办，是等、靠、要，还是自力更生挖潜力解决? 
    他们没有向国家伸手，而是积极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广开渠道积累资金。他们的办法是不贪大求全，有多少钱办多少事，1年改1点，先山上，后山下，先半机械化，后机械化，几年的工夫就实现了改水运为森铁陆运，把工人从人抬马拉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五道库局的经验，各森工局都根据自己的情况加以借鉴。
    1955年，从苏联进口了大批以烧桦木为原动力的克特12型集材拖拉机（以后哈尔滨松花江生产的集材拖拉机，源源不断地供应林区)，在林场投入使用后，常常“趴窝”(灭火不启动)，遇到故障又不能及时排除，效率不高，较马套子集材成本反而提高了。
    于是，有的领导说拖拉机这种玩意，咱们玩不转，不如马套子稳妥，要取消拖拉机，恢复马套子。
    面对情况，工委、管理局的领导毫不动摇，及时纠正这种错误看法。强调要改变森工生产的落后局面，必须走机械化生产之路，这是大方向，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当时，我们分析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有：
    一是，工人队伍和一些基层干部不适应。
    现有的林业工人队伍，是3部分人组成：林区老工人、土改后参加林区建设的农民、转业不久的解放军战士。他们多数文化程度不高，对机械化是陌生的；
    二是，机械配件不足，维修力量缺乏。
    针对上述情况，工委同管理局领导一致认为，必须加强对基层干部和工人技术的培训，提高技术素质。立即在伊春成立培训技术学校，各森工局成立拖拉机培训班。同时，积极总结双子河局机械化试点经验，加以推广。
    另外，请东北行政委员会森工部，从沈阳抽调一部分有经验的机械维修、制造的工人，充实加强伊春大修厂，使它具备维修拖拉机，制造部分零部件等能力。
    经过以上一系列的工作和艰苦的努力，各局的领导和广大职工对生产机械化的认识有所提高，逐步积极推行拖拉机集材、装车，电、油锯伐树造材。双子河森工局，开始试行汽车运原条。
    到1957年，伊春全林区伐木、集材、装车、运输等，基本实现了机械长年流水作业。至此，标志着林业工人，已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林业生产从季节性转向长年流水作业，这是1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大变革，是1次历史性飞跃。
    人类发展的历中，就是不断改变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林业生产机械化的深远意义，还在于它拉动整个林区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变化。伴随机械化常年流水作业的发展，也带来前进中一系列新的问题，必须建立起1支稳定的产业化职工队伍。
    队伍稳定了，家属孩子也来了，就必须在伐木场，建宿舍、学校、小卖店等为职工家属服务的1切设施。这虽增加企业管理的工作内容，和必要的成本，但对于职工队伍的稳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林区，却是完全必要的。

    (六)中共伊春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列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李雪峰视察伊春林区

    1957年9月13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将中共伊春林委改为伊春市委。
    伊春市委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于1958年1月22日，在伊春市召开，2月1日闭幕。会议正式代表351名，候补代表13名。
    我代表市委作了题为《争取整风运动在各条战线上取得全胜，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新跃进而斗争》的报告，李文太代表市委，作了题为《开发小兴安岭宝库，建设繁荣、幸福的伊春——1958到1967年农业发展纲要的具体规划》,大会同意上述报告，并做出了决议。
    随着1958年春天的到来，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呈现出一派安定繁荣景象，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希望建设社会主义的步子迈得大一些，经济发展快一些。
    在大好形势下，5月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举行，我同庆华厂党委书记马彪，作为黑龙江的列席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
    毛主席先后在会议上作了四次讲话，主要讲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会议开得很活跃，不少代表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就大办食堂的好处作了发言。团中央书记荣高棠，大谈发展体育运动的好处。
    会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决议。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第二次修正草案),增选了25名中央候补委员。
    列席这次会议，使我最难忘的1件事，就是周恩来总理对我的问话。大会中间休息时，人们都到怀仁堂后面院子里的草坪上，散步休息，草坪上放着许多藤制的桌椅，桌上放着茶水糕点。
    我同马彪，坐在一张小圆桌旁喝茶唠嗑，没注意周总理忽然走到我们身旁。我们马上站起来，向总理致意。
    “你们是哪个省的?”
    我们回答：“是黑龙江省的。”总理说：“那是个好地方呀。”总理见我们有点拘谨，摆摆手让我们坐下后，又走向别的桌去了。虽然短短的一句问话，他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形象永远留在我心中。
    毛主席把总路线的灵魂，归结为高速度。后来的实践表明，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总路线，虽然反映了全国人民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早日把我国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愿望。但这种急于求成，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否定国家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有盲目追求速度的一面，也为后来的“大跃进”奠定了路线上，组织上的前提。
    为了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总路线，伊春市各地区，各角落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普遍热烈地召开了庆祝大会，组织了几万人声势浩大的游行活动。可见当时广大人民群众，对总路线的拥护是真诚的。
    八大二次会议闭幕2个多月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于7月7日就来伊春林区视察。6日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审阅文件，突然接到省委林业部副部长彭诚电话，说明天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同志要到伊春林区视察，请做点准备。
    接到这个电话后很高兴。我记得早在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头一年，朱德副主席就到伊春带岭，进行过视察。现在，雪峰书记又来视察，说明中央领导很关怀重视林区建设。同时，考虑有这样的好机会要向雪峰同志汇报什么呢? 
    第二天，由哈尔滨开往伊春的火车，刚到站停下来，我同几位常委就跑到车上去迎接，雪峰同志从他的卧铺车厢里走出来，笑容满面地同我们一一握手。下车后，雪峰同志在站台环顾四周，山城坐落在青山环抱中，汤旺河像一条轻柔的飘带，从城边流过，在太阳的辉映下，显得格外富有诗意。
    雪峰书记对着我说：“你们这里很好，空气新鲜，凉爽。”
    我说，这里夏季多雨，是避暑的好地方哩! 到招待所稍事休息后，常委几位同志便陪同李书记，到林管局的庭院里，观察几畦试验苗床，和种植的一部分樟子松的生长情况。看到杨树插条时，他便问：“这是干什么?”
    我说：“关内可以常年栽树，这里只有春秋两季。”
    “为什么?”李雪峰同志问。
    我回答说：“因为季节的关系，在其他时间种树不能木质化，因而活不了，不过我们正在试验常年栽树。”
    李书记赞许道：“很好，你们应该试验。”
    第二天，早晨7点钟，我同彭诚陪同雪峰同志，坐上伊春林业局的内燃机车，跨越汤旺河的大桥，向503林场驰去。机车在2小时的行驶中，穿越1片百花盛开的草原，掠过条条淙淙的小溪，路边不远的地方1群青年正在开荒准备种菜。
    目睹这引人入胜的景色和肥沃的土地，引起了雪峰同志的兴趣：“你们这里条件很好，不要光搞林业，搞点农业是对的，有菜有粮人们就愿意在林区定居下来，生产多样一点，也可以丰富人们的思路。”
    到503林场后，在伊春林业局党委书记朗青山、副局长张文焕和林场支部书记引导下，先看了工人们学习柴河林业局经验，以拖拉机为动力，600多米长的架空索道，不仅能运原木，而且可以把几十米长的原木，从山顶上飞越下来。张副局长介绍，10多天试运原条的结果是良好的，每天5个人工作，可装运6、70米的原木，采用这样的集材方法，较拖拉机集材对于水土保持，保护细幼树，有很大优越性。
    雪峰同志很称赞工人的高度智慧，和征服自然的气魄。接着，雪峰同志走进一片红松原始森林察看，边走边问，那是什么树，或指着一棵直径4、50厘米的大树问：“这样粗的大树要长多少年？”
    我告诉他，这样粗的大树都在200百年以上。
    雪峰同志从林场走回办公室的路上，又看了动力装车场，简易“废材”加工利用，和用桦树皮、松树根熬糖，熬松香的试验。所谓“废材”利用，就是在现场安装1个原锯，把过去大量丢弃或烧掉的梢头，枝丫，加工出平均价格60余元1立方米的小规格材。雪峰同志对木材综合利用表示鼓励。
    雪峰书记从林场回到伊春，已是午后3点多钟了。
    吃饭后，稍事休息，即听取我们的汇报。我和张西萍副局长，分别汇报了学习“两参一改”，对职工宣传教育和生活福利等情况，以及取得的效果，干群关系改善了，工人的主人翁思想增强了。雪峰同志边听，边问，边记。
    “你们这‘三化五同’内容是什么?”
    我回答：“是指林业生产机械化，林木速生丰产化，林产利用综合化；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参与管理。”
    “你们是否研究过，怎么样把干部参加劳动经常化，把工人参加小组日常管理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结合起来，你们对问题要向深里想，向细里想。”
    “我说一说全国的情况吧。”听了我们的汇报后，雪峰同志作了亲切的谈话，他说了国家“二五”宏伟的建设蓝图，鼓励我们努力工作，把小兴安岭开发建设得更美好。时间已近午夜，火车要开了，还谆谆地鼓励教导我们。
    8日的黎明，雪峰书记乘坐的公务车，停在带岭车站上，他要特意看一看，带岭林业试验学校的苗圃与人工林的情况。在该校校长张子良的陪同下，坐小火车到现场观察。
    在森铁4公里处下车，四周的山坡上、平地上，长满了大片旺盛的落叶松人工林，大的已长到胸径20厘米以上。雪峰书记走进一大片人工林，边看边问人工林生长情况。
    带岭的同志说，几年来，已在近5公顷的荒草地、山坡上，和采伐迹地上，栽培起了各种类型的人工林，都长得很茂盛。在同样条件下，人工林落叶松较之天然林落叶松，长得快83倍。
    雪峰书记听了很称赞，然后又看了苗圃，在苗圃里看到一排用0.5厘米左右的细木条，钉起宽窄不同的1米多宽，3米多长扣到一畦松树苗子的笼子时，雪峰书记感到有些奇怪，问这是为什么? 毕德玉副校长在一旁说，这是林业研究所的同志在试验，观察小松树在阳光裸露和不同的阴闭度下，生长有何不同? 这是为了验证1位林业专家和我们争论的是天然更新好，还是人工更新好的问题。
    雪峰书记说，你们的人工林还要积极地搞，林学家的试验也是应该重视的，有些问题可以求同存异，让实践来做结论。
    雪峰同志来伊春短短两天的视察中，他那诚恳、谦逊、和蔼的态度，求实的作风，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八）自力更生筑起全国第一条共青团铁路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发展，所需木材也不断增加，国家给伊春下达的木材生产任务，也不断增加，“二五”计划要求生产6百多万立方米木材，累计前些年的采伐量，已经造成小兴安岭南部地区，老局过量采伐，打破了统筹安排，合理布局，均衡生产的合理规划。
    继续在新青以南的老局，增加生产，势必缩短这些林业局的生产年限，甚至造成森林危机。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扩大采伐面积，向北部密林深处延伸。新建的东风林业局，即将开始生产，但是木材运输是最大的难题。特别是铁路运输，新青至东风林业局，23公里这段铁路建设滞后，严重影响生产建设的发展。
    为了修筑这段铁路，我同林业管理局的同志，多次去省、国家林业部铁路局等有关部门，要求安排投资，早日修建，答复都是一样的。目前，国家资金很困难，只能缓建。怎么办？是停止新局建设，等铁路上马；还是自力更生，自建铁路? 权衡利弊，还是不等不靠，千方百计上铁路建设为上策。
    我反复考虑，没有投资怎么办，忽然想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修铁路的故事，思路豁然开朗。苏联国内战争期间，在国家资金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靠苏联广大青年的义务劳动，修筑了一条铁路，后来叫共青团铁路，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力更生，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修一条共青团铁路呢? 
    我把这一浪漫想法，先和市委副书记李文太同志进行了商议，他完全同意；然后提到常委会讨论，大家一致赞成和支持。
    我起草了一份正式报告，与具体实施方案，代表市委向省委汇报了修筑共青团铁路的具体建议，以及此项重大举措的设想，我估计在全国大跃进的气氛下容易通过。不出所料，国家林业部、铁道部门的专家反复推敲和论证都认为可行。
    省委为支持这一重大壮举，同意依靠省内广大农村青年，和共青团员，来修筑这条从新青至东风 (乌依岭) 长约23公里的铁路。筑路的青年民工不挣工资，由所在县计劳动工分。1958年8月20日，省委发出了《关于组建共青团铁路建筑队的通知》。
    事情就这样确定下来了，由伊春市委、共青团省委和哈尔滨铁路管理局组成筑路指挥部，我任总指挥，团省委、哈尔滨铁路管理局等部门领导任副总指挥。决定由团省委负责组织青年劳动队，铁路局负责工程技术，伊春市委负责食宿和物资供应。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政治部处理日常事务。
    1958年9月1日，这支特殊的筑路队伍，冒着霏霏细雨，时阴，时晴的天气，开始陆续进入伊春林区。队伍由松花江、绥化、嫩江3个专区、21个县的青年农民组成，年龄最大的也不过25岁，共计7000人。筑路队按班、排、连、营部队建制编成，每县编一个连，每个专区为一个营，以连为单位分段施工。为保护队员安全，每连带5、6支枪，以防虎、熊袭击。
筑路指挥部，设在新青林业局。
    施工前，我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动员会，说明修筑这条铁路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重要意义，感谢各地对国家开发林区建设的支援。大家是从3个专区31个县为修路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的，希望大家要顾全大局，拧成一股绳，要比干劲，赛风格，讲友谊。要学习发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艰苦奋斗，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精神，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新的业绩。
    随后，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很快，筑路施工全面展开。在密林深处，汤旺河畔，绵延20多公里，支起一座座帐篷，7千大军在密林深处安营扎寨。
    隆隆的工地炮声，掀起了劈山筑路的战斗。满山红旗招展，人声沸腾，热火朝天，在共青团员的带动下，筑路战士迎有秋日的凉风，冒着霏霏的细雨，用尖镐，铁锹，柳条筐取士，用背拉，杠抬等劳作，脚磨肿了，肩磨破了，手掌磨出血泡老茧，不喊一声疼，不叫一声累。我深深的为这一代青年顽强拼搏，勇于献身的精神所感动，写了一首《共青团员筑路之歌》献给他们：

        勇猛向前，
        我们是光荣的共青团员。
        为了响应党的召唤，
        向山河进军，
        向地球开战，
        热肤挥汗洒林海，
        誓把铁路修到黑龙江边......

    这首词登在指挥办的《战地快报》上，由林业文工团方杰谱曲，很快成为筑路大军的战歌，它像进军的号角，激励着筑路战士奋勇向前。
    秋季施工，虽受凉风秋雨之苦，挖坑取土却比较容易，到了冰封雪飘的冬季，施工就困难了。河水封冻，满地盖着厚厚的积雪，温度常常降到零下30度以下，地冻得像钢铁那样整便，刨下去震得两臂发麻，仅能刨出牙印样的痕迹。
    为了修桥打桩，挖坑取土，第2天作业的地方，当天晚上就得把积雪扫开，有人看着，堆上柴火烧一夜，把冻土化开才能施工。
    有的人手冻僵了，脚冻木了，吃的是大饼子，高粱米，王米𥻗子和用大酱煮的冻土豆，白菜，干菜，咸菜疙瘩等。
    在这样的艰苦环境里，仍然按期完成施工任务，可以说是个奇迹。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筑路大军年轻小伙子们，仍然活泼乐观，苦中寻乐。在河面冰上，修篮球场和滑冰场，进行比赛，打尜，打雪仗，滚雪球是经常的娱乐活动。这是多么可爱的一群人啊! 
    很显然，这样一个不畏艰难困苦，乐观向上的群体，有什么困难险阻，能挡住他们前进的步伐呢?伊春文工团、哈铁文工团，常到筑路现场慰问演出。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摄制了名为《深山密林一条路》的纪录片，在工地巡回放映，丰富了文娱生活，鼓舞了战斗意志。
    我到连队检查工作，常碰到卫生所处理不了，又不能及时送伊春医院救治的病号。为了能及时接送伤病员，又能方便早晚来往于市委和指挥部之间，不耽误工作，我写了封信，派人去长春第一汽车厂，找饶宾厂长，请他支援两台汽车引擎，装了一台“摩托嘎”，快速来往于“伊春-新铁”两地之间，既解决了病号及时送医院救冶的问题，又使市委的工作不受影响。
    有一天下午，我到一连 (明水县) 去参加劳动，了解情况，我帮一位小青年抬土。收工吃晚饭时，听到他们七嘴八舌，讲黑瞎子大闹食堂的事。昨晚，大家刚睡下不久，“嘭嘭”两声枪响，把大家惊醒了。值班员兼烧炉工，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找连长报告：“不好啦，一个黑东西跑进食堂，‘霹雳’，‘啪啦’地大闹哩。“
    大家跟着连长起来，提着马灯一看，是一只大黑瞎子，于是又放枪，又敲脸盆，才把它吓跑了。
    晚上，我就住在这个连的帐篷里，随便唠嗑中发现，这个连的副连长、团支部书记王国俊，很会做大作。每天5点半收工洗脸，吃饭，休息一会儿后，他就把大家组织起来，讲讲当天工作情况，和布置第2天工作后，先安排不识字的青年学文化，认字扫盲。
    然后，读读报，让大家了解国家大事，或讲讲故事，常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勇于战胜困难的献身精神，或讲“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抗联的艰苦奋斗，不怕牺牲，抗击日寇的爱国主义精神。
    这个连队劳动热情高，纪律观念强，团结互助好。我在这个连队，召开了连以上干部参加的现场会，倡导学习一连的经验。会议决定，每星期，用4个晚上学文化，学技术。1个晚上学政治，讲故事，读报了解国家大事。
    从此，全部筑路连队，每晚睡觉前，用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学习，以保尔·柯察金为榜样，做好筑路工作的活动，在全队展开，成为一股有力的鼓舞力量。
    当山坡上”达子香“绽放时，和煦的春风，已经吹进小兴安岭。随着1959年，春天的到来，筑路工程也接近尾声了，就地取材修筑的路基，桥梁，涵洞，枕木经检查完全合格，很可贵的是，一些大的桥梁，涵洞，是农村来的土木匠施工完成的，充分展示了农民的聪明才智。
    1959年5月15日，举行了隆重的通车典礼。
    各连来参加典礼的有千人，沿途的队员站在路两边，等待火车开过来，像迎娶新娘那样兴奋，不时趴到路轨上，静静听火车过来没有，队员们自己亲手建成的路通车了，怎么能欢欣鼓舞呢? 
    目睹此情此景，实在令人感动。我和团省委邵副书记(副总指挥)、哈铁管理局的李副书记 (副总指挥) ，站在火车头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这条23公里铁路的建成通车，是在党的领导下，执行党的总路线，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胜利。毫不夸张地说，是7000名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各级领导干部，用汗水和鲜血筑成的。
    我们不会忘记，在筑路中，献出年轻生命的两位青年。我们自豪地感到，新中国第1条共青团铁路，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共青团员和青年的手上建成的。他们在中国的历史上，写下了新的1页，他们在为小兴安岭的建设上，树立了1座永放光芒的丰碑。

    （十）接待刘少奇主席来伊春视察

    2061年春，由于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已在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加上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走专家，加重了经济建设的困难。
    这种情况，伊春也不例外，最明显的表现是物价上涨，供应减少，人民生活水平普遍下降。为了克服1959年，到1961年，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党中央于1961年1月14日至1月18日，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1961年7月20日，正是国家经济发展处于3年困难时期，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来伊春林区视察。
    7月20日上午，我就到带岭试验局，准备迎接少奇同志。
    7月20日晚7点多，一列专车徐徐地开进带岭火车站，在贮木厂的专用线上刚刚停下，少奇同志就要我们到车上谈话，我暗想老人家长途颠簸，怎么也不休息一下。
    我和带岭试验局党委书记张子良同志，怀着高兴且有点紧张的心情，走进少奇同志专车上的办公室。少奇同志穿着一身褪色的灰蓝色布制服，和我们—一握手。在座的还有林业部副部长张昭，和我省省长李范五。少奇同志说：“我来带岭是想看看森林，看看你们的人工林怎么样?”
    张子良同志汇报说：“带岭从1951年开始造林9480公顷，人工促进更新2700公顷，天然更新4900公顷。”
    少奇同志问：“每公顷种多少棵树?”
    子良说：“5000到6000棵较好。
    少奇说：“你们要搞一部分观察林，看一看是人工更新好，还是天然更新好。”
    经过一番亲切的谈话，我们开始那点紧张的心情完全放松了。接着少奇问：“带岭有多少工人?”
    张子良说：“3421人。”
    少奇又问：“国家开支的有多少人，企业开支的有多少人，有没有集体开支的?”
    这些，我和张子良都说不清楚。他看到我们有点为难就不问了，笑着说：“看来你们账算得不清啊，是不是一笔糊涂账啊?”
    少奇虽未作正面批评，却给我很大触动，我没想到少奇同志会问得这么仔细。少奇还询问了工资问题，经济核算问题，生产任务等问题，以及许多问题的细节。不知不觉谈话已进行了3个多小时，时针已经指向午夜零点了，当我们离开少奇同志的车厢时，新的1天已经开始了。
    7月中旬，伊春林区降雨量超过往年同期很多。7月20日，白天降雨25.6毫米，后半夜，又下了一场阵雨，21日阴云密布，细雨不断。我向少奇的卫士长李树槐同志建议，原定去凉水林场，今天是不是不去，等天晴道路风干一下再去，他请示少奇，答复要去，原定计划不变。
    中午时分，我们陪同少奇同志，乘森林小火车出发，少奇坐在徐徐前进的小火车里，仔细观察一片片的落叶松人工林，不断问落叶松的栽植生长情况。
    小火车到站，距要去视察的山头，还有2里多路，坡陡地滑，又没有路，同志们劝他是否在下面看，不要再爬山了，少奇同志微笑了一下，就踩着1条小毛道，登上了矗立着瞭望塔的山顶。
    纵览起伏的群山，和一片片采伐迹地的景象，显得十分高兴，尽管有阵雨不断袭来，也没打扰他的兴致。一会儿，指着一片采伐迹地，问是哪一年采这儿的。一会问，迹地上母树为什么倒了那么多？他走到人工栽培的小落叶松和红松跟前，抚摸着棵棵小树，问是哪一年栽的？多少年能长成大树？
    少奇同志关注林业发展的热情，感染了周围的人，大家都忘记了阵雨带来的凉意，从凉水林场返回带岭镇的路上，少奇又下车，看了植物园各种树木生长的情况。
    7月22日，天气时阴时晴，不时落着阵雨。12时半，小火车按着预定计划，载着少奇同志去寒月林场视察。少奇穿着一件普通雨衣，踏着泥泞的道路，一直走到采伐现场，考察木材生产的全过程。
    他首先看了劳动模范，林区第一位油锯手孟兆贵伐木作业。
    油锯“嗒嗒”，木屑飞扬，少奇同志站在一棵红松旁，详细问怎么才能掌握树倒方向。 当我介绍孟兆贵，应用“抽片，加楔，留弦轮。”的伐木方法时，少奇很赞赏他的技术，并同他进行亲切交谈。
    接着，又看了拖拉机集材，小火车运原条。还在现场，同林场的干部进行了交谈，询问了木材择伐和皆伐的过程。在去装车场的路上看到一节旧的链轨板，他要我们捡回来，不要把国家的财产浪费掉。少奇同志在寒月林场考察，总是对问题，从根到梢地观察询问，了解问题的始末。
    少奇从寒月林场回到车上，吃过晚饭，已经9点多钟了，他通知带岭试验局的书记、局长和财务科副科长，凉水、寒月、北列林场、机修厂的书记、主任、劳动模范，以及区委书记妇联主任等，20多人到他的车上座谈。
    王光美同志首先向大家介绍了少奇同志，介绍了在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同志座谈后，试验局副局长关士财、区委书记车庆文，分别作了简单汇报后开始座谈。开始大家有点拘谨，越谈气氛越缓和，已交叉说话，笑语连声了。
    少奇同志询问职工生活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有的说住房紧张，生活差一些。有的说，现在买什么都要票，在林场工作费衣服，费鞋，感到买衣服，买鞋有点困难。也有的反映，林业工人在林子里干活，露天作业又潮湿，又挨累，晚上收工后想喝点酒，暖暖身子，也买不到。少奇听了大家的发言后说：“林业工人是不是住的分散点，没有房子住可以自己盖，互相帮助，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就会盖得快一些，也可以自建公助，盖到什么地方应有规划。”
    他又说：“对工人穿衣穿鞋的困难，应该解决嘛!”后来，少奇同志离开林区不久，就给山上的工人，每人发来一双胶鞋，15尺布，一套秋衣，还有烧酒。当时，国家经济十分困难，党和国家对林业工人是关心照顾的。
    7月23日，少奇同志原定去林区腹地，五营地区进行考察。他善于充分利用时间，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研究问题。
    列车刚从带岭车站启动，利用到南岔这段行车间，还邀请带岭试验局的党委书记、区委书记等11位同志，到他的车上继续座谈。当我们走进他的车厢时，他从卧铺车里走出来，一边吃饭，一边和大家唠起来。饭后，他对实验局的同志说：“你们的劳动力是不是多了点？使用是否合理？比如，看拖拉机库的是否需要？”
    接着少奇说：“家庭副业以什么为主，带领一万多家属干什么，会打猎可以打猎，会打铁可以打铁，会做木工的可以做木工，做的东西可以自己用，还可以到市场上出售。”这在当时到处反对单干，割资本主义尾巴，“左”的思想比较严重的情况下，讲这些话是很大的思想解放。
    他指出，要特别注意把山特产品采下来，可以榨油，做猪、鸡饲料等，实际上是帮助职工克服渡过困难的办法。
    少奇同志提出10多个问题，要大家考虑。其中，又着重谈了林业更新采伐问题。他说造林不要追求数字，要强调质量，林场要清理好，秋天要整好地，为第2年更新创造条件。更新，要因地制宜，有的林区靠人工，有的地区靠天然，天然更新也算更新嘛，树种可以多搞一些，种好一点。
    他指着路边的村屯说：“你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吧，人多了就有两个问题，一是可砍光树；一是可以把树种起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所有制的关系问题，把责任交给他们就不砍了。”
    谈到采伐问题时说：“小木头如何搞法，如何集材，你们想点办法，总的任务不降低，大木头可以少一点，小木头可以多一点，你们讨论后，再充分动员工人讨论，定出办法，经试行再定案。”
    列车要进南岔站了，带岭的同志们就要下车了，少奇同志热情充满希望地说：“今天谈的是启发你们想想问题，把一个个问题找出办法解决。同志们再见。”
    列车开出南岔站后，就邀请有关人员听我的汇报，沿途边听边谈。我把伊春林区的实业图铺到地上，把事前准备的各种指标规划的图表摆开，既形象又具体，一且了然，因此我只扼要地说了不多的话，就汇报完了，少奇说这样汇报很简明扼要。
    少奇同志到五营后，在党委书记孔继礼的陪同下，到现场看集材，装车，运输的全过程。
    7月25日，由五营返回伊春时。列车刚开出车站，少奇就邀请我们一行人，到他的车厢里就木材调拨价，工资定额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王光美同志拿着一本木材价格表，她念一项少奇同志问一项，为什么这样定，根据是什么，大家都说不清，少奇同志笑说，你们应该算算账，你们当部长的讲不清价格问题，是不是有点官僚主义。
    我认为普遍的现象是价格问题。有两个价格，一是收购价格，一是销售价格，收购价格和工资联系，按成本加利润定收购价，大木头低一点，小木头高一点，木材销售价格按使用价值，木材等级定，现在按生产价格来定，恐怕不合理。
    要解决集材中，拉大不拉小的问题。价格要有利于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把大小木头都拿下来。现在把收购价与消费价，混同起来了，大木头是老祖宗几百年积累。这里，还有个合理的工资问题，现在劳动生产率都提高了，工人却达不到定额，没有积极性。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需要嘛，要把行政办法和工资问题结合起来，再加上合理的价格，生产关系就适应。我听后，觉得少奇同志是以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说明当时林业生产中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7月25日，少奇由五营返回伊春后，下车视察了伊乐木材加工厂、木材综合利用的情况和产品。派光美同志，察看了刚开放的“自由市场”情况。到我家揭开锅盖，看看吃的什么饭，掀开炕席看看睡的什么炕，不断赞扬这是一位朴素市委书记的家。
    晚上，少奇同志在列车上，接见了伊春市委、市政府、林业管理局和各林业局的负责同志。开始，少奇同志问了每个人的名字。然后，根据6天来视察的情况，就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工资和木材价格，林业局的体制，木材运输，加强思想政治工作6个问题，深入浅出地作了讲话。
    散会后，我拿着笔墨，走到他的车厢里，请他题词留念。少奇想了想，挥笔写下“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需要”。
    少奇同志要离开伊春了，我把栽到木盆里的两棵小松树，送到他的车上，以表示我们的心愿：一是，保证青山常在；一是，祝他像青松那样健康长寿。
    少奇同志回北京不久，就派《红旗》杂志编辑吴江同志，来伊春对林业生产建设作了全面调查。
    我全程陪同少奇同志视察中，通过实地调查，他深深感到林业采育比例失调，育林跟不上采伐的严重性。他在视察中反复强调，林业工作者，一定要想到子孙后代，想到将来，想到共产主义明天，要后继有人，还要后继有林，给后代留下森林财富。
    我陪同少奇同志视察的6天时间里。从他的言行中，看到一位国家领导人，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身上，所具有的最值得敬佩的品质和对人民无限忠诚的情操。
    少奇同志离开伊春后不久，7月下旬以来，阴雨连绵，到7月29日，实际降雨量已达到3427厘米，超过去年同期19.5%。 因此，汤旺河、乌马河河水，早已超过警戒水位，并出现了两次洪峰，雨还在不停地下。
    到8月7日，突然暴发了前所未有的大洪水，奔腾咆哮，势如破竹。煞时，伊春城区大部分都淹没在洪水中，火车站2楼已进水。
    市委立即紧急动员机关干部，投入抗洪救灾之中。
    我同公安局的几位警察，撑着木排，到水深处接躲在房顶上的老人和孩子，把广大群众，都转移到高处和山坡上，组织粮食部门和机关食堂，为转移到山坡上和高处的群众，提供食品。
    因为是山洪暴发，水来得快，去得也快，破坏性也大。这次水灾，造成的损失巨大，其中有50人遇难，39人下落不明。3天后，洪峰就过去了，水面开始下落。
    由于我坐镇指挥抗洪救灾，3天3夜也没回家。这次洪水的情况，及其造成的损失，我给少奇同志的信中作了概略说明，现把这封信抄录下来。

    范五同志请转少奇同志：
    按照您的指示，这份报告本应早就送上，奈因，我市于8月7日，遭受特大洪水的突然袭击，市委集中力量忙于防汛救灾工作，故拖延了报告的时间。
    这次水灾是我市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汤旺河流域800余里沿岸的所有城镇，无一幸免。被淹者近两万户，其中有4800户无家可归；铁路运材线路，桥梁涵洞被毁受阻，通讯联络中断，厂房倒塌，生产设备、粮食、日用百货仓库被冲泡冲走，农田被淹，马、牛、猪、鸡大量灌死，生产力遭受甚为严重的破坏，损失之巨，以亿难计。大部分企业短时间难于恢复正常生产。8月10日以来，水位逐渐下降，目前我们正在省、地委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全市人民开展生产救灾工作。所以出现这次特大洪水，是否和采伐过于集中，影响水土保持有关，我们正在探讨研究，俟有结果当即上报。
    您在伊春视察工作期间，提出的关于当前和今后林业生产建设上的一些根本问题，特别是关于“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需要”的指示，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后，一致反映，您来伊春视察工作，具体说明了党和国家对林业生产建设的关怀和重视，对我们鼓舞很大。您提出的许多问题，是我们过去没有想到和不敢想的，觉得新鲜、深刻，启发很大。遵照指示精神，我们还派工作组去伊东林业局长青、新生等三个林场进行了实地考察。但由于时间所限，调查研究不够，对您提出的若干题目，一时还难于提出具体报告，现仅就在既往工作中所感到的几个问题和看法报告附后，不当之处，请指示。
        谨致
    敬礼

                                                 王 钊
                                           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五日

    (十一)参加七千人大会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中央局，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地委、县委，重要的工矿企业，以及人民解放军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共7千余人，故又称为7千人大会。
    伊春市委第一书记王钊，市长来裕民，翠峦林业局党委书记何守仁，上甘岭林业局党委书记张学文，大丰林业局党委书记马德林，南岔林业局党委书记唐忠德，双子河林业局党委副书记、局长郭振远等7人，参加此次大会。
    会议主要为了总结建国12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工作经验，统一全党的认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以迅速扭转国民经济困难的局面。
    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做书面报告。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第一阶段，着重对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草案)提出修改意见。联系实际，检查工作，总结经验教训，分组讨论书面报告，畅所欲言。
    讨论中，提出了1个问题，造成3年经济困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两者何为重。多数人认为3分天灾，7分人祸。
    中央领导周、邓、朱、陈等发言，都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总结经验，接受教训。唯独林彪，对经济困难不以为然，却以哗众取宠地高调大谈“学费论”，说造成的经济困难，是工作中付出的学费。当时，林彪的“学费论”，一时曾受到一些与会人员的赞许。
    会议的第2阶段，毛泽东作重要讲话，他系统阐述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并作了自我批评，强调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他还风趣地说，会议开得很好，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代表们热烈讨论了毛泽东的讲话，并认真严肃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进一步统一了认识，提高了思想，加强了团结。
    会议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进一步统一了全党认识。会议分析了我们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经验不够的原因外，根本的原因是少数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在进一步动员全党，抓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问题上，会议统一了对当前经济形势的认识，明确了1962年，是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最关紧要的1年，对这1年的工作，做了全面具体的部署。
    7千人大会开得很好。虽然未能彻底克服党内存在的“左”的指导思想，但是对于纠正“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动员全党贯彻执行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是一个重要的转折。
    3月18日至20日，中共伊春市委召开贯彻中央工作会议 (即7千人大会 ) 精神的传达报告会，市直的部、局、处、院长，和林业局厂、矿、公社党委书记等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共166人参加了会议。我介绍了会议经过和总的情况之后，传达了刘少奇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两个报告，邓小平同志讲话和会议决议。
    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市委3月21日至29日，举行了二届九次委员(扩大)会议。与会人员本着充分发扬民主，上下通气的精神，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对全市过去的工作，特别是1958年以来的工作，做初步检查。我代表市委，对几年来的工作中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主动地承担了责任。
    会议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检讨了工作中的错误。
    主要表现：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遭到了破坏，犯了比较严重的分散主义错误。在贯彻执行政策上，存在左右摇摆的现象。在作风上，主观片面，存在瞎指挥，乱干涉，浮夸不实的现象。
    4月24日至25日，市委组织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二批文件——毛泽东、林彪的讲话。全市应出席17级以上党员干部286名，实际出席224名。这次会议侧重讨论了党的民主集中制问题。
    市委根据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及有关条例，认真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全市国营企业贯彻执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的工作》，进入到深入解决企业重大问题的阶段。
    到7月份，停了11个企业，缩小了7个企业生产规模，转变了3个企业生产方向，精简了2622名职工;全面进行了清库核资，清点了60个仓库，达到了账、钱、物三清，为系统地改进和提高企业管理水平打下了基础。
    5月10日，市委作了《关于恢复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的作定》。为了发挥小商贩经营的积极性，必须进一步做好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的恢复工作，把并人国营商业的小商小贩退出去，组织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在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领导下，从事商业活动。当时，这些措施，结合“自由市场”的开放，对于搞活市场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当时市场的主要问题是，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差距很大，吃、穿、烧、用都感不足，预计全年市场供求差距，由去年18.1%增大到27.1%的情况，为稳定市场，安排好人民经济生活，市委提出了8条措施：
    (1)进一步搞好清仓查库，变“死”商品为“活”商品；
    (2)认真贯彻收购政策，加强农副产品和地方工业产品的收购；
    (3)加强高价商品经营；
    (4)扩大非商品回笼；
    (5)加强市外商品采购；
    (6)坚决反对商品“走后门”;
    (7)整顿市场秩序，稳定物价；
    (8)加强资金管理。
    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减少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工作，这项工作从5月份开始，到10月份，半年多时间内，全市已减少城镇人口62000多人。其中，精简职工34000多人，这是调整整顿的一大成绩。
    通过这些措施，对于减轻城镇供应的负担，稳定物价，改善供应，克服3年困难，改善人民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十二)伊春第三次党代大会召开

    1962年11月16日至11月21日，中共伊春市委第3次党员代表大会在伊春举行。这次大会共选出代表400名，出席大会的代表367名，后补代表33名，列席大会73名，共478名。
    大会确定的基本任务是：
    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在省委、地委的正确领导下，积极响应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号召，认真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
    本着增产节约、“精兵简政”、稳定市场、改善供应的精神，继续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大力组织和发展生产，并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改善职工和人民群众生活。
    继续开展以先进生产者、先进班组、先进林场，为主要形式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充分发挥全市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以林业生产建设为中心的各项社会主义建设计划，为争取国民经济发展，为逐步地把伊春建设成一个模范林区而奋斗。
    为了落实少奇同志，视察伊春林区时提出的要“后继有人，还要后继有林”的指示，克服采育脱节，育林质量不高，跟不上采伐的矛盾，总结推广了乌敏河林业局“采育兼顾法”的经验 (即采大留小，采伐时留下幼苗，集材保护幼苗，采一号清一号，为天然与人工更新创造条件)。
    翠峦林业局“7定5包1奖”(7定：定人员、定地段、定苗穴、定成活率、定工资、定工具、定年限；5包：包清林、包整地、包造林、包抚育、包成林；奖：在“7定5包”都达到规定的指标后，由林业局给一定的奖金和奖励) 的育林经验。
    由于“7定5包”和工资奖金挂勾，把造林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定包前平均造林成活率58%，定包后提高到90%以上。
    1963年4月，主管人事的王一伦书记找我谈话，省委决定调我到黑河地委任书记，我于5月5日即赴黑河上任，接替王树棠的工作，由曲常川到伊春接替我的工作。
    我在伊春工作了8年多，伊春是我在龙江工作时间最长的地区。
    回顾8年多的工作，有经验也有教训，有成绩也有失误。总的方向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新林区为目标，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从改善落后的生产方式人手，开拓以林业生产为主的各项建设事业。最深刻的体会，是凡事必须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否则就要受挫折，受惩罚。
    我在伊春工作8年多的一些片段情况，董玉振等同志写了一本名为《流金岁月》的纪实文学，可略见一斑。我离开伊春前写了一首《别了，红松故乡》作为临别留念。

                    (一)
        辗转日月双四春，朝夕相伴倍相亲。
        林城腾腾掀巨浪，和风徐徐话别音。

                    (二)
        来时秋风满地金，去时绿丝一城春。
        歉感在时立功少，此去奋勉树新勋。

                    (三)
        山花丹丹别伊春，万木脊脊情谊深。
        愿听凯歌频频奏，乐煞边疆故乡人。

                                           1963年4月

        九、黑河地区十年

    我在黑河地区10年，可分2个阶段。
    1963年5月至1967年2月，3年半时间比较安定地进行工作；1967年3月至1973年1月，参加“文化大革命”受迫害。

        (一)黑河是个好地方

    1963年5月，我到黑河地委上任后，首先做的是了解熟悉情况。黑河地区辖北安、德都、爱辉、孙吴、呼玛、逊克、嘉荫7个县，人口不足60万，面积13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以农业生产为主，经济不发达。经过比较全面的调查后，发现并解决了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一是，农业生产经营比较粗放，单产很低，南2县 (北安、德都) 亩产不足2百斤；北5县 (爱辉、孙吴、呼玛、逊克、嘉荫) 亩产不足百斤，少施肥，实行广种薄收，轮作休闲，虽有着广阔的土地，粮食却不能自给。
    历史经验表明，人均种地超过7亩，产粮自给有余，低于7亩地时，粮食就不能自给，而北5县，有广阔的可供开垦的土地长期闲置，针对这种情况，对南北县实行不同的政策。
    要求南2县改变粗放经营，以提高单产为主，北5县以提高单产和开荒扩大经营面积并重，出了“北2 (亩产2百斤) 南到3(亩产3百斤)，产量翻一番，人植百棵树，一亩保收田”的要求。实行这一政策2年多后，北5县粮食不仅自给，而且有商品粮调出，从而提高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1964年，爱辉县四嘉子公社四嘉子大队，和小三嘉子大队，只有300多户人家，500个劳动力，他们依靠集体的经济力量，自力更生。从1964年开始，在零下30多度的冬季里，截河劈岭，经过一冬春的艰苦劳动，修了1条24华里的渠道，使河水穿过洼地爬上高山，引入平坦的原野，开辟了一个新的稻田区，变成高产稳产田，使生产面貌大为改观，这是北5县有史以来新的创业范例。
    我紧紧抓住这个典型，以地委的名义，号召全区人民大张旗鼓，轰轰烈烈地开展学习“四嘉子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运动。这一号召，得到全区人民，尤其是广大农民的热烈响应，对于改变农业生产粗放经营方式，提高粮食产量，实现粮食自给，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二是，从内地调入黑河的一部分干部，不安心工作，只看到黑河天寒地冻，边远偏，经济基础差的落后一面。对黑河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发展前途广阔，边境重地的光明一面，看的却不够，所以总想调离黑河。
    因此，有针对性地加强了干部思想教育，开展了学习焦裕禄、雷锋精神的活动，不断增强干部为祖国开发边疆，是最光荣事业的责任感。同时，我写了《北陲寄语》、《黑河是个好地方》诗歌，鼓励大家爱黑河，爱边疆。

                    一
        黑河是个好地方，人杰地灵好风光。
        汹涌奔腾龙江水，大小兴安作屏障。
        锦绣前程无限好，是我祖国好边疆。
                    二
        黑河是个好地方，林海无边尽栋梁。
        鹿飞岭上群山舞，鱼跃江面泛银光。
        土地肥沃资源广，三千里江山金边镶。
                    三
        黑河是个好地方，麦浪滚滚稻花香。
        红色铁马驰原野，牛羊肥壮粮满仓。
        五谷丰登人财旺，欣欣向荣日月长。
                    四
        黑河是个好地方，人民勤劳有力量。
        工农商学大发展，各族人民心向党。
        提高文化讲文明，齐心协力富家乡。
                    五
        黑河是个好地方，歌声笑语满城乡。
        人人立下宏伟志，奋发图强奔前方。
        高山大河属我有，辽阔天地任飞翔。
                    六
        好边疆啊好地方，我们怎样不歌唱。
        敞开胸怀放眼亮，众志成城有希望。
        黑河啊! 是个好地方，
        我们祖国的好边疆。

                                     1965年8月

        (二)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评新历史剧《海瑞罢官》,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操纵下，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很快就发展成为文学艺术领域里的一场批判运动，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线。
    1966年2月3日，彭真召集“文化革命5人小组”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提纲”试图对已经展开的批判加以约束，把它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习讨论的范围内，不赞成把它变为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12日，由中共中央批发全党。
    根据提纲精神，中共中央宣传部，不同意发表关锋、戚本禹对《海瑞罢官》从政治上无限上纲的批判文章，这本来是不错的，毛泽东对此非常不满，不久否定和批判了《二月提纲》。
    3月3日，毛泽东在上海的一次谈话中，指责《二月提纲》是错误的，指责中宣部是“不支持左派，扣压左派稿件”，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且说再不支持，就解散“5人小组”，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
    1966年4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载姚文元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姚文元的文章污蔑邓拓、吴晗、廖沫沙继《海瑞罢官》之后，有步骤、有组织、有指挥地向党进攻。宣称“凡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凡是阻碍社会主义前进的，凡是同中国和世界革命人民利益相敌对的，全部揭出来批判它们，踏倒它们。”
    同时，提出要“上揪‘三家村’最深根子,下扫‘三家村’在新闻、文艺、学术界中的赞赏者和追随者。”
    随后，全国报纸奉命转载，以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等手法，大搞文字狱，把邓拓、吴晗、廖沫沙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并影射以彭真为第一书记的北京市委。对“三家村”的错误批判和围攻，成为“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导火线。
    从此，一场政治大迫害的腥风血雨，迅速遍及全国。
    “文化大革命”之火，首先在北大燃起。5月25日，在康生妻子曹轶欧煽动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7人，首先贴出了《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直指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压制群众革命”。号召人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组织和审定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煽动群众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自此，“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破四旧”成了“文革”初期的重要口号和主要内容，给社会造成严重混乱和巨大创伤。全国各地也掀起了“大字报”、“大批判”的热潮，这成为势不可挡的“文革”风暴的前锋。
    毛泽东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
    1966年8月5日，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作为全会文件，印发给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代表，其主要内容是：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评论，写的何等的好呵! 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
    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联想到1962年的反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
    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6条),这就是《五.一六通知》后全局指导“文化大革命”又一个纲领性文件，这个决定，给“文化大革命”动乱提供了合法的依据。
    从8月18日到11月25日，毛主席先后8次接见检阅“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诞生的1百多万“红卫兵”，他们以毛主席的“造反有理”和“革命造反精神”为指导。
    毛主席的接见，肯定了“红卫兵”运动的合法性，和“文革”先锋作用。此后，“红卫兵”走向社会，横扫“四旧”,“红卫兵”运动也达到高潮，遍及全国各地，全国开始动乱，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的儿子会打洞”等，反动极“左”的“血统论”观点，很快在社会传开，其后果是进一步造成社会阶层的对立，对青少年产生严重的恶劣影响。
    以上所举通过宣传、煽动、通知、决定、检阅接见“红卫兵”等形式，把“文化大革命”推向一浪高一浪的狂潮，把全国各族人民，无一幸免地卷入空前浩劫的运动中来。
“炮打司令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错误号召，像战斗的号角，各地方掀起了“炮打”、“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各级党委在“炮打”、“踢开”的冲击下，纷纷处于解体状态，已无法领导控制“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无政府主义思潮大泛滥，造成了全社会混乱局面。
    在“炮打司令部”的影响下，黑龙江省直机关一部分造反派，以省委机关革命职工的名义，于1966年8月26日，在哈市八区广场召开“炮打司令部”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哈市大、中、小学校师生，工厂企业职工，部分农民和机关干部等，据说有20余万人。
    杨易辰同志指定我，把参加省委扩大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列队旁听。会议的矛头直指省委领导核心的问题，会上发言的共有11人，省委机关6人，大中学生3人，工人2人，着重“揭露”欧阳钦、李范五、王一伦、任仲夷、陈雷、于杰等，生活作风方面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污蔑省委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省委”,“把自己置于中央之上”，把李范五、王一伦揪到台上批斗，发现任仲夷坐在会场干部队里，又把他揪上台一同批斗。看到对他们实施“戴高帽”，泼墨水，打骂等侮辱人格的野蛮行为，我十分愤慨。
    会后，潘复生讲话，表示支持大会的召开，人们怀疑这次“炮打”大会，背后可能有潘复生参与策划。
    我带队回到北方大厦，刚开始吃午饭，食堂里就乱套了。有一个地区的专员，站起来揭发地委书记，有的厅长站起来大喊口号，支持“造反有理”，哈市参加大会的负责干部，自动跑回市里去窥探情况，大厦及省直的干部，也逼我站到板凳上，敦促我揭发省委的问题。
这种情况饭哪能吃得下，我急忙跑回房间，给东北局马明方书记打电话，秘书长张树德接的电话，我汇报了“炮打司令部”大会的混乱情况，树德说一定向明方书记汇报。
    “炮打”第2天，陈雷由齐齐哈尔市返回哈尔滨，半途中被造反派截住，挟持到汽车上游斗，并有抽打侮辱人格的行为，激起了一部分工人的义愤，因而到省委门前请愿鸣不平，潘复生躲起来不接待。
    省委副秘书长邹问轩 (邹韬奋的弟弟) 是一位正直有才华的好同志，因造反派无限上纲地贴大字报，批判他写的一本书 《诗话》是“黑话”、“大毒草”。又无中生有地污蔑他是“高岗余孽”，抱着“土可杀，不可辱”的态度，不久他在办公室吃安眠药自杀，表达无声的抗议。
    造反派不仅不予同情，反而定为“叛徒”继续批判。我开始时，对“文化大英命”是拥护的，因为是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当时，对毛主席的话有很大的盲目性，只要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论是非如何，都无条件执行，可是两三天来面对发生的一系列事实，又不理解了。好好的省委及其领导成员，一夜间却变成黑的，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是怎么回事?  无法理解，难道毛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吗? 百思不得其解，思来想去，当时得出的结论是毛主席不会错，是造反派的错。
    当时，对毛主席的盲目崇拜可以说无以复加了。眼看省委的主要领导一个个被揪斗，被侮辱人格，凭空无中生有地捏造种种罪名，硬加到省委头上，甚为气愤，又无可奈何。
    只希望东北局马明方书记早一点来解围。几天后，明方书记来哈市了解情况，他也无力领导和控制局面了。

    （三）陷入“文化大革命”漩涡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到黑河地区，任地委书记3年半多一点，自己觉得工作积极，成绩显著，“文化大革命”不会遇到什么问题，事实出乎我的预料，运动中遭到的折磨屈辱更残酷。
    从1963年，我到地委当书记，一直到1973年离开的10年间，被批斗了6年。6年多，数不完的挂牌了，戴帽游街，大小批斗会，打骂，蹲牛棚，坐监狱，以及硬加到头上的，无中生有捏造出的种种罪名，什么“三反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派”、“叛徒”等侮辱人格的野蛮行为，可以说极尽其致。
    在不断批斗的同时，要求不断地写检查，写认罪材料，每天写反省日志，可以说写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挨不完的批斗，受不完的罪，总是翻来覆去地折腾你，让你不得休息。在6年多来，经过无数次大小的批斗中，有4次批斗会，一次别具一格的游斗，和坐半年监狱是难于忘记的。
    在全国“炮轰刘邓司令部”，全省炮轰省委批斗李范五的冲击下，地直的造反派，于1966年10月27日，批斗地委副书记胡绍中，并责令其停职反省。不久，地直机关一部分干部，和“红卫兵”近2千人，在黑河工人文化宫，举行斗争王钊大会，给我戴上“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帽子。会后，我和胡绍中等一些领导干部，被押上卡车游街示众。
    1967年12月6日晚上，以地直机关红色造反团为主，联合其他造反团，在工人文化宫，召开了“斗批”王钊有线广播大会。集中批判我所谓积极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党内和平论”的“罪行”，就在这次大会，硬给我扣上“三反分子”，“走资派”的帽子。
    令人愤慨的是，揪我去四嘉子公社和红色边疆农场批斗时，把我同地主、反革命分子放到一起斗。当时想，自己过去领着群众搞土改，斗地主，镇压反革命，现在却成了“地富反坏右”的一伙，真是奇耻大辱。
    1967年2月15日，《黑龙江日报》驻黑河记者站，地直机关造反派，及黑龙江大学部分学生，组织参加了这次“武斗会”。
    批斗会从15日早8点开始，一直到16日3点结束。在连续20个小时当中，我站在中心会场中的一只板凳上，四周围绕着造反派，和围观的地直机关干部，逼迫交代“三反”和“走资派”的“罪行”。同时，敦促一些会场中了解情况的人，进行揭发。
    其中，一位地委委员，原是保我的，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站出来声嘶力竭地揭发说：“王钊在写《晨晓》这首诗中，有‘太阳挂树上’的句子，太阳是什么呀? 不是毛主席吗? 他把毛主席挂在树上，何其毒也! 他在逊克县黑龙江无人岛上裸浴，丧失了国格人格。”
    他这可笑的煽动，激起了少数人的疯狂。有人突然把我站在上面的板凳踢倒，一下把我摔到地板上，然后拳打、脚踢、皮带抽，会场中金矿局一位干部看不下去了，高声说：“这不是法西斯行为吗?”结果这位干部回到机关，被造反派暴打一顿。
    在这次武斗中，我被打伤了头，引起左眼角膜溃疡，又不准治疗，造成左眼终生失明。腰被踢伤，3个月翻不过身来，留下永久的病痛。
    1967年2月13日开始，经历了一次别具一格的游斗。
    师范学校几位学生，把我和中学的党委书记张文学，挟持到一辆大汽车上，从黑河押到孙吴县游斗。这次游斗与众不同，他们用一条十几米长的绳子，一头拴到大汽车的厢板上，头拴在我和张文学的腰间，像牵着牲口一样，然后开动汽车，让我们跟在汽车后面奔跑，绕城区游斗示众。
    汽车突然开动或停下，人的身体和脑袋，往往就撞到汽车的厢板上，城多为沙石路，呛得浑身灰土，累得满身大汁，腰酸腿痛，用这样的形式游斗了两天半，幸亏孙吴县城不大，不到两个小时可以游斗一圈，实际是以这种游斗的方式折磨人。
难于忘记的是，被关在牛棚里的一段小插曲。
    地直机关的大小走资派，被关进一间大房子里，集体睡在大通铺上，白天拉屎尿尿要报告，经看守批准方能上厕所。晚上，房子中间放一个大尿桶，撒尿不准有声，不准冲毛主席像。有个别人为讨好造反派，早日得到“解放”，不断报告撒尿。开始，人们都不理解此人尿何其多啊! 以后知道了他是利用撒尿的机会，向看守打小报告，通报“牛棚”里的动态，我鄙视这种人，把他们视为叛徒。
    把我关在“牛棚”里，大约到1968年3月份，又把我当作“叛徒”关进监狱。
    到8、9月份，才放出来参加劳动，名之曰：劳动改造，实际是劳动惩罚。在监狱里的半年，生活是很悲惨的，整天关在一个阴冷的小屋里，屋中放一个小铁桶拉屎尿尿，每天只允许去厕所倒一次排泄物，想出去透透气也不允许。吃大饼子，冻白菜或土豆汤。整天坐在阴冷的屋里，不准出屋放风，报纸不准看，经过多次抗争，才允许看报和毛选。
    这里不仅仅是监狱，还是致人残废的工厂。我出狱时，眼不能看阳光，走路打晃，行李都拿不动。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头脑里始终萦绕着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对，还是错? 想到“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领导的，不会错；可是看到运动中不讲政策，不实事求是，打人骂人，侮辱人格等实际情况又产生怀疑。由于对毛主席盲目崇拜，想来想去，总觉得毛主席决定的事不会犯错；错，可能是执行当中出的问题，明明看到违反政策的行为，也不敢正面反对，怕违背毛主席“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利”的教导，完全陷入愚昧盲从的状态，但思想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因此，我对无限上纲，无中生有的问题，采取了原则承认，具体否定的策略。
    在这里把我1967年10月26日一份思想汇报，和1968年2月5日，在文化宫群众大会上斗私发言的一部分，抄录于下，再现当时的思想状况。

        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后思想状况汇报
                                 ——1967年10月26日

    最近，学习了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后，很受感动，很受鼓舞和教育。毛主席说：“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的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 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
    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这是何等宽大为怀，仁至义尽，教育人，挽救人的啊! 
    对我这个被革命群众打倒的，而又经历了一番痛若的，反复的思想斗争的人来说，深深感受到这些闪烁着光辉语句的温暖和分量，怎能不从内心里感激和鼓舞呢! 同时，我也认识到毛主席的指示，对我来说是鞭策，是促进，是斗私批修，改造世界观的强大武器。
    决不能找借口，为自己的错误辩护或放松改造，更应该老老实实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坚决站在革命群众立场上，严格地正视自己的错误，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争取早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去，只有从这个立足点上，去学习领会毛主席的指示，对我来说才是有积极意义的。
    然而，在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中，思想里是有许多活动和斗争的。斗争的中心，仍然是围绕着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焦点是对错误性质的认识问题。
这次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后，思想里的主要活动和斗争是：
    一、我的错误性质的分析估计。
    经过年初以来，革命群众的斗争批判，尤其是学习了主席著作，和最近一个时期的指示后，已经认识到我的错误是严重的，是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每当检查反省到这个问题，心情是沉痛的，内心是有愧的。有愧毛主席和党的多年教育，有愧人民群众的供养和委托。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后：
    (1)又觉得自己不是投敌、叛变、自首的；
    (2)不是钻进来的；
    (3)从感情上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的；
    (4)过去工作一般是积极肯干的，对党对人民也做过一些好事；
    (5)我犯的路线错误，是执行者而不是制定者；
    (6)对错误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
    因而，就觉得像我这样的错误，如能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彻底转变立场，坚决站在革命群众一边，老老实实地交心交罪，正视与改正错误，基本上还是属于犯了严重错误的一类，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性质。
    二、希望在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中能有我。
    我理解，毛主席所说的扩大教育面的范围是：在犯错误的干部中 (包括被群众打倒的一些人在内), 除了投敌、叛变、自首和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也就是《人民日报》所说的不可救药的“走资派”以外，都包括在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之内。
    同时，林副主席也说过：“不能不教而诛”。因此，思想上就产生了希望能到犯有错误的干部学习班里，好好学习下，更系统地清算下自己的思想。
    三、怕群众不谅解，掀住不放。
    革命群众对我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犯下的一些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深恶痛绝， 大喝一声，猛烈开火，狠斗狠批，狠触灵魂，是完全应该的，是我参加革命以来，受教育最深的一次。
    现在，深深感到革命群众的确挽救了我，从修正主义泥坑中把我拉出来，才使我逐渐清醒起来，逐渐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运动初期，群众义愤打了我几下是可以理解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如果群众对我温情脉脉，和平相处，就不能挽救我，就不能在修正主义道路上刹住车，猛醒过来。
    我深深感到，如果和和平平地革命，就会和和平平地再演变成修正主义者。但是思想里还有疑虑，怕群众不能一分为二，不能全面地、历史地分析，抓住一点，无限上纲不放。
    毛主席说：“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群众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我想，我是被革命群众打倒搞臭了的，群众怎么能轻易谅解放过呢? 也认识到这种想法，还是从私字出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不相信群众的想法，也不断斗争，但还是常常冒出来干扰思想。
    四、希望抓紧调查核实我的错误材料。
    因为这个问题，关系我的错误程度和性质，所以是思想里经常斗争的一个问题，学习了主席指示后，思想上又活动起来。因为广大群众揭发批判我的错误材料，我认为大体上有3种情况：
    一是，的的确确是我的错误和罪行，这些是应该斗争批判，肃清流毒的，我是口服心服的老老实实交代的；
    二是，抓住了的报告和文章中的某一点，未作全面分析而过于夸大了的，这些我从精神上去接受和检查；
    三是，根本没有或是非颠倒了的，属于这类情况的问题，听到或看到后，常常产生埋怨和委屈情绪，因此，有机会就想解释下。同时也觉得我的错误中，哪些是自觉的或不自觉的，哪些是一贯的或偶然的，直接或间接的等情况，不经过调查核实是搞不清的。
    上述思想活动，还是没有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错误这个根本性问题。在许多问题的看法上，还有“私”字，“我”字作怪，我想讲出来，把它斗倒了又会前进一步。
    回顾一年多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经历的过程，如何正确对待群众，对待自己的错误，始终是思想斗争的一个中心问题。不过随着运动的发展变化，有不同的想法和表现罢了。
    在运动的初期，自以为是革命的，是运动的当然领导者，把自己看成诸葛亮，把群众看成阿斗，根本不认识自己的错误；
    运动初步发动后，既看不起群众，又害怕群众，害怕革命，怕革命的烈火烧着自己，怕戴帽游街，怕丢乌纱帽；开始游斗和出现武斗现象时，怕丢面子，怕丑怕挨揍，对群众有怨气，有对抗情绪；当群众起来不断揭发斗争，打倒我的时候，又产生灰心丧气，悲观动摇情绪，认为面子丢尽了，前途暗淡了。干脆，运动后自己退出政治舞台，当个工人或农民，给孩子留下个好成分算了；
    在学习检查交代自己所犯的路线错误中，又常常在制定和执行，自觉和不自觉，运动与效果，功与过的大小，揭发的材料和实际情况有出入等问题上，反复斗争；现在，又围绕着错误的性质上，左右反复斗争。有些问题，常常学习了主席著作，有关社论和群众的批判帮助时，想通了，但遇到某些具体情况时，又不通了，又有反复。有时，由于一个问题想不通，吃不下饭，睡不看觉。所以，我深深体验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相，总是顽强表演的，思想改造，世界观的转变，的确是一个破私立公的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每前进一步，都是用毛泽东思想战胜私字的过程。
    总之，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后，对于斗倒私字，铲除修根，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过社会主义的关，争取早日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决心，和勇气更加增强了，这是思想活动的主流。但同时，也有长期接受更严峻的各种考验的精神准备。
    今后，不管发生任何情况，一生吸取过去错误的教训，坚定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站在革命群众一边，以后半生的实际行动将功赎罪。

        在工人文化宫群众大会上斗私发言的一部分
                                 ——1968年2月5日

    回顾1年多来，“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思想改造斗争的过程，尽管在各个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斗争内容，但是斗争的焦点，始终是围绕着如何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
    正确对待群众的关键，是敢不敢革自己命的问题，然而这个问题的逐渐解决，的确是经过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过程，也是立场、感情转变的过程，这种转变大致经历了以下的过程：
    第一，“文化大革命”初期，主要是不认识自己，有抵触情绪，不服气。“文化大革命”开始，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性质，革谁的命，怎样革命很不理解，想的是如何领导革命和革别人的命，没准备革自己的命。
    对自己的错误不仅不认识，且过高地估计自己，自我吹嘘地认为，来黑河3年多的工作，是积极努力有成绩的，看不到错误严重的一面，没有认识到积极执行反动路线，对毛主席对党不忠的一面，只想自己辛辛苦苦为党工作的一面，不认识辛辛苦苦的干了些反毛泽东思想的坏事。只看到抓了阶级斗争，突出政治的一面，没有认识到搞形左实右，阶级调和的一面。
    觉得自己一不贪污，二不盗窃，三不搞女人，有些重大问题，都是根据上级指示，和地委讨论决定的，我的错误不过是工作作风，思想方法，以及生活特殊化等一般性的问题。
我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反动路线，在全省比较危害是最差的，这时根本不认识立场上，世界观上有问题。因此一听到“革命的站出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听着刺耳，情绪上抵触；
    有些单位找我辩论问题 (其实是为了教育，提高我的革命自觉性。),我却认为是有心找我的别扭，想整我；有些中层干部造地委的反，积极揭发地委常委里的问题，我却认为他们有的是为了保存自己，不惜出卖地委，是一种背叛行为；看到听到“要重新认识王钊”的大字报和口号，就以为是唱高调。并反感地认为，“谁要表现积极，谁的调子就高一点，帽子就大一点”;
    把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偏激地认为是缺点，而看不到自己的错误。因此，思想上很不服气，态度上很傲慢，仍摆着一副官老爷的尊严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群众采取的方法是戒备应付，遇事只要消极的解释应付过去，就觉得是胜利，处处站在群众的对立面，一弄就和群众对立顶牛，没有共同感情和共语言。
    另外，也感到群众斗争的矛头已经指向自己了，也害怕戴帽游街，挨斗争，想简单地检讨下离开黑河到省里工作，企图侥幸过关，逃避斗争。
    这时，也觉得原地委其他领导同志也怕得要死，不敢出头，许多重大的事情都得我出头去办，觉得越陷越深，想走也走不了，想工作，又觉得怎么工作也不对，真是忧心忡忡，进退两难。
    直到一月风暴，开始夺权后的头几天，反而觉得担子放下了，事情好办了，精神上也轻松一些。
    第二，斗争打倒我的时候，主要是思想不通，委屈、埋怨，有对抗情绪，有怨气。
    经过几次戴帽游街和2月份的斗争，开始感到文化大革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严重了，但对过去工作中的严重错误，仍未认识到，错误地认为斗争会的调子很高，帽子很大，内容一般。有的问题是和事实有出入的，特别是宾馆的那次斗争会后，侥幸过关的幻想，和官气傲气彻底打掉了，但是埋怨，对抗的情绪增长了。
    一度精神状态很不好，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书看不进去，意见听不进去，坐卧不安，甚至感情冲动，有无数想不通的问题在头脑里旋转，诸如：
    1、有些问题不经查实，核对，不和本人说明就公布，就斗争，或者抓住我的文章中某句话，就无限上纲，是整人，埋汰人，想不通；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想不通。
    2、说我有罪，我认为我的罪就是因为我参加了革命，不参加革命就无罪了。
    3.说我反革命修正主义，走资派，可是我来黑河后3年，粮食过关了，过去的地委不修正主义，10年粮食不能过关。
    4.说我错误多，我却认为还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把手，作积极，干得多，所以错误多。
    5.说我执行了刘少奇的黑指示，当时你们也未反对，不是也照办了吗? 说我招待刘少奇和刘少奇照相，如果轮到你们头上，也可能比我更甚。
    6.说我招降纳叛，拼凑黑班底。我却认为，这些干部都是王树棠时代的，是上级派的，怎么能加到我的身上呢?
    7.最不通的是，说我对毛主席有刻骨仇恨，特别感到委屈难过，因此哭了几次。
    另外，对于斗争会中，打骂，抹黑脸，剃鬼头等某些过火行为，我却认为是侮辱了我的人格，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就是有错误你们也不能这样对待我。
    你们这样做，正是你们造反派政治上的愚蠢和破产，是不会得人心的；你们这样做，正好给我制造了将来翻案的条件，当时想到这里似乎是抓住了一根稻草，还有点自慰感。所以，越想越不通，觉得不公平，有怨气。想来想去，还是我“正确”，我有“成绩”，我“积极”，我“能干”，总是没有离开我字，离开个人主义的牢笼。
    这正说明，当时是拒绝革命群众的批评，不想低头认罪，和对抗群众的一些具体表现。但是，从另一方面想一想，也觉得自己错误的确也很严重。当时，群众揭发批判我突出个人，和文艺方面的错误，也感到吃惊，也很信服。可是，这时头脑里斗争的主要不是犯什么错误的问题，而是错误的性质，是我到底变成什么人的问题。
    怎么想，和对照二十三条，都觉得自己不是四类干部，不是走资派。可是，自己在宾馆的斗争会上，不是在群众的压力下，承认是走资派吗?你这不是玩弄群众吗? 你这不是软骨头吗? 你还要翻案，那不是反复无常，错上加错吗? 因此，围绕着是与不是，承认不承认四类干部问题，在头脑里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承认是四类吧，觉得是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玩忽群众。不承认吧，还有3怕：
    1怕，说态度不好，对抗群众；
    2怕，说反革命反扑；
    3怕，挨打。
    想来想去，觉得回答问题时，尽量避开这个问题，不得已时，只好采取折中应付的办法，即是原则上承认，具体问题上以实事求是的办法否定。
    所以革命群众问我是几类干部，我就承认是4类，是走资派，让我解释时，我就说：按23条衡量我不够，按陈伯达两条路线报告精神，和1967年元旦社论精神来衡量，又觉得我滑到了走资派的泥坑中了。
    当时，这样讲，也并不完全是出于应付，应该先站在群众一边，把自己当成4类来批判，不然对自己的错误怎么能恨起来，斗起来呢? 我也觉得不应该再和群众采取对立态度，应该先站在群众一边，按4类来彻底批判自己的错误，最后，党和群众总是要实事求是的。
    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毛主席关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做就不倒”的教导，觉得特别有分量，由说服力。
    对照主席的指示，开始反问自己：你犯了那么多的错误和罪行，还不应该斗争你么？你态度顽固，不承认错误，群众气愤之下打你几下，有什么了不起? 想到这些，就觉得存在怨气是没有理由的，这时心情开始平静下来，开始从自已身上想问题了。
    进一步反问自己：为什么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老是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而对刘少奇的反动路线，执行的那么积极，认真，得力呢?为什么那么突出个人，宣扬自己，争名争利呢? 为什么来黑河那么短的时间，就犯了那么多的错误呢? 为什么群众对你有那么多的意见和气愤呢? 难道这不是立场和世界观的大节问题吗? 这一系列的为什么，也颇值得自己深省。
    想到这些，开始有点认输了，悔恨自己了。所以，2月份的激烈斗争，虽然思想上感情上很痛苦，对抗情绪还未完全转过来，但是的确通过这次斗争，打开了认识自己错误的缺口。
    思想比较冷静了，以后的斗争会，抵触情绪大大减少了，批判斗争的意见听得进去了，觉得群众的揭发、批判，许多是令人信服的，是打中要害的。例如，听到群众揭发批判，我把张化贤篡改毛主席著作，看成是认识问题，并要群众批判斗争适可而止，庇护了张的罪行。
    又如，宣扬空出个人方面，我到黑河工作仅3年多，通过发消息、写文等形式，个上报140余次；再如，批判我写的《林中行》、《山林晨晓》等，散布了资产阶级生活情调的坏作品等，越听越觉得自己的问题严重了。这时，开始体验到，毛主席说的“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的英明论断，对我也是完全适用的。
    第三，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和连续不断的斗争，思想上又产生了悲观动摇的情绪，又有点泄气了。
    当时“三反分子”，“黑鬼”的帽子给戴上了，斗争会多起来了，在四嘉子公社和红色边疆农场斗争时，把我和地主、反革命分子，放在一起斗，感情上怎么也通不过。
    觉得自己过去领着群众斗地主，镇压反革命，现在成了地、富、反革命分子的一伙，和他们划到一起了。走到街上，错误地认为小孩子们像看耍猴儿一样，跟着自己，喊着“打倒王钊”的口号，有的还用石头块，黄瓜头打我，回到家里，孩子们也责备，埋怨。又因为我被斗，不能当红卫兵，想到运动中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戴帽游街，自己糊自己戴上，跟着走，要是不相信毛主席，面对的是阶级兄弟，能那样老实吗?
    觉得有错误，承认改了就行吧! 还想让我怎么的，感到真是过关难呀! 我想你们把我搞臭了，以后还怎么见人? 还怎么工作? 这回面子算丢尽了，前途暗淡了。想不到革命革了30年，落了这么个可悲的下场。
    运动后，黑河这地方是不能待了。有时想，干脆，运动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当个工人或者农民，给孩子留下个好成分算了。
    与此同时，又觉得上边这些想法不对头，仍然是私字缠身，是政治上的悲观动摇，是对毛主席干部政策的动摇，是没有认识错误的勇气和决心，是一种懦夫之见。
    这时，毛主席的教导又鼓舞了我：“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
    现在，不正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对我的考验吗？群众把我的错误搞臭，把资产阶级做官当老爷的臭面子丢尽，既教育了自己，又教育了人民，又有什么不好呢? 
    孩子们热爱毛主席，仇恨“走资派”的爱憎分明的感情，不正是“文化大革命”，培养起来的一种可亲可贵的阶级感情吗? 至于想退出政治舞台，想去当工人或农民，更是自欺欺人之谈! 
    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你为什么不提出去当工人和农民呢? 还不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抵触吗?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都不可能退出政治舞台，所谓退出政治舞台，不过是想退出无产阶级政治舞台，进入资产阶级舞台，是想逃避斗争，不想革命的一种借口罢了。因此，又觉得还是应该老老实实接受革命群众斗争批判，接受这场大风雨的考验，才是一个共产党员正确的态度。
    第四，怕痛、怕丑，缺乏交心交罪的勇气 。
    通过群众的不断斗争批判和学习检查，逐渐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也想向革命群众检查交代自己的错误了，这个时候常常是带着问题参加斗争，反复地看和琢磨揭发我的材料，公与私的斗争很激烈，想检查又有无数拦路虎挡道。想想大方向就通了，看看具体材料有出入就不通了。从效果上看，从动机上想，又不通了。就事论事的通了，提到原则的高度又不通了。有些问题群众批判下就通了，回到房子里想想又不通了。执行了反动路线上检查，就通了，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方面检查，就不通了。
    所以，拿起笔来写检查时，总是在动机与效果，成绩与缺点，制定和执行，有意和无意，屡犯和偶犯等问题上打圈子。总怕痛，怕丑，怕说过了头，拉不回来。总之，还是承认错误的决心和勇气不大，因此，还是对自己的错误恨不起来，斗不下去。
    如上所述，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也就无法正确对待群众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是靠毛主席的教导，靠革命群众的教育帮助，靠个人坐在房子里想是无法解决的。

    以上2份当时的反省材料，免不了带有“文化大革命”特征，虽有应付过关的因素，但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状况。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各种名称的造反派，不能一概而论，大致可分为3种情况：
    1种，盲目崇拜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明辨是非的能力比较差，对毛主席的号召无条件地执行，在极“左”路线的指导下，积极起来“破四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打倒“走资派”等所谓革命行动，有的人被动卷进来随着大流跟着走，这部分人包括“红卫兵”，大部分干部是多数。
    少数干部，平时对一些领导干部思想作风方面有意见，或受过不正确的批评，没有机会提意见，趁“文革”机会，通过写“大字报”提提意见出出气，有的被别人敦促，被动地站出来提意见，他们并不想把领导打倒，有的是明批暗保，这部分也不乏两面派者。
    有少数处于投机或报复，趁“文革”机会兴风作浪。这些人中，有被打倒地主或国民党起义军官的子弟，他们上大学毕业后当了干部，有的心存不满，有的自以为有能力，得不到重用，认为“文革”有机可乘，这部分人虽数少数，但活动能力较强，往往占据造反团的核心领导位置，这些人对于夺权打倒领导干部最积极。
    人所共知，“文化大革命”给国家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和危害。《关于建国以来的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只能造成严重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国家以及各族人民带来灾难的内乱。”
    黑河地区同全国一样，也是一场空前严重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30多年了，可它给人们留下的惨痛教训，可不能忘啊!
    现在，回过头来平心静气地反思，我在黑河及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虽然受了残酷的迫害，同时也是有错误的，主要表现是政治上有点软弱，立场不够坚定。
    在形势所迫下，违心地说了假话，承认”走资派”。在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在省委召开的反右倾翻案风的会议上，发言批判邓小平同志，现在仍感内疚。

        十、到大兴安岭地区革委会中共核心组任组长

    1972年，黑河地区已解除对我的看管，并允许我到外地看病。我也希望去上海和北京，找一所专科医院检查眼睛，看有无挽救的可能。
    当时“文革”并未结束，医院的专家教授多被打倒还未“解放”。在上海托朋友关系，到家里找到眼科专家郭秉宽教授，他也被打倒未“解放”，还在做打扫厕所，清扫卫生的工作不能出诊。有的医院是护士主持看病。从上海到北京，未找到一位好的医生，很是失望。这时，省委组织部正派人跟踪到上海、北京，找我速回哈市有事商议。
    回到哈市，省委原书记李力安，已任省委政治部主任，找我谈话说：“大兴安岭地区急需一位领导同志，去做安定团结稳定局面的工作，我们曾找两位同志征询意见，都有畏难情绪。
    我们考虑到你在林区工作的经验比较多，省委决定派你去大兴安岭地区，任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核心组组长。条件成熟之后，即召开第一届党代大会，选举成立地委任地委书记，我相信你能不怕困难很好地完成任务。”
    我对力安说：“服从省委决定，有信心做好工作，可是我还未‘解放’，还带着‘黑鬼’帽子呢?”
    力安说：“那就先上任工作，后‘解放’吧! 我们派组织部两位同志送你去上任。”
    1973年1月31日，省委正式通知我，任中共大兴安岭地区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组长。
    1973年初，“文革”的狂潮略有降温，动乱稍趋稳定，但“四人帮”还在台上，他们不断地煽风点火，兴风作浪，制造事端，派性流毒还危害着群众之间的团结和稳定。这时，大兴安岭地区还在唱着“东风吹，战鼓擂，大兴安岭地区谁也不怕谁”。就在这个时候，我急急忙忙乘火车，去大兴安岭地区上任。
    我到任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做安定团结，和筹备第一届党代大会召开的工作。
    首先，向核心组的同志了解情况，这里支左的解放军，是505部队 (铁道兵) 和军分区两个系统，各有被支的群众。这时，各支左人员都根据上级的指示逐步撤出，都不支持派性斗争，都在做团结安定的工作，也都支持我工作，这就给我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各方面做了比较充分的工作后，于1973年3月1日，召开了大兴安岭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的主题，突出强调要增强团结，反对派性，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搞派性，搞分裂就失败，不得人心。
    与会代表，广大群众都希望安定团结，厌恶斗来斗去的折腾。会议开得很顺利，第一届全委会选举王钊、李亚丁、赵清景、全玉祥、聂涛、赵家增、王树京、张宝增、王永生、马恒玉、王善泽、杨德顺、田立荣为常委 (内含一位造反派), 王钊为书记，李亚丁、赵清景、全玉祥、聂涛、赵家增为副书记 (内含一位造反派)。从此，改变了无政府状态，地区各项事业的发展，有了组织的保证。
    党代大会闭幕以后，布置的头等大事是批林整风。同时，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运动。随着党代会的传达贯彻，各级党组织团结意识明显增强，除少数地区外，派性之间的斗争也趋于缓和，生产建设逐步向正常方面转化。
    但是“四人帮”还在台上，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前的这段时间里，仍不断制造事端，干扰正常工作秩序和生产秩序。借批林整风之际，“四人帮”又抛出“批林批孔”，批什么“克己复礼”,实际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1975年，周总理病重期间，邓小平在毛主席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许多方面的工作，着手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的革命行动，被“四人帮”亲自指挥，炮制成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假报道，号召把所谓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向新高潮。
    邓小平整顿刚转好的形势，又回到混乱局面。当时，地区派性斗争比较严重，是塔河区和莫里达瓦自治旗。在这两个地区，有的人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反潮流战士”，拉山头，搞串联，冲击党委，围攻谩骂领导干部，不断折腾，闹得乌烟瘴气，影响社会稳定和生产建设的正常进行。
    我想先从难人手，问题解决了，会使全区形势向好的方面转化。
    1974年初，我先去了塔河区，经过对两派代表人物，和一部分干部不厌其烦的说服教育，与多数干部和造反派，达成了一些共识，同意支持老书记李丰站出来工作。塔河是大局，它的问题解决了就安定了一大片。我正在高兴之际，突然接到办公室打来电话，让我速回地区，说家里出事了。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我从塔河乘火车到加格达奇，刚出车站，看到车站候车室，沿街高层建筑物上，挂着打倒王钊的长条幅。接我的行政处长告诉我，机关空气很紧张，司机都不敢来接你了，机关干部都在为你担心，都等你回来表态呢! 一时间真有点漫天乌云，狂风暴雨欲来之势。
    机关干部告诉我，你去塔河工作期间，一位地委委员 (造反派的头面人物) 在一位副书记 (造反派) 的支持下，联合妇联主任和几位局级干部，秘密集会，四面活动，八方串联，收集编造打倒你的材料，他们不甘心，不愿看到你们站起来掌权，要把权再夺回来。
    他们正愁找不到打倒你的正当理由时，地委机要室听说黑河地委机要室传出王钊是“叛徒”，听到这个谣传后，他们如获至宝，如在溺水中抓到救命稻草，可找到了打倒王钊的有力证据，急不可待地发动了这次突然进攻，妄图先声夺人，打不倒也先把你吓倒。
    经过在黑河地区，被打倒被批斗6年的锻炼和获得的经验，我把它视为小事一桩，采取了大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态度，沉着应对，向机关干部，及造反派理直气壮地明确表示：我是省委派来的，第一次党代会选出的书记，历史是清白的，你们可以去省委调查，要打倒我的行为是错误的，违法的。
    地委13名常委、7名正副书记，除造反派的一名常委和一名副书记外，都支持我，一部分造反派看到这种情况，也退出了打倒我的行列。一场有计划，来势汹汹的图谋，就这样销声匿迹，以失败告终。
    1976午10月6日，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才能够坐下来安安稳稳地工作。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第3次战役中，地委根据省委的指示，以11次路线斗争为重点，查危害，肃流毒，治内伤，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分清路线是非。
    从1978年3月1日起，利用1个多月时间，常委坐下来进行“三讲一评”。16位常委，除1名新进来的和1名清查对象外，全部在常委内部进行了讲评。讲评要联系实际，突出路线是非，坚持边讲边评边交锋，共性问题主要领导重点讲，其他成员补充。
    各条战线的问题，分管常委侧重讲。个人问题自己讲，1人讲大家帮。我同全玉祥同志，还在县、旗、区干部大会上讲了2次。然后，我把常委“三大讲”取得的收获，和带有根本性的认识，归结为10个问题，在干部大会上作了发言。
    这10个问题是：
    1.关于完整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问题；
    2.关于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维护党的团结统一问题；
    3.关于组织路线问题；
    4.关于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问题；
    5.关于恢复和发扬优良传统问题；
    6.关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
    7.为于“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问题；
    8.关于坚持以营林为基础的向题；
    9.关于基本建设，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方针问题；
    10.关于原特委是黑的还是红的问题。
    对以上10个问题的讲解，还不可能摆脱左的路线的羁绊，对林彪、“四人帮”和造反派，搞颠倒的一些是非问题，从认识到实践上纠正过来了。
    在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建设，和维护社会安定团结方面，不能忘记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历史性作用。
    从1968年开始，从上海、浙江、北京、哈尔滨等祖国各地，来大兴安岭林区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达7万余名。他们怀着报国热情，加入到开发大军的行列，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献给这片神奇的土地。
    在艰苦的劳动锻炼中逐渐成熟，涌现出许多赫赫有名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以女知青为例，有女子架桥连、养路连、油锯采伐手、汽车司机、赤脚医生、插队务农的模范社员等，都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成绩。
    还有一件加格达奇修路的事，多年来我难于忘记。
    1973年初，我刚到大兴安岭地区上任，到加格达奇走出车站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坑坑洼洼脏乱的土路，因为是冬季坑洼中结了一块块的白冰，如同贴到路面上的一块块膏药，很不雅观。
    我坐上车一路颠簸到革委会报到，走过的路，群众称之为“伦敦路”,同站前的路一样糟糕。因此，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加格达奇的路不好。
    3月份，召开的全区第一次党代大会的代表们，对加格达奇的路况也有批评。到5月份解冻，路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晴天尘土飞扬，雨天车过泥水四溅，人们出门要穿胶靴，老大娘和孩子们上街要小心翼翼，不然会掉到泥水坑里，即影响生产，又给群众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快把路修好，已成为当时群众的一大愿望。
    怎么办? 要钱没有，等待又是消极的。我向地委同志们建议，学习列宁在《伟大创举》中，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精神，开展义务劳动，自己动手来改变加区路况，大家赞成。于是地委发出号召，地直、区直机关及其所属单位，都要参加分段包干义务劳动，修一段路。
    因为修路，是群众的愿望，地委的倡议，得到机关全体人员和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不仅各机关单位，而且街道群众也起早贪黑，争先恐后地打石子、拉沙子，投入修路的热潮，当年就修好了站前最难修的林海路。就这样1年修好1条路，3年修好了林海路、人民路、朝阳路3条路。
    路修好了，人们喜笑颜开地到街上散步时，不再穿水靴了；老大娘用小车推着孙女到路上玩耍时，啧啧称赞是幸福路啊! 当年修成的路虽然是沙石路，但路平坦了，不再积水了，车行不再泥水四溅了，在今天看来，这算不了什么大工程，可在当时的条件下，人们满足了。
    这次义务劳动修路，成效显著，意义重大，充分体现了大兴安岭地区人民以主人翁的态度。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勇于拼搏，乐于奉献的革命精神。这次修路，正是在“文革“期间，共同劳动缓解了派性影响造成的分歧，增强了合作气氛。
    令人痛心的是，粮食局一位女工在修路采石时，不幸被滚石砸伤，抢救无效牺牲了，我们不会总记她。毫不夸张地说，3条路是同志们用血汗筑成的。
    上述情况，只是我在大兴安岭地区工作期间，记忆较深的一些片段，许多问题因时间太久记不清了。总之，在大兴安岭地区6年工作中，虽遇到过一些坎坷曲折，但更多的是喜悦和激情，更让人欣慰的是同广大职工群众、知识青年，一起生产劳动，共尝苦与乐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同这里的山山水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8年9月，省委决定，调我到省革委会任副主任兼秘书长。我怀着眷恋的情怀，离开了大兴安岭地区到省革委会工作。1979年3月，即调中共哈尔滨市委任第二书记。
    在省革委会不到一年的工作期间，除处理日常事务外，主要做了一件事情。
    1979年春节，即将来临之际，北京传来被迫对越南侵略者进行自卫反击的信息。为防止苏联配合越南挑起边境冲突，23军奉命到黑河边境地区布防。社会上传说要打仗了，引起黑河镇，和一些边境村屯的干部和群众的恐慌，有的人借春节为由，携家带眷急急忙忙到龙镇抢上火车，因无组织无秩序的拥挤，踩伤人的事情不断发生。据说，此事已传到北京，被耀邦听到，并有批评。
    陈雷同志责成我，必须在春节前，连夜赶到黑河做好两件事：
    一是，要安定民心，防止混乱；
    二是，为布防的23军，人吃马喂做好准备。我在农历27晚，冒雪赶到北安。那年，雪特别大，北安到黑河的公路积雪已达30到50公分以上，不仅汽车，坦克都很难运行。
    我同北安县委立即动员，沿路农场村屯，全力以赴地先把通往黑河的公路打通。农历28赶到黑河，即同地委、专署在家的领导 (书记、专员都回家过年) ，及爱辉县委的领导同志开会部署，深入街道做安定民心的工作。同时，与军分区的领导同志具体安排一旦有事，如何保护群众安全撤离的措施。
    做了这些安排后，于农历29上午，在文化宫召开了干部大会，听说在“文革”中被打倒的王钊来慰问了，参加会议人员空前踊跃，列席人员不仅把会场挤满，连主席台上也坐满了，可见人们的关心和对我的信任。
    我在会上讲话，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说明我们并不与苏联打仗，而是预防性的，防备他们制造边境冲突，是有备无患，不必害怕。干部要安稳地在家同群众一起过节，不要外走引起群众不安。
    农历30晚上，我到街道转了一圈，看到很安静，有的人家还在门前挂上红灯，很有点节日气氛。大年初一，我就同副专员苏民同志，走访布防部队及其指挥机关，征求意见，以及需要地方做的事，部队首长对地方的支持，表示很满意并感谢。

        十一、在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的岗位上

    (一)迎着知青返城高潮去中共哈尔滨市委上任

    1979年3月初的一天，我正在参加省委常委会议，突然接到市委电话说，现在有几百知青，和很多围观群众正堵在市政府门前，要求领导接见，知青办领导出面说服不听，领导不接见绝不散去，正僵持不下，交通隔断，请示怎么办? 
    我立即站起来说：“我去现场处理吧!”。当时，我已知道省委决定让我去哈市任第二书记，不过还没有公布。我到现场后，市委副书记赵国强也赶来了。
    我站在市政府门前的台阶上，高声说：“我是市委第二书记，来听同学们的意见。但是，先请同学们让开堵塞的道路，到附近的工会礼堂商议。”
    有人高声喊问：“你到底是什么人? 没听说市委有你这么个人。”赵国强说：“是省委新派来的。”
    他们相信后，约2百多人跟着我和知青办的同志，到工会大礼堂后，他们把我和赵国强团团围在中心，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有的提意见，有的诉苦，有的慷慨激昂，揭发“走后门”不正之风……总之一句话，要求返城。
    我觉得虽有少数人说了些尖刻的话，但多数人说的实际情况，是令人同情的，我当即表态，一定要实事求是地逐步解决。经协商，请他们推出几位知青代表，再到知青办详细商谈。
    之后，我同他们推出的代表多次商谈。经过这次接触，我虽还没到职，却深感哈市知青返城就业问题，是一个紧迫复杂，而必须解决的突出问题。
    我到市委上班后，把这次知青集体上访问题，向市委作了简要汇报，第一书记文敏生同志，支持让我首先抓知青返城安排问题。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的热潮，在热潮的推动下，哈尔滨市先后动员了几十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事实证明凡违背规律和民意的事，做起来是不会顺利的，响应号召的热情和冲动，凉下来后，在实践中遇到的种种问题都暴露出来了。
    首先，劳动不适应，生活没保证。到农场去的稍好一些，吃饭没问题，只要参加劳动，每月还能有点零花钱。到农村插队的问题比较多，住得简陋，冬天冷，无处看病，到比较富裕的队吃得可以保证，到贫穷队的农民既不欢迎，生活也无保证，比较普遍的不安心，情绪骚动。
    开始动员上山下乡时，多数家长和青年并不心甘情愿，是被潮流卷进来的。所以，从1977年开始，又掀起一股又一股的返城热潮，就是必然的了。同时，了解到由于几年来对知青工作的政策不稳定，以及存在少数干部“走后门”，营私舞弊等现象，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群众对政府越来越缺乏信任，越来越不满意，特别在青年中不满情绪在发展，越来越不耐烦，少数人已发展到对社会不满。
    有的搞串联活动，准群体上访、闹事，矛盾进一步激化，群众要求解决这个问题，也强烈急迫。3月初，群体围堵市政府就是矛盾激化的一次具体表现。因此，我认为知青问题，已成为牵动全市的一个爆炸性的大问题，必须立即采取措施，积极妥善解决，处理不当很可能发生大问题。
    妥善解决知青返城问题，关系党对知青的关怀，关系社会的安定，是人民生活和四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市委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在市委的领导和关注下，计委、农委、知青办等各部门，通过各种形式，广开生产门路，做了大量工作，在大、小集体企业，在郊区办知青点，开办多种服务行业等，截至1979年上半年，安置待业青年8万8千多人，下半年又安置了7、8万人。
    经过这两次比较集中的安排，急迫的问题虽得到缓解，但知青就业问题仍有大量工作需要继续做。
    与知青返城热的同时，1969年，街道工业从业人员，以及受“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口号影响，下放到农村的人员不断上访，要求返城落实政策。
    1969年4月19日，省革委会下发了《关于脱离劳动的城之内居民下乡上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通知》(即龙发[69]67号文件),给哈市下达动员任务为5万户20万人，并确定在松花江、绥化两地区安置。
    市革委会为了完成省革委会下达的动员任务，向省革委会作了《关于动员城镇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请示报告》([69]119号文件) 报告中提出，以动员城市闲散人员为重点，做到2个坚决，坚持3个结合：即“坚决动员城市闲散人口下乡，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取消个体工业户，合理安排，凡有劳动能力又能下乡的，都要动员下乡插队，能成户下乡的都要动员成户下乡。”
    “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和工业转轨相结合；城镇人口下乡和改造街办工业，搞好街道斗、批、改相结合；城镇人口下乡和文教、卫生、财贸战线的斗、批、改相结合。”
    “同时，对街道工业，提出了直接为农业服务的要求，街道工业有条件的，可以命厂(组)集体带设备插队落户，以农为主，亦工亦农，设备和资金为县或公社集体所有。”
    在省市这两个文件的要求下，各区从1969年5月开始动员，7、8月掀起高潮，9月收尾，费了很大劲，包括强迫命令等，共动员下去318户，912口人。
    1971年初，阿城县的巨源、利新、新乡公社，将道外区原胜利、英俊、勤俭3公社五金机械组的下放人员，由社办工业放到生产队当社员，取消原合同中的待遇，因而造成了朱景喜、赵大军等36人多次上访，市革委会在省革委会的帮助下，朱、赵等人的要求得到解决以后，下放人员陆续不断地上访。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上访人员越来越多，少则3、40人，多则近百人，并先后两次，住在市委机关大楼下不走，“要求纠正错误，落实政策。”
    他们提出的主要理由：
    一是，将他们按城市浮闲人口下放，不符合龙发[69187号文件规定的下放范围；
    二是，把生产设备移交农村，属于无偿平调，违反省革委会龙发[70]14号文件规定；
    三是，当时对他们采取停产、停发工资、集体办学习班的做法是强迫命令，因此强烈要求落实政策搬回哈尔滨。
    鉴于这些问题，涉及人员多，情况比较复杂，市委提出“摸清情况，研究政策，区别对待，妥善解决”的原则。由市、区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分赴他们所在的县、区、社，对上访人员提出的问题，做了调查了解，确实存在若干需要解决的问题。
    少数下放到县办企业的，由于生产定型，生产任务正常，生活福利待遇较好，这些人情绪比较稳定；下放到社办企业的，多数产品不定型，原材料无来源，不能正常开支，生活无保证，浮躁，思想波动很大；有的下放后，接收单位不执行合同，以本人历史、家庭出身问题，或违反劳动纪律等等，将他们下放到生产队当社员。由于他们不熟悉农业，体力又弱，很难适应农业劳动，待遇不平等，不一视同仁，下放人员反映，他们人地两生，各方面受歧视；
    有一户国企职工，也被下放了，老人、妻子在哈市长期两地分居，给他们生活工作造成很多困难；有的下放农村后压力很大，突然生病，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在农村又无依靠；在动员下乡时，少数人在做法上确有生硬之处，如此等等，不区别不同情况，及时加以解决，是无法安定的。
    我在调查中摸清了情况，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却有一定的难度。由于这些人员分散在省内6个县，14个农村和县公社，有许多问题涉及地县关系，省革委会不出面，仅靠市里解决不了，因此我邀请省革委会副主任侯捷，到市里来帮助解决。我同他先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这个问题才得到了妥善解决。
    实践证明，这次动员闲散人口下乡上山插队的做法，是不成功的，只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不仅给经济上造成很大损失，而且在政治上给党造成不良影响。

    (二)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地进行拨乱反正工作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
    会议重新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开始全面地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全面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定，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守) 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全会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等问题。三中全会精神为全党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指明了正确方向，并掌握了主动权。
    深入“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补课“，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经过学习真理标准问题和三中全会文件，全市党员干部思想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加深了对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加快了拨乱反正的步伐，促进了安定团结，推动了各方面作的开展。
    大多数同志，对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是拥护的，但是也有不少同志思想还不适应，对三中全会精神理解得不透彻，认识还不完全一致，对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常常摇摇摆摆，极少数人怀疑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许多同志，没有从“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中解放出来，对于什么是真“高举”，什么是假“高举”，什么是真社会主义，什么是假社会主义，还分不清楚；对目前的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的认识，还有不少模糊观点；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还不敢实事求是地去总结；对于工作中提出的新问题，不敢去探索研究，仍然限制在过去的框框里；对于经济改革中的各项方针政策，以及采取的许多措施，缺乏正确的理解。
    总之，思想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思想路线还不端正，还不真正懂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处于这样一种思想状况，不论是思想还是行动，都不适应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不能坚决有力地贯彻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也不能把经济工作搞上去。针对这种情况，我与市委一班人认为，在全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认真搞好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补课，是非常必要的。
    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采取日常学习和办学习班相结合。首先，组织县团及以上单位1、2把手，办学习班搞好补课。我们市委常委都积极参加带头补课。敞开思想，畅所欲言，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讨论中，紧密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敢于实事求是地开展工作。
    这次分期分批办学习班，每期10几天。在此推动下，全市掀起了1次大学习讨论，大教育的热潮。使全市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来，为更好地贯彻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解放思想，奠定了良好基础。
    粉碎“四人帮”以后，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消除不安定因素，维护安定团结是市委的一项重要工作。我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到这项工作中。截至1979年4月10日统计，全市“文化大革命”以来，由于林彪、“四人帮”路线影响所发生的“三案”(冤、假、错案) 共8267件，涉及12659人，已复查平反8107件，12498人，平反案件占总数的98.1%，剩下的尚未平反的164件，161人，由单位继续复查解决。
    在复查“三案”工作中，比较难解决的主要有4个问题：
    一是，房子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很多人的房子被抢占或挤占，有些老同志和知名人士被占的房子，比较容易解决，那些属于私房或本人历史上有些说道的人，被抢占或挤占的解决起来很费事，来信来访又要急切解决。
    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短时间难于解决的，市委决定从今后几年的新建住宅中，拿出一部分先解决这个问题。
    二是，遣返问题。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被从城市遣返农村的有906户，单人遣返的170人，总计1077户，4130人。这个问题情况比较复杂，凡属于政治“三案”被遣返的是少数，即允许返城，由原单位安置；凡不属于政治“三案”影响，因这样那样的原因，或长期逗留城市无户口的，由公安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可返城的返城，不宜返城的仍在原单位安置。
    三是，查抄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中查抄的珠宝、首饰、高档家具、照相设备、储蓄存折等，人证物证查起来很费事，为一户查丢失的存折，查遍全市储蓄所才找到存款；凡交到市查抄办的，找到原主，有据可查的，原物返还原主，原物损坏折价赔偿，查抄后混合上交的10万多元，只能找到那个上交的学校、无法返还的，只能动员原查抄单位领回，尽量找到原主返还。
四是，抚恤补助问题。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学生打死街道居民，需要抚恤补助的，经费无预算，只能由财政局挤出7、8万元解决。
    纠正“三案”问题，得到比较妥善的解决，对于增强人民之间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维护社会稳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四人帮”煽动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各类名目造反派的头面人物，带头起来造反，有的踢开党委“闹革命”,诬陷迫害革命领导干部，造成家破人亡； 有的煽动组织无休止的派性斗争，闹得鸡犬不宁，危害群众安全和社会稳定；有的搞打砸抢、抄家、破坏文物古迹、损害人民财务等，如此种种劣迹和犯罪行为，把他们清查出来，按照不同情况加以处理，是彰明是非，拨乱反正的一项重要工作。
    市委根据中央、省委的有关指示，从1976年12月开始，到1982年上半年，在揭批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罪行的同时，对“3种人” (造反起家的、帮派分子思想严重的、打砸抢分子) 进行清查，定案，处理。全市清查共涉及1168人，其中各单位列为重点清查对象的306人，市里列为清查对象的106人。
    对这些人本着实事求是，分别对待的原则，经全市3次定案、平衡、讨论，以极其慎重，严肃认真的态度，分别按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严重政治错误，说错话办错事4档，做定性定案。
    全市经市委“揭批查”，领导小组正式审查对象是86名，经平衡定性意见是：骨干分子1人；按外部问题逮捕，教养和监督教养的11人；拟定严重政治错误，包括严重违法乱纪，和严重打砸抢错误的19人；拟定政治错误的有52名；拟定为说错话，办错事的12人。
    经过这次清查运动，深入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除了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分清了是非：清查了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摧毁了帮派势力，清除了“四人帮”进行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社会基础，夺回了他们篡夺的那部分权力；清除了隐患，纯洁了队伍，教育和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干部；平反了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干部，群众所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
    通过这场运动，使广大群众分清了是非，解放了思想，调动了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稳定了政治局面，促进了安定团结，端正了党风，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创造了条件，为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起到了重大作用。

        （三）大上日用消费品生产

    从1958年开始，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炼钢铁，大办食堂，“归大堆”，割资本主义尾巴，消灭私有制等，到“文化大革命”，不断地运动，不断地折腾，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元气大伤，人民生活遇到了严重困难，物价上涨，商品奇缺，吃穿用等生活用品都得凭票购买。
    在群众中流传着“以钢为纲，一切都光”、“以粮为纲，吃菜咽糠”的顺口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情况逐渐好转，为稳定市场，稳定物价，稳定人心，为使1982年，全市人民过上一个较好的新春佳节，市委、市政府组织各部门，尤其是财贸战线的广大职工，作了极大的努力，才保证主要商品供应，达到如下标准：
    每人精粉3斤，标粉10斤，东北大米3斤，杂豆1斤，葵花油1斤，花生1斤，每户香油半斤，猪肉每人3斤，鱼1斤，鲜蛋半斤，以上是凭票平价供应的主要商品，保证兑现，不断档，不脱销，不波动，这在当时说来是很不错的了，但也明显反映出物资缺乏，供应紧张的状况。
    为了扭转商品短缺，物价不稳的局面，我和有关部门的同志，深入轻工、商业部门，做了大量的调研工作，在市委常委会上，提出抓紧调整工作，以发展“三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为龙头，大上消费品生产，市委召开了全市党员干部会议，动员各行各业机，军工厂为发展消费品生产贡献力量。
    发展消费品生产，不仅是满足城乡人民生活需要，稳定人心实现安定的重要保证，而且是增加财政收入，回笼货币的重要措施。也是调整改变整个经济结构，使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更好地结合起来，通过调整重型结构为轻型结构，是由穷变富的必由之路。为此：
    第一，进一步增强发展消费品的紧迫感、危机感、责任感。
    所谓紧迫感，就是形势逼人。省委书记杨易辰说：“全国各地都在大上，飞速发展，日新月异。上海、天津、武汉、杭州、广州上得快，哈市上得不快。”他批评说：“天津的‘三大件’与哈市同期上的，哈市上得不快，这是什么，这是右，批左是对的，不能高指标，但是能干的不干也不行，时间就是速度，就是主动权。”
    所谓危机感，就是市场竞争激烈，我们的产品质量上不去，成本降不下来，就有被挤掉的危险，现在就如在百米、千米起跑线上，或者跑在前头，或者被淘汰，上则存，停则亡。所谓责任感，就是说我市所处的地位和肩负的责任，要求我们尽快把消费品搞上去，我市是省会，是全省中心城市，工业产值占全省四分之一，我们上不去，或是上得慢，就直接影响全省。
    第二，要走改革联合之路，加快消费品生产。
    从市场需求出发，市委计划从1981年到1983年，从6条战线抓60种产品。
    一是，发展以“三大件”为中心的轻工产品生产，到1985年，自行车由22万5千辆，达到1百50万辆；手表由25万只，达到1百50万只；缝纫机由12万5千架，达到1百50万架；木壳钟由5万只达到70万只。
    二是，发展以毛、麻、丝、化为重点的纺织服装生产，经联合扩建，各种纺锭5万1千锭，达到26万千锭，增长3点6倍。
    三是，利用我省糖、乳、豆、粮和烟叶等充足原料，发展糖果、烟酒、食品生产。
    四是，发展皮革、木材为原料的鞋帽、家具生产。
    五是，发展洗衣机、收音机为重点的家电产品。
    六是，为适应人民生活生产需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为安置待业青年开辟新门路。
调整大上消费品生产，主要的不是扩建投资上基建，要靠挖掘现有企业潜力，走组织联合，提高经济效益之路。具体地说，就是走“划、联、转、调”之路。
    划：就是把那些近期无饭吃，长期无方向的厂房、设备闲置较多的工厂，划归轻工部门生产消费品；
    联：就是按转业协作的要求，组织各种形式的联合；
    转：就是把没有生产任务，或任务不足的机械、军工企业，改变生产方向，生产消费品；
    调：就是采取“调、借、包”等形式，集中一批技术专业骨干，充实到“三大件”及其他消费品生产的企业中去。
    市委这次组织指挥生产消费品工作中，难度最大的问题是打破部门，行政所有制束缚。在联合转产方面，思想阻力主要表现为：
    有的企业主管部门，把企业看成自己私有的，怕企业“改嫁”，而百般阻拦企业跨行业搞联合；有的企业宁愿自己没活干，坐吃山空，死守摊子，也不愿转产搞联合；有的以我为主，以我为核心，总要当主角，不愿当配角；有的企业想借转产，联合之机，伸手要钱，要物摆摊子。这些问题，通过思想教育和行政干预相结合的办法，最终都得到了及时解决。
    经过这次大上消费品的活动，使哈市的轻工消费品生产，得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发展。可惜的是，由于管理不善，没有及时进行技术改造，提升产品档次，降低成本，“三大件”、洗衣机、收音机等在全国上得都比较早，虽有一时的辉煌，却没有壮大发展起来。
    历史经验不断告诉我们，市场才是产品最有权威的裁判，不照顾领导者的喜好，只有产品的质量好，物美价廉，才能成为市场的骄子，才能站住脚，才能得到发展。

        （四）以会代训学习《决议》

    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后，市委从1981年7月13日到23日，召开了六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决议》，结合学习全会公报和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在六中全会闭幕时讲话，学习了胡耀邦的“七一”讲话，大家一致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开得好，《决议》写得好，人事安排好，是党和国家拨乱反正，继往开来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我按照中发(1981)22号文件，各地各部门在学习中，要特别注意两点：
    一是，总结历史经验，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团结起来向前看，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决议》的基本总论上来。对历史问题，应该贯彻宜粗不宜细的方针，不要引导人们去纠缠历史细节，更不要对本地区，本单位具体历史是非，进行群众性的争论；
    二是，《决议》中讲到的过去历史上的错误，责任主要在中央，不要层层去追究责任的要求，组织各部门广泛听取意见，对《决议》进行了认真的，反复的讨论，进一步加深了对《决议》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实质的理解，认清了《决议》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主要在3个方面取得了统一的认识：
    1.认清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指导作用，是《决议》的核心问题。
    大家在学习中摆了许多理由，归纳起来有三条：
    一是，革命历史证明，毛泽东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中国革命就开创了新局面直到取得胜利；
    二是，中国实践证明，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根本指导思想。从中国革命斗争的历史看，要使革命成功，改良主义不行，三民主义不行，生搬硬套教条主义不行，只有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才给中国人民指出了解放的道路；
    三是，中国革命表明，毛泽东思想是全党智慧的结晶。必须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错误分开，毛泽东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经验，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形成了毛泽东的科学体系。
    毛泽东晚年虽然犯了错误，但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能否定。否定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就是否定，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英勇奋斗的历史。就是否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为中国革命立下的伟大功绩。就是否定，被中国革命实践证明，用血的代价换来的真理。
    2.分清了建国以来，30年是非功过。
    与会同志一致感到，《决议》对建国32年来，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作了充分的肯定；对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对“文化大革金”作了正确的结论；科学地分析了在这些事中，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与错误，进行了客观的，全面的分析，做出了恰如其分的结论。
    《决议》贯彻着一条实事求是的红线，对以下3点体会比较深：
    一是，党中央敢于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包括纠正领袖人物的错误。这表明我们党是光明磊落的，对人民负责的，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二是，中央对建国32年来，这么多重大的，复杂的历史问题解决得这么好，特别是对毛泽东功过作了正确评价，表明党中央更加成熟，领导水平达到一个新高度，深得人民拥护信赖。
    三是，从《决议》形成的过程看，党中央对重大事件的结论，是很严肃认真的，由于采取了群众路线的办法，广泛听取意见，用1年多时间，反复地讨论修改，使《决议》充分表达了全党的意见和要求，体现了全党的智慧，成为统一思想团结一致的基础。
    3.明确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大家通过学习，深刻认识《决议》，在阐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时，从10个方面总结了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
感到体会最深的有5点：
    一是，进一步认清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目标。这表明清除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影响，使社会主义建设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
    三是，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和水平。要根据生产力的要求，创造出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
    四是，进一步认清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但同时必须强调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因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还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把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结合起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充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和为现代化建设贡献一切的艰苦创业精神。
    五是，进一步认清了，新的形势下，正确处理阶级斗争和各种社会矛盾的重要性。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不存在，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了，但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还存在不属于阶级斗争的各种社会矛盾。
    随着对市委六届全委(扩大)会议的传达，县团级单位课效仿市委的做法，有的以会代训，有的集体办学习班，全市干部在下半年掀起了学习《决议》的热潮。

        (六)借鉴外地经验，进一步搞活经济

    市委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到1984年末，在短短时间里先后召开了4次全会，可见这段时间里形势变化比较快，任务比较多。
    代表大会闭幕后，第2天6月5日，举行了市委七届一次全会，选出常委是王钊、尉健行、张屏、王人生、朱尧生、姚伟声、徐发、张宝林，书记王钊，副书记尉健行、张屏、王人生。
    1983年11月30日，举行了七届二次全委(扩大)会议，我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传达学习了党的十二届二全会精神，学习讨论了《中共中央关千整党的决定》和邓小平、陈云同志的重要讲话，传达了省委五届二次全委 (扩大）会议精神，联系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进一步加深了对整党，和清除精神污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会议还学习讨论了，中央经济工作座谈会和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增强了抓好扭亏增盈，提高经济效益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1984年1月22日，到2月16日，邓小平视察了广东、深圳、珠海、厦门后，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战略构想，消息传来像一股强劲的东风，使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之花绽开。
    根据形势的发展，市委学习了中央和省委有关政策的精神，结合实际情况，围绕解放思想，放宽政策，搞活经济，提高效益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开创经济工作新局面，首要的问题是清除“左”的影响，跟上中央的思想，把经济搞活。
    为此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放宽政策搞活经济的十条措施》:
   （1）在实行利改税的同时，进一步完善工商企业内部的经济责任制；
    (2)“简政放权”，给企业“松绑”;
    (3)认真贯彻厂长负责制；
    (4)在化学工业总公司，试办企业性公司；
    (5)对小型企业放开经营，实行“全民所有”，集体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6)按集体经济的特点，办好集体经济；
    (7)建筑施工企业实行招标、核标责任制，提倡竞争，用经济办法进行管理；
    (8)努力搞活商品流通，开办工业贸易中心，建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9)对企业的技术改造，技术开发，实行优惠的贷款和税收政策；
    (10)对外开放，广开渠道，在引进技术、引进人才方面争取迈出较大的步伐。
    以上10条在改革实践中，既要勇于实践，大胆创新，又要从实际出发，讲究政策，要注意掌握：
    (1)以提高效益为中心，做到生产、税收和财政收入3个同步。
    (2)正确处理3者关系，即国家得大头，企业得中头，个人得小头，使责、权、利结合起来。
    (3)对中央已有明确部署的改革，要坚定不移地执行。
    从以上10条措施看，可以看到当时市委对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认识程度，较以前有了很大进步，但认识上仍有很大局限性。
    我带着如何进一步放宽政策、搞活经济，同市政府副市长李培福、财政局长王居松、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范鹏绪，从1984年4月25日出发，历经1个多月时间，先后到广州、深圳、珠海、佛山、南京、常州、无锡、重庆、武汉等城市考察学习，同这些城市的同志进行了座谈，参观了一些工厂、商业中心、旅游场所和乡镇企业。
    大部分地区是一片繁荣建设景象，改革前进景象，充分证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和所取得的巨大成果。我们所到之处所闻所见，很受启发，很受教育，开阔了视野，拓宽了思路，也找到了进一步搞活经济的门路。
我们走过的几个城市，可分为3种类型：
    一是，以深圳、珠海为代表的经济特区；
    二是，以常州、无锡为代表，发展速度很快的“明星”城市；
    三是，以重庆为代表的综合城市。
    这些城市得共同特点，都在改革发展前进。在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他们也有各自的独特之处，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和设备，充分利用华侨关系，积极与外商，和港澳工商业家合资经营为主要特点；
    常州、无锡是以变通政策，以重点产品为龙头，搞好工业改组联合，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积极搞活为主要特点；
    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具有省级权限，以办工业品贸易中心，和农副产品贸易中心搞活流通为主要特点，已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南地区经济中心。
    1.外地在改革中取得了很多经验，我们感受深的是这样几点：
    (1)改革管理体制和管理办法，打破“大锅饭”和“铁饭碗”。
    这个问题在深圳，包括蛇口工业区和珠海市的学习考察中体会很深。特区的主要特点是“四个为主”，即建设投资以引进为主，经济结构以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产品以外销为主，经济活动以市场调节为主。
    适应这些特点，深圳主要抓了4件事：
    一是，搞总体规划，以工业为主题规划，确定本世纪末实现的总产值目标；
    二是，抓立法，使外商投资有法律保证，有利可图。
    三是，抓基础工作，提供良好的投资条件，做到“七通一平”，即自来水，排水，污水处理，电灯，电讯，煤气，交通运输通，道路平。
    四是，改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重要的有这样几点，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党委起保证监督作用；干部实行聘任制，每年搞1、2次投票，得不到半数以上票拥护，随时解职；劳动用工实行合同制，工资制度实行基本工资 (计件工资) 浮动工，职务工资三种形式；基本建设实行投标，招标制，谁干得好效益高用谁；企业经营也搞得很活，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不受限制。
    他们的口号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
    （2）采取变通措施，搞活经济。
    （3）这个问题，无锡搞得很好。这个市工业发展很快，市区63万人口，1983年，全市工业总产值86亿多元，财政税收22亿元。
    解放以来，基本上平均每5年翻一番，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展更快，平均每年增长8个亿。他们的主要办法，就是在保证国家利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采取很多变通措施。
    在企业的技术改造上，把厂房翻修，新产品开发，大修理，环境保护费等，不列入技术改造指标，这样做既可以把费用摊入成本，又有充足指标进行技术改造。
    在流通上，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认识得早，抓得快。从1979年开始，就给工厂自销权，计划收购按数交，商业不按计划收购，或不收购的工厂就自销，改变了产品少时，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产品多了就唱国际歌“全靠自己救自己”。这样就解决工商关系问题，又逼得工厂上质量，上品种，提高竞争力，这个市生产3千多种产品，没有积压，没有亏损企业，他们的口号是，“质量是生命，品种是前途”。
    在价格上，允许企业上下浮动20%，在工资奖励上，全市50%的企业实行计件工资；在税收上，对联营企业，不重复收税；注意给下面扩大财权，利改税以后，在基数测算通过变通办法，使下面得到的利益不低于包干的水平。  
    (3)搞好工业调整和联营联合。
    常州和无锡在这方面都抓得很好。常州是一个工业发展快的城市，解放当时只有24万人口，3万职工，7000万产值，现在城区40万人口，43亿万产值，全员劳动生产率24400元，这个市从前年开始实行财政包干的办法，是包干基数，逐年递增上缴，收支比例挂钩，超过地方当成少收地方补，一定3年不变，他们以1982年，财政收入5亿3为基数，年递增3%，超包部分市里得70%，这个办法给市里经济带来了活力，全市企业没有亏损户，每年应届毕业生全部就业还不够，他们工业发展如此之快，主要是3条：
    一是，地方企业多，集体企业多，小企业多，受宏观控制少，便于调整，便于组织，便于改革。他们说：船小好掉头。
    二是，充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和人才，大搞技术改进，引进先进技术，他们不采取铺摊子的办法，而是走内涵的道路，依靠现有企业进行改进，在老厂搞新车间，发展到一定规模，采取脱壳办法分出去。
    他们积极发展新产品，使产品适销对路，具有竞争力。
    三是，围绕一个产品搞专业化协作，抓一个工厂带一批工厂，抓一个产品带一批产品。
    这个市工业发展快的基本经验，概括起来是4句话：
    充分利用，合理组织，积极改造，挖掘潜力。无锡的调整抓得很好，他们首先抓了轻重工业比例调整。三中全会以前，这个市的轻重工业大体上是各占50%，近几年，经过调整，大上了纺织，电子和轻化工业产品，使轻重工业趋于合理，现在轻工业占65%，重工业占35%。他们还抓了企业调整和产品调整，打破了部门所有，全民与集体所有制的界线，调整了60多个企业，上了轻工和纺织。
    他们非常注意信息，及时掌握市场变化，根据市场需要随时调整生产方向，注意产品更新换代。他们很注意抓科研，大搞技术储备。
    (3)发展集体经济，办好乡镇企业。我们考察的深圳、佛山、常州、无锡等城市，在发展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方面取得很大成绩。
    我们看了一些集体和乡镇办的工厂企业，很受鼓舞，我们同佛山市顺德县龙江区的干部座谈，他们说三中全会以来区乡企业发展很快。1980年，区乡企业总产值200万元，到了1983年，工业产值就达到了3600万元。1987年时，人均收入才190元，去年达到534元。
无锡乡镇企业发展更快，全市的86亿总产值中，集体企业的产值36亿。
    江苏省去年3个县工业总产值，超过20亿元，其中两个县在无锡市。前州乡乡长石干城向我们介绍说，在乡政府领导下，设有经济委员会，农业服务公司，工业公司，多种经营服务公司，建筑公司，运输公司，还准备办农商贸易公司、经济联合委员会和各个公司，各个公司和各个工厂，工厂和车间，车间和工人，层层签订经济合同，达到合同的拿基本工资，超过合同的可给浮动工资，基本工资平均每人65元，浮动工资100元以上，干得好的一年劳动可收2000元以上。
    公司、工厂的经理、厂长实行聘请制，干得好的可以继续留任，干得不好的可随时解职。工人实行合同制，干得好的可以继续订合同，干得不好的，就由合同工变为临时工，只拿基本工资，没有得浮动工资资格，可以说这里的工人没有不好好干的。为了解决务农务工收入差别，对务农的每卖1斤商品粮，乡政府给补5角钱，使务农和务工的都各得其所。
    (4)抓好全面改革，搞好流通。
    重庆是全面改革的城市，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听取了介绍，参观了工厂和贸易中心很受启发，市委以中央[1983]7号文件为依据，制定了30多个各方面政策方案，中心题目都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在改革中主要抓了4件事：
    一是，正确处理中央、省和市的关系，地区、部门和中心城市的关系；
    二是，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主要是权力下放，一放到底，不能向上边要权，向下边收权，在企业内部实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奖金制度也作了改革，实行奖金和上缴税金挂钩，他们规定超过标准工资30%以上的奖金额征税。
    去年，奖金全额平均为2.8个月，他们把工资标准统一起来，定为1级到15级，他们认为这样级差小，勤跑步，有利调动职工积极性。
    三是，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发挥中心城市作用。
    首先，把企业合理地组织起来，他们把530个企业，组成129个联合体，通过联合以最少的投资，最快的速度，取得了最好的质量，最大的效益，联合的办法是联合企业内部实行计划价格，全套厂免税，由总厂纳税，低于计划价格部分，作为企业利润。高出部分总厂不补，为了使配套厂都关心最终产品，他们还实行了主产品销售后的利润，2次分成的办法。
    其次，是抓流通。2级站下放给市，实行站、司合一，专业划细，这样有利于工商扭在一起算大账，工商矛盾，商商矛盾都得到解决。市工商局长给我们作介绍，他们的主要观点是强调搞活流通，流通不活，经济就活不起来。
    他们说紫阳同志来重庆说，城市改革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流通。以计划经济为主，表现在2级站，市场调节为辅，就是要发挥贸易中心的作用，把2级站和贸易中心结合起来，买卖才能做活。
    四是，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
    中央对重庆的财政实行收入全额分成，市里留收入的37%，交中央55%，代中央交给省13%，在税收上他们有减免权，在价格上大管小放。去年，放了1千多种，自行定价，随行就市，有些大宗商品，可以上下浮动15%～20%，在银行贷款上国家给5000万总额，可以自己持优贷款。城市养路费，与省三七开。
    武汉市商品流通搞的比较活，他们说抓流通主要是抓批发，流通不活，主要是批发不活，按行政区划越搞越死。这个市从10个方面搞活流通：
    把现有批发站专业划细，增加8个专业批发，在农村建立了6个联营批发点，搞活贸易中心，在武昌搞农副产品贸易中心。批零结合，而且与全国各地联营，批零兼管，市批准131家零售商店，兼批发业务；在闹市区开辟小商品贸易批发市场，和农副产品开发市场。国营集体200多家，个体有100多家参加，搞汉江路一条街昼夜经营；搞传统性风味特点的网点，向专业性发展；在汉口，筹办一个大型贸易中心；建立和工业联合贸易供销公司，与15个省30多个大中城市联合；组织临近各县与城市挂钩，开展物资交流发展集体、个体户。去年，发展9千多商业户，安置10万人就业。
    （6）以市带县，发挥中心城市作用。
    常州的办法是树”3个观点”，做到“3不”，建立“5个网络”。
    “3个观点“是：城乡一起发展的观点，既要发展新的经济关系，又不断老的经济关系的观点，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注意经济横向联系的观点；“3不”是对县不挤、不占、不扣；
    “5个网络”是：工业生产网络，商业流通网络，科技情报网络，交通通信网络，金融网络，通过5个网络，把城乡经济更好地网起来。
    无锡对县的领导，主要是实行城乡经济联营联合。他们针对农村怕上收，城市怕背包袱的实际情况，提出城市领导农村的8字方针：指导、扶持、规划、促进；还有4句：行政上管理，经济上联合，技术上支援，渠道上疏通。重庆市对农村的领导，实行统一组织生产和流通，主要是把商品交换，做到农副产品和工业产品都畅行无阻。
    这些城市，特别是广东和江苏各市的工厂、商店、宾馆等，都很注意绿化，搞了许多园林小区，美化环境，给人以清闲明快的感觉。
    2.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搞活经济，根据我市情况，参照外地经验，我们有以下建议：
    (1)进一步解放思想，清除“左”的影响。
    我们感到“左”的思想束缚，仍然是我们搞好经济的障碍，在广东任仲夷同志跟我们说话，很有启发教育。仲夷同志说，要从“文化大革命“，"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要从“文化大革命”以前，”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要从旧的模式中解放出来，要从农经济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中解放出来，他特别指出了从改革前”左“的思想中解放出来更困难，因为我们自己干了的。
    他的这些意见切中要害，是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我市情况看，要着重解决3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搞活经济，就要敢于冲破旧的条条框框的束缚，要把眼光放远些，对现有的条条框框要作具体分析，从党的方针政策的实质上去研究问题，对那些不利于富国富民的条条框框，要勇于冲破，看准了的事情，坚决干，不要议来议去。
    二是，认真贯彻国家、集体和个人3者利益的原则，敢于使一部分企业和职工先富起来。在企业内部要实行层层承包，进一步解决企业，办好办坏一个样，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状况。要奖勤罚懒，凡是经营好，效益高的企业，企业应该多留，职工可以多分，拉开距离，鼓励勤劳致富，有了先富起来的企业和职工，就有了样板，就可以打开局面。
    三是，大胆起用开拓，打开局面的干部，以适应形势的需要。这种事抓好了，可以有力地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要按照这个精神，对各经济部门的领导班子，进一步充实加强。
(2)继续搞好改革调整，大力发展专业化联合。外地经验和我们的实践都证明，坚持不断的改革、联合，才能把经济搞活，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改革联合的重点，我们的意见：
一是，继续狠抓优势产品，不断提高新产品质量，增强竞争力，强化技术储备，及时掌握市场信息，积极搞好产品升级换代。
    二是，以产品为龙头，组织专业化协作或联合体。联合体实行董事会制，有协作单位抽调人员组成办公室，各单位都要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共同对产品负责。
    实现的经济效益大家利益均沾，实行2次分配的办法：第一次，按目标成本确定合理价格，随时结算，各计盈亏，第二次，主产品实现利润，按各单位提供配件占主产品成本的比例分配。
    三是，组织行业联合，按行编成辫子，组织专业化生产。由主管公司协调产供销，负责技术、指导和培训，通过专业化生产，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增强产品的竞争能力。
    四是，充分发挥部、省、基层和军工大厂的优势，对其中搞民品的部分，地方要统一组织，搞好联营联合，发挥大厂的优势，带动地方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
    五是，对产品没有销路和经营性亏损企业，今年要继续进行整顿和调整。工厂领导要立下军令状，年内要改变面貌，不能改变落后面貌的要自动辞职，或就地免职另行选贤荐能，招聘那些开拓型的干部，去领导组织打开局面。
    (3)要简政放权，变通政策。
    随着行政税制的完善，有的解决了国家和企业的分配关系，为了进一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把企业搞活，提高企业素质，提高经济效益，市委、市政府已制定10条措施，国务院最近又发布扩大企业自主权10条规定，我们要贯彻执行。
    当前，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大搞“包”字进城，”包“字进厂，层层建立经济承包责任制，”包“字搞好了，才能出人才，才能出效益，这是解决职工不吃企业大锅饭的有效途径。
    第二，在保证税制收入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在企业发生的某些有利于生产、销售的合理费用，有关部门应该采取变通的措施，解决所谓“合理不合法”的问题，支持企业把经济搞活。
    第三，确定一些企业，试行基本工资、浮动工资和职务工资的办法，对于企业管理基础好，定额准确、合理的单位，可以实行计件工资。
    工资基金和奖励基金，以上年实际的基数，随着上交税剩的升降幅度上下浮动，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第四，除国家规定不准自销的产品外，企业和总公司都可以销售自己的产品，产品价格可以浮动，幅度13-20%，要实行优质优价。
    第五，对组织起来的联合体和专业协作，相互间提供的配套件，在税收要给适当照顾。
第六，综合利用的产品，可给予适当免税。
    (4)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这应当是我们今后抓经济工作的一个重点。
    要清除重国营轻集体的“左”的影响，积极扶持集体经济的发展，总的指导思想是对集体经济要放开，改变现行的管理办法，给企业松绑，对他们实行依法纳税，留足积累，自主分配的办法，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大厂、大学科研单位，对集体经济一帮二带，从技术上，工艺上，以及经营管理上帮助集体企业，积极开发新产品，并不断提高产品质量。
    二是，国营企业产品扩散或联合协作，在保证国营企业不减少收入的情况下，把部分产品扩散给集体企业。
    三是，在国营企业内部的集体经济成分，凡具备独立经营条件的，要脱壳为独立核算企业。
    四是，积极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突破只在“农”字产品上做文意的框框，开辟多品种的商品生产，实行专业化管理。
    五是，要把我市有“后劲”的行业，放在集经济里，特别是化工养 料行业“两吃一配”项目，在集体企业要发展，要进一步搞好二轻系统的调整联合，使我市的集体经济有一个大的发展。
    （5）要把流通搞活。商业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方面，搞活流通是搞活经济的主要环节，无商不活，我们的意见：
    第一，为了更好地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要积极向省争取2级站下放，实行商业2级站与公司合一，使2级站与工业品贸易中心结合起来，我市的工业品贸易中心，要抓紧建立起来，实行统一经营，分别核算，突出地方产品，面向全省全国，做到人不分公私，地不分南北，都可以做买卖，按商品批量，灵活划价。
    第二，办好农副产品贸易中心，要在交通、储存、运输、住宿等方面，创造一个好的条件。
    第三，要强化各工业局和总公司的销售机构，可以建立自己的销售中心，加强产品的销售工作。
    (6)要进一步加强市带县的工作。
    我们要效仿常州、无锡市的办法，建立起经济网络，把各县的企业联起来，网起来。市里经济各部门、各行业，都要对口加强对县企业的扶持，搞好经济上的联营联合，加强技术的指导，今年内各经济部门，各行业，都要帮助乡镇企业做一件好事，取得明显效果。
在城市建设上，当前要抓好3件事：
    一是，搞好城市卫生，迎接建国35周年。
    二是，要设立路牌，使街道的标志更加明显。
    三是，要搞好商业一条街，先搞好中央大街，逐步搞好南岗奋斗路，道外靖宇大街，争取每个区都能搞活一条街，把商业街的办公用房，和居民住宅清理出来，开办有特点得商业服务网点，地下室也要利用起来，各个网点都要装设霓虹灯，延长营业时间，商业街搞得火红热闹，10月1日以前，要把中央大街搞起来。
    3.积极搞好内联和外联。
    我们这次出外学习，对搞好内联和外联，在认识上有了新的提高：
    一是，必须千方百计地搞好外联，搞好合资经营，这是引进新的技术，提高企业素质的重要途径。
    二是，要积极开展和开放城市间的联营联合，以我们的优势产品通过联营联合点打出去，并把联营联合点，作为我们掌握信息和引进技术设备的窗口。
    三是，在必要和可能的开放城市，设立办事处或住寨人员，及时掌握信息沟通情况，以利我市经济的发展。
    四是，搞好智力引进，要积极从上海、江苏、天津等城市，和国外的友好城市，聘请技术管理专家来我市工作，帮助我市工厂企业提高技术素质和经营管理水平。
    以上建议全部被市委、市政府所采纳，并在实践中逐步落实。

        结  束  语

    在我走过的八十个春秋中，虽经过艰苦奋斗的岁月，曲折与屈辱的遭遇，总的说是胜利的、是成功的。它给我的经验教训是丰富的、多方面的，体会最深的是：

    一、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实事求是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检验一个人品质高低的试金石。
    在夺取胜利和受到表扬时，不能骄傲自满，忘乎所以，虚妄夸大；在遭遇困难和受到威胁迫害时，不能胡言乱语，信口雌黄，要做到宁折不屈；也不能因为领导人 (包括领袖) 说了话，不考虑是否正确就盲目崇拜，不敢实话实说。我非常拥护陈云同志说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二、任何时候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创造世界历史的观点，是唯物史观的一条根本观点。
我经历的无数事实表明，当我们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为了人民群众谋利益而工作时，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信赖，我们的事业就会蓬勃兴旺地发展，否则事业就会受牲，甚至失败。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在根据地创建了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贫下中农得到了实惠，激发了他们抗日救国的热情；在解放战争，开始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贫下中农有了维护生命的根基，鼓舞了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果实，支援解放战争的热情；
相反，1958年以来，接连搞了“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等一系列“左”的运动，一直发展到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违背了客观规律，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极度贫困，怨声载道。
    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实现了伟大转折，进行了拨乱反正，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平反了冤假错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创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这些得民心，顺民意的决策，把国家引向兴旺发达的康庄大道。事实表明，凡脱离人民群众意愿的行为，结果必然失败。我永远不会忘记，人民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救命恩人。
    1941年，日寇对山东沂蒙区实行了残酷的秋季大扫荡，延续3个月之久，接着1942年，又对泰山区进行春季大扫荡，我经历了两次大扫荡，亲眼看到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救伤病员，掩埋牺牲的同志。
    我也被一位老大爷，藏到梯田下的地里掩护起来，用贮存不多的地瓜供养看，才得以活下来，这种救命之恩永远不会忘记，忘记就是背叛。

    三、努力学习，加强自身修养
    学习是增长知识，提升党性修养的必由之路。形势不断变化，时代不断前进，不学习，不接受新鲜事物，思想容易僵化，保守，就跟不上时代的步伐，难以完成担负的工作任务。
学习要始终坚持，不能懈怠，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16岁参加革命时，仅有小学文化，还是个一无所知的孩子，是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学习中成长起来的.
    我很喜欢学习社会科学、哲学及文学方面的著作，受益最大的是毛主席写的《论持久战》，《实践论》，《矛盾论》，这些著作让我懂得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
    学习要与实践相结合起来，才能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具体，没有参加“减租减息”，土地改革运动时，对阶级斗争的认识是书本上的，抽象的，经过参加“减租减息”、土改后，对阶级斗争的认识具体了深刻了。
    学习更要与时俱进，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只有认真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加强学习是自我修养的主题，不断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始终牢记和保持艰苦奋斗，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工作作风。
    鉴于历史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不仅要保持大节方面的纯洁，同时，更要注意小节方面的纯洁，不注意小节方面的操守，导致大节不保的事例并不少见。因此，我规定并始终坚持“政治上要坚定，组织上要服从，经济上要清廉，作风上要清白”等4条要领来自省自检，约束自己，不犯或少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