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金岁月 （序-陈俊生）
董玉振 李 平 刘 凯
节选：
1、栉风沐雨住泥棚
3、忧怜主人劳作苦
16、血洒天堑架彩虹
18、千山万岭荡春风
19、几多风雨几多情
20、居安思危业无穷
1.栉风沐雨住泥棚
小兴安岭的冬季是寒冷的，特别是“腊八寒天儿，冻坏酱坛儿”的时候，更冷得煞实，哈出一口气就是一团白雾。
清晨，天就下起了鹅毛大雪，直到眼擦黑，才算拉开“磴儿”。浩瀚的林海一片银白。
大雪刚住，可又刮起了拧劲儿的西北风，林子里雪雾迷漫，树吼枝嚎。虽说将近是落日时分，但天色已十分暗淡。
在层层峰峦之中，蜿蜒的乌马岭山脚下，坐落着乌马河森工局安全伐木场场部，这是一座简易的木刻楞大棚。在它旁边有一栋地窨子式的伐木工人宿舍，屋里搭着长长的木杆铺，上面摆满了一个个行李卷儿。屋地中间搪着一溜木案子，旁边立着一个用废汽油桶制成的火炉，炉子里的大块木柈正在熊熊燃烧。屋里显得分外暖和。
此时，屋内只有两个人。在靠南墙的木杆铺上，坐着一位年轻干部，正饶有兴致地和伐木场主任刘文秀唠嗑儿。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伊春林区工作委员会的新任书记王钊。
王钊，三十一二岁年纪，高高的个头，健壮的体魄，微红的脸膛，浓重的双眉，明亮的眼晴，既透着质朴、坦诚、刚也显示着机智 文雅、乐观。他少年投身革命，曾经受过生活的磨练与战争烽火的雕塑，虽然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但由于自幼渴望知识，孜孜不倦的学习，成了工农干部中的文化人。
这年秋天，也就是1954年9月，他由省城哈尔滨调来伊春林区后，多数时间都在下基层、钻林子，为的是要在林业生产的黄金季节里，了解木材生产情况和工人生活情况。
坐在王钊对面的伐木场主任刘文秀，年近五十岁，是木把出身，人称“刘大押角子”,解放后入了党，被提拔为干部。
王钊来到这里，在听完刘文秀关于场里情况的汇报后，天就蒙蒙煞煞地黑了，无法再去山场，决定在场里住下来。
按着刘文秀的打算，想让王书记睡在场部办公室的桌子上，清静又暖和，能保证睡眠。可王钊拒绝了，他执意要睡在工舍里，为的是和工人们谈谈唠唠方便，也想体察一下睡地窨子的滋味儿。
这个地窨子建在朝阳山坡的丛林中，附近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被冰雪覆盖着。地窨子半卧于地下，屋顶苫着红松树皮，四周没有一扇窗户，即便是正响午头，屋内也是黑乎乎的，整天全靠着煤油灯照明。
王钊借着灯光看了一下手表，此时听到屋外传来一阵说笑声，于是，他中断了和刘文秀的谈话，下地连连抄起两块干木柈子填进了炉子里，炉膛内噼啪作响，火燃烧得更旺了。
“咣当!”工舍的门开了，收工的工人们拿着斧锯、搬钩、扒门等生产工具相继走进屋来。王钊忙迎上去，主动和工人们打招呼。
这时，一位四十多岁的老工人走进工舍，看上去他身体很结实，只是微微有点儿驼背，当他听过刘文秀的介绍后，有几分激动地同王钊紧紧握手。
王钊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老工人回答：
“俺叫李升。”
王钊睁大了眼晴：“听口音，你也是山东人?”
李升点点头：“俺是黄县人。”
王钊咂了咂嘴唇：
“啧啧，咱俩是老乡呢。”李升可能认为自己是个工人，不便和工委书记这件的大干部认老乡，嘴里设说是，也没说不是，但脸上却泛起了幸福的微笑。
王钊用右手食指在左掌心划拉了几下：“哪个升? 高升的升?”
李升摇摇头：“俺这辈子命不济，没起个好名字，是一升米两升米的那个‘升’。”
王钊刚想要为他纠正，但看到李升一脸郑重的神情，把要说的话又咽了回去。
李升好像觉察到了什么，又自言自语地说：“俺这辈子没入过一天学堂门，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升’,多亏手戳上有个记号，要不，我连倒正都分不清呢。”
老工人的这几句表白，说得王钊的心直往下坠。他一时默然了。
这当儿， 厨房的大师傅把饭菜端了进来。本来，进入冬季后，工人在食 里吃饭很冷，没等吃完饭菜就凉了，于是便改在工舍里吃饭。今天厨师端进来两个大木槽子，一个槽子盛的是玉米面饼子，另一个槽子里盛着稀溜溜的黄豆芽汤。槽子并排放在屋地的长条木案子上。
如果是往常，在山场劳动一天而中午只啃了几口冻干粮的工人们，晚上回来吃饭，早饿得会忽拉一下子围过来，你拥我挤地抢着盛汤拿饼子，但今天却例外，你瞅瞅我，我看看你，没有人上前。
王钊招呼着：“来，都快吃饭吧!”工人们有的坐在木杆铺上，有的就站在地上，可还是没有人动弹。
王钊的目光逐一在每个人的脸上掠过：“大家早该饿了，为啥不吃呀?”
不少工人都本能地望着自己的那双手——尽管在收工时已经用雪把手心手背都搓过了，但还觉着不干净。所以，在工委书记没拿玉米饼子之前，他们是不好意思先拿的。心思着，人家是比森工局长还大得多的官儿，一旦嫌乎怎么办?
王钊好像猜透了工人的心思，他走过去，扯着李升往木案子近前拉：“老乡，你先带个头吧!”
李升挣了一下胳膊，后退了一步：“俺们心思让你先吃。”
王钊有些着急了，又用力拽了李升一下：“大家伙干一天活了，我怎么能先吃呢?!”
李升不好再拗劲儿，一边笑着，一边把那双粗糙的大手在棉裤上又狠劲儿蹭了蹭：“王书记不嫌乎，那我们工人就先吃了!”
他把手伸进大木槽里，一把抓了两个饼子，接着又在另一只木槽里盛了一碗黄豆芽汤，接着便大吃大嚼起来。在李升的带动下，其他工人都忽拉一下围上来，一个个拿定饼子又盛黄豆芽汤，随后便站在长条木案旁，或坐在木杆铺上，有滋有味地吃了起来。
最后，王钊拿起个玉米饼子，也盛了碗黄豆芽汤，站在了李升身旁。
李升握惯了锯把和杠棒的手很粗糙，很有力气，却显得很无力，很笨拙，三个手指紧紧的攥着那双筷子，几次想从碗里把黄豆芽夹起来都没成功，有一次总算夹住了一粒黄豆芽儿，可没等送到嘴边又掉了。
王钊在一旁看得真切，侧过头向：“老乡，你怎么了?”李升伸开那只手，苦笑着说：“茧长得太厚，手笨了。”
李升的手，骨节粗大，手茧厚厚一层，又板又硬连拳头都握不紧成。王钊用手一摸，紧接着深情地用力一握，握得很紧很紧，长时间没有撒开，可也没说一句话。看得出来，他有些激动……
林业工人干的是重体力活儿，放大树，抬大木头，整天裤裆里“抓蛤蟆”，都是乏身板儿，干了一天的活儿，撂下饭碗便纷纷爬到自己的铺上想要睡觉了。
饭后，刘文秀忙着回办公室开会去了。为了保证王钊能休息好，他走前让工人们在木棚中间的铺位上腾出个空儿来，可王钊想和李升继续唠扯，便自己改在了李升的临铺。
这时，李升已经脱下一双棉胶皮靰鞡，正从脚上解裹脚布，一见王钊走过来，急急忙把解下的裹脚布缠巴缠塞进了鞋窠里，放在了木杆铺下，还特意往里推了推。
没想到，王钊紧接着一弯腰又从木杆铺下把那双棉胶皮靰鞡拽了出来，想替他搭在铁丝上烤烤。
登时，李升可慌了神儿了，猛地蹦下地，一把从王钊手里把那两只胶皮靰鞡夺了下来，红着脸说：“嗨，这东西挺熏人的，你别拿。”
王钊望着那双被抢走的湿渍渍的棉胶鞋，争辩地说：“不就是有点味儿、熏点人吗! 可总得要烤干它呀，明天穿着干活好施展哪。”
李升激动地哆嗦着嘴唇：“这东西……干净人闻不得! 你不怕熏得睡不着觉?”
王钊笑了，说：“放心。当年在山东打日本鬼子那阵儿，我什么苦都受过，什么罪都遭过，裹脚布子有点味儿算什么!”
王钊出生在山东省长山县 (现邹平县) 的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很快侵占了山东各地。王钊当时只有十四岁，可他和广大的爱国青少年一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反侵略的战争，开始在儿童团站岗放哨，为游击队传送情报。1939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先后任长山县六区、一区、七区的青年救国会会长，积极组织青年抗日活动，后又到根据地做民主政权建设工作。
当时，条件极其艰苦，既要和日本鬼子进行殊死的战斗，又要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在那八年的时间里，王钊经受了痛苦的煎熬，也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每每想到这些，他总觉得眼前的一切艰难困苦，都是那么微不足道。
李升终于把那双棉胶皮靰鞡和裹脚布搭在了火炉旁的铁丝上烤着，然后脱去秋衣，露出了他健壮的躯体，也露出了后背上，那个高高隆起的形似蘑菇又紫得发黑的肉瘤子。
王钊以前曾任松江省委林业部代部长、部长，对林业工人的情况还是熟悉的，此时，他一眼就看出这是上楞工人被杠棒长年压出的“血蘑菇”。他的心再次被深深刺痛了——一个血肉之躯，天复一天，年复一年，肩上总是压着坚硬的打几百斤，甚至 十斤重的原木归楞上垛，即使是铁的 膀，抬着被那杠棒压得变形，磨掉几层的?! 就在这一刹那，王钊明白了这么健壮的老工人为什么会驼背。
李升本能地用手摸了摸背上的“血蘑菇”，嘘口气，自我嘲弄地说：“要比这家伙，全伐木场就数我了——个儿大，色儿重，禁磨，棒硬!”
一阵笑声过后，王钊问：“来林区多少年了?”李升伸出三个手指头：“我十八岁来林区，一色是做木头，这不眼瞅着就够三十年了。”
王钊提高了声音：“是个老木把啦!”
李升挑了挑眉梢，似有几分骄傲：“这些年，我这两只手少说也放倒了几万米木头，这肩膀头也抬了几万棵原木件子。要是一棵棵接起来，也许能到北京城了!”
大家又是一阵笑声。
这话一点都不错。他们靠着一副肩膀两只手，长年干着笨重的体力劳动，特别是解放后这几年，正是这些粗犷、憨实的老林业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完成了党和国家交付的木材生产任务 ，有利地支援了放战争、抗美援朝和祖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哪一棵上不沾洒着他们的血汗呢? 想到此，一缕对老工人的崇敬之情在王钊的心底油然升起。
好一会儿，王钊又问李升：“你也是逃荒出来的?”
李升摇摇头：“还是民国十几年那咱，我被木把头招工来的，在长白山林区一干就是好几年哪!”
“这些年回过几次家呀?”
登时，李升变得神色黯然，过了一会儿，才重重地叹息了一声，说：“旧社会，为了求生，也经不住把头的蛊惑，梦想发大财，这才闯关东，干木业，可是一年到头干下来，结果闹个白搭白。也有那么一两年，多少挣了几吊子，可下山后，几天就全抖落光了。那时候，把头都长个勾勾心眼儿，在通化办酒馆，设赌局，开窑子。一到三月三，开江了，把头们就组织船队，一路吹吹打打接工人下山，变着法儿把工人的钱再赚回他们的兜儿里。几个月下来，大伙的辛苦钱也都吃了，喝了，赌了，嫖了，最后闹个净净光，九月九只好再上山去做木头……进入伪满洲国，木把就更惨了，一年到头连套行李都混不上，哪还有脸回家呀?!”
王钊认真地听着，沉思着，一直没有开口。
李升又加重语气说：“那些年，我们这些木把哥们儿一个样，没赚下别的，两手赚了层老茧，背上赚了个大‘血蘑菇’。”说着说着，李升打了个‘唉’声，这唉声似乎表示他永远倾吐不尽心中的怨气。
王钊依旧默默地听着……
李升稍稍停顿了一下，转而高扬起一双浓重的眉毛，语声敞亮地又接着说：“不过，我要和以前那些老木把相比，也不一样啊!他们一辈子个个全是‘轱辘棒子’,随死随就被把头把尸体塞进了树筒子里……我总算赶上解放的好时候了，四十多岁成了家，前几年，老伴儿还为我生了个大胖儿子。”
老工人说得兴奋起来，脸上闪放着光彩。
王钊被老工人的幸福心绪所感染，也高兴地笑了：“我真得祝贺你哩!”
由于兴奋，李升的话多了起来：“解放后，为开发小兴安岭的木业，我从长白山转来伊存。令年我那几子三岁多了，刚开始蒙蒙懂事儿。前几天我串休回家，晚上脱衣服睡觉，儿子看见我背上这个“血蘑菇”了，问‘爸爸，这是咋来的?’我说：“长出来的。’他摸摸自己的后背说：‘那我咋没长呢?’我说：‘还没到时候呢，大了就该长了。嘿! 他倒挺着急，说：‘妈，我要快点长，长大也像爸爸那样，背上长个大疙瘩!’我老伴接着说：‘我儿子长大了，背上不长那东西，那得多遭罪，那罪让你爸一个人遭吧。’儿子感到好玩儿，攥着小拳头‘嘭嘭’地捶着我背上的‘血蘑菇’。老伴心疼我，吆喝着儿子：‘宝子，不能捶你爸那疙瘩，疼得慌。’可我嘴不言心里话，那是个不过血的死肉疙瘩，别说小孩拳头捶两下，就是用针扎，拿杠子压也不知道疼哩。”
王钊静静地听着一个木把人生的酸甜苦辣。
虽说李升身体硬朗，可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经过一天的沉重劳动，身子骨早乏了，说完这番话，他就头朝里躺下，睡觉了。
李升刚闭上眼睛，睡在他另一边的采伐工人朱广升就开打起了鼾声。这酣声又响又长，一呼一吸高低音,“倒钩儿”。
李升推了他一把：“喂，伙计，醒醒。”
朱广升没右醒，还是继续鼾声不断。
李升准备再呼唤朱广升，王钊却阻拦道：“算了，他困了，也累了，让他香香地睡吧。”
李升咂着咀巴：
“这家伙伐树可能手了，外号‘小电锯’,可睡觉打呼噜也是第一!老乡，这样你睡得着吗?”
“睡得着。”王钊说。“我觉大，当年听着枪炮声都能睡着，在行军路上还能打磕睡哪!”
李升朝王钊会心地笑笑，翻了个身儿，很快就睡着了。
王钊也头朝里躺在了木杆铺上。他借着煤油灯和炉膛里燃烧的火光，又看了一眼手表，刚七点多钟，城市里这时正是万家灯火，晚场电影刚刚开演；而大山里头的这些采伐上楞的汉子们，都已经进入了梦乡——他们是在酝酿和积蓄力量，去迎接明天那繁重的体力劳动啊……
不知什么时候，外面的风住了，连那松涛也停止了喧嚣。工舍里四处发出的鼾声和呓语声似乎仍在显示着力量的所在。
王钊躺在木杆铺上，一时睡不着，脑海里浮想联翩：抗日战争胜利后，按着党的指示，王钊随军来到东北开辟地方工作，他曾在当时的松江省方正县任区委书记；后任宾县县委书记；又任中共松江省委林业部代部长。
今年(1954年),松江省和黑龙江省合并后，为了加强对全国重点林区的领导，省委派他到伊春林区任工委书记。在这次上任前，王钊曾向省委保证，一定要把党的艰苦奋斗、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带到伊春，和伊春林区的广大干部及工人一道，把生产建设搞好，尽快地改变林区的落后面貌。现在，这个重大的课题就摆在他的面前了……
半夜里，王钊被冻醒了。他连忙下地往炉子里添了几根大木柈子，然后走到熟睡的工人身边，给他们掖了掖被子。他深情地望着这些个个都是像李升一样壮实的汉子，心想，这些钢筋铁骨的青壮年，大棒子都无法打倒他们，可却在林区多年的超负荷劳动中，背驼了，后脖梗下压出了“血磨菇”，甚至那一双蒲扇般的大手，也被那厚厚的老茧箍得再也攥不成结实的拳头了。这一切一切，都是落后繁重的体力劳动造成的。
看来，林区落后面貌的改变，首先应该从关心工人、减轻工人的劳动强度开始!
这时，炉子里的火燃烧得似乎比往日更旺了，火舌在蹿动，工人们睡得格外香甜……应该说，他们越来越感受到了党的关怀与温暖。
第二天清晨，在刘文秀的陪同下，王钊和工委秘书段树文一块儿来到山场看采伐。
这是入冬以来最好的天气，天空晴朗，万里无云，连常见的晨雾也没有。太阳还没从山顶升起，霞光已照射在向阳的山坡上，丝绒般的白雪，泛起了耀眼的银光。那长满高大挺拔的红松的山峰，呈黛绿色，一座连着一座，扯向远方，更远方，一直扯向目力不及的天边……浩瀚的小兴安岭林海，迷人的“红松故乡”，又生机勃勃地开始了它新的一天。
王钊一行来到山场，由刘文秀领着去看“小电锯”朱广升，使用弯把子锯的采伐表演。当他们走进作业号里，朱广升已做好采前的准备工作，开始搭锯采伐了。
朱广升三十五六岁，匀溜个儿，体格壮实，好像全身到处都透着层层力气，难怪他睡觉的鼾声打得那么响。只见他甩开双臂，两手紧握锯把，用力地拉了起来，随着“嗤嗤”作响的拉锯声，锯屑飞舞，很快把个合搂粗高大挺拔的大红松树锯倒了，刹时，山场上发出震天撼地的树倒声，随之升腾起一股雪浪。
尽管朱广升在伐木场里被同行们美誉为“小电锯”，但毕竟还是血肉之躯，当伐倒了这棵树，前额已经冒出了汗水。转眼间，他把狗皮帽耳子挽了起来，把上身的棉袄也脱掉了，只穿着件棉球衣，又去采伐另一课足有两搂粗的大青杨树。
朱广升又开始不停地拉锯，头上汗水滴滴滚落，脚下的雪被融化了，棉秋衣被身上的汗水浸透了，冷风一吹，秋衣上结出了一层白霜。可没过多时，这层白霜又被更多的汗水融化了，冒出了一股股热气……就这样，不大一会儿，这个东北硬汉子终于把这棵大青杨树也放倒了。
可能是出汗太多的缘故，朱广升感到很渴，嗓子里像冒了烟似的，只见他弯腰抓起一把雪，顺手塞进了嘴里，接着，又抓起了第二把雪。
这时，王钊一把扯住朱广升的胳膊：“嗨!不行，不行，雪太凉，牙受不了。”
“没事儿，渴得受不得。”朱广升无可奈何说，“这大冬天，山场上没别的水喝呀。”
“那就到山下楞场去喝。”
朱广升摇摇头：“那不行，一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二是太耽误工。”
王钊把扯着朱广升的那只手撒开，扭过头来，对身边的刘文秀说：“山上作业现场为什么不支起个帐篷，搭起个锅灶? 给工人们烧水热饭多方便!”
刘文秀本能地摊开两手说：“生产外开支，没计划，买不了啊。”
“可以补个计划嘛!”
刘文秀有些犯难，但还是一口答应：“好!我们马上请示局里就办。”
王钊联想到昨晚的感受，语气深沉地说：“工人们太苦了，咱们当干部的要为他们解决困难，给他们服好务啊! 我回伊春要向森管局长说,全管局每个作业山场都要支一个帐篷，搭起锅灶，保证山场上的工人有热饭吃，有热水喝！“
说到此，现场突然响起，一阵单调但又是快节奏的热烈的震荡山林的掌声。
朱广升举着双手嬉笑地说：“王书记，你简直钻到我们心里来了!”
“是啊，我们早盼着这一天哪!”旁边的工人附合着。
休息了，人们都坐在倒木上。王钊真怕朱广升冻着，忙把朱广升扔在雪地上的那件棉袄捡起来，给他披在身上：“老朱，你是哪年来林区的?”
朱广升感到有点儿冷了，便把棉袄穿上，随手用袖子擦了擦脸上凉下来的汗水，说：”四九年被招工来的。”
“都干过什么工种?”
“一直干采伐。”朱广升可能还感到渴，用舌头舔了舔嘴唇儿，说：”开始使大肚子锯，两个人一伙，总觉着别扭；后来改成弯把子锯，一个人拽，痛快多了!”
王钊看了一下手表说：“刚才我测了一下，你伐树比一般人都快。”
听到王书记表扬，朱广升那湿漉漉的脸上露出一丝儿笑容，接着掏出了揣在心窝里的话，说：计件，自己的活儿，就得要舍得化力气，既保证给国家完成生产任务，又能多挣几个钱，不光爹妈老婆高兴，就连屯里的老少爷们儿，也得对咱高看一眼。”
王钊被他这大实活说笑了，连连点头，又问：“你对场里有什么要求吗?”
朱广升打了个沉儿，思谋着说：“解放后，咱那个屯里走出来七、八个青年，有点文化的都进到城里的工厂看机器了；咱没有文化，只能到这深山老林里卖苦大力。你问咱有啥要求，这咋说呢，林业自古以来就是这么个干法，少使一分的力气，大树就伐不倒，原木件子也抬不到楞垛上。
说心里话，这几年钱没少挣，可每当夏初住锯回到家里，媳妇总是心疼地说：‘人是肉长的，不是铁打的，别总跟大木头摔跤了，回来吧，种点地也是一样活。’我说：“挨累惯了，要是一天不挨累，就要脑袋疼。’话是这么说，其实，我就是盼着咱这采伐能轻松点儿，也能像进到工厂里的那些哥们儿那样，摆弄着机器就出产品，那该有多好呢!”
看来，朱广升像是说得很随便，可这些话却深深地震颤着王钊的心，他深感这是林业工人，希望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最最由衷的企盼，它代表着木把们的共同心声。中国从有林业以来，一直是原始的笨重的手工作业，如今，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
他这次到伊春林区来任职，正是肩负着黑龙江省委和东北森工总局的委托，要把小兴安岭建成社会主义新林区。就为了这个目标，他多次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此时，王钊正想要多看看，也更要多听听。他决定到山下再进行一番考察。
王钊一行人从山场下来，来到了山下楞场。
楞场是伐木场的原木集中地。集材套户靠马拉牛拽从山场把原木拉到楞场里，由归楞工人一棵棵归上楞垛，再由水运或森铁运到贮木场。
那原木大楞是按树种、等级、材长堆积起来的，像小山似的，一垛紧挨一垛，煞是壮观。
这时，老工人李升正领着一伙工人在楞场里抬木头归楞。他原本是采伐工组长，自从入冬套户进山后，伐木场日产量平均达三首多米，为防止楞场“摊煎饼”(原木散乱堆放)，经伐木场领导决定，临时抽调李升这个工组来归楞。
李升穿着短身棉袄，腰间系着条青布带子，显得格外干练、利落，。此时，他和组员们把一棵红松原木抬到了楞垛上。从楞垛上下来之后，又去抬堵在楞场进口处的一棵粗大的榆木件子。榆木属硬杂木，一立万米的重量在一千二百公斤左右，这棵原木件子可真有个分量呢!
李升和组员一共是八个人，四副肩，当他们把这棵榆木抬到楞口前撂下时，李升回过头来命令式地说：“把末杠撤下去!”
抬末杠的两个年轻工人挺意外，眨了几下眼睛，同时不解地问：“为啥呀?”
“我在前面听你俩的脚步声特别沉，别闹出事儿。”
两个青年工人不甘示弱：“我俩觉着还行。”
“行个屁! 刚二十多岁，不要命了? 下去。”
两个青年工人一看老组长动了真火，伸了伸舌头，连忙撤下扒门和杠子，走到一旁去了。
原来是八个人四副肩，现在变成了六个人三副肩，每个人肩上的分量更重了。李升是领杠的，在前头，旋即，他用那粗犷的声音喊起了吆号，另五个人应合着：
“瓦杠抬起来哟!”
“嘿哟!”
“往前走啊!”
“嘿哟!”
“上跳板呀!”
“嘿哟!”
“咱们哥六个呀!”
“嘿哟!”
“铁肩能担山哪!”
“嘿哟!”
......
随着这响彻楞场的吆号声，他们抬着那棵大榆木走上跳板。显然是超负荷了，六个人在跳板上每前进一步，那厚厚的跳板就颤动一下，他们咬紧牙关，瞪圆双眼，额头血管突现，脖侧青筋紧绷，每个人的两腿也都在不住地颤抖，真让人感觉他们几乎马上就要吐出血来了……。但是，这铿锵有力的吆号,使他们增添了力量，统一了步伐，一颤一悠，使他们的负荷得到了调解，终于把这棵又重又长的榆木件子抬到了楞垛上。
站在一旁的王钊，把这一切全看在眼里，一直替工人们捏着一把汗，直到木头归上楞垛，工
人们一个个从跳板上安全地走下来，王钊才松了一口气。
此时，王钊正要走过去向李升说点什么, 但看到他们还在忙着抬木头，又一时作罢了。
在楞场的边缘上，本来有一个火堆儿，李升他们只顾忙着归楞，忘了添干枝丫，眼看那火就要熄灭了，而坐在火堆上的白铁壶里的水,刚刚有点温乎气儿。细心的王钊，觉察到了这一点，连忙叫上段树文，两个人在近处拣了些干枝丫添了上去，刹那间，那火又燃烧起来，很快就把那壶水烧开了。
楞场里的零散木头件子都已抬完，李升他们撂下杠棒，走向火堆。
王钊望着那八张汗水津津的脸，关怀地打着招呼：“快!过来歇歇。”李升等人来到火堆旁，王钊早倒了几碗白开水，一碗端给李升，另几碗端给其他人。
十多个人围着火堆坐成月牙圈儿，有的“哧喽哧喽“地喝着开水烫得舌头直打卷儿；有的抽着“喇叭筒”卷烟，随便地唠起嗑儿来。
王钊坐在李升身边，直到这时，他还心有余悸，担心地对李升说：“刚才抬那个大榆木上垛，八个人都很吃力，而你们六个人，我真觉得有点儿玄哪!”
李升用手抹一把脸上的汗水：“没事儿，我心里有谱儿。”
王钊又随手拾起一个干枝丫添在火堆上：“那根榆木太沉了，你们上跳板时，我看见每个人的腿都有些发抖。”
李升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们这些人，哪天都累得腿肚子转筋啊!”
王钊心情沉重，感慨万千：“看得出，大家都是有十分劲儿使出了十二分哪!”
一个青年工人马上接话：“我们那是把吃奶的劲儿全使出来了。”
另一个青年叹息了一声，说出了几句顺口溜儿：
一根蘑菇头，整天压肩头。
抬着大木头，蚂蚁啃骨头。
此中多苦头，何日熬出头?
所到此，王钊猛地站起身来，抬头望着楞垛，像是对着大青山发誓说：”何时熬出头，大家有盼头，我到这里来，一定要把大家从杠棒下解放出来!”
这时，一位青年工人跳起来说：“王书记，你又一次钻到我们心里来了!”
一句话，引起了大家一阵热烈的讨论。工人们心里升起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
3.忧怜主人劳作苦
山里人说，小兴安岭的夏天是大风刮来的。果然，夏至前，几场大风刮过，天气就骤然转暖，好像一夜之间，逶迤千里的小兴安岭，一下于被山风吹得青翠欲滴。林区里紧张的流送作业开始了。
在春节过后的这段日子里，王钊同班子成员分头深入基层，指导工作，检查工委三级干部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
六月上旬的一天，王钊前往五道库森工局。这个森工局坐落在深山沟里，是水运作业，距离汤林铁路线上的美溪车站有几十里路，交通不便。沟里的三万多职工、家属以及冬季入山套户和牲畜的物资供应，都要靠汽车运输来解决。可是，全局的运货汽车只有四辆。为保证运输畅通，防止出入山的人随便搭车，森工局特作出严格规定：上至森工局的党委书记、局长，下至各生产单位的职工、家属，任何人出入山都不准搭乘运货汽车，如果遇到特殊情况，要由局长特批才行。人称这是“特殊待遇”。不过，极少有人能得此厚爱。
这一次，王钊倒是尝到了这种“特殊待遇”的滋味儿。他从伊春乘火车到了美溪后，由五道库森工局长李庆祥特批，搭上了一台“130”运货汽车来到了五道库局。速度是快多了，节省了时间，可那弯弯曲曲的山道，崎岖不平的路面，真把他颠得够戗!
说起来，王钊已经是第二次到这里来了。第一次来这儿是在今年的四月中旬——
那时，“谷雨”刚过，王钊专程来看木材流送前的准备工作。当天，他先去五道库河边的原木楞场察看。五道库河已经开化，偶尔仍有几块浮冰漂过，但为了抢运木材，这里已经做好了推河 (推原木下河) 前的一切准备。
第二天清晨，王钊在李庆祥局长的陪同下，徒步去二号水闸察看流送前水闸的保养和维修情况。
虽说已经是阳历四月份了，但小兴安岭却依然春寒料峭，积雪刚刚融化，山中小路湿渍渍的，走起来一跳一滑。
王钊一行人在密林中穿行。本来就阴沉沉的天空，忽然刮来一阵西风，开始星星点点飘起雪花。这雪越下越大，纷纷扬扬，顷刻变作鹅毛大雪，渐渐地，不一会儿工夫，山峦白了，沟膛也白了。只有当雪花飘进五道库河水里，才被很快融化。河水翻卷着浪花湍急地流淌着……
当王钊等人来到二号水闸时，雪才渐渐停了。
二号水闸有两个看闸工，这时，他们正站在没腰深的河水里加固着支撑水闸的石笼子。
本来，天气还很冷，加上流入河里的空山水及融入水中的雪花，那河水凉得钻心刺骨。水中的两个看闸工虽然穿着胶皮水裤，但也冻得嘴唇儿发紫，全身打哆嗦。他俩本来正想上岸暖和一下再干，可看到李庆祥局长，陪同一位似乎比局长还大的“官”来了，心里寻思：领导这会儿特意来这里检查工作，自己怎么也不能上岸休息呀! 于是，只好在水里硬挺着继续干。
这时，王钊早发现水中的两个工人很冷，便大声招呼道：“喂!上来吧，暖暖身子再下去。”那位年纪约在三十五六岁的刘师傅，站在河水里，声音有些颤抖地说：“不了，能挺住。”
可是，一向和蔼持重的王钊有些急了，几平是下命令：“不行!快上来!”
两个工人相视一愣，心里明白，别看领导发急，可是为咱工人好。于是，这才乐不得儿地上了岸。刘师傅不容分说、抓起放在岸边的白铁壶，往碗里倒了大半碗白酒连捉了两口，然后把酒碗递给那个年纪仅有二十多岁的看闸工，那青年工人也“咕嘟咕嘟”喝了起来。
每当木材流送开始，不，确切地说，是流送准备作业开始，流送工人就一直跟“水”打交道，为了防潮御寒，白酒就成了流送工人必备的劳动保护用品。
王钊走向岸边的小木屋，催促着两个看闸工：“来! 快进屋烤烤火。”
小木屋里炉火未尽。先进屋的王钊，往炉膛里连续添了两块大木柈子，很快，炉火又燃烧起来。
两个看闸工走进屋，脱去身上的胶皮水裤，站到炉子跟前烤起火来。
王钊问那位年长的工人：“刘师傅，你是哪年来这儿看水闸的?”
“四九年五道库作业所一成立，我就从山外来了，我从小就生活在依兰县松花江边儿，懂点儿水性，所以，一来这就当上了看闸工。”刘师傅边烤火边答话。
王钊关切地说：“春天才搭头，河水还很凉，在水里呆久了可不行啊!”
刘师傅听了王钊的话很激动，冲着王钊笑了笑，说：“多亏听你的话上了岸，要不，在水里再泡一会儿，俩腿俩手准抽麻筋儿啦!”
他说这话不假，这样冷的早春天气，人在室外活动，手露在外边还觉得冷，甚至站久了，也会冻得浑身发抖，何况是在冰冷刺骨的水中呢!王钊关切又带几分埋怨地反问道：那你们怎么还不上来呢?”
刘师傅思忖了一下说：“怕领导误会我们泡蘑菇呗!”
“那怎么会呢? 是领导，就必须关心体察群众的疾苦。不然，他就不配做领导。”王钊的话由衷而发。
“领导能知道我们的难处就行了。”刘师傅光着膀子在火炉旁不住地烤着，搓完两手，又搓前后胸。他本来在王钊面前有点拘谨，但很快就完全放松了。
说话间，刘师傅那张久经风雕雪塑的脸被烤得红红的。这是一张王钊在林业工人堆里能经常看到的憨厚、刚毅、质朴的脸。
“苦啊! 你们这活儿不好干啊!”王钊有几分感叹地说。
“是啊，这活儿也太遭罪了，老祖宗怎么留下这一行?!”刘师傅像在诉苦，又像在抱怨。
这话说的不错，水运的确是老祖宗留下的，并且不知有多少朝代了，反正老祖宗发现木头在水里不沉底儿，便靠水流送木材了。自古以来，流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放排”,另一种是“赶羊”。不管是哪一种，只要流送准备作业一开始，木头被推到河里，流送工人就开始同河水打交道了，直到把“羊”(原木) 赶到出河口，捞上岸。在中国历史上，几经改朝换代，这种原始的运输木材的方式始终未曾改变。
王钊紧耸着一双浓眉沉默半晌后，以一种深沉的语气说：“是啊，是啊，干这一行太遭罪了!人不是铁，就是铁，在水里泡长了还生锈呢!”
面前的这位领导如此理解流送工人的苦衷，这使刘师傅分外感动，他索性把揣在肚子里的活全都掏了出来：“你不知道，下到冰冷的水里，一会儿就感觉受不住了，就好像浑身的血都凝住了……”
那位青年工人这时接上了话茬儿，：”没办法，这时得赶块上岸连捉几口酒，让肚子里发烧一小阵儿，可很快还更冷了……”
除了喝酒保保暖，还有什么好办法吗?”王钊的眼睛盯着两个工人关心地问。
仍然站在炉子跟前烤火的刘师傅，用手掌拍打着裸露的前胸，似是满有把握地说：“有啊! 就像我这样，脱光衣服用火烤，用力使劲搓，烤前身，烤后身，把全身烤得热热的，把湿气烤没了，把各种病也烤化了。”
王钊似有几分好奇地关切地问：“有效果吗?”
“瞎! 再有效也会落病的。这就好比身上割了口子，药再好，也不如不割口子好。”刘师傅打完比方又说：“我干流送这行才几年，就被这空山水浸得腰疼腿也疼，再时间长了，约摸就下不了地了。”
“要赶快上医院找大夫治治。”王钊完全是催促的语气。
“瞎! 这病癫皮缠，不好治，大多是得上就是一辈子。大夫讲，都是由潮凉上得的。”
王钊沉默了片刻又问；“你们有什么要求吗?”
“要求? 咱工人有工人的本分, 让干啥就干啥，可从来没孬过。”刘师傅瞪大眼睛，说得很认真：“要是让提要求......那我就说一条，我说咱能不能不搞这水运，改别的运材中不中？“
刘师傅的活声音不算高，分量却很重，王钊听后，觉得像是一副重担从天而降，一下子就落在了他的肩上，把他压得不禁一阵颤抖。他想，这是一个流送工人发自内心的呐喊! 这呐喊，喊出了林业工人想要改变原始落后生产方式的殷切企盼。
王钊为取信于工人，极认真地答道：“我们一定认真考虑这个要求，而且请你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也一定能够满足这个势在必行的要求!”接着，他又嘱咐两位工人说：“不过，在没有改变这个方法之前，你们还得辛苦点儿，在看好水闸、保证木材流送畅通的同时，还要特别注意保护好身体，没有好身体，那可就‘砸锅’啦!”
一席话，直说得两位工人不住地点头，不停地说“好”,不断地答“是”。
事隔两个月后的今天，王钊又一次来到五道库森工局，就是要对水运作业做进一步的实地考察。
木材流送是季节性作业，靠的是“桃花水”,不光带有临时性，也带有突击性。山里的五、六月间，正是山丁子、山梨开花的时节，一条条小溪把空山水汇集到河里，工人们用一道道水闸将水位憋高，以便用来流送采下来的木材。不然，一旦到了雨季，河水暴涨，木材就会被河水冲散，四处“逛花园”。所以，全局上下都憋足了劲儿，要赶在“桃花水”下来之际把原木流送出去。
王钊在五道库森工局副局长薛世敏的陪同下，来到二号水闸看流送作业。只见从一号闸门推下河的上万根原木件子，排着长阵，浩浩荡荡，滚滚而来，拥过二号闸门，向下游漂流而去。岸上，有两名流送工人，手执压脚子，紧紧跟随，看护并“驱赶”着水中的“羊群”。
突然，一名工人高喊：“不好了，插垛啦!”
王钊同薛世敏等人闻声，急忙向下游插垛处奔去。一般正常说来，一闸水能流送几万根原木件子。但是，一旦前面有几根原木横七竖八地交叉在一起原地不动了，后面尾随而来的原木便很快越插越多，越插越高，几万根原木件子大攒堆，可以形成一座一里多长的不可撼动的小山。所以说，原木在河里插垛，是木材流送作业中的一大事故，必须尽快排除才行。
正是在河道的拐弯处，眨眼间，无数根原木已经插起了一座又高又长的大垛。
王钊忧心如焚，望着那插起的木垛紧锁眉头，左顾右盼。这时，负责生产作业的薛世敏，迅速抄起把压脚子，第一个跳进没腰深的河水里，向大垛奔去，想急速拆掉它。
王钊既为薛世敏的勇气所感动，又为他的能力所担心。于是，禁不住大声地喊道：
“老薛，你不懂拆垛技术，快上来吧!”
是的，薛世敏身为副局长，懂企业管理，懂成本核算，但并不懂拆垛技术。王钊喊他上岸，他打心底感激工委第一书记的关怀。他执意上前，可望着那七插八插的原木大垛，真不知该先拆哪一根才好，竟一时愣住了。
王钊深知“拆垛”最危险。从前，不论是在旧中国，还是在伪满时期，都有许多流送工人在拆垛过程中丧命。解放后，尽管加强了安全生产工作，但只要有流送作业，就不可避免有插垛、拆垛，虽然事故比解放前已经大大减少，可还是有所发生。王钊一直注视着水中的薛世敏，看他没有贸然行事，才稍稍放下心来。这时，岸上的两个“赶羊”工人也各拎一把压脚子下到河里，奔向大垛，似乎想助薛局长一臂之力。
王钊又高喊着，让他们两人也回来。
两个工人可能是不想在工委书记面前当孬种，假装没听见，不管不顾地就要上垛去撬木头……
薛世敏清楚地知道，按流送规程要求，只有水运技术员，或流送技术工人方可拆垛，于是，他声色俱厉地吆喝他们：“快躲开!不要命啦!”
两名工人虽然停下了手中的工具，但并没有走开，只是以真诚的目光望着薛世敏，似乎还想做点什么，为他们的局长分分忧。
薛世敏又狠狠地白了他俩一眼，吼叫道：“还杵在那儿干啥?快上岸去!”
在局长威严的吆喝下，两个流送工跟着薛世敏，一同蹚着河水回到了岸上。
王钊望着三个被冻得脸色发白、嘴唇发紫、浑身发抖的人，在心底发出一句深深的感叹：多好的干部，多好的工人啊!
“快去给姜万松技术员打电话。”薛世敏对身边的一名工人说。
一名看闸工插话说：“早就打过了，他在山场，马上就下来。”
人们以期切的目光，向河上游的山道上张望着。
“来了! 姜技术员来了!”几个人同时在喊。
果然，树丛里露出了姜万松的身影，他正大步流星地朝这边奔来。
姜万松年已四十多岁，中等身材，穿一身蓝布制服，显得精干利落。
他来到河边，连脚都没有站稳，就急忙忙绾起两只裤管，接着从地上抄起一个压脚子，就要下水去。
王钊迎上前，充满关切地问：“姜技术员，以前拆过垛吗?”
“拆过多次呢!”姜万松说得很肯定，“连同光复前给日本鬼子干的那会儿，少说也拆过百八十次的。”王钊望一眼河里那像小山似的木垛，不无担心地说：“这可是上万根原木的大垛呀。”
“以前，我还拆过比这大得多的垛呢!”姜万松完全充满了把握与自信。“把垛拆开了，你往哪躲?”
“躲是躲不开的。”
“那怎么办?”
“把别亮子的件子抽出来，原木就会顺水往下倒，我踩着原木往上去，木头就砸不着我了。”
谈话中断了片刻，王钊半侧脸望着西北山峦的深处说：“我想从双子河局借调一台拖拉机来拆垛……”显然，他仍有些不放心，才说出了这个想法。
姜万松摆摆手：“不用了。把拖拉机弄到这儿来，少说也要三、四天的时间，化钱费事又耽误工，太不合算。”
“那……你可要注意安全哪!”王钊嘱咐道。
姜万松再次很有把握地说：“放心吧，我会注意的。”
王钊紧紧握住姜万松的手，又一次叮咛道：“一定要注意安全，绝对保证安全。在我心目中，人，才是世界上最宝贵的。”
姜万松一个人下水了。他平稳地站在一棵浮在水面的红松原木上，用手中的压脚子点着水面，那原木像听话的小船，稳稳当当地向大垛驶去。岸上，王钊等人谁也没再说什么，眼睛都睁得大大的，紧盯着姜万松的一举一动，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手，却捏着一把汗……
姜万松仔仔细细观察着插垛的关键所在。凭着他多年积累的拆垛经验，他一贯认为，河里的木垛再大，也是由一棵别住的原木逐渐造成的，只要把那棵原木撬动移开，木垛就会在一瞬间散开了。他冷静地观察、寻找着那棵关键性的原木，从这一处到另一处……
在鸦雀无声的紧张气氛中，半个小时过去了，一个小时过去了，姜万松还在河里围绕着木垛观察……终于，他停了下来，瞪大眼睛死盯着垛中的一棵原木再三审视，他紧闭嘴唇，一脸严肃……忽然，像是下了最后的决心，只见他端起压脚子用力去撬那根关键性的原木件子，他撬一下，那小山似的木垛就颤悠一下，一下，两下……·撬着撬着，突然，姜万松大喊一声：“开!”
顿时，大木垛“哗啦啦”坍塌了，无数根原木滚落下来，有的径直滚向姜万松。
在这紧张的一刹那，姜万松毫不慌乱，飞身踏上一棵滚落下来的原木，又以极快的脚步踩着一棵接一棵滚过来的原木向上方冲去。他眼疾脚快，身体灵活矫健，脚脚不落空，步步踩在滚动着的原木上，如果差一秒钟，不管是快了，还是慢了，也要被这无数纷纷滚落的原木“擀面”了。
大垛被拆开了，一棵棵原木停止滚动，乖乖地顺水漂流而下……此时，姜万松站在水中，神态尽量保持着镇静，但脸上却汗如雨下。
站在岸上的王钊，一直悬着的心到这时候才完全落下来，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太危险! 太危险了!”
姜万松上岸后，王钊第一个迎上前去，又一次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半晌，深情地说：“来，快坐下歇歇。”
可能是汗水滚进了嘴里，姜万松吐了一口唾沫，用手背擦了一下嘴巴，同王钊一起席地而坐。人们都围了过来。
王钊由衷地对姜万松称赞道：“你拆垛真内行。简直可以说是矫似雄鹰，轻似飞燕，勇敢机智，镇定自若。”
姜万松实实在在地说：“我早在伪满洲国时就干流送这一行，干长了，也就自然熟练了。”
“那咱这木材流送经常插垛吧?”王钊问。
“当年，日本鬼子急着往外抢运木头，也不保养水闸，水憋不起来，木头在河里活动不开，插垛是常事儿。”
姜万松说着，抬起头，望着远方的层峦叠嶂，心情沉重地回忆起往事：“有一年，在朗乡河上游五公里处，足足有十万根原木件子插在一起了，为拆垛，有两位工友被原木件子“擀面”了……那咱，小鬼子根本不管工人的死活啊!”
王钊回忆着刚才亲目所睹的一幕幕，摇着头说：“拆垛实在太危险.“
”说危险，真危险，有时就要拿命换。”姜万松说到这里，转了话题，“不过，在旧社会里，流送工人都盼着插垛，特别是盼着插大垛。”
这使王钊深感意外，有几分不解地问：“为什么呢?”
“平日，工人挣不着钱，都让日本柜头和大小把头勒去了。“说到这里，姜万松情绪愤然，“哼！就在这个时候，工人能反‘将’他们一“军’,多挣上几吊子。”
接着，姜万松绘声绘色地讲起难忘的往事：“每逢流送插了大垛，那些日本大柜和大小把头，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日本大柜拎着皮包来了，从里面掏出一叠子‘绵羊’票 (伪满洲国十元票面的货币), 在手掌上‘叭叭’摔两下，高喊着：‘拆垛的大大的给!’‘拆垛的大大的给!'可是木帮哥们儿像是没听见，没有一个人答理他。小把头、二把头也跟着咋唬，在工人堆里，看看这个，瞅瞅那个，也冲着工人直喊：‘钱，太君大大的给!'还是没有人动窝儿，有的工人甚至闭上眼睛装聋，那日本大柜实在没咒儿念了，又‘哗’地打开皮包，拿出根金条，‘谁拆垛，这个的给!’这时候，木帮哥们儿认为抻到火候了，这才有人站出来去拆垛……"
说到此，姜万松打了个“唉”声，沉痛地说：“不知有多少个木把兄弟下河拆垛，被捂在原木底下，把命丧在河里了……"
人们沉默了片刻，才把思绪扯回到现实中来。站在王钊身边的薛世敏，感慨地说：“解放后，从四九年到现在，姜技术员拆了许多大垛，可从没有多要一分钱。”
姜万松用手拍了几下身上的蓝布吊兜儿制服，几分骄傲又几分风趣地说：“咱是新中国的林业干部嘛!”
王钊听了姜万松的话，深感这位老木把，对新旧社会充满了截然不同的爱和憎，这就是他工作动力的源泉哪!
说话的工夫，河里的上万根原木，已经顺着滚滚波涛漂流出去很远。这时，姜万松站了起来，他说还有些不放心，要亲自“赶”一段河里的这群“羊”。
姜万松刚要走，王钊从流送工人手里，拿过装着白酒的行军壶，两手端着向姜万松递了过去：“姜技术员，我向你敬酒，喝点再走吧!”
王钊说着，把酒壶又往前递了递。他深如林业取工对留有着特殊的感情，而且海量。眼前，虽然只是一壶微不足道的酒，可王钊以为，此时此刻，只有这壶酒最能表达他对姜技术员的心意。
姜万松也很激动，工委书记亲自给敬酒，对他来说，毕竞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他不知该说什么才好，梢愣子一下，竟用俩手接过酒壶，“咕嘟咕嘟”一口气全喝干了，随之习惯地用手背抹了一下嘴巴，对王钊笑了笑，然后掉头大步朝三号水闸方向走去，没走多远，又回过头来高声喊道：“王书记，我提个意见，要想办法取消这水运啊!”
王钊也同样大声地回答：“一定! 一定要尽快取消!”
这两声历史性的呐喊，在大森林里久久回荡……
回森工局的路上，大家伙围绕着姜万松拆垛的这个话题议论不休。
王钊说：“有人讲，林业生产粗放，有技术和没技术都一样。事实上并不是那么回事儿。今天，姜万松就靠一手好技术排除了流送中的一个大险情。”
薛世敏搭话：“这些年，每逢插垛，都靠姜技术员。他还是个‘山林通’,业务全面，经验丰富，在山里头走一圈儿，就能估算出这条沟能出多少木材，基本上不离大格儿。”
“他是你们局的一个宝啊! 对这样的技术人员，要特别注意爱护。”王钊说着，似乎想到了什么, 话锋一转：“正好，我想给你们提个建议。”
薛世敏以虚心的目光看了看王钊书记说：“好吧! 请王书记批评指正。”
王钊口气缓慢地说：“你们局有条规定，运货汽车不准拉人。是吧?”
“运货汽车少，任务重，所以才决定只拉货不拉人的。”薛世敏作着解释。
王钊又说：“不错，这决定很好。至于你们书记、局长、职工坐不坐车，我不管。可是，不让姜万松这样业务精通、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坐车，我不同意。我们常说要注意爱护技术人员，就是要给他们一些‘特殊待遇’,比如坐车，也是为了节约时间，让他们多做工作，减轻劳累。这样也会鼓励其他职工，努力学好本领，做好本职工作。你们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随行人员中有人惊喜道：“那姜万松就是五道库局第一个享受坐汽车‘特殊待遇’的人了!”
又有人说：“别看这‘特殊待遇’是件不算大的小事儿，可这还是一种‘特殊荣誉’呀!”
王钊似有几分感慨：“要我说，在我们林区里，像姜万松这样能享受‘特殊待遇’的技术人才是越多越好啊!”
第二天，王钊听了五道库局领导的全面工作汇报之后，首先肯定了全局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接着又讲述了他两次来五道库局的所见所闻。他带着自己的深切感受，讲了看闸工人在冰冷的河水中作业，被冻得浑身发抖的情景；讲了拆垛的惊险场面；讲了姜万松、刘师傅及职工们期盼改变流送作业的心愿……随后，他要求五道库局，要彻底改变原始落后的季节性流送作业，修筑森林铁路运材。
五道库森工局长李庆祥是农民出身，解放后参加革命，四九年冬带套户来伊春，由于工作出色，被留在了林区。多年来，他饱尝了水运作业给企业带来的诸多苦果，早已盼望彻底改变落后的水运方式。所以，当王钊的话刚讲完，他立即表态说：“王书记进得好，咱五道库局坚决按王书记的意思办, 尽快改水运为森铁运输。”
李庆祥说到这里，稍一迟钝，便率直地向王钊说：“只是……资金短缺，希望王书记能帮助我们做做工作，争取国家投资。”
李庆祥说的很实在。本来嘛，要改水运为森铁运输，就必然要进行勘察设计，施工修筑以及购买机车等等，都需要很多钱。不过，对这个问题，王钊心中已有个小九九。他说：大家都知道，全国解放后，又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如今，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刚刚开始，国家百业待兴，需要资金的地方很多，如果坐等国家投资，恐怕一时会很困难。”
王钊讲过这番道理，转了话锋：“你们能不能靠增产节约的办法，自己来积累资金?争取每年改一点，经过几年就能达到目的了。当然，这样办困难会很多，只有克服呗! 我兜里没有一分钱，工作要靠你们去干，我相信大家会有能力办到的。”
王钊回到伊春不久，就得知五道库全局上下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了增产节约运动，广开渠道积累资金，决心，有改水运为铁运。他们的原则和具体做法是:不贪大求全，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一年改一点，先山上后山下，先半机械化后机械化……
王钊得知这个消息后，感慨万千，激动不已，挥起写下：
在红松的故乡，
祖国的大北方，
无数林鹰在树海云天翱翔，
自由、幸福，
充满了人类的希望。
她撒下了种子，
大地上到处是瑰丽的春光；
她发出的力量和智慧，
把山峦变成了绿的海洋。
林鹰，
多少年，多少梦，多少空想，
林海!几时能插上翅膀?
同我一起飞翔!
让林木飞下山，
为大厦架栋梁。
木把扔掉“磨骨头”,
且把“吆号”当歌唱；
“牛马套子”回庄田，
森林火车运材忙，
古老的山林换新装。
......
16.血洒天堑架彩虹
小兴安岭的开发，是沿着汤旺河铁路的修筑向腹部延伸的。南岔是绥佳线铁路的中段枢钮站，便利的运输条件，使得这一带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开始采伐木材了。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为掠夺森林资源，修筑了汤林线。铁路直插小兴安岭腹部，相继在岔巴气 (金山屯)、西林、翠峦等地建立了“采木株式会社”。
解放后，由国家投资又逐渐把铁路修至红山 (上甘岭)、五营、新青。按总体规划，铁路本应铺修到小兴安岭的顶峰，再新建两个林业局。可是，由于国家一时无力投资，就这么一直搁置了下来。
1958年，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大跃进时期，国家计划在伊春采伐六百多万立方米木材，累计前些年的采伐量，已经造成小兴安岭南部过量采伐，打破了林区统筹安排、合理布局、均衡开发的总体规划。一年几百万立方米的生产任务，只在新青以南的各林业局索取，势必会缩短这些林区的生产年限，导致森林危机。一些林业专家认为这是“野蛮采伐”、“藐视科学”、“竭泽而渔”的行为，为此，多次向市委建议修铁路，建新后，开发新青北部资源急不可侍。王钊及班子成员，都认为专家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在多次组织有关人员考察论证后，到省委、省政府、国家林业部去争取国投资金。
春季的一天，王钊又一次为修筑这段铁路从省里汇报回来，经一夜旅途，他精力依然充沛，下了火车就直接来到办公室。早晨，明媚的春光透过窗棱照进室内，屋子里暖融融的，王钊在凝目沉思，一直考虑着他昨夜在火车上想到的：看来靠国家投资只能缓建……而建新局、修铁路……围绕着“路”,王钊反反复复地在心里念叨着：没路才修路，想修路没出路，没钱修路……哪去找门路?
王钊苦苦地为修路寻找着办法，过了许久许久，突然，他握紧拳头重重地捶了一下桌子，像是对着千军万马下定决心地说：“不管怎样，必须修路!”
王钊操起电话，想让李文太马上过来听听自己的想法。
这当儿，有人推门进来。嘿! 赶巧，来人正是李文太，他望了王钊一眼说：“刚回来也不休息，想啥呢? 该不是想作诗吧?”
王钊霍地站起身来，眉宇间显露出豪情，高声而幽默地说：“是在想作一首‘诗’,一首波澜壮阔的‘诗’!”
“好啊，好啊!”李文太在椅子上坐下来，“我等着读你的这首诗。”
王钊走过来，站在他的面前，说：“你! 也应该是这首‘诗’的作者，还要为这首‘诗’的创作竭尽全力。”
李文太也热爱文学，在工作之余也经常写写诗歌和散文。他和王钊闲聊时，也曾多次谈论诗歌、散文的创作。但今天他感到王钊的话语似与往日不同。李文太没有深想，只是就话论话的摆了摆手，笑着说：“不敢当，只能当个欣赏者而已。”
一缕阳光照在王钊的脸上，那张脸上的神情充满了刚毅和激动，他话语铿锵：“这是一首伟大的‘诗’篇，不仅你参加，还要动员成千上万的人来参加才能完成。”
这时，李文太才意识到这话里有着深刻的含意，他直盯着王钊，等他说出下文。
只见王钊坐下来，放低声音说：“省委和省政府都认为伊春林区修这段铁路很必要，也请示了中央有关部门，但目前国家实在无力投资。”
对这一点，李文太并不感到意外，他知道，几经请示，也都是这样的答复。
王钊接着说：“眼下，就我们伊春而言，正如那些林业专家所说，新建林业局迫在眉睫。而建局之前，又必须修好这段铁路。我认为，我们不能再这样坐等国家投资了，必须另寻出路。”
李文太一直认真地听着，这时才着急地插话：“出路在哪? 你有新打算了吗?”
“你我都知道，苏联国内战争期间，在国家资金极端缺乏的情况下，为了战争的胜利，靠着苏联广大青年和共青团员的义务劳动，修筑了一条铁路，后来被苏联人民称之为‘共青团铁路’。我们能不能也效仿苏联那样，在伊春林区也修筑一条‘共青团铁路’呢?我以为，这是一首气势恢宏的‘诗’篇，等待我们去创作。”
王钊把他设想的这篇“宏篇巨著”说完，兴奋地盯着李文太，等待他的回答。
王钊的大胆设想，使李文太始料不及，因为从来没人这样想过。但他认为这并不是天方夜谭，按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群众又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极大热情，只要精心组织，是完全能够实现这番壮举的。所以，他毫不迟疑地脱口而出：“这是个好主意。我同意! 并竭尽全力参与完成这首伟大的‘诗’篇。”
两个诗友笑了。两个共产党员激动了。两个人又经过充分酝酿后，很快把这一想法提交市委常委会讨论，结果，又得到了一致的支持和赞同。
经过一番认真准备后，王钊带着正式报告与具体实施方案，代表伊春市委向省委汇报了修筑这条共青团铁路的设想。
对此项重大的举措与构想，国家林业部、铁道部的有关专家，也作了反复推敲论证，都认为可行。
省委为支持这一重大壮举，同意依靠省内广大农村青年和共青团员来修筑这条从新青至乌伊岭段的铁路。修筑铁路的青年民工不挣工资，由所在县记劳动工分。1958年8月20日，省委发出了《关于组织共青团铁路建筑队的通知》。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很快，由伊春市委和共青团省委及哈尔滨铁路管理局三方共同组成了筑路指挥部，王钊任总指挥，团省委、铁路局等部门领导任副总指挥。决定由团省委组织农村青年劳动队；铁路局负责工程技术；伊春市委负责食宿和物资供应。
1958年9月1日开始，这支特殊的筑路“部队”陆续开进伊春林区。队员由松花江、绥化、嫩江三个专区二十一个县的青年农民组成，总计七千人。年龄最小的十七岁，最大的也不过二十五岁。筑路队按部队的建制，每县为一个连，每个专区为一个营。以连为单位分段施工。
筑路指挥部设在新青林业局。施工之前，王钊主持召开了连以上的干部会议。会上，他除了讲述了修筑这条共青团铁路的重要意义外，还着重讲了团结和艰苦奋斗的问题。他不时挥动着手臂，情绪激昂地说：中国有句名言叫‘众志成诚’,是说统一意志、团结奋斗是巨大的力量。如同一根力抵千钧的擎天柱，可以排山移海，可以锻铸钢铁长城。我们纵观中国的历史，大者，不论哪家天下，哪朝哪代，团结则兴，不团结则亡。小者，一个民族，一个家族，不论种族之间，还是兄弟姊妹之间，团结则旺，反之则衰。近观中国革命的历史，亦然。共产党的成立，工农红军的建军，根据地的开创，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至使日寇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八百万军队惨败。这无一不说明，是我们党团结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形成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巨大力量，才使中国的山河一改旧貌，成为东方巨人……今天，我们面临的任务，也应该遵循这条团结奋斗的路线去完成。
大家是从三个专区，二十一个县，为了修路的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要顾全大局，团结为重，比干劲，赛风格，讲友谊，为祖国建设创造出新的业绩。许多人都读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保尔·柯察金的精神，已成为时代的旗帜，保尔也成为世界各地进步青年的学习榜样。保尔年幼失学，做过小工，参加了红军，打过仗，负过伤，在身患伤寒的情况下，还踩着寒冷彻骨的烂泥去修建小铁路……保尔的那种为人类的进步和解放，把崇高理想和每一个具体行动结合起来的百折不挠、艰苦创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是我们的学习榜样。希望你们在修筑这条铁路时，用保尔的精神鼓舞自己，战胜困难!也希望你们当中有更多的共青团员成为保尔式的英雄!”
很快，筑路施工全面开始了。
在逶迤的群山脚下，涛涛的汤旺河畔，支起了一座座帐篷，绵延二十多公里，七千名大军在深山老林里安营扎寨。隆隆的开山炮声，掀起了劈岭筑路的战斗，上百面红旗，猎猎飘扬，人声鼎沸，热火朝天。筑路战士们，迎着秋日的凉风，冒着霏霏细雨，用尖镐、铁锹、柳条筐取土，用钢钎、铁锤开石，背、拉、扛、抬，脚磨肿了，肩磨破了，手掌磨出了血泡和老茧，不喊一声苦，不叫一声累，干劲不减，顽强拼搏，用英雄精神克服困难，用战斗口号鼓舞行动：
“工地是战场，工具是刀枪；
黑天当白天，一天当两天!”
“毛毛小雨不停工，下过大雨打冲锋!”
“插红旗寸土不让，修铁路分秒必争!”
“早出工，晚收工，月亮底下当英雄!”
……
筑路大军的锤声、镐声、炮声、号声、人声、马声、歌声、机声，迎朝阳，送晚霞，在连绵的山谷中汇成了一条咆哮的长河，把这沉睡千年的大森林吵得日夜不宁。
王钊望着那一张张娃娃似的年轻而又憨实的笑脸，一个个奋力挥镐舞锤的勃勃英姿，心情振奋而激昂，挥笔写下了《共青团筑路之歌》的历史诗篇：
勇猛向前，
我们是光荣的共青团员。
为响应党的召唤，
向山河进军，
向地球开战，
热身挥汗洒林海，
誓把铁路修向黑龙江边。
这首诗在筑路总指挥部办的《战地快报》上发表了，由林业文工团方杰谱曲，很快成为筑路大军的战歌，它像嘹亮的进军号角，激励与鼓舞着七千名筑路健儿。
王钊的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尽可能多的抽出时间到筑路工地去，率同有关人员监察选线，研究工程事宜，并深入施工现场发现和解决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一连筑路工地上，王钊同采伐枕木的民工一块儿劳动，他当辅助工，在采伐前挥斧打好安全带。
民工开始采伐了，只见他弯腰搭锯，搭锯处距离地面却有半米来高。
王钊一看，提醒他说：“伐根留高了，浪费木材。”
那民工停住锯，用一只手捶了几下后腰说：“这疙瘩酸渍渍的难受，再猫大腰更疼了。”
“那就跪一条腿伐呗。”王钊眼睛盯着那树的底部说：“按要求伐根应该是零公分。”
民工把头摇了摇说：“这地上水拉巴渍的，我怕得了关节炎，今后重活不能干，靠谁挣工分呀?”
王钊认为民工讲得不无道理，于是没再坚持要求。晚上，他回到筑路指挥部，经和有关人员商量，给采伐枕木的民工都发了护膝。
两天后，王钊又有意和那民工一块儿去采伐枕木。这一次，民工采伐时，二话没说，跪下一条腿，贴着地皮搭锯。
很快，《筑路战报》的记者写了一篇文章报道了这件事儿，通过一副护膝的故事，使工地的领导和民工都深受教益。
一次，王钊到望奎县的筑路连里参加劳动，他和一个矮个儿青年抬土。那青年长着一张红扑扑的娃娃脸，淳朴可爱，他恐怕累着总指挥，一再把杠棒上的绳子往自己这边拽。而王钊呢，也怕累着这个小青年，又把绳子往自己这边拉。你拽过来，我拉过去。后来，两人经过一番“谈判”,双方妥协，绳子放在中间位置。
他们边干活儿边唠起嗑来。王钊问他：“你今年多大了?”
“十八了。”
那青年说完一笑，露出了两只小虎牙，又给这张娃娃脸增添了几分孩子气。
“周岁还是虚岁?”
“农村不分那个，生下就有一岁。”
“家里都有什么人哪?”
“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妹妹。”“想家吗?”
“下地段干活顾不上想，等收工回到帐篷一闲着，就该想家了。”
王钊“哦”了一声又说：“别闲着，看点书啊!”
那青年摇摇头，无可奈何地说：“我小时候没念几年书，想看也看不了。”
“那得抓紧学认字啊!”王钊在替他着急。
“都这么大了，哪还来得及呀?!”小青年对学习没有多大的信心。
王钊鼓励他说：“只要肯学，来得及!”
“我们有不少人都想学呢!”到底是个大孩子，谈到学习那眼神里流露出渴望。
王钊回到筑路指挥部，为此专门召开会议，经研究决定，每·周四个晚上筑路战士学文化、学技术，一个晚上学政治，由辅导员读报纸，让大家了解国家大事。
尽管每天劳动十个小时以上，非常艰苦，可一到晚上，从一座座帐篷里就传出了筑路战士学习文化的琅琅读书声和读报声，这声音在黑夜的大森林里久久回荡着……
冬天到了，河道里盈尺多厚的冰层冻裂了，大雪把帐篷捂住了，林子里嘎巴嘎巴的冷。可筑路战士为了抢施工进度，仍顶风冒雪地干，手冻僵了，脚冻木了，衣帽上结了一层厚厚的白霜。然而筑路战士们硬是把块块大石头砸成土豆般的碎块，一筐一筐地铺到了路基上；伐倒落叶松，在现场制成一根根枕木，也抬到了路基上……可以说，一般人难以想象，这条铁路的铺设是何等的艰难!
雪后的一天，王钊来到二连筑路工地。他和筑路战士们一起下段劳动，晚上又和战士们一起睡在帐篷里。
王钊穿着他那件军大衣和衣而眠……半夜里，他醒了，感到凉丝丝的，于是，便下地向炉子走去，他发现值班的战士正坐在一块木柈子上打盹儿，王钊不忍心惊动他，便索性坐到炉子旁烧起炉子来。
那位烧炉子的小战士忽悠地醒过来，擦擦眼睛，有几分惊讶地说：“哎呀，我怎么睡着了?!”
王钊小声地说：“你困了呗。”
那小战士有点不好意思，解释着说：“看我，不想睡，不想睡，可往柈子上一坐，不知咋的就迷糊过去了。”
王钊仍然低声地说：“小声点儿，别把睡觉的人吵醒了。”
这位小战士可能为了补补自己的过失，接连往燃烧正旺的炉子里添了几块木柈子，把炉膛塞得满满的。
他打着“唉”声，后悔不迭：“连长要知道我睡觉了，非骂我不可!”
“没事儿，你这不是醒了吗? 炉子也没灭。”王钊这么说完，又嘱咐道：“以后晚上烧炉子，可不能再睡觉啦!”
第二天，王钊找到连里的干部谈话。他说：“我们筑路队是部队建制，那就要把人民解放军的好传统、好作风学到手，部队里有干部查铺的制度，咱们也应该这样做，虽然半夜要起来两次，会影响睡眠，是辛苦点儿，但对筑路战士们是大有好外的。咱们也要官爱兵嘛!”
从此，在这支特殊的部队里，官爱兵蔚然成风。
筑路现场那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并没有吓倒这支由民工组成的特殊部队。相反的，困难里压出了冲天的干劲，艰苦中激发了火热的生活。伊春歌舞团、哈铁文工团等都到筑路现场慰问演出；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还拍摄了《深山密林一条路》的纪录片，在工地上巡回放映，使筑路部队深受鼓舞。
为了反映这战天斗地的火热生活，1959年初夏，潘青陪同省里几位作家来到筑路工地，撷取最美好的创作素材。
清晨，薄雾消逝了，群山显露出雄伟的轮廓。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愈加深邃和苍莽。太阳刚刚升起，晨光洒满枝头，穿过树丛，射出一束束耀眼的金光。
潘青和王钊漫步在林中松软的小路上，一株株艳丽多姿的野百合、兰铃铛、山芍药，在绿茵中悄悄地开放，花瓣上露珠晶莹欲滴。他们怕破坏了这种宁静的美，把脚步放得很轻。突然，不远处响起了笛声，格外的优美动听。他们又怕打扰了筑路战士这抒情的吹奏，在一棵大树下停住了脚步，相互依偎着、倾听着……
可能是这笛声的招引吧，两只黄肚皮红下颌的小鸟儿，站在树枝上啁啁欢叫。这笛声与鸟声，如此合谐，恰似一首欢快的森林晨曲，令人心旷神怡。
直到那笛声住了，王钊才拉了妻子一下，告诉她该回帐篷洗脸了。
筑路指挥部的一位女同志出于对作家潘青的尊敬，到附近的河边为她打了盆洗脸水回来。
这盆清清的河水，像被树叶染过，显得微微有点儿绿，还有两条小鱼在游动。
潘青惊呆了——
过去，当听到“棒打孢子瓢舀鱼”这句话，她总认为是带有浪漫色彩的夸张。但今天，她终于有幸亲眼目睹了‘盆舀鱼’。呀! 这小兴安岭除了浩瀚的原始大森林之外，还有着多么丰富的资源啊 !
开始采访了，潘青分别找到筑路部队的干部和战士。尽管这些人职务不同，文化不一，性格各异，但对修筑这条铁路的重要意义都有深刻的理解，所以他们才能在这般艰苦的条件下忘我地劳动。后来，潘青找到了那个吹笛子的小战士，原来他是《筑路战报》的战地青年记者郭祯。在谈话中，得知他业余时间不仅爱吹笛子，还爱写诗。按作家的要求，性格开朗活泼的郭祯，毫无怯意地为女作家潘青吟诵了自己的一首诗作：
有山有水有塔头，
塔头底下有河流。
能洗险来能梳头，
我与鱼儿竞自由。
晚上，潘青回到帐篷里，把这首打油诗读给王钊听，王钊连连称赞：
“好诗!好诗!这首诗的可贵之处，是充满乐观精神。”
潘青以她的审美观点说：“这首诗是筑路战士的真情流露，轻松、幽默。”
王钊满怀期望地对潘青说：“你在这里多住几天，多了解了解我们筑路战士的情怀，看他们在艰苦中是怎样生活和劳动的。”
很快，潘青就真的发现了筑路战士们不仅能吃苦，更会苦中作乐。
这天是假日，改善生活。平时吃黄豆、干菜，今天吃猪肉炖粉条，但没有酒喝。
不知是谁想出了这么个招儿，筑路战士以水当酒，互相结成对子，开始猜拳行令：
高高山上有头牛，
两个犄角一个头，
四个蹄子分八瓣，
尾巴长在腕后头，
谁后头?
你后头!
“嘿!你喝，你喝，干了!”
高高山上两头牛，
四个犄角两个头，
八个蹄子十六瓣，
尾巴长在腕后头?
谁后头?
我后头!
“好!我喝，我喝!”
就这样，直到把两大锅水全喝光了，双方把肚子都喝胀了，也都尽兴了，这才钻进帐篷里去睡觉。
潘青激动了。在他看来，这生活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赞美诗，作家的笔，应当写出无愧于他们的作品。
王钊也深深地被战士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精神所感动，感动得他只有一个心思，总想为战士们多做点什么。一天，王钊专门找到负责筑路物资供应的王文学处长，他说：“筑路战士们的生活太苦了!”
是的，自从筑路开始以来，为解决生活物资所需，王文学可算是想尽了办法，也使尽了本事。但因农业欠收，生活物资奇缺，总是事倍功半，他为此曾多次责怪自己无能。这时，他重复着王钊的话：“是啊，筑路战士的生活太苦了。”
王钊充满企盼地看着王文学说：“你在物资口能量最大，再想想办法吧!”
王文学自觉着办法都想尽了，可他又不能使书记失望，只好无言地点点头，可他自己都觉着这头点得实在太勉强。
王钊很体谅王文学的难处，故以表扬的语气喃喃地说：“自筑路会战以来，你这个分管物资的，尽到心了，也尽到力了。没有你们的努力，物资供应远不会达到今天这个水平。我今天这是给你们提额外要求了。”
王文学很感动，他万万没有想到，王书记会这么理解他们搞后勤工作的苦衷“。
“我们做得很不够，让筑路队的同志们吃苦了。王书记有什么指示，您就说吧！“
”这不是指示，是提出来和你们商量。”
随后，王钊艰难地提出了心里深层次的想法：“我是想……最好能弄点酒来。在节假日里，让筑路战士们也能喝上几杯。你看行吗？“他似乎是在恳求。
王文学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一直在搞物资供应工作，对市场供应情况很了解：从五八年下半年开始，物资就偏紧，到今年上半年，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越来越严重，特别是酒肉一类的人民生活必需品，已经实行凭票供应了。偶尔能弄到一点儿，那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了。再去弄，这实在是个难题呀!
王钊好像猜透了他的心思，又说道：“我知道你有难处，可筑路战士们在节假日里，总是以水代酒，真叫我心里难受啊!"
这番话，像重锤敲在王文学的心上。登时他想，就是再艰难，也不能让战士们总以水代酒了!于是连忙说道：“我向王书记保证，不管怎么样，一定让筑路战士们在节假日里喝上酒!”
王钊长长地“嘘”了一口气，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好! 这也算我们对筑路战士的一点关心之情吧。”
一天天，一月月，一事事，一处处，要说王钊对筑路战士的一片深情和一颗爱心，那真是洒遍了山山岭岭和沟沟壑壑。
有一天，《筑路战报》记者郭祯顶着大雨从工地下来，全身湿透，水珠儿不住地从脸上衣服上往下嘀嗒。
王钊关心地说：“小郭，这里太苦了吧?”
郭祯琢磨了半晌，回答说：“别客气。”
帐篷里的人都笑了，而王钊却没笑，他心说：“别客气”——这是主人翁的话呀! 一家人才不客气哪!于是他心疼地说：“小心，别被雨水渍病了。”
郭祯毫不在乎地说：“没事儿，让雨水浇浇结实。”
王钊再三催促，郭祯才把那身湿衣服换下来。
王钊望着他那身结实的肌肉，夸赞道：“你身体真好。”
郭祯拍拍胸脯，得意地说：“病老躲着我走，三、五年也不来一回病。我可不像马国军，那个浓巴样!”
原来，前些天，筑路指挥部组织科科长马国军病倒了，打了针，吃了药，病情并不见好转，指挥部决定选他到伊春治病，马国军怕工作受影响，说啥也不走。后来，王钊亲自去动他；“国军，快下去治病吧，别耽误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马国军挣扎着坐起来说：“筑路会战这么忙，我又是团市委的代表，我回去治病，可是这工作……”
王钊扶他躺下说：“按工作需要，不希望你离开。可治病要紧，你还很年轻，指挥部决定送你回伊春治病!”
马国军仍坚持着：“我养几天就会好的。”
王钊只好下命令说：“国军，你是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决定! 今天就用担架抬你下山。”
指挥部真的派人用担架把马国军抬下了山，送到伊春林业中心医院后，已经危在旦夕，经紧急抢救治疗，才保住了生命，原来，他得的是伤寒病，若再延误，背定是生命难保。
在整整一年的筑路战斗中，像马国军这样的事例层出不穷。有无数的战士受过伤，有无数的战士病倒过，还有两名战士，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这条共青团铁路……
可以说，这条二十三公里长的铁路，是七千名共青团员和青年以及王钊所统领的各路将帅们，用汗水和鲜血筑成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毫无疑问，这条共青团铁路，将水远载入林区开发建设的光辉史册，成为一座永放光芒的历史丰碑。
18.千山万岭荡春风
1961年7月，一个特大喜讯如和煦的春风，吹遍了伊春城镇，吹遍了小兴安岭林海：刘主席到林区来了!”
“刘少奇同志到咱们山沟里来了!”
作为伊春市委主要负责人的王钊，有幸陪同刘主席视察了伊春林区，短短的六天时间，刘主席那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平易近人的风范，使王钊难以忘怀。
少奇同志身穿兰布制服，普通白衬衣，领子已磨出了毛边，脚穿旧皮鞋或圆口式布鞋，一根树枝当手杖。逢雨天，穿的是普通林业工人常用的凡布雨衣，一双水靴。真使人难以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国家主席。
这正是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少奇同志不畏炎热，不避劳累，栉风沐雨，涉足边陲，深入林业生产第一线考察研究，嘘寒问暖，给林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送来了关怀和鼓舞，使他们增添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他的一系列指示，高瞻远瞩，为林区建设坚持走中国式的发展道路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王钊翻阅着几天来的工作日记，一边翻，一边想，完全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之中：
7月20日，天气阴雨。
晚七时，天下着蒙濛细雨，刘少奇主席的专列徐徐地开进了带岭林业实验局贮木场的专用线。我和带岭林业实验局党委书记张子良，在少奇同志随行人员的引导下，登上了专列，走进少奇同志的列车临时办公室。
我的心情高兴而又有点紧张。我们一进门，少奇同志神采奕奕，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地走了过来。我连忙迎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了少奇同志伸过来的那只大手。在这握手的一刹那，我激动万分……因为在电影中，画报上，报纸上，几乎天天能看到少奇同志，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我也反复读过多次，对我的思想修养和实际工作，都给了无限的启迪和深远的教育。当自己真的站在这位国家领导人的面前，同他亲切握手的时候，我怎么也按捺不住自己无比激动的感情，只觉得自己的鼻子酸酸的，一股强大的暖流在全身涌动……
此时，我竟然找不出一句合适的话语，向少奇同志表示一下自己的崇敬和欢迎之情。
陪同少奇同志的有王光美、林业部副部长张昭、省长李范五等同志。大家落座之后，少奇同志面带微笑地说：“伊春是全国的重点林区，对国家建设提供了大量木材。听张昭同志讲，伊春生产的木材占全国产量的七分之一，这是个大数目、大贡献。我这次到林区来考察，想了解诸多方面的情况，当然，首先是发展情况。”
于是，我简要汇报了伊春林业生产的发展情况：1950年木材产量是五十九万立方米，不到十年的时间提高了士倍、少奇同志问我：“那采伐过的地方怎么办呢?”
我说，在五三年以前，主要靠天然更新。后来，考虑到我国林业的实际情况，实行了以人工更新为主。在这方面，带岭实验局搞得较好，先走了一步。这时，少奇同志对张子良说：“带我去看看你们的人工林怎么样?”
张子良简要汇报了造林情况：“带岭从1951年开始，造人工林四百八十公顷；人工促进更新二千七百多公顷；天然更新四千九百多公顷。”
少奇同志又问：“人工更新每公顷种多少棵树好?”
子良同志回答：“五千到六千株比较好。”
少奇同志以商量的口气说：“你们要搞一部分观察林，看一看是人工更新好，还是天然更新好。"
经过这段亲切的谈话，我开始还有几分紧张的心情完全消失了，如同在家和老同志、老朋友攀谈一样的无拘无束了。
少奇同志又问：“带岭有多少工人?”
子良说：“有三千四百二十一人。”
少奇同志掰着手指问：“国家开支的有多少人?企业开支的有多少人?有没有集体开支的?”
这些，子良未能说清楚。少奇同志不再问了，笑了笑说：“看来你们的账，算得不清啊，是不是一笔糊涂账啊?”
少奇同志虽然没有正面批评，却给了我很大触动，我不禁边为张子良着急，边责备自己。
我想，担负着那么繁重国事的国家主席，都注意研究一些细小的问题，而我们这些做具体工作的人反而粗心大意，心中无数。而平时自己还觉得算是比较细心的。可现在，与少奇同志的求真务实、细致入微的精神相比，真感到我们离党的要求差得太远了。
接着，少奇同志还询问了工资问题、经济核算问题、生产任务问题以及许多问题的细节。少奇同志那善于启发诱导的交谈，在不知不觉中，竟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挂钟的时针已指向午夜零点了，这时，少奇同志话犹未尽地说：“这些问题你们再想一想，咱们明天再谈。”
我和子良走出少奇同志的车厢，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
这个晚间，在王钊的一生中是极不平常的。他本想见面寒暄几句后，少奇同志就该休息了，没想到老人家不顾长时间的旅途颠簸，马上听取汇报，而一直到深夜。这使王钊亲身感受到，国家领导人真可谓是日理万机呀!
7月21日，阴云密布，细雨不断，陪同刘少奇主席视察凉水林场。
今天原定刘少奇主席去凉水林场。清晨，我望着浓云密布的天空和淅淅沥沥的细雨，考虑在这阴雨天里会给刘主席上山参观带来诸多不便，道路积水，森铁小火车也容易出事。于是，就向少奇同志的随行人员建议：等天晴了，道路风干一下再去。少奇同志答复说：不! 马上去。”
我的建议虽未被采纳，但我心里却对少奇同志那果断的决定，下雨也要上山的作风产生了由衷的钦佩。中午时分，我和子良等人陪同少奇同志乘森林小火车出发了。
濛濛细雨仍下个不停。经过雨水的洗涤，苍莽的山林愈加碧绿，那些已栽植数年的落叶松，更是生机盎然，郁郁葱葱。少奇同志坐在徐徐前进的小火车里，透过车窗玻璃，仔细地观察两旁一片片的落叶松人工林，不断询问落叶松的栽植和生长情况，我和子良一一作着详细回答。
小火车到站后，大家走下车来，但这里距要去的山头还有二里多路，坡陡、地滑，又没有路。我出于对刘主席的爱护，又建议他在山下看，不要再爬山了。其他同志也在一旁劝说。少奇同志只微微一笑，抬头上望，随即踩着一条小毛道，径直奔向矗立着瞭望塔的山顶。途中，遇到一块讨厌的洼地横在前面，我急得手足无措，忽然看到附近有座半壁坍塌的旧房框，于是，我们搬来几块破板，想搭起一条小小的桥梁。少奇同志不安地说：“走过去吧!这算得了什么? 战争年代，这是常有的事情嘛!”啊！他不把困难放在心上，使我的心头涌起了一股温暖的甜流。
不知谁吟诵了一句：“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少奇同志说，“对! 无限风光在脸峰。”人们紧跟着少奇同志，顶着雨一鼓作气爬上了山顶。
少奇同志站在山顶，俯瞰莽莽的群山，滚滚的松涛，潺潺的清流和一片片采伐迹地更新后生机勃勃的景象，显得十分高兴。他感慨地对我们说：“多好的林子啊! 要好好地管，多给国家提供木材。全国都要像这样绿化起来。”
尽管小雨纷纷，也没有打断他的兴致，他一会儿指着一片采伐迹地问是哪一年采的?一会儿又问采伐迹地，留下的母树为什么倒了那么多?他走到人工栽植的小落叶松和红松跟前，弯下腰，用手轻轻抚摸着棵棵小树，问是哪年栽的? 多少年能长成大树?……少奇同志对林业事业发展的满腔热情，深深感染了周围的人，更使我心潮激荡，同志们都忘记了阴雨带来的凉意。
从凉水林场返回带岭镇的途中，少奇同志又下车观看了植物园里各种树种，询问了生长情况等。他听说苗圃里种着的核桃秋树是珍贵木材，便决定去亲眼看看。他瞠水走进苗地，与老园工亲切地握手问候，让老园工介绍了一些情况。少奇同志又托着核桃秋的树叶放到眼前，仔仔细细地观察，嗅了又嗅，不住地点头称道……直到晚上六时，我们才陪同他老人家回到宿营车。
这是专为国家领导人特制的专用火车，车上有办公室、会议室、卧室、餐厅等，国家领导人旦有在到各地视察时才乘坐。少奇主席考虑到减轻地方接待工作，这次考察期间，一直吃住在车上。王钊看到刘主席含辛茹苦、废寝忘食地工作，心里感到很不安，于是，就派人送去了一些土豆和几只鸡。而少奇同志却说：“全国都处在困难时期，我也不能特殊。”让随行人员转达了谢意，好说互说，才留下了几个土豆……
少奇同志生活俭朴，与人民共度难关的高贵品德，使王钊和林区的干部们感到由衷地钦佩。
7月22日，天气时阴时晴，不时有小阵雨。
十二时半，我陪同少奇同志一行乘小火车去寒月林场视察。
这天，少奇同志穿一件普通雨衣，踏着泥泞的道路，一直走到采伐作业现场，参观木材生产的全过程。劳动模范、林区第一名油锯手孟兆贵，为少奇同志做了伐树表演。他仔细的观看着，并问我：“这棵树向哪边倒?”
我说，上山倒。
少奇同志仰脸看了一下树冠，又问：“这树倒方向怎么掌握?”
我说，靠抽片、加楔、留弦掌握。解放前，林业工人伐树是“大抹头”,很容易打柈子，不安全；解放后，林区党组织号召安全生产，节约木材，才适时地总结出这样的采伐法。
少奇同志连连点头，对我说：“你对采伐很熟悉呢! 我们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在生产业务上应该是内行，而不是外行才行啊!”
当孟兆贵把那棵大树伐倒后，少奇同志同他进行了亲切的谈话，并合影留念，同我及其他同志也分别合影留念。
我又陪同少奇同志看了拖拉机集材，小火车装运原条，同时在现场与林场干部进行了交谈，询问了木材“择伐”和“皆伐”的过程；还同东北林学院的周重光教授就地交谈了树种的分类、林间地植被生长的情况等。
在这里，我亲眼目睹了少奇同志的探索精神，以及国家领导人与人民群众之间，水乳交融的动人情景。少奇同志不仅在艰苦奋斗、平等待人的作风上做出了榜样，而且在观察问题上，也给了我们根本性的启示，这就是：对问题要从根到梢地观察，要了解问题的始末全过程。这样才能正确的把握全局，看到本质，防止片面。
少奇同志从寒月林场回到专列上，吃过晚饭已经是九点多钟了。他不顾休息，马上通知，把事先已邀请的带岭区委书记、妇联主任，实验局的书记、局长和财务、农副科长，凉水、寒月、北列林场和机修厂的书记、主任、劳动模范等二十多人请到专列上来座谈。
王光美同志向大家介绍了少奇同志，介绍了在座的中央、地方负责同志。随后，实验局副局长关士才和区委书记车庆文同志，分别作了简短汇报。少奇同志询问职工群众的生活情况怎样? 有什么困难? 大家看着少奇同志和蔼可亲的样子，就七嘴八舌地什么都敢说了。有的说住房紧张，生活差一点；有的说，在林场工作费衣服，费鞋，感到买衣服、买鞋有点困难；也有的反映，林业工人在林子里干活，易受潮湿和风寒的侵袭，晚上收工后想喝点烧酒也买不到。
少奇同志一直认真地听，听完之后说：“没房子住可以自己盖嘛! 互相帮助盖，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也可以自建公助，盖到什么地方应该有个规划。”
说着，少奇同志看了看省长李范五和我说：“穿衣、穿鞋困难，你们应该帮助解决嘛!”
至此，我们深深地感到，少奇主席对林区的干部和工人是何等的操心啊!
后来，就在少奇同志离开林区不久，有关方面就给山上工人每人发来了一双胶鞋、十五尺布、一套秋衣，还发来了烧酒等物品。王钊心里明白，林业工人心里更明白，这是党和国家对林业工人的无比关怀与亲亲深情。
在这次座谈会上，少奇同志还问大家：工人为什么愿意拉大木头，不愿意拉小木头呢? 有人回答说：拉大木头用工少，挣钱多；拉小木头用工多，挣钱少，所以就出现了拉大不拉小的现象。
少奇同志谦虚地说：我是个外行，提几个问题你们考虑一下，你们这里主要是伐木头和造林两件事。现在国家和老白姓都需要木头，要想法把大木头、小木头都拉下来。可是山场上把大木头拉下来了，丢下了许多小木头，而这 小木头恰恰是农村盖房子和做农具用的。拉大木头用工少、挣钱多，可以把定额提高点；拉小木头费工，挣钱少，可以把定额降低点，使大家愿意把大小木头都拉下来! 如此一番适，说得大家连连点头。
随后，少奇同志还对造林问题，经济核算单位，组织家属合作社开荒、种菜、养猪等问题都提出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散会后，大家都说座谈会开得好，活动了脑筋，受到了启发。
按日程安排，7月23日上午10时，少奇同志又乘专列经南岔、伊春去五营林业局进行考察。
在带岭到南岔这段行车途中，少奇同志又邀请了带岭局党委书记和区委书记等十一位同志到列车上继续座谈。当王钊带领着这些同志走进车厢时，热情接待大家的是王光美同志。她请同志们稍坐，说少奇同志还没吃早饭呢!话音刚落，少奇同志从他的卧室里走了出来，一边吃饭，一边就和同志们随便地开始了谈话。
少奇主席问实验局的同志：“你们的劳力是不是多了点? 使用是否合理呀? 比如看拖拉机库的是不是需要?”
王钊一听：少奇主席说得好，该省的，一个劳力也应该省。
在谈到家属问题时，少奇同志说：“个人家庭副业以什么为主? 带岭一万多家属都干什么呢? 会打猎的可以打猎，会打铁的可以打铁，会木工的可以做木匠，做的东西除了自己用，还可以到市场上去出售。特别要注意把土特产品采下来，可以榨油、烧酒、做猪鸡饲料等。”
听到此处，王钊又在心里喝彩：少奇同志说的真好，想得真周到!如果这样干，家属都有活了，更能搞活林区经济。
少奇同志还着重谈了林地更新问题：“造林不要追求数目字，要强调质量，林地要清理好，秋天要整好地，为第二年更新创造条件。更新要因地制宜，有的地区靠人工更新，有的地区就要靠天然更新，还要好好研究人工更新的成功经验和天然更新的作用。”
少奇同志谈到节约木材问题时说：“只准烧树丫，烧干草，不准烧好材。”这时，少奇同志把脸转向车窗外，指着沿线两旁的村屯和荒山说：“你们注意到了吧，人多了就有两个问题，一是可以砍光了树，一是可以更多地把树种起来。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所有制的关系问题，把责任交给他们就不乱砍了。”
少奇同志又谈到采伐问题：“小木头如何搞法? 如何集材? 你们想点办法，总的任务不降低，大木头可以少一点，小木头可以多一点。你们讨论后再充分发动工人讨论，定出办法，经过试行再定案。办什么事，做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不同干部群众讨论就不叫走群众路线。会走群众路线，就会出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少奇主席这些话，表面看来是对带岭局领导说的，而在王钊看来，这正是伊春整个林区应该注意研究和抓好的工作，而且是带有方向性、路线性并涉及林区未来发展的大问题。王钊认真地听着，记着……
列车开进南岔车站了，带岭的同志们就要下车了，个个都流露出对少奇主席的依依不舍之情。在他们就要走下车厢时，少奇同志热情而充满希望地说：“今天谈的，是启发你们想问题，把一个个问题找出办法来，解决它! 同志们，再见。”
列车由南岔继续向北行驶。少奇同志站到车窗前，向外瞭望，山峦上白云飞渡，松林中涛声阵阵，草塘里鲜花争妍，这小兴安岭的夏季景色，真使人热恋、陶醉。
列车在行进，少奇同志没有休息，他又邀请有关人员听取王钊的汇报。王钊为了能以最短的时间说明情况，事前做了充分准备。此时只见他把伊春的地理位置，各林业局施业区的面积，成立的时间，以及历年来森林的生存量和采伐量的对比等，都用图表形式表示了出来，再加以口头说明，使刘主席听得连连点头。
他还扼要汇报了伊春林区，由手工作业改为全面实现机械化作业的情况；稳定工人队伍，家属上山，大办农业，大办教育的情况；人工造林，木材综合利用的情况；以及修建共青团铁路，培养林区接班人，抓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情况等等。
沿路，少奇同志边听边谈，谈话中，他还特别关注森林防火和灭火经验等等。
少奇同志来到五营林业局后，由党委书记孔继礼陪同参观了五营自然保护区，到林场考察了拖拉机集材和装车的情况。同别处一样，这里也有拉大不拉小的问题。少奇同志望着遗弃在山上的小径木，惋惜地说：粗一些的做矿柱，细一些的做锄把，再细的卖给农民搭黄瓜架……反正都有用，都是国家财富，要惜木如金啊!”
7月25日，早饭后，少奇同志的专列由五营返回伊春。列车刚驶出车站，少奇同志就邀张昭、李范五、王钊等到他的车厢里就木材调拨价格、工资定额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王光美同志拿着一本木材价格表，她念一项，少奇同志就问一项，为什么这样定? 根据是什么? 少奇同志笑着说：“你们应该算算账，你们当部长的，局长的，讲不清价格问题，是不是有点官僚主义?！有两个价格，一是收购价格，一是销售价格。收购价格要按成本加利润确定，大木头低一点、小木头高一点；销售价格要按使用价值和木材等级来定，现在按生产价格定，恐怕不合理。价格要有利于促进生产率的提高。要把行政办法和工资问题结合起来，再加上一个合理的价格，生产关系就适应了。”
大家都赞成少奇同志的看法，认为他说的是林业生产上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这使王钊深受启发：过去，自己对木材价格、生产成本等，都不曾好好算过细账。至此，自觉到也同样是犯了只知为国家生产大木头的毛病……今后，是要好好学会运用价值规律指导生产啊!
下午，列车到达伊春，直接停在伊东木材加工厂专用线上，天刚下过雨，路面上到处是积水。陪同的同志拿来雨鞋，但少奇同志已从车上下来了，他看着场内走动的工人说：“不用啦，大家都一样嘛!”于是，便和大家一起，一次次跳过水洼，来到各个车间，视察了木材加工厂的木材综合利用情况和各种产品。与此同时，李范五陪同王光美同志考察了刚刚开放的伊春镇自由市场……然后，又来到王钊家里看了看市委书记的居住和生活情况。
在王钊与王光美这几天的接触中，他几乎从没有把她看作主席夫人，只觉得她是位和蔼、善良而又才华横溢的大姐。她高高的身材，朴素大方的衣着，脸上总挂着一副诚恳而善解人意的微笑。今天，她同李范五徒步在自由市场转了一圈儿，聊了一道儿，最后，才兴冲冲地来到了王钊的家。
这是一幢早年盖起的二节火柴盒式的小灰楼，从外表看已显得十分破旧，王钊就住在这个楼中的一个单元里。
王钊、潘青都不在家，家里只有七岁的女儿小跃红和姥姥二人，姥姥见有干部来家串门，客气地让进屋里落坐。王光美抚摸着小跃红的头，问她几岁了，小跃红彬彬有礼地作了回答。王光美走进坑边，掀开了炕席的一角，那是东北人习惯睡的土火炕。王光美又走进厨房，掀开了锅盖，锅里正煮着大值子饭。偌大的屋子里，除去火炕，仅有一张写字台和一个书柜，桌上、柜里都是书籍，还有几把木椅、木凳等家具，其它就再没有什么了。这就是一个市委书记的家，一个俭朴的和林区普通人家没什么两样的家。至此，王光美脸上流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她和李范五没有久坐，就离去了。她在想，当少奇同志得知一个市委书记的家，竟是这般的难以让人相信的普通更普通了，也一定会感到由衷的欣慰吧!
7月25日晚，雨转多云，在专列上，少奇同志主持召开伊春市领导座谈会。
少奇同志在列车上接见了伊春市委、市政府、林管局和各林业局的负责同志，一 一询问了姓名。然后，根据他六天来亲自考察的情况，就充分利用森林资源、林业局的体制、木材价格、木材运输、职工工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等六个问题，深入浅出地作了令人折服的讲话，使我们都深受启发和教育。少奇同志说：“什么是英明领导? 什么叫进步? 这就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充分利用资源，成本降低，材料节省，采伐质量好，林场清理得好，造林成活率高，政治上大家心情舒畅。这叫领导水平高，叫英明领导，叫进步。如果你们劳动生产率低，资源不能充分利用，成本很高，那还叫什么英明领导?”
少奇同志喝了口茶，又接着说：“有人的地方没有森林，没有人的地方才有森林。我们怎样在有人的地方也使森林保存下来? 不仅要后继有人，也要后继有林! 这是我来林区考察的根本目的所在。”
散会后，我的心情久久处在异常的兴奋与激动之中，深感国家主席能够到边远偏僻的林区视察工作，且又具体指导，宏观论道，细致入微，思及万代，这在中外历史上想是绝无仅有的。
我有幸啊! 我大声地请少奇同志题词留念，也想以此鼓励战斗在深山里的林业健儿们。少奇同志对我的请求乐呵呵地一口答应，挥笔写下了：“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这二十六个大字，向着浩瀚的林海放射出万道金光。
六天六夜，眨眼之间，少奇同志即将离开我们了。没有欢送仪式，也没有饯行酒宴，我想，总该带一点珍贵的纪念品吧! 是西林矿上的玛瑙?还是永翠河的珍珠? 是天上的飞龙? 还是大青山上的紫貂?……无论什么，林区人民都会不惜一切地献给你。可是，少奇同志一切都拒绝了。
然而，我们情有独钟，用小兴安岭的木材做盆，用红松故乡的小松树做景，献给你吧! 这是伊春人民的心意。它象征着青山常在，也祝愿你寿比松柏! 六天六夜里的少奇同志! 你曾有过几时的睡眠? 黑夜，你车厢的灯光不息! 清晨，那灯光还在闪烁……你为人民的事业熬得满头白发，你把心血洒在了青山大地。
白云悠悠去，青山巍巍矗。沉浸在幸福回忆中的王钊，情不自禁地推开窗子，向远处的山峦望去……视野里，少奇同志又向他走来，一身朴素的衣裳，一双慈祥的目光。那目光，给王钊以巨大的鼓舞和无穷的力量。
19.几多风雨几多情
林区人民有着红松一样的品格，他们是经受过风霜雪雨的锤炼的。1961年的深夏，伊春林区人民又经受了一场特大洪水的考验。
入夏以后，整个小兴安岭一直阴雨连绵，天像漏了一样。几天来，狂风暴雨，便一场接着一场地向大地、山林施展起淫威，汤旺河水位逐日升高。
7月27日，又一场暴雨从阴霾的天空中倾盆而来，狂风怒号，摇撼着森林，折断了树木……大雨持续了几个小时，一阵紧似一阵，天地间灰暗昏黄，天空中雷鸣夹着闪电，山峦上大小沟壑的激流打着漩窝哗哗作响，雨水夹着泥石肆虐地向下冲泻，似乎要将人间的一切吞噬掉。
本来，根据气象预报，市里已经做了抗洪准备，组织人力加高加固了汤旺河两岸的堤坝。
7月28日，雨还在下。一上班，市委立即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贯彻刘少奇主席视察伊春的指示精神。会议刚开始，即接到市防洪指挥部的紧急通知：“山洪暴发了!”
汤旺河两岸方圆八百余里的上百条支流，河水四溢，水势迅猛，仅一夜之间，浓绿的树海变成了白茫茫的汪洋，连野兽也无处逃避，被洪水冲走了。两岸大部分城镇、村庄、田园以及铁路、公路、通讯设施、各种生产设备，几乎都浸泡在洪水之中。
房屋倒塌了，家具、衣物冲走了，工厂的机械被淤泥堆积了，桥梁路基被毁了，整个林区被分割成若干个孤岛。
然而，洪水还在肆无忌惮地从四面八方向着伊春镇冲来。凌晨时分，洪水已进入地势低洼的火车站一带和附近的制材街，人们不得不登房上树，或向山上逃避。
尽管市里对可能暴发山洪已有安排，但事到临头，群众还是掀起了一片极大的恐慌。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王钊立即中止了常委会议，以抗洪总指挥的身份，安排了抗洪抢险的方案，指挥在座的同志兵分四路，立即奔赴抗洪前线。一路到陷落在洪水包围之中的粮库去抢运粮食；二路到风雨交加的大坝上去指挥加固堤坝；三路带着抢险队，跋山涉水到汤旺河上游监视水情；四路由王钊负责，到靠近汤旺河的地势低洼的制材街救助群众，指挥抢险。
出发前，王钊又下达命令：“同志们，首要的是保证受灾群众的生命安全；第二要抢运和保护好粮食；第三要看护好国家资材，还要尽可能地保护群众的个人财产，搞好治安，防止犯罪份子趁火打劫。无论出现什么险情，大家都要和群众战斗在一起!”
这时，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孙钊，从全市抗洪抢险的大局考虑，对王钊建议说：“王书记，你还是留在市委大楼里指挥吧。”此时，王钊早已站起身，大步向外走着说：“不! 我必须到制材街去。抗洪指挥部就临时设在伊东木材加工厂。你留守在市委机关，有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王钊来到走廊里，又对跟在身旁的孙钊嘱咐道：“把市委的干部迅速组织起来，分头去安置受灾群众。文化宫、评剧院都用来接纳灾民，再把市委的集体宿舍也腾出来，再让市委、市政府、招待所也倒出些房间，供老弱病残的灾民住。”
孙钊连连点头称：“是!保证做到。”
王钊脚步未停，又说：“如果这些地方还容纳不下灾民，可在南山上再搭些临时帐篷。”
王钊大步匆匆地走下楼梯，对仍在身边的孙钊又作了进一步的指示，说：“有灾民的地方，必须有领导干部在，有市委的干部在，让灾民相信，共产党时刻都在关心着他们。要保证灾民有饭吃，有水喝! 为预防传染病的发生，让医院的大夫都到各个灾民点上去。”
孙钊一直跟着王钊走出办公楼门口，看着他大步流星地消失在瓢泼大雨中，他这才疾步返回办公室，去安排王钊交办的各项事宜。
当王钊来到制材街的时候，雨下得更大了。在滂沱的大雨中，洪水还在继续迅猛地上涨。
制材街已经是一片汪洋，洪水漫过了居民房的窗台，几乎家家都进水了。灾民们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扶着老人，有的拿着衣物，在惊恐中冒着大雨，蹚着过腰深的洪水，纷纷向高地转移。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一个踉跄跌倒在水里，后面一个青年工人马上把她扶起来，老人浑身湿淋淋的，冻得直打哆嗦，手里牢牢地抓着一个青布包袱，迈着艰难的步履，在水中摸索前进。
“唉，人民遭了大罪了!”王钊感叹着，心如刀绞。
王钊来到伊东木材加工厂，马上指挥厂党总支书记孙军：迅速抽调健壮的青年工人，帮助居民做好安全转移；全力以赴保住生产车间，保住院里的木材；赶快钉制木排，运送被洪水围困的居民。
这时，市公安局在接到孙钊的电话后，把文保科干部温才匆匆派来了。
王钊见到温才后，立即命令他：“赶快给公安局长打电话，迅速组织干警，马上来制材街这里救灾!”
市公安局伊新分局的干警接到命令后，很快来到伊东木材加工厂。
王钊站在干警面前，冒雨作了简短动员：“同志们! 你们是人民警察，平日负责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如今，在这特殊时刻，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在同洪水搏斗中不要有损人民警察的光荣称号! 特别是共产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把受洪水包围还没有转移的群众，迅速抢救出来。同志们! 市委相信你们，受灾的群众在焦急地等待你们，赶快撑着木排去救人吧!”
王钊回到临时指挥部，急切地抓起电话，让孙钊汇报情况。他得知抢救物资、加固堤坝、转移火车站的旅客等工作都在有序地进行；市武装部副政委李润开带领三十余人，正在抢救粮食；一部分警察、民兵组成了纠察队，准备晚上上街巡逻……王钊心里多少有点儿宽慰了。
王钊撂下电话，蹚着洪水来到街上。
一个木排从街道居民住处划出来，两个警察正把它划向河堤高处。木排上坐着几个灾民，其中，一位青年妇女身体前倾着，给三、四岁的女儿遮雨……王钊一见，毫不犹豫地把穿在身上的帆布雨衣脱下来，塞到温才的手里说：“送过去，快让那娘儿俩披上。”
温才迟疑了一下，他担心王书记淋坏了身体，但他更知道王钊的脾气，于是他什么也没说，瞠着水把雨衣送给了木排上的母女俩。青年妇女披上雨衣，激动得眼泪夺眶而出，只听她哆嗦着嘴唇说：“谢谢警察同志! 谢谢那位大哥!”
说完，好像又想起了什么,她半侧过脸，向居民区那边望了一眼，急切地说：“在我后趟房住的郝大娘，还在屋里没出来呢，现在不知道咋样了?”
这话被王钊听到了，当即指着那栋房舍，对两名刚刚帮助灾民抢救完物资回来的警察说：“快，把老大娘接出来!”
两位警察急撑着木排去救老大娘。当他们蹚着水进到屋里时，看见老人家怀抱着“装老衣”正坐在炕上抹眼泪。
两位警察让她快走，老大娘摇摇头说：“我都八十五了，走不动也挪不动了，我哪儿也不去了!”
两位警察极力劝说：“你老不用走，我们背你。”
老大娘神情凄楚：“我儿子刚才要背我，硬让我骂哭着走了，我不用你们背，我就死在这屋里啦!”
两位警察再三劝说，老大娘还是坚决不离开这房子。无奈，两人只得哀求地说：“老奶奶，我们像你孙子似的，你可怜可怜我们吧!”
老大娘睁开一双埋在皱纹里的昏花老眼，一眨不眨地望着两个人：“我老婆子只想淹死在这屋里，可怜你们什么?”
“市委王书记要我们把你老人家救出去。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你老淹死了，要受处分的。你老忍心吗?快跟我们走吧!要不就来不及啦!”两位警察说着就去背老大娘。
一个警察背过身去，把老大娘背起来。可老人家年高体弱，刚把她背在身上，就喘不上气儿来了。
警察只好又把老大娘放到炕上，两人一商量，一个人在这里看护，另一个人去木材加工厂找来了一把椅子，让老人家坐在上面，再抬到木排上。当木排划出去不多远，一声“轰隆隆”的巨响，老大娘的那栋土房子倒塌了……
入夜，王钊又一次出去视察水情，并安排公安干警轮流值班，撑着木排在受灾街道四处巡逻。他刚回到临时抗洪指挥部，孙军走进来说：“刚才市委来电话了。”
王钊急切地问：“说什么?”
“说了汤旺河上游几处的受灾情况：上甘岭局发电厂被水淹了，工人们在坚持护厂；红星局五公里处三号桥被冲垮了，居民被困；新青局七林场三段的一个小屯，一百多名职工和家属，被围困在水中，林场党支部正在组织营救。”
王钊神色深沉，又问：“还有什么情况?”
孙军说：“你家的几个孩子都病了，在发高烧，问你是不是回家看看?”
王钊斩钉截铁地说：“我那个家全托给潘青了，我顾不上了!”
窗外，雨还在下着，救灾工作仍在继续……这一夜，王钊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彻夜未眠。他惦记着各林业局的受灾情况；已经入库的木材是否被冲走?受灾的群众是否都已转移到安全地带?体弱病残的老人和孩子们是否都住下了? 灾后怎样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呢?……他想得很多，也想到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孩子，还想到了自己的母亲……
“精忠报国，忠孝不能两全。”王钊是家里的一根独苗，十六岁那年，成为村里的第一批党员。当他毅然决然地走出家门去投身革命时，他那小脚的母亲，从屋里撵了出来，一下子摔倒在地……后来他才知道母亲摔折了腿，从此只能拄拐走路……他从1939年走出家门，就再也没有见过母亲的面……1948年，他写信回家，亲戚告诉他母亲早已故去，但房子还在……后来，王钊回信把房子交给了政府……
想到这里，王钊在心里念道：“娘啊，原谅你这个不孝的儿子吧!”
凌晨，电话铃响得很急，是第十中学“求救”。王钊撂下电话，对温才说：“快去告诉吴景云，第十中学那里水势很大，躲在校舍里的群众急需撤离!”
第十中学地势最低，二层小楼底下的一层已被水淹没，只上面的一层在茫茫的洪水中似一叶小舟。呆在二楼上的二百多名受灾群众极度惊恐，处在危难之中。
伊春镇公安分局局长吴景云很快撑着木排赶来，向楼上的群众高喊：
“别慌! 我们一定把大家都送到安全地带。我这条木排先送老人、妇女和孩子，后边木排马上就到!”
老人，抱着孩子的妇女，在难友的搀扶和帮助下跨过窗台，上了木排……
人们激动得热泪盈眶。
有人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当把这些受洪水围困了一天一夜的二百多名群众，全部送到安全地带后，王钊又对这些公安干警说：“大家伙都很累了，但还不到休息的时候。我总担心还有受洪水围困的群众没能转移出来，哪怕就是一个人呢，咱们也要想尽办法救出来。”
公安干警进行分工，每两人撑一个木排分管几条街道，挨家敲门、敲窗地喊着：
“屋里有人吗? 我们是来接你们的!”
问过几遍后，见屋子里没人应声，他们再到另一家，仍然是敲门、敲窗地这么喊
吴景云在水上撑着木排，来到一家大门外，用力敲了几下门板，喊着问；“屋里有人吗?”
屋内传出一个女人的呼救声：“有啊! 快救命吧!”
吴景云蹚着没腰深的洪水走进了屋里，见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搂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孩，正躺在炕梢的被子隔上。
吴景云指了指自己的上衣说：“我是公安局的，是来接你们的。”那位妇女抱起女孩，哆哆嗦嗦地从被子隔上下来就哭，呜咽地说：“这回我们娘俩有救了!”
吴景云急切地催促她：“大嫂，我背孩子，你拽着我的衣服跟着走，出了院门就上木排了。”那位妇女犹豫了一下，原来她怕水，最后有些不好意思地向吴景云请求道：“你背着我，我背着孩子吧。”吴景云也犹豫一下，约摸着自己的这副身子，还能够背得动母女俩这二百来斤，于是说：“行，照你说的办，快来吧!”
于是，吴景云背着那位妇女，妇女又背着自己的孩子，瞠着没腰深的水从屋里走了出来。当走到院中时，吴景云突然一脚踩空，跌倒在水里，连喝了几口“老汤”,但想到身上还有两条生命，一急之下，浑身像增添了许多力气，猛地一挺身，又从水里站起来了。
那位妇女全身都湿透了，但两手还紧紧地搂着吴景云的脖子，那孩子也紧紧地搂着妈妈的脖子，吓得哇哇直哭。
那位妇女自怨自艾地说：“我都吓糊涂了，前个儿，我在院中挖了条放水沟，忘告诉你了。”
吴景云心里说：“多玄哪!差一点儿出三条人命。”
他把那母女俩送到安全地带后，回到木材加工厂，向王钊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王钊听后，深情地望着浑身湿透的吴景云说：“干得好! 你快去锅炉房烤烤。”
吴景云拍了一下胸脯说：“我身体好，用不着烤。”说着，就穿着那身水渍渍的衣服，又行色匆匆地参加抢险救灾去了。
王钊在指挥伊春区抗灾抢险时，还通过伊春人民广播电台和电话会议，向全市人民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干部和职工们，要站在与洪水搏斗的最前线，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保卫国家财产和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把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在这场抗洪救灾中，林区人民紧密团结，同舟共济，舍生忘死地与洪水搏斗，有的人身负重伤，有的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永远深深地铭刻在伊春人民的心中，也铭刻在王钊的心中。
红星林业局基建科长、共产党员陈殿明，当洪水到来之时，一个人跑到离局五公里远的三号桥，去抢救灾民。陈殿明光着膀子，顶着雨，撑着一只小木船，往返了三次，救出了那里被困的十九个人。第四船载着杜吉远老大娘和五个孩子，当离岸还有十几米远的时候，船被一个大浪打翻，全船的人都扣在了水里。这时的陈殿明不顾自己，也完全忘了自己，他在洪水中挣扎着抢救其他落水者。他左手抓住十七岁的男孩子杜庆林，右手举着十二岁的女孩杜庆莲，同洪水展开了生死搏斗……然而，终因浪大水急且精疲力尽而壮烈牺牲。
共产党员王永贵，不顾自己的母亲、妻子和孩子，在抗洪救灾中，奋力抢救群众，也把生命献给了人民。
还有，新青林业局七林场党支部委员、林场主任王文升，得知汤旺河支流头道河的水位突破了警戒线，立刻率领着场干部，顶着大雨，奔向那里的一个小屯。
小屯离河二百米远，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河水和山洪同时涌进屯，四周已是一片汪洋，看来短时间内无法把这里的一百多人都转移出去。于是，在王文升指挥下，加固了建筑在地势高处的几栋房，把老人，孩子和病人安置在屋顶上，而后又蹚水奔向六公里之外的居民点。
当王文升蹬水赶到居民点时，天已经黑了。他全身冻得发颤，但他为抢救阶级兄弟姐妹，早忘掉了自己。这时，暴雨如注，越下越大，洪水激起更高的浪头。王文升清楚地听见求救的呼喊声，他不顾一切地带领抢险队员，迎着巨浪，向求救声奔去。
崔家离河五十米远的两间房子，已被洪水封门。王文升瞠着大水进入崔家屋内，水已经上炕了，来不及脱险的崔秀敏正搂着孩子，孩子抱着妈妈的肩膀哭成一团……一家人都在哭天喊地。
王文升毫不犹豫，抱起了崔秀敏的十四岁的大女儿崔国萍，瞠水渡过险地，然后往返数次，使崔家九口人全部脱险。
沉雷轰响，电光闪耀，一阵狂风，掀起了凶猛的浪头，铁路的遂洞被水冲开了，几米高的巨浪像一面墙似地倾压过来，把王文升打倒在水里。因过度疲劳，体力不支，王文升只挣扎了几下，转眼消逝在翻滚的浪涛中……
王钊听到这些消息，眼里滚动着泪珠，低下了头……
……
王钊让那些为参加抢险，而一昼夜也没有合眼的公安干警们都睡觉去了。彻夜未眠的他，尽管也很疲劳，却决定再去靠近汤旺河的伊春火车站一带察看一下水情。
连续多日的阴雨天，这时总算是开晴了。水位虽开始回落，但街上仍积水盈尺，沟满壕平。王钊蹚着水来到了火车站。在这里指挥抢险的伊新区的石云阁书记闻讯赶来，简要地把这里的抗洪情况向王钊作了汇报。
王钊很满意。而后，他指着那些仍浸泡在水里的房屋，对石云阁说：“水位撤下去后，不要急着把住在帐篷里的群众撵回家来，要先把房子加固、维修和晾晒干，遗留下的死水泡子要消毒。”
当王钊蹚水来到第四中学时，被一根粗大的铁钉扎破了胶鞋底，铁钉直透脚心，倾刻，脚下浑黄的水面上冒出一缕股红的血丝，陪同他的温才、张德君、刘清荣等，要背他去就近的铁路医院敷药，王钊却说：“没事儿，小题大作!走，咱们再到前面看看灾情。”
温才又进一步劝他：“被污水一泡，伤口会感染的。”
王钊望着那一排排被洪水浸泡着的房子，感慨地说：“唉，人民受了大灾了，这时候我不能离开!”
温才、张德君等人只好把王钊搀到一块高地上。王钊脱去鞋袜，用力地把伤口的淤血淤泥挤了又挤，然后又穿着湿鞋湿袜，拄着一根木棍，一瘸一拐地带领大家伙一起去察看灾情。
王钊回到市委大楼，虽然离家近在咫尺，但他没有回家，立即听取有关灾情的汇报。他关切地问；“有人挨饿没有?”
汇报人说：“都有饭吃。街道动员受灾轻的居民给重灾民做饭送饭。”
“都能喝上开水吗?”
“由几个招待所烧开水，满足供应灾民开水喝。”
“病号都得到治疗了吗?”
“医院的大夫包灾民点，有小病及时打针吃药，有大病送医院住院治疗。”
王钊的心里似乎踏实了一些。他又拿起了那根拄棍儿，招呼着温才说：“走，咱们到各处灾民点上去看看，光听这汇报，我还是不放心。”
这时，市委秘书李来仪走了进来，说；“你三个孩子得的是伤寒，该回家看看了。”王钊“啊”了一声，两眼愣直了……片刻，他像是放心地说：“瞎! 有潘青在家照料就够了。”
王钊语气中挂着思念，然后又招呼李来仪，“走! 你跟我们一起到灾民点看看去。”王钊拄着棍儿，走了一“点儿”又一“点儿”, 所到之处，都给予了具体指导，一言一行，都体现了共产党对人民的关心与爱护。同时，他把一个共产党的市委书记的形象，深深地印在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心坎上。
几天后，洪水撤了。王钊主持召开完灾后重建家园的会议后，这时，他感到累了，他才想到自己的家。
他仿佛记得，已有五天五夜没有回家了，五天来他衣未解带，鞋未下脚，困了就打个盹儿，饿了就随便抓口吃……此时，他真感到有些疲倦，又觉得脚有些疼，还想到孩子的病不知现在怎么样了呢? 是该赶快回家看看了。
王钊一瘸一拐地回到家里，他先把女儿跃红抱在怀里。
跃红这年只有七岁，不知是出于对父亲的想念，还是因为有病而父亲几天没回来看她，她委屈地哭了。
王钊轻轻拍着跃红的肩膀，眼睛看着躺在床上的跃忠和跃明，对她说：“别哭，向哥哥学习。七岁啦! 该算大姑娘了。”
潘青站在丈夫的身旁，她看着丈夫那满身泥土和疲惫不堪的样子，心里酸酸的，强忍着泪水。
这时，王钊深情地望着妻子那憔悴的面容，感激而又关切地说：“这些天，你辛苦了。”
“这几天，市委集体宿舍都住了灾民，有老人，也有孩子，咱们家的楼道里也住了灾民。我恐怕他们饿着，把家里仅有的白面，都烙成饼送他们吃了。”
那是特大洪水进入市区的当天，到了中午时分，市委集体宿舍里已经住进了第一批灾民，他们多数是老人、孩子和妇女。潘青听说之后，连忙把家里仅有的几斤白面都烙成饼，趁热给送了过去……·这点面原本是留给丈夫王钊，和正在生病的孩子们吃的，可当时，她顾不得那许多了，她深知，丈夫对她的行动只会支持。
一位老大娘在接饼的时候已经泣不成声，她什么也说不出，只是一个劲儿地擦眼泪。她老人家也许在为家里遭灾而痛心难过，也许在这危难之际，对关心她的人太感激了，也许两者兼而有之……
潘青以一个作家独到的慧眼细心地观察着，心里觉得酸酸的，她几乎也控制不住自己就要淌出的泪水……虽然，这几张饼微不足道，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可是潘青却以为，作为市委书记的妻子，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作为一名中层领导干部，以致作为一名作家，这是她应有的表现。而任何一个知情者更会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是她责任心头和感情心海的自然流露。
王钊对妻子了解至深，他没说什么褒奖之词，只是向妻子报以深情的微笑和赞许的目光。
过了几天，王钊便带领工作组深入各区局去检查灾后的恢复工作。行前，王钊向大家提出要求：“大灾过后，各地工作千头万绪很忙乱，所以，下去的同志不能等着让人家接待，要自备干粮。”
于是，每个工作队员都自带饼干前往。
在王钊的率领下，工作组首先去了北片的友好和五营两个林业局。
水灾过后，这两个局都把恢复林业生产放在了首位，而王钊则要求把救灾的善后工作放在第一位。用他的话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林区，离不开为林区人民，过上好生活这一眼前最实际的大事。如今，特大洪水给伊春人民造成了重大灾难，很多人家已没有住的地方了，有的即使能住，但很危险了。所以，目前恢复林业生产重要，但安置受灾群众的衣、食、住更重要! 现在离上冻的时间只有一个多月了，要赶快突击抢修房屋，在入冬前一定让受灾居民搬进新居。”
按着这样的一个指导思想，工作组沿汤旺河两岸，查完北片，又查南片……
当工作组来到南岔林业局后，在走访群众中，一位工人向王钊讲了这样一件事儿：南岔镇一家集体企业的一名工人，家里孩子多，收入低，本来粮食就不够吃，这一回又遭受了水灾，生活实在无法维持，在万般无耐的情况下，想把自己的媳妇租出去，以便换来粮食养活四个孩子。在对方来接人的那天，母亲搂着四个孩子，四个孩子抱着母亲哭成一团……当这位母亲被两个人架上马车已走出去很远了，被关在屋里的四个孩子不顾父亲的苦苦阻拦，一次次冲向门口和窗口，一声声呼天嚎地叫喊着：“我要妈妈!”
“我要妈妈!”
“爸爸，妈妈啥时候回来呀?”
听到此处，王钊低头沉默了片刻，突然，猛地抬起头来，两眼热泪汪汪地对站在身旁的南岔局的几位领导人说：“在旧社会里，官府不管人民的死活，穷苦人受了灾害，往往是卖儿卖女，家破人亡……如今，我们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决不允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们必须马上行动，帮着那个工人把媳妇找回来，让他们夫妻团圆，让他们母子团聚……这件事儿如果办不好，你们就是给共产党脸上抹黑! 你们这共产党员，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合格?!”
说这话时，王钊的脸上已流下了两串泪珠。几位干部转身刚要走，王钊又把他们喊住了：“接回来就完了吗? 还要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困难!如果解决不了，你们就再来找我王钊!?”这些话，他几乎是喊出来的。说完，他抬起胳膊，用衣袖蘸了两下那已挂满脸上的泪珠儿。
通过检查，王钊对各区局的救灾善后工作是满意的。他深信，伊春人民一定会更坚强地站起来，克服困难，为国家做出更大贡献的。
为了纪念在这次抗洪抢险中牺牲的烈士，鼓舞人们振奋精神，重建家园，王钊怀着激情，写下了一篇《洪流砥柱》,颂扬了英雄的烈士和模范共产党员，在战胜洪水灾害、重建家园中显示出的中流砥柱精神和红松一样的品格。
这次水灾过后，王钊长时间思考着一个问题，这次水灾如此迅猛肆虐，除雨量过大外，森林过量采伐，生态平衡遭到一定破坏，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他想起了恩格斯曾说过的话：“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的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
他也想起了苏联在五十年代后期，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等部分地区滥伐森林，盲目开荒，曾引起“黑风暴”的严重灾难。
此后，这个问题，便成为王钊心目中和实际工作中一直关注的大事。他决心把贯彻刘少奇主席视察伊春时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作为开创林区工作新局面的契机，团结和带领林区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为实现“青山长在，永续利用”这一远大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更扎实的工作。
20.居安思危业无穷
受特大洪水袭击后的伊春，工作千头万绪，市委、市政府和林管局等不忘抓大事。所以，继灾前未开成的那次会议，又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初继续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刘少奇主席视察伊春时的重要指示。
会议由王钊主持，开得很成功。与会同志一致认为少奇同志高瞻远瞩，为林区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方向，决心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
散会的前一天，王钊来到翠峦林业局代表的房间，找到了苏仪局长，问他：“今晚有事吗?”
“大会安排看电影，我不想去了!”苏仪又反问王钊：“王书记有事吗?”
王钊笑着说：“想和你唠唠。”
晚饭后，王钊按约定时间来到翠峦局与会代表的房间找到了苏仪，两人对面而坐，促膝谈心。
苏仪是解放后参加革命工作的，由王五常县调入伊春林区任翠峦局副局长、局长。他工作认真、精细、大胆、敢闯。这次会上听了刘少奇主席对林区工作的一系列指示，深受鼓舞，准备回局后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会上，苏仪虽然没有说他要怎么干，不过，王钊已经觉察到他信心十足，心里憋着一股子劲儿，所以，这才特地找他谈谈。
两人的谈话是从刘少奇主席来伊春视察开始的。尽管这些天来王钊为开好这次大会而废寝忘食地劳神费力，已经很劳累，但他依然精神饱满。他首先讲了自己的感受：“纵观当今世界，有哪个国家元首像刘主席这样不辞辛苦，栉风沐雨，亲自深入林区生产第一线考察研究，并针对我国林业的实际，作了很多重要指示的呢?可以说没有。这说明咱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林业工作。我反复学习领会刘主席的指示，总觉得我们只要有了森林，才可以像少奇主席说的那样，‘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我们以前在‘森林永续’上下过功夫，今后更应该下大功夫，做大文章。”
王钊说着，以充满信任的目光注视着这位大胆心细的老林业干部：“老苏，你有什么想法啊?”
苏仪感慨万千地说：“是啊，是啊，我做梦也没想到刘主席能到咱这边远偏僻的伊春林区来。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样关心林业建设，我们如果做不好工作，真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呀!”
说着，苏仪陷入了一阵沉思……没等王钊说什么,他便直接切入实际问题说：“你说要在‘森林永续’上做大文章，对! 我在实际工作中，也深感采和育的矛盾非解决不可。这回学了刘主席的指示后，必须下决心把营林育林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上。”
“是啊，我们伊春林区早在1955年就提出‘营造新的林海’,‘不要光吃祖宗饭，要给子孙留下米’。这几年，我们也进行了大面积的造林，可是成活率太低。长此下去，根本无法保证‘后继有林，森林永续’。续不上，而总是采，小兴安岭的树木终有一天会被砍光，后果不堪设想啊!”
王钊说到这儿，联想到伊春这次特大洪水灾害，又心情沉重地说：“就拿这次特大洪水袭击伊春，给我们造成如此惨重的灾难来说吧，我琢磨着，森林过量采伐，生态平衡遭到一定破坏，是造成这次大灾的最主要的原因。老天爷已经惩罚我们了!”
联想到翠峦局也遭到这场特大洪水的袭击，苏仪也深有体会地说：我已经思虑再三，必须搞好造林。这对防患水灾来说，就算是‘亡羊补牢’吧!”
王钊一拳打在另一只手掌里，说：“亡羊补牢，未为迟也。总比坐等森林殆尽遭受灭顶之灾要强吧? 只是造林不成林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说到这里，苏仪讲出了他长期憋在心里的一个想法：“现在造林实行计件工资，只计数量，不顾质量，这种‘大哄大嗡’的干法，栽的多，活的少，甚至是白搭工!”
“白搭工不行，要改，时不等人呀! 一定要想出一个“栽得多也能活得多”的好办法来才行。”王钊不眨眼地盯着苏仪，目光中充满了期盼。
苏仪想了想，带着几分犹豫地说：“是要‘改’,也该‘改'!但改也不容易，总要磕着盆盆罐罐的，到那时，弄不好打不到黄皮子，惹了一身臊。”
“改，就是一种改革，肯定要磕着盆盆罐罐的。只要你能拿出办法来，不要怕，我支持你!”王钊把右手捂在胸脯上说，“我想先在你们翠峦局搞试点，摸出经验。希望你回去后，就借着刘主席指示的东风，依靠技术人员和职工群众，改变以前那种‘大哄大嗡’的干法，目标是七个字：保证造林能成林!”
显然，这就是王钊来找苏仪谈活的目的。
苏仪带着王钊的嘱托回到翠峦局后，抓紧传达了市里会议内容，也讲到王钊找他谈话的想法和要求，得到了局党政领导的一致响应和支持。接着，苏仪经过一番充分准备，召开了营林科长和有关技术人员座谈会，专题研究了如何“保证造林能成林”的问题。
会上，在探讨造林成活率太低的原因时，有人说是技术不过关，有人说是抚育不及时，也有人说是缺乏造林专业队伍。然而，苏仪却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树苗好栽呢? 还是茄子苗、柿子苗更好栽呢?”当然，与会人员都一致认为是树苗比茄子苗、柿子苗好栽得多。
苏仪又进一步地问：“那各家栽的茄子苗和柿子苗为什么能活? 而我们这栽的树苗反而活的少呢?”
讨论会进一步深入了，气氛异常活跃。大家从个人利益，家庭利益，讲到了缺少责任制，一心为了奔定额多挣钱，因此形成了：“刨一镐，扔棵苗，培锹土，踩一脚，完了事，扭头跑。”其结果也就是：“一天青，两天黄，三天五天见阎王。”
因此，大家一致认为：要想提高造林质量，就要与经济利益挂钩。计酬不能只看栽多少，更要看活多少。应该实行包造林，包成活。
怎么包法呢? 如何具体与工资挂钩呢? 会上又七嘴八舌地进行了研究，初步拟定：以三年为期，当年造林只开百分之八十工资，三年后，达到成活指标者补发工资，达不到成活指标者罚，超过者奖。
会后，苏仪又带着营林科长和技术员深入到林场，召开工人座谈会，把初步拟定的承包办法交给工人讨论。有的工人支持，有的工人想不通，他们说：我们‘黑胡子’时栽的树，‘白胡子’时才能得够钱，这是找工人的‘滑溜’!”
苏仪又通过算细账的办法，向职工群众做工作：“这些年，由于造林成活率低，翠峦局给国家损失了几千万株树苗，浪费掉五十多万人民币，等于扔掉了几十台运材大汽车。现在搞承包造林，绝不是找工人的‘滑溜’,完全是防止国家的资财损失和浪费。”
几天后，苏仪专程来到伊春市委，向王钊汇报了他们准备建立造林承包制的设想。
王钊很满意，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这承包办法好，彻底打破了‘大呼通’的干法。为了发挥工人承包造林的积极性，承包的好处要让工人看得见，摸得着，他们干起来心里就更有底了。”
按着王钊的这个意图，苏仪回到翠峦局后，搞出了一个“七定五包一奖”的细则：七定是：定人员、定地段、定苗穴、定成活率、定工资、定工具、定年限。
五包是：包清林、包整地、包造林、包抚育、包成林。
一奖是：在这“七定五包”都达到规定指标后，即由林业局给予一定金额的奖励。
经过几上几下的反复讨论，多数职工同意承包造林了，积极性很高涨。
翠峦局各林场按着“七定五包一奖”的要求和造林工人签了合同。“新的造林责任制”这一“炮”在翠峦局打响了。
首先，造林前的秋整地开始大干了起来，就在这项工作即将结束的当口，王钊专程来到翠峦局考察秋整地情况。王钊来到的当天，就深入各林场实地察看，他看到的是：造林工人们都按标准进行了秋整地，验收员按标准进行了验收。可以说，真正做到了一丝不苟，自觉把质量放在首位。
王钊十分高兴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包’字，把造林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苏仪在汇报情况时，提及执行“七定五包一奖“之后，职工们还感到有些不托底，劲儿还没有完全使出来。
至此，王钊决定再召开一次工人座谈会。
会议开始时，苏仪以主持人的身份说：“恐怕大家伙对定包条例没记住，我再念一遍吧。”坐在苏仪对面的一位中年工人摇着头说：“用不着再念了，我们都吃到心里了。”苏仪习惯地环视了一下会场，最后又把目光落在那个工人身上说：“那你就从头到尾背一遍吧。”
那工人真把“七定五包一奖”一字不差地背了下来。接着，苏仪让大家自由发言。你说怪不怪，他一连催了三遍，愣是没人吭声。
其实，这些工人都有一肚子话要说，并且早跟经营所的领导说过，同林业局的工作组也说过，他们盼着那些话能捎给苏局长。可今天苏仪就坐在他们中间，他们反而闭口不言了。原来，这些工人认为苏仪是个大官儿，这回来了个比苏仪还大的官儿，咱不摸脾气秉性，别哪句话“突突”得不对劲儿，冲了人家的“肺管子”,那可就够“喝一壶”的了。
只见他们闭着嘴巴，眼睛全盯着王钊。
王钊也许是猜透了工人们的心事，便首先发言说：“这个座谈会是我主张开的，就是想听听大家伙对‘条例’的看法，我希望你们把嘴巴张开，把真话吐出来，你们说说这个‘条例’好在哪? 不好在哪? 对工人造林能不能提高积极钊性？有啥看法都说出来，对苏仪有看法也说出来，就是对我王钊有什么看法，也说出来，大家也不要客气！不管是和善些的，还是严厉些的，我们都进接受。座谈座谈，就是请大家坐着唠吗！别吃完了冰棍儿拉冰棍儿——没话(化)呀!”
这句歇后语把工人们说笑了，僵局打开了，原来的担心和顾虑一下子全没了。
背‘条例’的那个工人说话了：“这个‘条例’很对我们工人的心思，我们愿包，也敢包。”
王钊接过工人的话茬，明确地说：“我也认为这个‘条例’不错，对国家对工人都有利，你们说是不是呀?”
会场一下子活跃起来了，大家争着发言。
一个工人直截了当地问：“我们工人真的挣着钱了，你们当干部的对我们‘拔白旗’不?”
这话把王钊问笑了，他郑重地回答：“只要把造林成活率提高了，我们欢迎工人多挣钱! 如果有谁因为工人挣钱多了，说你们思想上有问题，要拔你们的‘白旗’,你就让他到伊春先拔我王钊的‘白旗’来!”
王钊的一句话，给大家吃了“定心丸儿”。
这个座谈会开得非常好，干部和群众的心沟通了，工人的心落底了，觉得有了后台，承包的信心更足了。
为使这“七定五包一奖”的条例尽早推行开来，落到实处，王钊在离开翠峦局之前，又问苏仪：“你们还有什么不好解决的难题吗?”
说来，苏仪的心上真揣着件挠头的事儿，他说：“对造林工人当年少发20%的工资，而三年后再补，市劳动部门不同意，说那是克扣工人工资，违反国家规定。”
“那是他们对‘条例’的内涵不了解。那不是克扣工人工资，那是为了完善造林责任制的一种手段。”王钊明确地说，“正因为和经济利益挂上了钩，才能充分调动造林工人的积极性嘛! 我回到市里亲自向他们说明情况。”
苏仪对王钊给予的支持本想说几句感激话，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他觉得营造新的林海是他的本分，也更是王钊的本分。
王钊目视着苏仪，又问：“你还有什么顾虑吗?”
苏仪点了一下头，迟疑了一下，但随即连连摇了两下头，什么也没有说。
王钊料到了他的心事，说：“嘿嘿! 告诉你吧，市里不止一个人向我‘掏耳朵’,说你带头搞承包是一种倒退呀!”
苏仪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是，也有人跟我这么说了。”
“你怎么看呢?”
“我? 只要有王书记支持，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王钊摇摇头，摆手道：“你说的那是另一回事儿，我问你听到了这种说法，你是怎么认识的?”
苏仪似有几分委屈，但却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实行承包制，实际上是加强工作责任制，对造林工人有利，对国家更有利，不能说是倒退。”
王钊高扬眉梢，大声说：“说得好! 我认为，这不仅不是什么倒退，是林区向前发展的一种新生事物。”
王钊停顿了一下，两眼盯在苏仪的脸上，更加铿锵有力地说：“老苏，我们不听别人说咸道淡。心里要想着：小兴安岭的森林没有了，林区的子孙后代怎么办? 松嫩平原和松辽平原的生态平衡破坏了，国家的粮食怎么办?”王钊还感到话没说尽，又进一步说：“建设社会主义新林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时，也可能要担它几分风险啊! 不过，有了问题我来承担。你放手干吧!”
应该说，苏仪这段时间自觉重任在肩，所以一直把造林‘定包’工作牢牢抓在手上。然而，不时吹来这样或那样的冷风，曾使他犯过“嘀咕”。但这一次有王钊给保底，他心里踏实多了。
这一年的冬季，市委为使这场造林方式的改革试验能搞得更好，为这个局调整充实了领导班子，派何守仁同志来翠峦局任党委书记。
何守仁刚三十岁，是一位精明干练、敢作敢为的青年领导干部。当第二年春季造林开始时，何守仁为亲自总结“定包”经验，经常背着行李卷徒步到林场蹲点。
在造林现场，何守仁亲眼目睹了这种‘定包’激发了广大造林工人责任心的生动场面。工人们为提高苗木的成活率，赶在天亮前去苗圃起苗，以减少日晒，防止水分蒸发过快；选苗时把缺少顶芽和不健壮的苗木都筛选出去，在运苗的途中，全是根朝里，浇上水，有的盖上草帘子，甚至有人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盖在苗木上；造林时，工人们自觉地做到“刨大坑，栽当中，轻提苗，踏实成”。对剩余的部分苗木，又都细心地在造过林的地里“假植”起来，以备抚育时发现有个别死亡的苗木，可随时进行补植。
看到这一切，真使何守仁感慨万分：“‘政策对了头，生产争上游’,一个领导者的责任就是要提高生产力啊!”是的，何守仁是有感而发。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却有一种人与提高生产力唱反调，也有一种人是谨小慎微，裹足不前。上边有一位领导来到翠峦林业局造林现场实地参观后，曾关心地提示说：“要警惕这个‘包’字，在林业上不要再出现农村那种‘包产到户’,对社会主义来说，那已被认为是一种倒退。”
在这位领导面前，何守仁解释说：“我们这种‘定包’,是完善造林责任制。现在把造林地包给工人，三年后，造林成林了，再收回国家，这算不上是倒退!”
事后，王钊得知了这个情况，对何守仁说：“你说的对，只要是有利于森林永续，有利于造福子孙，这就是进步! 我们是少林国家，我们要把职工的积极性最大限度的调动起来，发展森林事业。“行止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不要听别人品头论足。依我说，造林搞‘定包”,在目前来讲，是林业生产上的一种革命。”
这一年的初夏，王钊又来到翠峦局，在何守仁的陪同下，深入林场检查造林成活情况。
天空晴朗，没有一丝云彩，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千山万岭，那去年造过的林地里，已经成活了的红松、鱼鳞松等幼树，新鲜翠绿。
这时，吆河林场的造林工人葛立亭、文福仁正在承包地块上盖房子。葛立亭乐呵呵地向王钊讲着自己的打算：“房子盖好了，我把家搬来，和老伴就可以像侍弄园子那样侍弄造林地了。”
王钊关切地问：“能保证成活80%吗?”
葛立亭满有把握地说：“能，我还想着要超过呢! 三年后，交给国家，可以拿到一把奖金哩。”
王钊又问：“你们靠什么做法呀?”
文福仁在一旁接茬说：“主要是精心侍弄，像培育茄子、黄瓜、柿子那样培育小树苗，不愁它长不好。”
王钊同何守仁又向前走去……
灿烂的阳光下，群山如黛，万木葱茏，微风徐徐，小溪喧闹，蝴蝶飞舞，好惬意呀!
此刻，王钊浮想联翩。在日伪统治时期，大肆滥砍滥伐，掠夺了大量木材，留给我们的是荒草丛生的过伐林地；解放后，小兴安岭的森林回归人民的怀抱，在发展木材生产的同时，探索着如何营造新的林海。开始有人主张天然更新，后来提倡人工促进天然更新，再后来，决定以人工更新为主。但这些年来，造林成活率一直不高。如今这问题解决了，靠的是“定包”两个字……他甚至想到了头三年大跃进期间，半夜里挑着灯笼上山撒桦树籽儿，第二天就敲锣打鼓地报捷，说造林又创造了奇迹。有人对这种做法产生怀疑，竟遭到了批判……
王钊想着想着，对走在身旁的何守仁说：“老高的事儿，该有个说法了吧!”
何守仁知道，王钊书记说的是原翠峦局党委副书记高殿贵。他深知内情，但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老高虽然在‘反右倾’中挨了批，但他一直很感激你对他的关心。”
王钊一时没说话，他又陷入了沉思……
那是“反右倾”时的事儿，高殿贵在省委党校学习时，被认为说了属于“纲”上、‘线”上的错话，在市委“反右倾”学习班上受到了批判。高殿贵为了急于过关，就无限上纲上线地说自己“与国际帝修反相呼应”,“参加了反华大合唱”。
批判会结束，高殿贵低着头往外走，王钊特意迎面走去，深情地对他说：“老高，你一定要经得住啊!”
高殿贵苦笑笑，没有说话。
自挨批之后，高殿贵好像换了一个人，过去那张好发表独到见解的嘴巴紧紧地闭上了，甚至走路总低着头，躲着别人……当他听说他将被调往大兴安岭林区时，也只是默默地准备行装，等待着发落。
这时，王钊来到他家里，想和他谈一谈，鼓励他接受教训，客观地面对现实。王钊实在不忍心看到一个受党培养多年的党委副书记被沉重的思想包袱压垮。
高殿贵住的是低矮的草泥“拉哈”房，屋内没有任何陈设，就钉了一对没刨光的木箱子，那是准备搬家邮东西用的，高殿贵的爱人有病，正躺在炕上不住地呻吟……
王钊的到来，高殿贵激动得几乎掉下眼泪。
王钊回到市委，向组织部门建议：“我看高殿贵的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他媳妇又有病，别让他去大兴安岭十八站了，还是留在伊春工作吧。”
按着王钊的建议，市委组织部改调高殿贵到伊春市科学工作者协会任副主任。
王钊从回忆中回过神来，对何守仁说：“应该在你们全局干部大会上宣布，‘反右倾’中老高的那几条‘罪状’不成立! 当时看不清，现在看清了，就得纠这个偏!”
何守仁不仅认识高殿贵，并且对他遭到批判一直是同情的。虽然这是他到任以前的事，他还是回答说：“我近日就按王书记的指示办。不过，听说当时只是批了他，并没给他定性啊。”
王钊坚持说：“虽说没定性，可把人家折腾得够戗啊! 明摆着是折腾错了嘛! 错了就要赶快改正，有错必纠嘛! 给人家一个实事求是的说法。”
何守仁坚定地点点头。他从王钊对造林改革的支持和对高殿贵一事有错必纠的态度上，明显地看到：这位党的市委书记所苦苦追求的，正是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是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不负王钊的期望，尽管对这种‘定包’不时有冷风吹来，翠峦局还是坚定地搞下去了，并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定包’前，平均造林成活率是58%,如今提高到90%以上。而“定包”工人，一般都能得到几百元的奖金。
这时，一向大胆的苏仪有些犹豫了：工人一下得了这么多钱，这是不是助长了资本主义呢? 他想把奖金的数额降下来。工人们听到这个“风”声，有意见，发牢骚，说“领导的算盘净对着工人扒拉”。
面对来自工人的意见，苏仪又一时拿不定主意了，为此，他又特地到市委来找王钊。
王钊听后，毫不迟疑地说：“‘人生皆有死，民无信不立。’那‘定包条例’是经过你们局有关领导和职工几上几下反复讨论制定的，什么时候都要算数，一定要按着‘条例’执行，不能失信于民哪! 我们做领导的，从政处事要脑必清，心必正，言必信，行必果'!”
苏仪有几分为难地说：“原来在‘定包'时，想到了造林成活率肯定会提高，可是，没想到会提高这么大，工人的收入增加得太多了!”
王钊笑了：“工人钱挣多了，是件大好事嘛! 你犯什么难?”
苏仪舌头打了个卷，有些吞吞吐吐地说：“我害怕在工人中出现资本主义。”
王钊神色严肃地站起来，语气沉重地说：
“共产党执政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要让劳苦人民都过上好生活! 现在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多挣了几百元，就怕这怕那，就不怕工人生活提高的慢? 现在我问你，你们局以前造林成活率低，这些年损失了几千万株苗木，浪费了几十万人民币，要说主义，那该叫什么主义呢? 老苏，我过去说过几次了，干革命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听见风就是雨。只要认准是正确的事儿，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下去!”
其实，王钊也理解苏仪，苏仪是个精细人，他是想尽量在市委书记面前把反面意见说透，得到书记的支持。
此时，他聆听了王钊书记这一番出情入理、掷地有声的“官”话，乐呵呵地迈开大步返回了岗位。
熟悉王钊的人都知道，他经常有遐想。这是出于诗人的那种遐想吗?是!但也不尽然。说是，是因为他对林区怀着美好的憧憬。说不是，那是因为他想的非常实际。他想得最多的是几十年后小兴安岭能否保持青山长在? 伊春人民能否长久地安此居，乐此业?
伊春林区是全国木材生产的主要基地。从1948年开始大规模开发，到1963年，仅十五个年头，已把近四千万立方米的木材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论市镇、城乡、学校、营房、矿山、工厂，凡是有建设的地方，就有伊春林区供应的木材。
正是为了满足全国建设的如此需要，那些年伊春林区一直在“超强度”采伐，这样，致使森林资源在逐年锐减。除此，造成如此局面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采伐方式问题。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下，国家有关部门明文规定，在机械化作业的国有林区要全部实行苏联倡导的“皆伐”作业，胸高直径十四公分以上的树木，全部采光。所以，这必然形成了采一山，光一山。林区职工形象地称这种采伐方式叫“剃光头”。
工人们对这种“皆伐”方式很不赞成。他们想不通，眼睁睁瞅着生长了十几年或二三十年的幼稚树被伐掉，又被那横冲直撞的拖拉机轧碎，或遗弃在山场上，真心疼啊! 当时，就流传着这样几句顺口溜儿：
采伐学“老修”,
一过光溜溜，
不留几根“毛”,
全是“和尚头”!
王钊听到这几句顺口溜儿，忧心忡忡。心想，这岂止是极大的讽刺啊?这是及时的警钟啊!
工人们不仅这么讽刺“剃光头”,而且还大胆地向上“突突”,直截了当地向领导提出了意见。
那是1957年春天的事儿，王钊到乌马河局安全林场开调查会，参加会议的老工人李升，第一个冲着王钊说：“咱俩是老乡，说话不蹩嘴。你是咱伊春最大的官儿，我问你，我们工人提出的问题你给不给做主?”
李升说完，目不转睛地瞅着王钊等他回话。
王钊望着李升那副十分认真的神态，当即郑重表示：“我向大家伙交这么个底，我能做了主的，就一定做主! 就是做不了主的，还可以向上面请示。我下来开调查会，就是为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我说老乡，你有什么话，只管大胆说吧!”
李升板着那久被山风雕塑成古铜色的脸，严肃地说：“我以前向场领导也提过，他们让我嘴上有个‘把门的’， 别乱‘突突’，小心‘粘了包’。”
王钊直起身来，拍了下胸脯说：“我向大家保证，不管大家说对说错，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你们只管打开窗子说亮话，可以随便“突突！”
李升长吁了一口气说：“都说“剃光头’是法律规定的，老虎屁股摸不得。今天有老乡这番话，我的胆子壮了，我就要摸摸这老虎屁股!”
王钊没讲话，在认真地等待他说下去。
李升摩挲一下胡茬子，又接着说：“有人把这‘剃光头’吹得月儿圆，说什么是外国的先进经验，把大树砍了，小树也砍了，拖拉机才能没遮没挡地施展‘章程’? 我看哪，这种斩尽杀绝的做法纯粹是胡扯蛋!大家想想，咱们林区今年干，明年干，可三十年后，五十年后还干不干了? 不用说，像这样把大树砍了，把小树祸害了，那就没的干了! 这纯粹是吃了祖宗的‘饭’,又打了子孙的‘碗’!”
说到这儿，李升激动得有些发抖。只见他环顾了一下左右的工人，然后，低下头，压低了声音说：“我就开这么个头。大家伙有什么话快往出‘抖落’,别闷在心里头烂了!”
一个工人立刻接上说：“老李哥说的这些话，也是我们平时在一块堆常“嘀咕”的。像现在这么个砍法不行啊! 把长了二十年、三十年的松树砍光了，而栽上那二年生、三年生的只有这么一拃长的树苗子，这要到哪个驴年马月才能成材呀?”
又有一位工人忧虑地说：“以前，我们是“轱辘棒子’,一个人吃饱肚子，连“灶王爷’都喂了，不想那么多；可如今成家了，连老婆孩子甚至孙子都指着这林子过日子呢! 将来真有那么一天把树林砍光了，俺们吃啥去? 喝啥去?”
工人们的话虽然很尖刻，但王钊认为都是好意见，尺管这“皆伐”作业推行的时间还不长，但王钊对推行苏联的这种“皆伐”作业早已打上了问号，今天又听了工人们这番实在话，这就更加坚定了他原来的看法。
第二天，他回到乌马河局找到了王永生局长。
听了王永生局长讲到全局自1956年开始实行机械化作业之后，一年就‘皆伐’了四千公顷林地时，他焦急地问：“去年共造林多少?”
“只造了四百多公顷。”
王钊低头沉思，喃喃地说：“这只是采伐面积的十分之一，欠账太多了。”沉了一会儿，他问：“你们局施业区的总面积是多少?”
“一共五万多公顷。”
王钊愣了一下，瞪大了眼睛道：“这就是说，照此下去，也就只能作业十几年啦!”
王永生对此也早有过计算，于是说：“往多说，也就能干十六七年吧。”
王钊重重地咂了下嘴巴，“哎呀”了一声，说：“就是造林跟上了采伐，这木材生产，将来也必定要出现很长的一段‘断档期’哟!”
王钊的心情更加沉重了，明摆着的，大树采没了，新栽的小树又一时长不成材，未来木材生产的“断档”是必然要出现的。
王永生也一愁莫展，无可奈何地说：“到了那个时候，只能留下一部分营林工人，而搞木材生产的也就只有搬家挪营子一条路了。”
“往哪搬呢?”王钊本能地问了一句。
王永生愣了一下，没有作答，因为这超越了他的职权范围，他过去从来没想过，所以，没法回答。
当然，王钊也不需要他回答，只是自言自语地说：“在小兴安岭已经是无处可搬了。再搬就是西克林塔头甸子了……这真是后顾之忧哟。”
……
王钊回到伊春后，立即去找林管局长赵树森，讲了他这次下去听到工人提出的那些意见，忧虑地说：“这几天我反复算过账了，看来，不能只靠造林来保持小兴安岭这个‘永久林海’了，我们还必须想出其它办法，尽量避免出现‘断档期’。”
赵树森也是一脸阴云，发愁地说：“我也多次想过这个问题，还几次向上头打报告，请求调减生产任务。可全国又急需大量木材，所以始终没减下来。”
“从国家大局出发，生产任务是不能打折扣的。”王钊接着转了话题，说：“能不能想出别的什么相应的对策呢?”
赵树森边思索，边摇着头：“‘皆伐’是国有林区的主伐方式，这是上头明文规定的。除了更改这个规定，现在还真想不出什么相应的对策，也许以后会有的。”
王钊思考了良久，他想到了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于是就提高了声音说：“依靠群众能不能想出办法来呢? 群众可比咱们两个有办法啊! 走走群众路线，听听下边有什么对策!”
事实正像王钊说的那样，这个对策首先是从乌马河林业局安全林场想出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该局的副局长由心伝，在生产过程中遇到两个问题：是采伐后的秃山越来越多，全成了“不长毛的和尚头”;二是有的林地偷着把幼树留下来，可是在移交伐区时，营林部门不予验收，也不给划拨新伐区。采育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了。这时，全局正在开展增产节约，提合理化建议的活动。由心伝经过一番考虑，就提出了“为节约森林资源，缩小采育间的矛盾，应立即改变这种‘皆伐’的采伐方式”的大胆想法。
这项建议，不仅王永生局长支持，局其他党政主要领导也一致赞成。
消息很快传到王钊书记和赵树森局长这里，两人一致认为，要改变国有林区的采伐方式是件不易的大事，但又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于是他们商定：可以先积极探索，通过实验，总结经验。
这时，适逢苏联林业专家团，和我国林学专家刘慎谔老先生到伊春考察。王钊、赵树森认为这是向专家们请教的好机会，于是，从探索的角度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
那三位苏联专家认为：这是“想得过头了! 森工企业就是要想如何砍得更多，如何拉得更多，如何把拖拉机的效能发挥出来。而如何使‘森林永续’那是营林部门的事情。”
刘慎谔先生与苏专家的观点截然相反，对乌马河局提出的设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支持：“这个建议是符合中国林业的实际的。真的把采伐迹地的幼树保留下来，这有利于后备资源的培育，也能够缩短轮伐期。”当他得知提出这项建议的由心伝是农民出身时，十分感慨地说：“了不起，真是实践出真知呀!”
在这关键时刻，王钊想到的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他觉得，中国林业应该结合自己的国情走中国林业的发展道路。他与赵树森局长下决心要搞这个实验。
王钊把乌马河林业局党委书记张忠杰叫到伊春市委，关切地询问道：“你们要改变采伐方式的实验怎么样了?”
张忠杰是支持这场实验的，他坚定地说：“场址已经选好了，在安全林场进行。”
王钊连连点头说：“好！那里的干部和工人都不赞成“剃光头”,”
张忠杰又讲了山场情况，他说：留下来产科选实验林地的人说，工人们采伐时，早就把一些幼树留下来了。”
”干部的积极性怎么样?”王钊关切地问，“苏联专家提出反对意见后，一些人受到影响没有?”
“有人‘忽悠’了。”张忠杰说，“怕被扣上反对苏联经验的大帽子。”
“你们党委应该站出来说话。”王钊站起来说，“我们一连召开了两次座谈会，我和王永生局长都表了态，一定要把预定的实验搞下去!”
张忠杰立即站起来说：“对! 我们也是这个态度。”
王钊踱着步，思索着说：“在这几年实践中，我和赵树森局长都认为，‘皆伐’不适合我国国情，不利于保持森林永续。可谁也没有想出个能替代的好办法来。今天，你们局最先想出来了，不光我支持，赵树森局长也支持! 你们在实验中，一定要千方百计尽量争取达到预想的目标。”
事情就这么决定下来了。乌马河局经过一番充分准备，于1958年3月份，在安全伐木场积极进行了“采大留小”的实验，并取得了成功。
王钊对这次实验非常重视，为能进一步了解并取得详尽的实验数据，特派市委副书记杨延森去现场实地考察。
杨延森是个“林业通”。他带领技术干部下去之后，尽管实验还在进行，可他们在第一块实验过的林地作了详实的调查后，就把一份调查报告送到了王钊的办公桌上。
报告中说：这块林地菜前有成树268株,采后剩下180株。稚树保留了90.6%,幼树保留了68.3%。也就是说，再经过适当的人工补植，不费多少工时，就可以完成更新任务。这将大大缩短轮伐期。
王钊看完这份调查报告，内心十分兴奋。有了这种采伐方法，同时再坚持大力营林，这不正是长期以来苦苦寻求的营造“永久性林海”的好办法和正确途径吗! 安全林场开始把这种办法称之为“采大留小法”,后来又改称为“采留兼顾法”或“采育兼顾法”。
王钊心想，不管叫什么吧，只要有利于营造“永久性林海”就是最好的办法。他甚至感到，也许这就是切合我国国情的一条走中国林业发展道路的好的开端吧!
面对“采育兼顾法”这种新生事物，一些人又开始起逆风，但并没有动摇市委、市政府和林管局领导的决心。王钊又一次把张忠杰找到市委来，语意深长地说：“老张，咱们都是做党务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伊春林区的兴旺发达，后继有林。你们局搞的‘采育兼顾法’实验是有利于这个大方向的。所以我是支持的，赵树森也是支持的。当然，现在也有一股‘逆风’搬出种种依据来品头论足，可到底谁是谁非，需要在实践中再观察一段时间。但我要和你说，实验一定要坚持下去，即便是针叶幼树逐步死亡了，土质出现了沙化，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可以总结经验，重整旗鼓……但话再说回来，我们搞这种实验，是为了成功，以便将来在全市推广。所以，从现在起，你们乌马河局党委必须要进一步加强对“采育兼顾法”的领导和支持。”
完全可以相信，有这样实事求是的领导，有这样实事求是的精神，乌马河局的“采育兼顾法”实验进展顺利，并获得了巨大成功。
1959年，国家林业部在伊春召开了现场会议，决定在全国林区推广“采育兼顾法”。遗憾的是，由于国家连续三年遭受自然灾害，国民经济极端困难，推广工作暂时被搁置下来了。
1963年，王钊到上甘岭局考察，发现这个局施业面积上较小的查山林场因连年过量采伐，森林锐减，将要出现无树可采的“断档期”。而对这个亟待解决而又难以解决的大问题，他非常重视，立即派出工作组去进行调查研究。
可是，就在王钊刚把这个调查组派下去不久，他却在百忙中突然接到黑龙江省委的通知，因工作需要，调他到黑河地委任第一书记。
春夜很美，春意正浓……王钊想到明天就将离开他战斗生活了八年多的林城，毫无睡意，于是，他邀妻子一同来到街上。
街上行人稀稀落落……他们两人肩挨着肩，默默地向前走着……风很轻，树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
王钊驻足在一棵小树下，像是听到了小树在对他倾诉着心声，他抬头望着树冠，许久许久……突然，一阵清风吹来，四面群峰作响。
此刻，他放眼远山，仿佛看到那“永久林海”的碧涛正一波接一波地向他涌来，这波涛越来越大，越来越高，直把他托向那大青山的最高峰顶……他俯瞰这苍莽的林海，轻轻地吟诵道：
辗转青山建伊春，
遍栽绿荫利子孙。
血汗春秋放异彩，
流金岁月结同心。
林海碧浪滔天地，
小镇新城壮乾坤。
栋梁广厦千秋业，
风雪泥棚一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