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光的品德
——忆潘青同志
刘璞元
潘青同志走了。
熟悉、了解她的黑河人，都痛惜地认为她是不该走的。然而，她却匆匆地走了，给人们留下深深的婉惜!
潘青同志，1963年，随王钊同志一起到黑河。
家安在黑河，她的工作岗位却在省城哈尔滨。大量的时间同丈夫、孩子分居在哈黑两地。黑河这个家，四个孩子的生活，放心地交给了保姆“姜姨”照料着。潘青同志也就因此同这位普通的劳动妇女，结下了深厚的姊妹情。
“姜姨”的丈夫姓姜，因此孩子们都称她“姜姨”。
“姜姨”老两口没有孩子，老姜在金矿工作，“姜姨”一直做保姆。黑河地委的几位领导同志的孩子，几乎都是由她照料大的。
到王钊同志家后，潘青同志对这位忠厚、勤劳的老大姐，一见如故，对她非常敬重，非常信赖。而“姜姨”对这位身居要职 (中共黑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 的潘部长的随和，而没有一点官架子，感到十分欣慰，把自己很快融入到这个大家庭中来。
潘青同志经常说，家里有“姜姨”照料着，我什么都放心。特别是“文革”时期，王钊同志天天被揪斗，潘青同志又远在哈尔滨，自己的处境也十分艰难。黑河这个家，有“姜姨”照料着，也就减少了不少的牵挂。
后来，王钊同志被打倒坐了人民的监牢，潘青同志也在哈尔滨被看管审查，“姜姨”也因此受到株连，被造反派撵出，不准再进王家的门，不准再同王钊的子女们来往。
即使这样，在那“红色恐怖”的日子里，“姜姨”仍惦念着王钊同志同四个孩子的生活，惦念着远在哈尔滨的潘部长。她经常避开造反派的监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去看看孩子们、给他们送些吃的，给孩子们缝缝洗洗。
潘青同志知道这一切后，非常感动，经常教育子女，长大了不要忘了"姜姨"。而潘青同志自己更是一直把“姜姨”，作为自己的老大姐，作为自己家的一名成员，不论调到哪里，从未忘怀。她随王钊同志从大兴安岭调回省城，一直在关心着“姜姨”的生活。
每次给我来信，最后都要带上一句：“代我向‘姜姨'问好，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告诉我。”
孩子们大学毕业工作了、都遵母命，一年给"姜姨”寄几次钱来，经常写信向“姜姨”问好、请安。我每次到“姜姨”那里，告诉她潘部长来信了，或给她送去孩子们寄来的钱，她都感动得泪流满面，说王书记、潘部长，好人啊! 孩子们有教养，都是好孩子!
王钊同志调省委、省政协任领导工作后，每次到黑河视察工作，潘青同志也大都结伴而来。来到黑河老俩口第一件事，就是要去看望年迈的“姜姨”。
每次探望，都要买许多好吃的东西带去。“姜姨”一听到王钊、潘青的声音，总是迎到院子里，两眼含着热泪迎接他们的到来，拉着他们的手，问孩子们都好吗? 问潘青同志过冬的衣服做了吗? 每次探访，潘青同志都是激动不已，反反复复地重复着：“‘姜姨’有功啊，我们全家什么时候都不会忘记您 !“
王钊同志调省城后，一直没有固定的住所。大约是1984年，王钊同志有了一处宽敞的住房后，潘青同志又想起远在黑河的“姜姨”。这时“姜姨”的老伴已经故去，自己过着孤寂的寡居生活。
潘青同志专门给我寄来一封长信，托我动员“姜姨”到哈尔滨，到她家，度过幸福的晚年。
记得信写得很诚恳，很动情，通篇充溢着对“姜姨”的无限关怀之情。信中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做好动员工作，一定要向“姜姨”说明白，“是请她到我家养老的，度过一个幸福晚年。”
可惜，潘青同志这一片赤诚的企盼没能实现。当我接到潘青同志这封信的时候，“姜姨”经人介绍，刚刚同一位老实厚道的离休干部新组家庭了。
1992年8月，潘青同志非常痛爱的小女儿王耀琳，在国外因下水抢救同伴，不幸牺牲了。这对她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感情上的打击。在那些悲痛的日子里，我去看望王钊、潘青同志。潘青同志抑制不住因女儿牺牲而带来的悲伤，她不愿再让“姜姨”分担这一不幸，她不让我把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姜姨”。
她说“姜姨”很疼爱小琳，她知道了又该哭得死去活来。人老了，感情上经不住这样的打击。
1995年春天，潘青同志病情加重了。她经常住在医院里，一周只能回家住一两天。我去看望她时，看到她身体已经很虚弱了，说话也显得有气无力，我的心沉甸甸的，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可是她又向我询问“姜姨”的生活情况。这时我的思绪很乱，不知该怎样回答她。“姜姨”已在这年的春节后，因患癌病过世了。
我只得说：还好，还好。赶紧用别的话题叉开了。
共产党员、领导干部、人民作家的高尚品德，就是通过这些细小而又具体的行为体现出来的。
潘青同志在黑河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但体现她高尚品德的许许多多的“小事”，却深深地印在黑河人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