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妈妈的话
王跃红
妈妈：当你的生命之火即将燃尽的最后一刻，你默默地忍受着病痛的煎熬，在病房里度过了一个个寂静而漫长的黑夜。
岁月似流水，点点滴滴地流入了你生命的长河。
也许此刻你的思绪又飞回到那寒冷、残酷的解放初期，你忘不了作为“东大”的学生参加土改工作队的情景……;
也许你又听到了朝鲜战场上那震耳欲聋的轰炸声，你曾怀着腹中蠕动的小生命，奔赴朝鲜战场……
或许你的思路又飞回到那郁郁葱葱的大森林，在那里，你曾忘我地挖掘着永不枯竭的创作源泉，胸中激荡着毫无倦怠的创作激情；
也许你又在同你笔下的人物交谈，那些被你誉为“林海雄鹰”的林区工人和干部们，还有那位从柴达木盆地骑着骆驼走来的戴红头巾的姑娘……,那些从你文学札记中塑造出来的人物，在依依向你道别；
而你最心爱的小女儿好像又在向你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她的奇闻轶事…… 然而，生活远去了，生命的鼓角在渐渐地平息。你只轻轻地说了一句：“我真不愿意给你们添麻烦……”便沉沉地睡去，再没有醒来。
为了生命的价值，你曾义无反顾地付出过代价，然而生命的回归对于你却淡淡地没有丝毫的奢华，你不无遗憾地走完了人生的终点，妈妈，你好像有话没有说?
那一刻，我眼前的你，仿佛像冰河一样凝固了，生命的韵律变得苍白、无声。然而记忆好比大自然一样不能消逝，人的精神和心迹最终将达到永恒。
“要自强、自立、俭朴地生活”
记得我们很小的时候，你和爸爸总是对我们说：一个人要自强、自立、俭朴的生活。
三年困难时期，你经常自己动手，把旧衣服翻新。为我们缝制与众不同的新衣，又把穿破的毛衣、袜子补了又补，你告诉我们“笑破不笑补”。你从不要求特殊待遇，把每月供给的烟、酒票证，都送给需要的同志们；生活中的你最喜欢穿的是那双黑布鞋，最乐意吃的是自己家小园子里亲手栽种的蔬菜和果树上的水果。
1961年，伊春市发生了历史上特大的洪水，山洪爆发，伊春城迅速被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在抗洪救灾中，爸爸被钉子扎破了脚，感染红肿着，他仍然指挥着各级干部日夜奋战在抗洪第一线上，顾不上回家。
这时候，我们兄妹四人中有三个得了伤寒病，高烧不退，哥哥最重。小学的同学中不断传来因“肠穿孔”而死亡的消息，但是，妈妈你没有丝毫的抱怨和悲观情绪，你忙着把一批批逃难的群众让进家中，楼道里住满了妇女和孩子，你热心地照顾安慰大家，送上吃的、穿的、用的……
那一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来到伊春林区视察，王光美还亲临我们家，她要亲自了解一下市委书记的生活状况。她打开锅盖，看到的是玉米面大饼子和“糊涂粥”,室内的家具只是简单的木桌和几把木凳，生活再简单不过了。
可是，作为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又是作家的你，已把全部热饮都投入到火热的林区建设中去了。你多次深入到林场工人、干部中间，足迹踏遍了大、小兴安岭，你深深地被那雄浑的木工号子所感染，为“冬运大会战”的热潮所振奋，写下了著名的长诗《长歌大青山》和《木把人》、《老翠哥》等小说、散文。
不到30岁的你，就完成了电影《万木春》的创作。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一觉醒来看到的你，总是不知疲劳地挥笔疾书，直到凌晨三四点钟，你的台灯还一直亮着。如果因为生活琐事占去了你宝贵的时间，你会变得焦燥不安，一旦投入写作或外出采访，你马上会精神畅然。
听不到你抱怨辛苦，也看不到你表白功绩，看到的是那一本本的采访笔记，那里记下了工人、干部们典型的人物和方言俚语，从而形成了你文学作品中凝炼的语言和各类人物中迥然不同的个性。勤奋的生活积累，酿就了你诗歌、散文中奔放的激情。充满生命力的小说语言，正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尽管在“文革”期间，你的文学创作被迫中断，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你重新踏上了大戈壁的采风之旅，深入藏民之中进行考察。你从西双版纳的密林深处带回了关于南国林业发展的宝贵信息，即使腿脚不便，你也坚持前往沿海经济区，观察改革开放的浪潮；你前往中苏边境，了解边贸的演变；你还随作家代表团东渡日本，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即便在住院期间，你也不放过任何机会，采访身边的女医生、女教授……你如饥似渴地积累素材，提炼生活，迫不及待地想要弥补十年动乱中错过的时光。
直到你得了糖尿病以后，你更加日以继夜，再度修改你的长篇小说《苍山如海》,你说电影厂正计划拍片。这期间，你和爸爸还携手出版了《大荒纵横》和《黑土情怀》两部书，字里行间、情浓意切，你们纵情讴歌着大森林的美丽，和那些忘我地奋战在林区的工人、干部们。
你曾以爸爸为原型，刻画了一位新上任的市委书记，为妥善安排知青大返城而历尽艰辛的历史一页……,在你丰富的内心世界里，充满了对人民群众的热爱。用你勤奋的笔耕和卓越的艺术灵感，记录下了改天换地的时代新风，却唯独没有注意你自己的身体。
在你患病期间，我深知你最大的心愿，是修改完你的长篇小说《苍山如海》，我便安慰你说：“也许，我和爸爸能帮你修改一下？”
你若有所思地摇摇头说：“我已经修改三遍了，只是有的细节要非常真实地体现出来，比如山洪冲散了像山一样高的原木垛，甚至有人牺牲了，要表现如此壮烈的场面，非要有生活体验才行啊！”你正是这样，一生都在执著地追求着艺术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完美统一。
“要多学本领，多见世面”
记得我们刚刚懂事，你就常对我们说：“要多学本领，多见世面”。
尽管你日夜繁忙地工作、写书，但你总是不失时机，为我们创造学习的机会，虽然当时家里的生活费用并不富裕，你还是鼓励哥哥参加国防体育俱乐部的活动，省下钱，来买电子原件和木模，让他学习安装收音机和制造航空模型；你和爸爸还把毛主席诗词和古诗，写好了贴在门上，让我们比赛背诵，并经常教我们练习书法。
你们经常买来许多革命故事书籍，像《红岩》、《小英雄雨来》、《奥斯特洛夫斯基传》等中、外名著，教育我们做一个正直的人。这些对我们后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都带来深刻的影响。
1966年，当“十年动乱”的狂风恶浪袭来的时候，我们四个子女中大哥不过15岁，最小的妹妹耀琳才8岁，那时你在哈市从事专业创作，我们随爸爸住在黑河。正当“炮打司令部”的前夜，形势紧张得一触即发；我们还没有搞清楚这场“运动”的意义所在，全国已开始了“大串联”。你特地打来了长途电话告诉我们：走出去，锻炼自己，见见世面”。
不久，我们真的被选上进京代本致北京，去见毛主席了。可是，当我们重返黑河的时候，想不到一夜之间，我们的生活一下子颠倒过来，我们骤然从“大队长”，“地委书记的子女”变成了”黑五类子女“。
在学校里，我们被督促着当着父亲的面，在斗争会上宣读着我们自己也搞不清是非的“批判稿”。家被抄了，书柜全被贴上了封条，所有能查到的钱，都被没收了，就连房盖上、门把手上，也被“革命的标语口号”占领了。从这时起，我们才对“经风雨、见世面”,“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有所感悟。
不久，爸爸被频繁地批斗，眼睛和腰也受了重伤，很快被“隔离审查”。从此，我们身边没有了父母，也没有了经济来源，一直照顾我们生活的姜姨，也被迫离开了我们。
那一年黑河的冬天格外的冷，在零下40℃的天气里，8岁的妹妹耀琳常被不懂事的孩子们推推搡搡，散了小辫，掉了鞋子，脸上冻起了大血泡，懂事的耀琳从不哭闹，学习总是最好的。不久，我也得上了“营养不良性贫血”。
无依无靠的我们曾给你写了一封又一封信，但均无回音，我们多么盼望得到妈妈的关心呀。20多年后，你告诉我说，当你听说了这一切，心急如焚，无奈你当时被打成“黑作家”,作品被当成“大毒草”批判，已是身不由己。
可是，我们真的有了母子相见的机会却又如此之难。
有一天，我从同学那儿得知你被从哈尔滨揪到黑河来“批判”了。开斗争会这天，我偷偷地顶着熟人的白眼，跑到文化宫的一个角落里，当我看到你被推到挂满大标语的舞台上，陪爸爸挨批斗的情景，我的心缩成了一团，尽管太远，看不清你的脸，但是知道你还“健在”的满足感，足已使我忘掉了周围所发生的一切。
接下去，我便快步跑回家，告诉弟弟、妹妹“妈妈真的来黑河了”……
多少年以后往事重提，我问你：“造反派难为了你吗?”
你只淡淡一笑说：“还都是些学生”。
但我知道，你是一位自尊自强的女性，你视尊严如同生命，但经过多年革命斗争的磨炼，使你本来刚强的乘性，此刻更能忍辱负重。
斗争会一结束，你不得不带着妹妹耀琳，赶回哈尔滨继续接受“批判”。等待你的却是患了直肠癌的姥姥，已病重卧床，三天没吃东西了。守寡半世的姥姥，终于经受不住精神的压抑和癌痛的折磨，辞世而去。你匆匆为姥姥办了后事，便又去接受“审查”。
耀琳只好自己照顾自己了。每当你们“黑帮队”开饭的时候，耀琳只能站在你们的队伍必经的路旁，远远地看上一眼队伍里的妈妈，但什么话也不能说。
苦涩的生活，磨炼了耀琳顽强的毅力，她不仅成了海城小学校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她还读遍了“省文联图书馆”里的藏书，后来干脆找来《辞海》看起来。这为她以后的记者生涯，奠定了丰厚的文学基础，更筑造了她自强不息的人格魅力。
1968年初冬，爸爸被监管进了监狱，几个月后，我们才知道了这个令人窒息的消息。我和哥哥只能带着小弟弟到偏远的山村插队去。此时你又被下放到清河“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我们一家六口人分在六个地方，但我们每次接到你的来信都不亚于一次“精神会餐”,你总是鼓励我们不要怕困难，要向革命前辈学习，积极要求进步。
几年中，我们几个先后入了党，哥哥连年被乡亲们推荐上大学，终因“家庭问题”而被搁浅。而你自己原来就患有肾盂肾炎病，白天干着推小车，运红砖的重体力活，晚上还要写稿子到深夜，但是为了孩子们，你仍然拖着疲惫的身体，为我们织了漂亮的毛衣，缝了棉背心，又托人买来半新的大衣邮集给我们。
看到这些充满母爱的衣物和信件，我们倍觉温馨，因为我们必竟有两年多没回家了。每当春节到来时，知青们都返城回家过年去了，可对我们来说，“家”的概念，只是一间空的小屋和一把很大的黑铁锁。唯有看着你那充满文学色彩的来信，使我们在逆境中有了精神寄托。
1978年，爸爸调回省里工作，“家”也在哈市安顿下来。耀琳丛哈中毕业，决定放弃留城的机会，而去大兴安岭林区锻炼自己。当时，父母身边只有她一个子女，但是爸爸、妈妈欣然同意了他的选择，让她到大森林里去积累生活素材，锻炼意志、品质。
耀琳不负众望，她成了山里仅有的一名女电锯手，在一次锯原木时，小姆指被锯掉一截，她却满不在乎。她还成了林场一名坚持原则的检尺员，一时被运木材的司机们传为佳话。
两年后，恢复了高考，耀琳一边劳动，一边自学，以文科第一名的好成绩，考上了大连外语学院法语系，并连续四年被评为大连市、校的三好学生。
一场浩劫终于结束了，经历过这场风风雨雨，我们变得成熟了许多，我们更懂得了工农感情的珍贵，更理解了实事求是办事的真谛。特别是妈妈你那外柔内刚、含蓄坚韧的个性，和勇于吃苦耐劳的精神内涵，直到后来的一次经历中，使我更加深了对你的了解。
1974年的秋天，作为医大学生的我，随医疗队来到牡丹江林口县刁翎公社。走在乡村的小道上，几位乡亲和我拉起了家常，一位年长的老乡，仔细地端祥我说：“咋好像见过你，真像土改那咱儿的潘淑清(母亲的原名)。”我惊讶地说：“那就是我妈呀!”
这一戏剧性的插曲，我马上写信告诉了你，你很快给我写了一封足有十几页长的回信，讲述了3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往事：你说人生真像戏剧，想不到30年前工作过的地方，30年后女儿又来到这里。
你告诉我，那一年你只有18岁，为了投奔革命队伍，你偷偷地离开了姥姥，随东北大学的土改工作队，开进了这个叫作“土匪窝”的小山村。由于受到日本鬼子的压，榨和土匪“胡子”的掠夺，村里的乡亲们十冬腊月天没有衣服穿，只能用“洋灰袋子”遮住身体，工作队一进村，乡亲们都躲在地窝棚里，把糊窗纸舔个小洞儿往外看。
当时，环境非常残酷，工作队里的一位年轻的队长，就是在寒冬腊月的一个深夜里，被土匪光着膀子，拉上山，砍了头。我曾问过你，“怕吗?”
你笑着说：“当时只知道干革命，搞宣传，还演出《白毛女》中的赵二嫂，向乡亲们宣传共产党领导穷人闹翻身的道理……”
后来，这些生活素材都编进了你的小说、戏剧中。如果说当年你是热血沸腾，投身革命，但到了1951年，抗美援朝的战火燃烧在鸭绿江边，刚刚结婚的你，又带着身孕，自愿参加了“祖国慰问团”,奔赴了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
每天顶着敌机的狂轰滥炸，强忍着饥饿和困倦，你走一路，编一路，有的队员病了不能出场，你就串场为战士们唱上一首家乡小调。
后来，队伍打散了，你又跟着战士们打过了三·八线，当你回国时，已怀孕八个多月了……然而对于这一切，你都视为“应该干的”,从不炫耀，可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来说，却是很难做到的。
你一生都在追求理想，你那勇于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坚定性，来自于你对党和人民的忠诚。
难圆的中秋月
妈妈：如果说你所投身的革命事业，和你所倾注一生的文艺创作道路，是你生命之所在，是你甘愿荣辱自取的话，那么你心爱的女儿耀琳的牺牲，却是对你刚强的意志品质的又一次考验。
耀琳，她毕竟是我们家庭的骄傲，她聪明好学，勤奋宽容，博采众议，超凡脱俗。她那压抑寂寞的童年，使父母更关注她的成长；她那火一般的热情，使朋友们印象难忘；她乐观开朗的性格，使孩子们一接触她，就会异常兴奋，她洒脱锐利的笔锋，使她的文章深深地吸引着它的读者。
只要一有空闲，她会随手涂几张漫画在电视节目中播放，一旦她走进家门，便会妙语连珠，歌声不断，所以家里人都乐意和她共进晚餐，因为她那富有感染力的表达，能报人地把天南地北：海内外的趣闻轶事都介绍一遍。
作为《新晚报》的首批记者，耀琳开始了十年的新闻采访历程。他主编政法界的稿件走法场，访民警，查大案，诉民情。在她的笔下，现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人民卫士：郭铁军、杨光、安东……,还有那些犯罪思悔的大学生。妈妈，你总是最忠实的读者和评论家。
正当耀琳在新闻界，连续被评为“优秀党员”,做报社党委委员，正待培养提拔之际，外交部发来了通知，要借调耀琳夫妇赶非洲使馆工作四年。
去，还是留? 体弱多病的妈妈，你又一次支持了耀琳的选择，你太了解女儿了，她还年轻，30岁出头，正是增加阅历的时候。毕竟是远走非洲了，你们真的恋恋不舍。
而耀琳呢，一件浅蓝色的牛仔棉外套，一头齐耳根的短发，亲亲可爱的小儿子，再和妈妈摆摆手，一甩头发便离开了家……出去闯闯，长长见识，可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成了永远的诀别。
1992年8月28日这天上午，耀琳去非洲8个多月了，中秋节临近，你思念女儿心切，便翻出耀琳的影集看起来，一种不祥之兆似乎在说：“走得太久了，好像看不见她了”。你慢慢地走进园子，看着小虎头在踢球，正当你帮助捡球的时候，突然跌倒了，手腕骨摔伤。
两天后，特地从外地赶回家来的爸爸，带来了噩耗，外交部正式通知家里，耀琳已于8月28日上午10点左右，在大西洋溺海身亡。
天知道，人世间真的会有“感应”存在吗?真是晴天霹雳，这对于六七十岁的父母来说，精神几乎被摧垮了，爸爸终于抑制不住巨大的悲痛，失声痛哭，他连声说：“太可惜了!”
几天来，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在园子里来回地踱步。妈妈你刚强地坐在那里，强忍着不让泪水滴下来，因为我知道，你会像以往在逆境中那样，为爸爸分担痛苦，可是十年动乱的创伤才刚刚愈合，一把刀子又戳在你的心口上。这时候，大哥耀中正在俄罗斯拍摄《东方大河-黑龙江》的电视片，我问你：“是不是想让耀中回来吗?”
你摇摇头说：“耀中为拍这部片子，筹集资金多么难! 还是让他安心把片子拍摄完成吧。”几个月之后，哥哥完成了任务，才知道家中所发生的一切。
就在耀琳去世的第三天，按到了罐琳发自非洲的最后封信。我们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这封格外沉重的信送给了你，读着亡人的来信，那字字句问都撕扯着你那早已破碎的心。
耀琳用那活泼的语言在信中说：她非常喜欢大西洋的海水。她去了闻各世界的非洲大市场和水上村庄，并写了文章邮给晚报；她说实在太想念“小虎头”了，让他画一张画邮来……她说爸妈照顾“小虎头”太辛苦了，她要给家里买台直角平面的电视机……一位多么可爱、孝敬的女儿，一位才华横溢，有着旺盛生命力的青年人，她才只有34岁。
为了寄托哀思，也为耀琳那仅有5岁的儿子留下母亲的纪念，全家人和报社的领导、朋友们300多人，冒着连绵的秋雨，将耀琳的骨灰安放在墓地。爸爸妈妈满怀对爱女的深情，共同写下了墓志铭刻在了石碑上。妈妈还特意选了一张耀琳的照片，作成烤瓷像，镶在墓碑上。
几十年的疾风苦雨，从没有摧垮你们的意志，人生呵，好比一个磨盘，就是血、是火，总要碾过去。你把巨大的悲痛强压在心头，从不见你在人前掉过一次泪。为了纪念耀琳短暂而充实的一生，你决定把耀琳生前发表过的，和待发表的四十多万字的文稿编成书。爸爸亲笔为书题名为《耀琳采风集》,你亲自为书作了序，你把对女儿的千般思、万般爱凝于笔端。
在序的结尾，你无限深情地写道：“耀琳的一生，是一支美的童话，又是一支最现实的凯歌......她走了，从太平洋的一侧飞向大西洋，她在大西洋的彼岸做了短期的停留，有不无遗憾地继续往前方走去......但愿她一路平安！“这本书印刷出版以后，你和爸爸就把大部分书赠送给了公安战士们，另一部分献给中小学的老师们，做为一本珍贵的的学习英雄的教材。
然而女儿那精灵般的音容笑貌怎能挥之而去？静下来的时候，你总是凝神地望着耀琳那笑盈盈的照片，在它的旁边，插上一束淡粉色的玫瑰，你精心地把耀琳那三十多本奖励证书，收藏在小柜子里，似乎某一天，女儿会再次走进家门。
一次偶然的发现，我们看到了你，在1993年1月留给耀琳的儿子“小虎头”的一封信和小礼物，你在信中写到：“虎头：这是妈妈给你的留念，一块剪纸，一条彩球手帕，一个气球，一张她的奖状。这四件东西多么赋于联想：美丽的童年，彩色的生活，作人的品德，永远奋进不息的追求。保存它吧! 终生保存，永不忘记，你有一个最可敬爱的妈妈! 姥姥”
就在耀琳牺牲后的第一个端午节，我刚下班回家，便接到了你的电话，你问我：“还有粽子吗?”
我脱口而出“有”,你说：“如果屈原能吃到粽子的话，耀琳也许会的……”。
我马上回答说：“你放心，我这就送去”。
我立即冒雨出门，买了粽子，直奔松花江快步走去。风夹着雨，越下越大，望着昔日耀琳常在此游泳、散心的涛涛江水，此时，却如悲怆不断的泪水倾泻在江面上，激起千万层波澜。我奋力地把一个个粽子远远地投向江水中，心中默默地为耀琳祝愿……
从此以后，家里少了多少歌声和趣闻。妈妈你过度思念女儿，糖尿病也日益见重。你曾以惊人的毅力与病魔抗争，多少次跌倒了，你又顽强地站起来，几次肝昏迷醒来，你又盼望着转机，总盼着能恢复体力，重新拿起笔。直到严重的胸水、腹水使你持续几个月，只能半坐位入睡，那浮肿的双腿，起了水泡，难以行走，你却不愿麻烦别人，自己坚强地扶着墙，一步步地移动，而很少诉说痛苦，周围的人无不赞叹你的涵养和坚强。
我知道你一生中最喜欢种花，,当春天到来的时候，我给你插上满瓶的梅花、梨花，又换上丁香花。
夏天里，那两支怒放的黄玫瑰，曾给你带来多少欢欣，我总想把春天和夏日，送进你走不出的病房，可是到了秋天，中秋的月亮又要圆了的时候，你却终于没能回到你那一直盼望回到的“家”。
你静静地走了，没有嘱咐和要求，更没有表白和留言，然而你在我们的心中，永远是一位慈爱的母亲，一位有着高尚情操的女作家；你那不朽的精神和深沉的母爱将与我们同在。
1996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