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一陶铸
    1983年，中共岳池县委、县人民政府考虑到张泽厚是本县文化名人、又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住在乡下就医不方便，便将其户口迁到了县城，并安排了住房。1984年县委又安排张泽厚担任岳池县政协常委、县志办公室顾问，让他为地方文化建设发挥余热。虽然此时张泽厚己经78岁高龄，但他仍觉得精力充沛，可以做不少事。进入县政协后，整理川东地下党斗争史料、特别是岳池新三中学的斗争历史，撰写岳池文化名人的往事，为渣滓洞烈士、脱险志士写回忆材料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在这期间，他陆续完成了《于右任与新三中学》、《忆于右任老先生》、《岳池的早期留学生》、《张泽厚自传》、《渣滓洞纪实》等回忆文章。同时他还创作了《抗美援朝记事》、《昌明盛世颂》、《古老中心王国的腾飞》等叙事诗歌。
      

    对于张泽厚晚年生活和在县政协的工作情况，其四儿张永光曾撰文回忆说：“1984年，县委又安排父亲担任县政协委员，并将其选举为政协常委。同时，县政府聘请父亲为县志办顾问。这样，父亲的政治生活得到空前充实，政治热情也十分高涨。记得有无数的政协常委会，政协领导考虑父亲行走不便，劝其可以不参会，由工作人员将会议文件送给父亲，父亲的意见建议可书面表达，但父亲硬是让在县城工作的五弟用自行车将其推至会场，一次会也没有拉下，县上及有关部门也非常关心父亲，经常到家中问寒嘘暖，最让我们难忘的是86年父亲80岁生日时，县委的主要领导不请自来，并亲书条幅，自称晚生以示恭贺之意，令我们全家倍感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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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父亲在晚年做得最多的事仍然是文学创作，我甚至在私下里揣摸，晚年的父亲，己经对出版自己的作品没有什么兴趣了，因为他从未将作品投寄到任何出版单位，而是将文学创作当作一种生活的必需，不断地构思、写作、修改，也有基本定稿的，便草装成册，搁在一边，然后又去写作其他作品了。父亲的创作体裁也较广泛，主要有回忆录工作记事类作品，收集整理的民间传说，史诗类的长诗创作，甚至还涉及过时事类的政治评论，从目前我们保留的父亲生前的遗作中，基本定稿的是以下作品：《渣滓洞记实》全文由三十一个连续的小故事外加小序和后记组成，约5万余字，该文真实地记叙了父亲在渣滓洞监狱一年多时间里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所感。文章无情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面临覆灭时垂死挣扎的凶残嘴脸和对革命烈士残酷迫害的罪恶行径；热情讴歌了共产党人为全国解放而不畏牺牲、甘洒热血的伟大情操和面对敌人屠刀而大义凛然的磅礴正气，读来令人荡气回肠，热血沸腾。《抗美援朝记事》，这是一部叙事诗。全诗共两章计1100余行。第一章《伟大的抗美援朝》结构大气磅礴，内容迭宕有致，短短600余行诗文，勾勒出抗美援朝全部轮廓，可谓匠心独运；第二章《反帝反霸的特级英雄》主要歌颂特级英雄黄继光的感人事迹，全章笔触细腻，委婉动人。《昌明盛世颂》、《古老中心王国的腾飞》，这是两篇政论性的抒情长诗，两诗互有关联，前者主要是赞美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后者则着重讴歌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形势。两诗文笔朴实无华，真实动人。此外遗留下来的作品底稿还有记事类文章《忆于佑任老先生》，时事评论文章《国家的大好形势还将永远持续发展下去》（文章有残缺）以及收集整理的民间故事、谚语、儿歌等等。“（摘自张永光:《忆父亲张泽厚的后半生》,载《追忆逝去的人格长城》,作家出版社,北京2008年4月版）。
    张泽厚还先后接待了各地党史办的同志来访,向他们讲述川东地下党的斗争历史。岳池县党史办的金青禾、武胜党史办的刘邦成以及垫江党史办的同志都采访过他。刘邦成整理的记录稿《张泽厚谈邓惠中烈士》、《川师张泽厚教授谈楼阅强烈土》都刊登在《四川革命烈士传》中。张泽厚在谈话中详细介绍了两位烈士在渣滓洞监狱英勇斗争的事迹。金青禾同志还根据他讲述的邓惠中和陈联诗的事迹,创作了电视剧《双枪老太婆》,在全国各地电视台播出,影响很大,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在县城居住来往方便，不时有亲朋好友来访，畅谈往事。1984年老朋友陈伯村（1909-1994,曾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组织部副部长、东北人民政府人事部长、国家电力部副部长）来访。陈伯村是岳池县大石乡人，解放后也在政治运动中受冲击，改革开放后复出。30年代他们两人都在上海从事革命斗争，陈伯村当年是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张泽厚是“左联”组织部干事,两人互有往来。陈部长谈到”左联”作家心系民族前途、国家命运的忧国救亡之志,无限感慨,对他们的作品高度评价。陈伯村对“左联”作家的赞扬也勾起了张泽厚对那段艰难岁月的回忆。张泽厚办杂志、搞创作发表了著名的长篇史诗《伟大的开始》，还被抓进法租界巡捕房坐牢。就这样还被政治投机分子诬陷为叛徒，出卖“左联”五烈士。福建省文联的马宁从1962年开始，不断诬陷张泽厚出卖李伟森、胡也频、柔石、殷夫、冯铿等“左联”五烈士。调查表明：““““左联”五烈士不是在参加“左联”活动时被捕的，也与他们的“左联“作家身份无关，他们是中共党内斗争的牺牲品。“（详见朱正：《一个人的呐喊》）出卖他们的人是王明集团的干将康生。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康生为了帮助王明铲除党内反对派，将何孟雄、李求实（李伟森）等“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开会的时间、地点、人员名单及其背景资料通报给国民党特务机关，导致36名党的重要干部被捕被杀，其中包括“左联”五烈士。国民党特务王云程招供：“在派系斗争中，例如何孟雄和他的二十几个同事来说，就是全部死于赵容（康生当时的名字）和其他领导人的红色恐怖之下。”（摘自约翰•拜伦、罗伯特•帕克：《康生传》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98年版）王云程曾是王明最信赖的助手，也是留苏回国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曾担任过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33年被捕叛变后作了特务。“左联”五烈士被害与张泽厚这个刚到上海十几天的党外群众毫不相干，他们之间彼此互不认识，竟被马宁无中生有、诬陷中伤，这个在30年代就被中外学者和新闻界广为披露、己有定论的事实竟在60、70年代被他张冠李戴、借尸还魂，这只能说明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一些品质不好的投机分子捕风捉影、逢人就咬，不但无罪、反可立功受奖，于是乱举报成风、无奇不有的怪现象是何等的荒谬。
   

    批驳马宁的谣言并不需要费多大力气，一点就破。更何况马宁的谣言一出笼就遭到学术界的广泛质疑，来自各方面的质问让造谣者狼狈不堪,下不了台:”左联”研究专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李伟江教授撰写的《左联若干史料辨析》批驳了马宁的言论与史实不符;中国现代文学专家吴定宇教授更是致信马宁,要他拿出真凭实据.马宁理屈词穷，只好承认:”既然他(指张泽厚)己平反出来了,这事就不用再提了.”可见历史真相是掩盖不了的,人民群众是不会被谎言欺骗的.
   

    张泽厚平时活动范围不大，结交的人也不多。来往较多的就是几个亲戚。住在同一条街上的堂舅詹正圣和柴云振（志愿军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与他常有往来。詹正圣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作过任弼时的秘书，20年代参加过中共四川省委的领导工作，1933年失去党组织关系后回岳池教书。1939年他发起创建私立新三中学，担任新三中学校长、与张泽厚共事八年也是对张泽厚影响最深的人。詹正圣解放后历次运动受尽冲击，在恢复党籍的过程中，连邓小平同志都两次出具证明材料，在任白戈（曾任重庆市委书记、四川省政协主席）、陈伯村同志的大力推动下，好不容易才恢复党籍，成了岳池县党龄最长、资格最老的离休干部。张泽厚听到这些曲折的经历，想到自己的党籍问题解决起来无疑难度更大，干脆不去想它，心中唯有遗憾而已。
柴云振是张泽厚妻弟媳的亲兄弟，50年代入朝作战，在上甘岭战斗中是与黄继光、罗盛教烈士齐名的著名战斗英雄。他在战斗中负重伤被送入后方救治，有关部门误以为他阵亡了。他伤愈回到老家赛龙乡务农，默默无闻。直到原15军军长秦基伟将军作国防部长后，才查到他的下落。后来他随秦基伟将军赴朝鲜访问，朝鲜领袖金日成亲自为他授勋。电视剧《被遗忘的勋章》就是根据他的事迹创作的。他给张泽厚讲述的抗美援朝战斗故事，为张泽厚创作《抗美援朝记事》提供了生动的素材。
       

    由于同住县城，张泽厚还要面对的就是当年揭发他出卖亲兄弟张泽浩的弟媳唐洪淑。1983年，张泽厚侄儿张良柱（张泽厚二弟张泽周之子）回乡为母奔丧，特意来向大伯转达么娘唐洪淑的忏悔之意，唐洪淑承认：“我写大哥的材料不对，张良瑜写我的材料也不对。”（张良瑜1964年“四清”运动时曾揭发她是地主）。张泽厚听完这话，便非常大度地说：“这事就算过去了，以后也不用提了。”一桩二十多年的冤案恩怨就此了结。他认为在那种残酷斗争、唯恐抓不到阶级敌人的政治环境中,唐洪淑也是受蒙骗,被人利用才乱说一气的。她后来也吃了苦头,也受过冤屈，。终归是一家人,事过境迁,难道心里还有什么结解不开,为什么不能一风吹呢?张泽厚说,化解仇怨的最好办法就是如烟往事随水流、相逢一笑泯恩仇,好好珍惜今天的生活。
    张泽厚是教师出身，所以格外重视教育。他在政协多次提交提案，呼吁增加教育经费，改善农村办学条件，让更多的穷孩子读得起书。他坚信教育是改变农村一穷二白面貌的根本途径，人人都得为教育出力。他要自己的子女以身作则，安于清贫坚守农村教育岗位。他的大儿子、四儿子都在农村教书。他还对三儿子说：“农村教育很重要，如果像我们这样的家庭的人都不去作，难道还能指望别人去作吗？总不能说农村教育不要了嘛！”他真心希望子女们在农村坚守岗位，不要想着调进城。他还以自己解放前长期从事农村教育的例子勉励儿女们甘于清贫、甘于寂寞、甘为人梯，淡泊名利、为国育才。
   张泽厚在政协五年（1984-1989），认真覆职、以身作则，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服务桑梓，做到了“蜡炬成灰泪始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