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最高欲求，是在时时创造新的生活。
                                                       一李大钊
    1949年12月，山城重庆刚刚解放，重庆《大公报》就以《张泽厚没有死》、《我的父亲突围归来》为题，报道了张泽厚脱险的消息。一时间，前往沙坪坝区沙磁医院（今重庆肿瘤医院）探望的人络绎不绝：重庆大学中文系主任艾芜（1904-1992）先生曾三次到病房探视；同乡好友陈联诗（1900-1960，小说《红岩》双枪老太婆原型之一）送来了医疗费和生活费。陈联诗是岳池县罗渡乡青草坝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40年代与张泽厚来往密切的战友。这次劫后重逢，真是百感交集。看到陈联诗，张泽厚自然立即想到己经牺牲的大姐邓惠中和外甥邓诚，还有五弟张泽浩，他们一起并肩战斗九年，风雨同舟，特别是邓惠中到死都没有暴露张泽厚和其他同志的党员身份，让人钦佩万分，她的牺牲更加让人伤感。来探望的除同乡、亲友和学生外，还有许许多多不认识的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张澜也亲自致电慰问并寄来了慰问金。张泽厚的三弟张泽镜也专程从合川乡下赶来探望，张泽厚即将他送往西南革大学习，以便以后回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张泽镜革大毕业后，被分配到岳池县担任罗渡区粮站站长。
          
    疗伤期间，重庆《人物杂志》记者黄子林前来采访，并发表了长篇通讯《因〈人民万岁〉坐牢的张泽厚教授》，追诉了张泽厚的革命经历。文章特别提到了张泽厚坐牢的感受，张泽厚说：“对于这一年多的狱中生活我并无抱怨。我很满意这段经历。尤其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精神、人格、事迹、学识和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实在太伟大、太了不起了！我常常在他们面前感到自己的渺小。我在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所以，我甚至非常感谢这次牢中给我的教育；今后只要身体健康好了，我一定要把他们的事迹逐一地写出来。”

    1950年4月，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张泽厚撰写的《血泪控诉》，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残杀革命志士的血腥罪行。他还不顾身体虚弱，艰难地拄着拐杖到重庆解放碑公审11大屠杀刽子手徐贵林的现场，以自己九死一生的经历，控诉国民党特务的滔天罪行。他在生命垂危、比死里逃生时许下的夙愿，今天终于可以实现了，也终于可以告慰牺牲了的同志们的在天之灵了！

    养病期间，他还及时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抓捕了国民党岳池县参议长肖艾耆和中统特务贺性成，押回岳池公审法办，这两个特务也是杀害28名岳池烈士的帮凶。

    1950年夏天，张泽厚康复又踏上了工作岗位，到南充市川北大学任教。受亲友所托，张泽厚还将表弟詹伯伦、内弟雷远池、姨姐夫唐诗瑶等不少人带到南充参加工作。介绍詹伯伦到南充师范学校作会计,雷远池和唐诗瑶则跟着他进了川北大学工作。而他的内弟雷远民、侄儿张良柱、内侄雷建军都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了部队干部。内侄雷世文参加工作后，先后担任了普安区、石垭区区长。

    张泽厚到川北大学的第一件事就是向有关部门申请恢复党组织关系。但是迟迟没有答复。

    据说有关部门并不认同他在1948年夏天恢复党组织关系一事，当年的联系人邓惠中和批准人王璞都己经牺牲，无法提供证明，蔡衣渠和朱光璧的证明并未得到组织部门的采信，从而排除了张泽厚就是岳池地下党组织成员的结论。但可能更为直接的原因是，根据康生起草的中共中央文件规定，对于地下党员，执行“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16字方针的结果（详见：1、山西新闻网2012年5月22日：《解放初期我党各级干部任用政策揭秘》；2、唐宝林：《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1949年针对【地下党】干部政策：降级安排 逐步陶汰”，载《炎黄春秋》2012年第八期）。既然已确定要对地下党员逐步陶汰，张泽厚要求恢复党籍的申请被束之高阁那就太自然不过了。据蔡衣渠之子蔡伯坚（原南充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讲，解放初期四川24000多名地下党员得到承认党籍的仅3000人，其余的都没了党籍。这些数字虽然己难以核实，但仅从张、詹两家不少人解放初期失去党籍的经历，恐怕也不是空穴来风。张泽厚的党籍问题就作为悬案无限期搁置下来。张泽厚与岳池县党组织有无关系的两种说法也就由此流传下来，不知哪种说法更为真实？

    张泽厚到川北大学后，担任政治课教学委员会付主任（主任苏藜），讲授中国革命史，并在中文系讲授文学概论和中国现代文学两门课程。他同时当选为川北区人民代表、川北大学民盟主任委员、川北文联常委、南充市文联主席。由于他工作努力、劳累过度、身体虚弱，好几次都晕倒在讲台上。正是因为工作出色，他还被评选为川北区模范教师，受到川北区党委书记胡耀邦同志的亲切接见和表彰。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张泽厚受组织安排，经常到机关、工厂、学校作报告，控诉美帝国主义动用飞机、军舰运送国民党军队发动内战，在重庆建立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迫害革命志士。他还和广大师生一道，踊跃参加捐献飞机、大炮的爱国活动，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战争。张泽厚还利用周末，到校内外举办文艺讲座，鲁迅、高尔基作品评介、《保卫延安》这些都是他的讲座内容，不仅南充市的师生前来听讲，川北各县的中学都派代表前来聆听。
        
    1952年院系调整后，川北大学撤销，张泽厚留在四川师范学院（今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恰值职称评定工作开展，需要照顾的老知识分子多，名额有限，领导感到工作难做。川师院长段可情（1899-1995）是张泽厚求学时上海艺术大学的老师，既有师生之谊，二人又私交甚好，他深知张泽厚的为人，故找到他要他作出表率：谦让他人。本来张泽厚从1929年开始，就在重庆西南美术专科学校、成都西南大学、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教授，又是中国现代诗坛有重要影响的左翼诗人，在艺术理论方面更是有着重大贡献的著名学者，评教授是理所当然的。但张泽厚认为自己革命多年，不能计较个人得失，而应从大局考虑，便满口答应自己作副教授。后来才升为教授。这让段可情院长大为赞赏，也赢得了同事们的钦佩和尊敬。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张泽厚的几个朋友牵涉其中：诗人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白莎（晁若冰）、作家贾植芳（1915-2008，作家、翻译家、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都受到批斗。绿原、白莎40年代都在岳池新三中学任教，与张泽厚既是同事又同是诗坛笔友，志趣相投、过往甚密。绿原1942年考入国立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1944年被抽调到翻译培训班，结业后被分配到重庆“中美合作所”作译员。绿原听从胡风劝告不去任职，因此被国民党当局通缉。经胡风介绍化名周树藩到新三中学任教。白莎（晁若冰）1939年就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也在40年代应邀来新三中学任教。而贾植芳则是“左联”诗人贾芝的弟弟，1944-1946年贾植芳滞留重庆期间，也与张泽厚有过交往，彼此也是了解的。他们三人都是一心追随共产党、追求民主进步、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七月派”诗人，不可能是什么反革命。张泽厚坚持认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以至当有人发起担保他们清白时，张泽厚竟毫不犹豫地在上面签了字。结果三人还是被关押了起来。绿原被囚时间最长，达七年之久。贾植芳后来在1984年5月24日的日记中专门提到此事：
    “下午，老同学张忠孝来，她多年在《光明日报》工作，我们不相见巳近三十多年了，她的爱人詹铭新在文革中自尽。她也由一个小姑娘成了一个做了外婆的老太太。据她说，55年我出事时，当时在人事部工作的同学陈仰周发起保我活动，要大家签名。张泽厚签了，受到迫害。”张泽厚的坦荡无畏、敢讲真话的秉性让他感慨万分。
   
    张泽厚在南充时期最重要的文学创作是诗歌《渣滓洞》。发表在重庆《西南文艺》1955年第2期上的这部诗歌,是在小说《红岩》问世前,较早系统地刻画红岩革命志士斗争经历的一部文学作品。作者以自己在渣滓洞监狱坐牢的亲身经历，将亲眼所见狱中难友的英雄形象介绍给读者。

    诗歌将狱中革命志士的铮铮铁骨、片片丹心展示在读者面前：
“心比白钢硬，嘴象铁水凝，
敌人奈何不了铁石心肠人。
一手紧提信仰的盾，
一手高举意志的利刃，
杯杯苦汁一气吞，
像战场的勇士要战胜敌人！”

面对酷刑逼供，诗歌更是道出了囚徒们不屈的心声：

“钢铁的纪律钢铁的心，
钢铁的意志钢铁的人，
崇高的心怀汹涌着爱人民的热情，
洁白的灵魂不许沾上一粒灰尘。
    我暗想：是刀山，不怕刀锋尖棱，
是油锅，哪管它热浪翻滚；
刀山的锋刃扎不破坚定的赤心，
滚热的油锅烧不焦倔强的灵魂。”
面对死亡的威胁，共产党员许建业的誓言惊天地、泣鬼神：
“我要用热血为被压迫的人民创造自由的天堂！
。。。。。。
“从老许的喉头迸发出了宏大吼声，
歌乐山也被冲击着发出迥声：
共产党员死不完，
共产党人杀不尽！”
面对大屠杀，革命者视死如归，他们看到的是红日高升：
“朵朵乌云正向四方飞散，
这是匪徒们杀人的时分，
我们要死了呵，可红日快要高升！”

    诗歌正是把一颗颗红心，一滴滴热血铸就的红岩精神播洒在歌乐山这片热土中。

    1956年8月，张泽厚随学校搬迁来到成都。他为中文系编写的教材《文学概论》也由四川师范学院印刷出版了。这部教材作为大学中文系的交流教材曾在各文科院校流通使用。张泽厚还积极参加四川省文联的活动，与马识途、沙汀、流沙河等箸名作家交流座谈。到成都后，张泽厚担任了民盟成都市委委员、川师民盟主任委员，也曾短暂代理过川师中文系系主任（但并未正式担任过行政职务）在教学之余，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他没有料到的是，正当他全身心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的时候，一场横扫全国的政治风暴就要将他卷进漩窝中心，让他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