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及教育就是普及繁荣。
                                               一【瑞典】诺贝尔
    1933年5月张泽厚从上海避祸回到四川岳池县顺梁寨老家。寨子里的私立张氏小学己有一定规模，二弟张泽周、三弟张泽镜从岳池县师范学校毕业后都回家到张氏小学作了教师。妹妹张惠云、四弟张忠诲、五弟张泽浩也都出外读书去了。大哥张泽厚读书成才，游历四方，还能著书立说当大学老师，这都给弟妹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父母对大哥的偏爱也让弟妹们明白：在这个家庭里，不好好读书、没有文化是抬不起头的，大家都只有发奋读书，迎头赶上。
      

    张泽厚回家不久，就遇到他在成都西南大学任教时的社会科学生廖井丹（1914-2006、解放后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来访。
廖井丹也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当局通缉追捕，不得不避走他乡。他打听到老师住处，特地前来投靠。张泽厚安排他在家住下，互相鼓励，共同抒发对时局和国家前途的担扰，商谈今后的打算。
廖井丹在张家住了一个多月后，就想回老家长寿县去看看再说。张泽厚为他凑足路费送他回乡。           

    送走了廖井丹，张泽厚对自己的去向也有了主意，他想用自己的一技之长，为农村教育做点事、尽点力，他决定留下来教小学。对他的这种选择，当时很多人感到奇怪，百思不得一解：一个名扬上海，在重庆、成都、上海都作过大学教授的留洋学者，怎么会甘心去当娃娃头教小学？张家是名门望族，吃穿不愁，这位富家子弟怎么对教小学乐此不疲？他们不知道的是，张泽厚心里和著名诗人郁达夫一样忧虑农村的衰败落后：“过去中国之衰，原因虽有种种，但教育的不振，当然是主要的的基因之一。”农村子弟要想脱贫得温饱，只有受教育才能改变命运，农村教育的重要性远大于其他住何地方。所以农村教育决不是一件可干可不干的小事。张泽厚与平民教育家陶行知一样，对事业有着同样的看法：“本来事业并无大小，大事小做，大事变成小事；小事大做，则小事变成大事。”他也要把农村教育这件别人看似小事、却关乎国计民生的事情做大做好，搞好农村教育也是他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应当担载的职责。他抱定教育救国的梦想，从我作起，从教小学作起，先后在张氏小学、赛龙乡小学、合川肖家小学心安理得地教了三年。      

    但是学校毕竟不是世外桃园，严酷的社会现实让张泽厚教育救国的梦想，日复一日地受到冲击。社会的黑暗、官府的腐败、农民的贫困潦倒，促使他不得不再次拿起手中笔来反映民众的呼声。他在课余写了百余篇短小的“乡居杂感”，揭露军阀残酷剥削人民的真实故事，以白梅居士的笔名发表在重庆《新蜀报》副刊上。同时他还创作了中篇小说《青纱帐》，反映东北农民抗日救国的斗争故事，也刊登在《新蜀报》副刊上。这段时期（1933-1937），张泽厚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秋收》（1935）、《旷野》（1937）。
长诗《秋收》揭露了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内战连年、农民含辛茹苦却食不果腹的严酷现实。张泽厚在这首以庄稼作笔名发表的诗中写道：
        往年挞谷好唱歌，
        今天挞谷喊奈何，
        手内拿着空稻穗，
        眼泪水儿直直落。
        禾稻割了几块田，
        谷子还没有一萝，
        别人租谷不能拈一颗，
        一家几口还吃什幺？
        有人还有去年谷,
        农民小菜都无窝。
        有人干粮存得多,
        农民只有水在锅。
    诗人究其原因,说出了苦难的根源是政府苛政,因此人人都盼望改朝换代：
        唉，不怨天干恨打仗，
        农忙拉夫耽搁多，
        唉，不怨天干恨苛政，
        缴清粮银难做生活。
        正值雨水偏耽搁，
        秋天哪有好收获！
        呵，空稻壳，杀下锅，
        呵，泪水落，泪水落。
        穷人无命活，
        莫米淘下锅。
        呵，饥饿，饥饿！
        饥饿的火焰把世界翻转过！
        呵，饥饿，饥饿！
        饥饿的火焰把世界翻转过！
     
     收录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香港文学研究出版社出版）和《解放前国统区诗歌选》中的这首诗歌连同作者在重庆《新蜀报》副刊上发表的其他诗歌、乡居杂感都突出了反剥削、反压迫，渴望翻身求解放的主题。这也表达了诗人心系劳苦大众、坚持为底层民众呼吁呐喊的革命立场以及决心推翻旧世界的豪情壮志。
《新蜀报》副刊诗歌编缉李依若（1911-1959，四川宣汉人）对张泽厚的诗歌抱有浓厚兴趣，欣赏他直言农民苦难、庄稼汉味道十足、朴实无华的诗歌风格。李依若（又名李天禄）本人也是卓有建树的乡土诗人，他毕生致力于搜集、整理民歌，是公认的民歌王子。李依若根据自己与康定姑娘李英的爱情故事创作的《跑马溜溜的山上》（又称《跑马歌》）后来演变成了唱响世界的《康定情歌》，因此文艺界流传有“宣汉的李依若，世界的《康定情歌》”的说法。李依若认定张泽厚是自己的文坛知音，相识之后旦凡张泽厚的作品一到，无论是诗歌、小说或是杂感一律照登不误。以至40年代他回到达县担任文学期刊《月季花》编辑时，又在该期刊上连载了张泽厚的叙事长诗《昆仑关》、《花与果实》。     

继《秋收》之后，张泽厚又根据廖玉壁、陈联诗（《红岩》双枪老大婆原型之一）领导岳池县罗渡乡魏家沟农民造反、坚持武装斗争的史实，创作了长诗《旷野》。《旷野》记述了农民在官僚、地主、军阀的残酷盘剥下，一年辛苦到头、累死累活却不得温饱，被迫揭竿而起找活路的悲壮故事。作者从《秋收》诗中的反抗思想，到《旷野》就有了造反的行动，表明了诗人的思想渐进过程。而在艺术风格上，张泽厚始终坚持长篇叙事诗的表现形式，《旷野》至今仍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武汉大学陆耀东教授在谈到《旷野》时曾写道：“茅盾在1937年1月写的《叙事诗的前途》说：”‘这一、二年来，中国的新诗有一个新的倾向：从抒情到叙事，从短到长。二三行以至百行的诗篇，现在己经算是短的，一千行以上的长诗，己经出版了好几部了。。。。。。

从茅公写此文到1939年底，千行以上的长诗，还有张泽厚的《旷野》（1937年5月出版，约2000行）、蒲风的《可怜虫》（1937年12月出版，约2000行）、梅英的《北国招魂曲》（1938年6月出版，约1000行）、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1938年10月出版，近1000行）等。（陆耀东：《四十年代长篇叙事诗初探》载《文学评论》1995年第6期5页）可见《旷野》在三十年代是有一定影响的作品。

张泽厚在乡下一边教书一边创作，1936年在国民政府搞的民选闹剧中他被推选为赛龙镇镇长。张家人多势众是他当选的主要原因。可是在他当镇长期间，张家有人与农民武装有牵连，被人告发。岳池县政府早就对张泽厚与政府作对不满，于是便以“治匪不力、包庇族人”的罪名通令抓捕镇长张泽厚。刚当了6个月镇长的张泽厚又不得不再次逃亡。他顺江而下逃到湖北宜昌，在宜昌的旅宜四川中学谋到了教书的工作。
旅宜四川中学是上世纪20年代旅居宜昌的四川商人为当地的四川籍子弟入学方便而创建的学校。1937年冬日军轰炸宜昌后，校董事会决定将学校内迁四川，1941年搬迁至四川江津城东，后来发展为今天的重庆市江津区几江中学。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张泽厚公开表示同情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救国主张，抨击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张杨爱国有罪的结局，使他对政府当局更为不满，言辞更为激烈。他在学校四处宣传抗日、揭露日军暴行，教育学生国难当头、人人都要明白自己的责任，青年人更要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他的这些言行令四川中学校长程锡恒大为恼怒，认定他是共产党而将他解聘。他这样不计个人得失、冒着丢掉饭碗的风险也要捍卫真理，究竟出于何种原因？那是他以为，他为人师表，就得敢于讲真话，不能在追求真理、抗日救国的路上当逃兵或袖手旁观。他要为学生树立一个抗日救亡的榜样，唤醒学生的爱国之心。他将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的话当作自已的座右铭：“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张泽厚要用教师的言传身教去照亮学生，指引他们奔向抗日的战场。这也就是一个进步教师时时刻刻追逐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