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则智,不学则愚;学则治,不学则乱。自古圣贤,成大业,未有不由学而成。                                                                                                                                                                  
                                                             _黄宗羲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就到了民国。大清皇帝没有了，男人头上的辨子也剪掉了。张泽厚终于等到了可以进学堂读书了。他的父母对此非常重视，但他们不想让孩子进私塾。母亲詹玉莲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她希望自己的子女长大后都能走出顺梁寨这个偏僻的小山村，到外面去见一见更大的世面，因此她坚持要送孩子去县城上西式学堂。孩子的舅舅在县城居住，母亲带着他寄住在舅舅家。母亲的娘家兄弟-詹家兄弟的经济状况比张家要好得多，不会再意多一个外甥来吃饭，家里也有人可以照顾他的生活起居。1913年9月张泽厚进入岳池县高等小学堂读书。因家中还有泽周、泽镜两兄弟需要照顾，开学后母亲就回赛龙乡老家去了。张泽厚就独自一人跟着舅舅一家人生活，在县城读完了六年小学。在张泽厚求学的那些年月里，县城的两个舅舅詹连山、詹定一对他的成长至关重要，他们对小外甥读书格外热心，事无巨细他们都要亲自操办，常常比当父母的还要上心三分。他们一直关照他直至上大学。
        
    儿子小小年纪就远离父母，被送到百里之外的县城读书，这让张西园感到顺梁寨教育的缺失。难道其他那么多的小孩也都要送出去读书吗？他想到了自己办学校。于是他将张家 五大房的头面人物召集到一起，提出了举办私立学校的倡议。大家都正在为孩子读书的事发愁，见有人承头办学，一拍即合纷纷表示赞成。大家约定共同出资兴办学校。在张西园的热心操办下，私立张氏小学很快就办了起来。张氏子弟和渠江北岸的农家子女都可以就近上学了。

    张泽厚小学毕业了，读中学又成了问题：岳池县没有中学，只有一所师范学校，是1915年创办的。张泽厚的父母对长子寄予厚望，一心要让他成为兄弟姊妹的榜样，做一个知书达礼的文化人。

    他们想让儿子去见一见大一点的世面，决定送他到南充读书，那里有中学。在舅舅的帮助安排下，1919年9月张泽厚进了南充中学堂念初中。那时候,交通不便,普通百姓出门全靠步行,有钱人家也就是雇人用滑竿抬着出远门。舅舅带着张泽厚坐了两天滑竿才从岳池县城走到南充。南充的天地又比岳池县城大多了，接触到新鲜事、新思想、新气象让从山村来的少年高兴不己。这里可以看报、读《新青年》杂志。1920年深受南充人爱戴的“川北圣人”张澜（1872-1955）回到南充办学，这让不少中学生兴奋不己。张澜是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曾作过四川省省长，也曾在1915年担任过南充中学堂的校长。张泽厚和许多校友一样对张澜敬佩万分。他还经常跑到张澜办的南充县立中学和建华职业中学去找岳池同乡玩，听他们讲张澜的故事。那个时候张澜的民主革命思想对青少年学生的影响是很大的。
          
    1926年张泽厚中学毕业，他就忙着张罗上大学的事。他的堂舅詹正圣（1902-1992）正在上海大学读书，他建议张泽厚到上海去上大学。上海大学多，教学质量高，新事物、新思想更适合年轻人。堂舅的建议打动了张泽厚，他回家就把到上海读书的想法告诉了父母。父母听了都很支持。1926年秋天张泽厚考入上海艺术大学西画系学习油画。

    上海艺术大学当时设有文学、绘画、音乐三科，很多进步教师在那里任教，如田汉、冯乃超、潘梓年、朱镜我、李初黎、郑伯奇、李铁生、沈起予、沈学诚（沈西苓）、段可情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的骨干成员,其中的朱镜我和李初黎后来都成了共产党的重要干部:

    朱镜我（1901-1941），浙江鄞县人,留日文学学士,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创造社成员,”左联”创建发起人之一,曾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新四军宣传教育部部长，《抗敌》杂志主编,皖南事变中牺牲）;

    李初黎（1900-1994），四川江津人（今重庆市江津区）,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毕业,创造社成员,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上海艺术大学创始人，曾任中共中央军委敌工部副部长、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副部长、民族部部长；解放后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党委书记。这些进步教师在学校宣传民主进步、传播马列主义思想，平常与学生打成一片，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上海艺术大学和上海大学一样都是深受中国共产党影响的学校,进步思想浓厚,后来都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了。
       
    张泽厚的堂舅詹正圣当时是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学生,中共党员,1926年春担任共青团上海大学特支书记,直接接受团中央负责人恽代英、任弼时领导。他与张泽厚来往密切,经常向他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张泽厚在校内则与进步教师接触更多,如文科部主任田汉、冯乃超、朱镜我、潘梓年、郑伯奇、四川老乡李初黎、段可情等，尤其是与沈起予(1903-1970)、沈学诚(1904-1940)关系最为融洽。他们二人都是留日归国学者,沈起予还是四川同乡(四川巴县人)。沈学诚是张泽厚就读的西画系系主任,他与张泽厚最谈得来,对后者的影响也最为直接,以至于张泽厚1928年大学毕业后就选择了到沈学诚当年留日就读的东京艺术专科学校(今日本东京艺术大学)进修深造。
  
    1928年8月张泽厚进入日本东京美术专科学校和太平洋画社学习油画和艺术理论。在日本留学期间,张泽厚十分注重课外实践,关注日本的艺术现状。他到处去参观各种画会画展,如太平洋画会画展、春阳画会画展等。他还将日本编选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精装40册全部收入囊中。由于在上海时他就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他在关注艺术理论书籍的同时也特别留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箸作。他终于如愿以偿地搞到了马克思文艺丛书全套著作:其中包括普列汉诺夫、卢那恰尔斯基、弗里契等人的著作。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籍,顿时让他大开眼界。张泽厚短暂的留学生涯为他回国服务作了很好的铺垫。
    1929年4月当得知国民政府教育部将在上海举办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的消息时,张泽厚便决定立即回国。当他回到上海时,展览会己接近尾声。主持展览会的著名画家王济远见到张泽厚后,当场就约他为展览会会刊《美展》。写稿。张泽厚迅速撰写了《美展之绘画慨评》、《现代中西画家二十家》两篇文章。很快《美展》会刊上就刊登了这两篇文章。张泽厚对刘海粟、潘玉良等著名画家的作品一一作出点评，他特别留意潘玉良的作品。他把潘玉良的画作《黑女》解读为“一种浪人狂荡和民族天赋的印象”，而《灯下卧男》、《歌罢》、《顾影》“则给我们一种自然的姿情印象”。张泽厚的这些论述后来都被收录进《潘玉良绘画概述》中。张泽厚初试牛刀就见诸报端,着实让年青学子备受鼓舞。十几年寒窗苦读,辗转千里、飘洋过海求学,今日终于有了回报,也算没有辜负父母的期望和老师们的栽培。青年学子的心里满是报国的理想,浑身的热血沸腾,巴不得明天就能为国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