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美专的年轻艺术家
                                                         张良春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一大批留学国外、有着创新思想的年轻艺术家陆续来到刘海栗任校长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简称上海美专、今南京艺术学院）任教，追逐他们的艺术梦想。当时的上海美专，一方面是中国艺术精英云集的艺术殿堂：以油画、雕塑成就蜚声海内外的奇女子潘玉良、油画先驱李毅士、国画大师张大千、黄宾虹、潘天寿、谢公展、西画大家王济远、常书鸿、庞薰琹、倪贻德等都在美专任教；另一方面，创立于1912年的上海美专又因首创男女同校、女人裸体写生、旅行写生实习、走出课堂等标新立异、离经叛道的教育方法而风波不断；校长刘海栗更是被世人斥之为伤风败俗的“艺术叛徒”。而正是“该校尤在引鉴西方教育方式，教授西画方面成绩显著，且注重师法自然，尊重学生艺术个性，提倡艺术风格多样化”的创新办学特色深深地吸引着归国青年艺术家的目光。这些慕名而来的年轻艺术家力挺刘海栗和上海美专的作法，无疑给上海学术界注入了不同凡响的清新气息。在新加盟美专的年轻教师中有从法国回来的傅雷、庞薰琹、张弦，从日本回来的沈学诚（沈西苓）、沈起予、张泽厚等。他们中的傅雷、沈学诚（沈西苓）和张泽厚几年后虽然都离开了美专，都脱离了美术本行，先后踏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但他们在上海美专的短暂教学生涯却在中国美术教育史上留下了值得回味的一页。
    傅雷（1908-1966），上海南汇人，一代翻译巨匠、作家、教育家、美术评论家。傅雷多艺兼通、在文学、绘画、音乐等方面均显示了独特的高超鉴赏力，一生建树甚多，特别是为我国的文学翻译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的学业和职业生涯却是从美术开始的。傅雷1927年冬赴法国留学，在巴黎大学文科听课，专攻美术理论和艺术评论。留学期间，结识了到法国办画展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校长刘海栗（1895-1994）。二人一见如故，谈及对中国艺术的见解、对艺术创新的追求一拍即合，在当时被视为是一对难得的艺术知音。傅雷当即接受了刘海栗邀他到上海美专任教的邀请。1931年9月傅雷、刘海栗同船返回上海。傅雷回国就暂住在刘海栗家里，到上海美专即就任校长办公室主任，并教授美术史和法文。傅雷在教学之余，即与刘海栗合编《世界名画集》，并为《世界名画集》第2集撰写题为《刘海栗》的序文。傅雷充分肯定刘海栗的艺术成就说：“当年刘海栗从海外倦游归来，以数年搏得的国际荣誉的佳绩与国人相见。当时的学者名流竟以一睹‘叛徒’的新作为快，达官贵人争以得一笔一墨为荣”。而刘海栗则视傅雷为奇才而关爱有加，称之为“画家而能文者”。傅雷是最早认识到黄宾虹绘画的独特性和重要性的人。他认为黄宾虹是对中国山水画有传承、有创造、有风骨的三百年来的第一人。傅雷在美专任教时编写的美术史讲义《世界美术名作廿讲》（1985年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至今仍为中国艺术院校的必读之书。傅雷的讲义中不仅分析了世界绘画、雕塑名作的艺术价值，更触及了哲学、文学、音乐、社会经济和历史背景等，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傅雷还将保尔格塞尔著的《罗丹艺术论》译成中文油印数百份在上海美专作为美术讲义。1932年傅雷出于对现实不满，与留法同学庞薰琹、同为美专教师的倪贻德发起成立“决澜社”，在美术界创新求变。傅雷与倪贻德合编《艺术旬刊》，由美专出版。傅雷还积极主持庞薰琹个人画展，并在《艺术旬刊》上陆续发表了《薰琹的梦》、《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美术史讲座十一讲》等艺术理论文章。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引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群起激愤。上海美专学生会赵丹（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等人到校长办公室找到傅雷，要求学校同意上午上课，下午停课让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三省的侵略行为。傅雷立即表示支持，同意下午停课，但要求学生晚上补课，以免耽误学业。
    傅雷个性耿直刚毅、为人侠肝义胆、疾恶如仇，见不惯趋炎附势，媚身权贵、唯利是图的市井风气。在上海美专任教期间，他对校长刘海栗周旋于权贵之间，处世圆滑、待员工刻薄、要教师替自己作画的作法极为不满。特别是对留法好友张弦的遭遇愤愤不平。张弦与傅雷意气相投，结为挚友，回国后担任上海美专西画科主任。张弦有才气、踏实肯干、性格内向。他经常被刘海栗叫去代为作画，画好后却不得不让刘海栗署名变卖。张弦的工作重，薪水低，家庭负担重，生活困难。傅雷见朋友郁闷不快，非常不满，曾多次找到校长刘海栗要求学校为张弦加薪水。但刘海栗拖延不办，即引起傅雷的日益反感。1933年9月傅雷母亲病故，傅雷旋即辞职。刘海栗再三挽留无果，傅雷去意坚决，辞去美专教职。傅雷在谈到自己辞职的原因时直截了当，他在《傅雷自述》一文中坦言：“刘海栗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亦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离开美专后，傅雷曾创办《时事汇报》周刊，任总编辑，后因亏损停办。1934年傅雷好友张弦积劳成疾，郁郁寡欢而一病不起，1936年去世。傅雷将张弦英年早逝大半归罪于刘海栗待人刻薄和美专残酷剥削员工所致。张弦死后，傅雷和朋友们在《时事新报》上编了一个特辑，用以悼念亡友。他去找刘海栗出一些钱，遭刘推脱。后来傅雷又张罗举办张弦遗作画展，以期拍卖些绘画作品，为张弦的妻儿凑些资金以渡难关。刘海栗到场但仍无负责任的支持举动，终于引发傅雷拍案大骂，发誓永远不与刘海栗这种自私自利、为人刻薄、薄情寡义的人来往。从此两人绝交达20年之久，直到解放后才冰释前嫌。
    傅雷好友杨绛在谈到傅雷的性格时曾说过：“傅雷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暴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园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此后傅雷真的感到人世险恶、世态炎凉，决心埋头书斋一心做学问。从三十年代后期开始，傅雷将全部精力投身到文学翻译工作之中，一生翻译了巴尔扎克、伏尔泰、罗曼·罗兰、梅里美等人的34部作品，成就了文学翻译大家的不朽业绩。
    沈西苓（1904-1940），原名沈学诚，笔名叶沉，浙江省福清县人，中国三十年代著名电影导演、戏剧艺术家。沈学诚（沈西苓）于1924年考取公费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美术专门学校（今东京帝国艺术大学），学习绘画。沈学诚就一开始就对话剧有着浓厚兴趣，因而四处寻师问教，结识了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等大师，让他的演艺水平得到很大提高。更重要的是，他在留日期间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为他回国后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1928年回国后，沈学诚先后在上海艺术大学、中华艺术大学和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1929年沈学诚与夏衍、冯乃超等人组织“艺术剧社”，1930年又与许幸之等人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普罗美术团体“时代美术社”。“时代美术社”对全国艺术家发表宣言，提出了“争取全国美术家的自由和出路”，倡导“青年左翼画家之结合”。1930年又与鲁迅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成员。
    1931年春天，他原来在上海艺术大学任教时的学生张泽厚约他合办刊物，于是他们二人就创办了《文艺评论》半月刊，为左翼作家提供宣传阵地。刊物出版后即由“左联”机关刊物《文艺新闻》经理翁文毅（翁毅夫）统一负责发行。可是刊物没出几期就被上海市政府查封了。紧接着合伙人张泽厚又在法租界被捕。张泽厚经人搭救出狱后，生活困难没有工作。沈学诚便将自己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的课程让出一半由张泽厚去教，帮他渡过难关。自己则积极想法再去谋职。不久他改名沈西苓，成功考入天一影片公司作美工师，从此离开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正式进入电影界。1932年7月他与人合办了我国最早的左翼电影理论刊物《电影艺术》，办了四期又被查封。但他继续在其他刊物上陆续发表自己对电影艺术特质和社会功能的看法和主张。他的《一九三二年中国电影界的总结帐与一九三三年的新期望》一文，不仅肯定了《都会的早晨》、《狂流》等进步影片，还提出了电影艺术要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要为劳苦大众服务的主张。另外他发表的《电影A、B、C》、《谈及电影——献给不注意电影的国人》等普及电影知识的理论文章都对当时进步电影的宣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民众抗日激情高涨，张泽厚又邀沈西苓合办刊物《文艺新地》。《文艺新地》创刊后影响很大，刚发行一期后又被查封。1933年沈西苓和张泽厚更是受到上海市政府的追捕。张泽厚被迫逃离上海。沈西苓由于是用笔名叶沉来作编辑的，未署真名而侥幸避祸。他后来进入明星电影公司开始作导演、编剧工作。他编导的影片《女性的呐喊》，在我国电影银幕上第一次表现中国工人的生活，揭示了包身工的悲惨生活遭遇和觉醒。以后他又陆续编导了《上海二十四小时》、《乡愁》、《船家女》、《十字街头》、《中华儿女》等轰动一时、充满时代气息的进步影片。沈西苓这位“新派”导演，他编导的这些影片不仅反映了中国三十年代的现实生活，而且饱含着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爱国思想。他导演的《十字街头》和袁牧之导演的《马路天使》标志着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沈西苓先后担任中国电影文化协会执行委员、并担任宣传部领导职务（1933年）、中国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理事、中国电影制片厂特约编导（1938年）。
    沈西苓是位多才多艺的全能艺术家，不仅电影能编善导，而且在戏剧领域也是大显身手，他参加过《怒吼吧，中国！》的演出，执导过《保卫卢沟桥》、《民族万岁》、《塞上风云》、《一年间》。他还创作了《在烽火中》、《罗店夜战》等独幕剧。
    可是，从上海艺术专科学校走出来的这样一位才高八斗的青年艺术天才，1940年在重庆却因伤寒病去世，年仅36岁。
    张泽厚（1906-1989），四川省岳池县人，著名“左联”诗人。他1928年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西画系，是西画系主任沈学诚（沈西苓）的学生。张泽厚1928年7月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美术专门学校和太平洋画社，学习绘画。张泽厚一直关注国内美术界的动向。早在1929年4月他就应邀为国民政府教育部主办的《美展》会刊写稿。他在《美展之绘画概评》一文中充分肯定上海美专校长刘海栗的艺术成就，大赞其早期油画《早春》“笔触轻柔，用色静幽、含蓄而极富深意”。这在刘海栗被世人普遍斥之为伤风败俗的“艺术叛徒”的二十年代，公开为其唱颂歌的实在是不多见的。张泽厚还在《现代中西画家二十家》一文中大力举荐上海美专教师的作品，对黄宾虹、谢公展、马周、王远勃、王济远等美专教师大加赞扬，提请读者和民众关注他们的作品。张泽厚没有想到的是，有朝一日他也会进入美专任教，与这些神交已久的大画家成为同事。张泽厚和沈西苓一样，是左翼文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他于1931年初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任组织部干事。加入“左联”后，张泽厚最主要的活动就是陆续创办了《文艺评论》、《艺术导报》、《文艺新地》、《读书月报》并自任主编。1931年春天他邀约老师沈学诚一道合办半月刊《文艺评论》，出版后交由“左联”机关刊物《文艺新闻》经理翁文毅统一发行。可是刊物发行没几期就被上海市政府查封。1931年夏天，张泽厚在法租界被捕，因从他身上搜出《红黑》、《小说月报》杂志而被怀疑是共产党。其后经“左联”友人高明找其兄--上海著名律师高律师出面活动，青邦老大杜月笙作保，囚禁一月后方被放出。出狱后没有工作，生活困难。张泽厚的老师沈学诚毅然将其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的课程拿出一半，让张泽厚去教。张泽厚于是得以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教三门课。在当时，要上课就得自编讲义。张泽厚全身心地投入到自编讲义的工作中。1933年上海光华书局将张泽厚在美专上课编写的讲稿《艺术学大纲》结集出版。《艺术学大纲》一出版，就得到理论界的一致好评。理论界将该书视作是二十世纪艺术文化学的奠基之作。理论界普遍认为，张泽厚在该书中率先将艺术视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艺术理论界开了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术室刘悦笛研究员在《廿世纪中国艺术文化学》一书中高度评价张泽厚的开创性学术成就，指出正是张泽厚高举“艺术源于生活”的大旗，用朴素的唯物史观否定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唯心主义艺术观点。《艺术学大纲》在促进中国二十世纪艺术理论的健康发展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至今仍是艺术院校的重要读物。
    张泽厚在美专上课的同时，积极参加“左联”的活动，把参加左翼文化运动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他又创办了另外一个刊物《艺术导报》。可是刊物刚出两期，就又被上海市政府查封了。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各界的义愤。
    张泽厚又邀约老师沈西苓（沈学诚）再次合办另一新刊物《文艺新地》。张泽厚还在《文艺新地》创刊号发表了自己创作的长诗《伟大的开始》。《伟大的开始》热情歌颂东北军民抗日救国的爱国行动，抨击蒋介石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张泽厚用《伟大的开始》作为诗歌的标题，正是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就此揭开了历史的大幕，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已经开始。国民政府不顾民族危亡，热衷于打内战围剿红军的倒行逆施必须揭露，东北义勇军的英勇斗争必须得到全国人民的声援。《伟大的开始》一发表就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极大地鼓舞了左翼作家的斗志，丁玲主编的《北斗》杂志连续载文充分肯定诗歌的时代意义。《伟大的开始》让青年作者一举成名，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诗坛的地位。该诗也被看作是“显示当时现代叙事诗艺术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代表作之一，代表了三十年代“中国诗歌会”与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的时代精神。《伟大的开始》也让反动当局感到恐慌，马上查封了《文艺新地》，并密谋对张泽厚、沈西苓两位编辑实施抓捕。两位四川籍老乡从其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表哥处得到抓捕消息后，立即通知张泽厚、沈西苓转移。1933年张泽厚被迫离开任教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回四川老家避祸。
    张泽厚回四川后，先后在岳池、宜昌、万县、开县等地作中小学教师，并于1938年在万县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陆续发表了《秋收》、《旷野》、《保卫祖国》、《昆仑关》、《花与果实》、《人民万岁》等著名诗篇，创作了《扑灭倭寇》、《东方战争》、《谷雨节》、《洪水泛滥》、《失了祖国保卫的人群》等抗日剧本。1948年张泽厚因参加华蓥山武装起义被捕，被囚于重庆渣滓洞监狱。1949年“11·27”大屠杀中，他身中8弹，九生一死被解放军救出。
    回首往事，傅雷、沈西苓、张泽厚这三位艺术家，当初都是满怀艺术梦想，梦想成为画家或艺术教育家来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的。他们在美专都曾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艺术上也作出了值得同龄人称道的业绩。但在时代洪流的洗礼中，他们离开了美专，脱离了美术本行，各自选择了不同的职业和人生道路。他们三人最终都没能成为画家或艺术教育家，但他们创造了自己一生的辉煌。他们虽然也留下了不少的遗憾，可他们的美术之梦却实实在在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