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谎言扫进历史垃圾堆 
                                                           柏万春
    众所周知，“左联”五烈士被害,是王明集团干将康生等人用借刀杀人的卑劣手法清除党内反对派的结果。“左联”五烈士不是在参加“左联”活动被捕的，也与他们的“左联”作家身份无关，他们是中共党内斗争的牺牲品。(详见朱正:<<一个人的呐喊>>)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长的康生为了帮助王明清除党内反对派，便将何孟雄、李伟森等“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开会的时间、地点、人员名单及其背景资料通报给国民党特务机关，导致党的36名重要干部被捕杀，其中包括“左联”五烈士。李伟森（李求实）、冯铿、柔石、胡也频、殷夫五位烈士作为党的重要干部、作为中国左翼作家的优秀代表用鲜血和生命书写他们对革命的忠诚。他们为真理而斗争、为了革命的前途敢于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不畏惧公开的敌人、却落入了党内叛徒设下的陷阱，在党内斗争的漩涡中倒了下来。
    他们虽然蒙受了一时的冤屈，但最终党的决议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和对革命的贡献。然而却还有一些人却因为他们的死难蒙受了一世的不白之冤为谣言所杀，至今流毒未消。“左联”作家张泽厚就是被谣言所杀的受害人之一。在“极左”思潮泛滥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人想当然地把那些为革命坐过牢未死而活下来的人通通斥之为叛徒，要他们为死去的同志负责。正是按照这样荒唐的逻辑，福建省文联的马宁就敢无中生有，信口雌黄，诬蔑、指责“左联”作家张泽厚是叛徒，告密出卖了“左联”五烈士，导致他们被捕、被杀。正是马宁的谎言让一位坚贞不屈的左翼文艺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蒙冤受害。可是，当年的实际情况雄辩地证明了马宁的弥天大谎是多么地荒唐可笑：
    1、大量证据表明，“左联”五烈士被捕遇害是中共党内康生，唐虞告密而制造的借刀杀人惨案，是党内斗争的牺牲者。这与张泽厚这个党外群众毫不相干。“左联”五烈士遇害也并不是在“左联”活动中被捕，也不是以左翼作家的身份被杀的，更与张泽厚这个刚加入“左联”没几天的新盟员扯不上关系。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张泽厚是无辜清白的，从未叛变告密。马宁的骗人谎言完全是颠倒黑白、掩盖事实真相的离奇谣言，用心险恶。
    2、马宁借张泽厚曾被捕一事作文章，硬是将张泽厚1931年6月被捕说成是1931年1月初被捕，以造成张泽厚有叛变告密可能的假相。殊不知张泽厚1930年6月在四川成都被捕，一直关押到当年12月才被保释出狱。辗转几千里到上海己是年关。初到上海，租房子找工作谋生计是头等大事，谁会去抓他这样讨生活的平民百姓？1931年1月初，张泽厚还在参加“左联“的活动，并没有被捕。与他来往密切的沈学诚、沈起予、程少怀、高明都能证明其安然无恙。这些情况可是造谣者马宁始料不及的：
    一是没料到张泽厚是刚到上海的外乡人，刚踏上上海土地的外乡人,除了大学同学和老师外几乎谁都不认识,他是当不了告密人的；
    二是没料到张泽厚是才加入“左联”的新盟员，竟然连“左联”五烈士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认识，告发陌生人是不可能的；
    三是没料到张泽厚居然不是党员，一个与共产党毫无联系的党外群众要去举报共产党高级干部开会,并且对到会人员、地点、时间了若指掌更是毫无可能；
    四是没料到张泽厚从被捕到保释出狱都有人见证，参与营救的“左联”作家高明、沈学诚、沈起予、程少怀等最清楚此事的前因后果。且担保张泽厚出狱的人是杜月笙，他可是反共急先锋，他会为一个与共产党有瓜葛的犯人担保吗？这些都让马宁的谣言不攻自破。
    五是没料到“左联”五烈士之一胡也频的遗孀丁玲，竟在自己主编的“左联”刊物《北斗》上连续载文高度评价张泽厚的诗歌《伟大的开始》,这距“左联”五烈士遇害仅过去一年零三个月(1932年5月)。如果张泽厚真是告密出卖其丈夫的凶手,丁玲会无动于衷？还会为其唱赞歌吗？丁玲用行动肯定了张泽厚对革命的忠诚，痛斥了造谣者诬陷张泽厚“叛变告密”的卑鄙伎俩，这对造谣者马宁无疑是当头棒喝！
    而按照马宁所谓“张泽厚1931年1月初被捕”的说法推演，就意味着张泽厚从四川成都监狱出来一到上海就被捕了。在关押中的他怎么可能了解后来中共党内发生的激烈斗争？又怎么能预测到“左联”五烈士会在1月17号要去参加共产党的重要会议？除非他要么与中共高层有密切关系,要么掌握了一个特务班子，否则他是无法去告密的。马宁这样诬陷张泽厚这样一个普通平民百姓告密岂不是天大笑话？！
    当年的真实情况是，1931年1月初张泽厚刚加入“左联”，就接到周毓英通知开会。张泽厚如约到法租界金神父路蒲柏坊某号开会，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开会地址是胡也频，丁玲夫妇的家。开会的内容是为即将去苏区的扬邨人等二人送行。到会的四，五十人中，除了杨邨人是他在成都西南学院的同事，周毓英是通知他来开会的人之外，全场都是陌生面孔。大家争相提提案，踊跃发言。但发言的人张泽厚大多不认识，别人告诉他发言的有白薇、周毓英、柔石、冯铿、冯雪峰、姚蓬子。这就是张泽厚在集会上与“左联“五烈士仅有的一面之缘。由于根本就不认识，自然以后就没有交往，对他们这些陌生人的行踪和活动更是一无所知，一个刚到上海十几天的外地人怎么可能知道中共重要干部开会的绝密消息？一个刚加入“左联”几天的新盟员具备告发中共高级干部的基本条件吗？更何况“左联”五烈士根本就不是参加“左联”活动被捕的，也与他们的“左联”作家身份无关”,他们是在参加共产党的活动被捕的，一个与共产党毫无联系的党外群众可能掌握中共的核心机密吗？马宁真是痴人说梦！
    3、“左联”五烈士等29人是1931年1月17日在召开党的重要会议时被捕的。其中的23人在1931年2月7日被集体枪杀。张泽厚是1931年6月在法租界被捕的。他被捕时五烈士已被害几个月（2月7日被害），而马宁却说是张泽厚被捕叛变告密，才导致他们被捕、被杀。五烈士被杀在前，张泽厚被捕在后，不知张泽厚怎么告密才能导致死人被捕？这时告密还有什么用？马宁的谣言真是离奇到了不顾时间观念，不顾事实、令天下人笑掉大牙的地步！即便张泽厚真想叛变告密，他会告发己被枪杀的死人吗？谁会那么愚蠢地去自讨苦吃？用己被杀死的人去搪塞政府当局行得通吗？再说柔石等共产党人被集体枪杀的骇人大案早已是众所皆知，人人避之犹恐不及，谁会主动去沾边？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不会把自己与有杀头大罪的共党大案扯上关系，张泽厚当然也不会，更何况他本来就不是共产党员，对共产党的事一无所知。马宁栽赃张泽厚告发死人导致他们被捕被杀的拙劣手法实在是荒谬绝伦；
    4、张泽厚在法租界被捕，仅仅是因为巡捕从他身上搜出几本《红黑》、《小说月报》旧杂志而被怀疑有共党嫌疑，并无其他证据。关押一个月后，就被青邦老大杜月笙保了出来。杜月笙是屠杀共产党人的急先锋、双手沾满了上海共产党人的鲜血，他绝不会为一个与共党扯上关系的人担保。这也说明张泽厚的案情简单，容易保释。在狱中没有牵扯到任何与共产党、与龙华23烈士有关的情况，更谈不上叛变告密。否则，反动当局不会这样轻易就放了他。要知道，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人”的屠杀政策是从不手软的；
    5、马宁诬陷张泽厚叛变告密之荒谬还在于：在1月17号五烈士被捕之前的这段曰子里，张泽厚既无性命之忧，又无牢狱之灾，在没有受到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他凭啥要去告发与他毫无利害冲突、且并不认识的“左联”战友？所有这些发生在1931年的事，在《张泽厚自传》中都有详细纪载。笔者于2006年10月从张泽厚家人手中得到这部自传，并将其与“左联”作家沈西苓（沈学诚）、高明的经历作了比对，确认内容是可信的。因为张泽厚到上海后一直与沈西苓（沈学诚）在一起。他们二人合作编杂志，一起参加“左联”的活动，同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书，同时被政府当局通缉追捕。他见证了张泽厚在上海“左联”时期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高明则见证了张泽厚被捕坐牢的整个过程：1931年6月张泽厚从高明家中出来，在一街上被法租界巡捕拦住搜查。因从他身上搜出几本《红黑》、《小说月报》杂而被捕。这些杂志是张泽厚刚从高明那里借来的。在张泽厚被捕关押的一个月里，高明四处奔走进行营救。经他哥哥高律师活动，终于请出青邦老大杜月笙出面担保，张泽厚得以保释出狱。高明成功营救张泽厚出狱的事在“左联”内部一时传为佳话，特别是在张泽厚求学时的上海艺术大学师生如冯乃超、潘梓年、朱镜我、郑伯奇、李铁声、沈起予、沈学诚（沈西苓）、程少怀、杨纤如（他们都是“左联”成员）等人中间，更是无人不晓。他们当时都是与张泽厚来往密切的人。
    6、说到与死难者的关系，显然初到上海的张泽厚并不认识五烈士中的任何人，也从无来往。仅仅在一次五十人的集会中有过一面之缘，要他去举报几乎不认识的陌生人，他能说些什么出来？他自己连党员都不是，能知道什么共产党的核心机密？事实上，张泽厚根本不具备告密的条件。倒是诬陷他人的马宁，却与死难者有着密切的关系：李伟森（李求实）是马宁的入党介绍人，冯铿是马宁的革命引路人，柔石与马宁来往密切……这些都有马宁的文稿《冯铿之死》为证。死难事件发生后，马宁跟着就去了马来西亚，1938年才返回国内。而被他诬为告密者的张泽厚却留在上海坚持斗争，先后创办了《文艺评论》、《艺术导报》、《文艺新地》、《读书月报》并自任主编，为宣传左翼文艺运动摇旗呐喊。张泽厚于1932年4月发表著名诗篇《伟大的开始》，因抗日救国、反对内战的言论而被上海反动当局通缉、追捕。最后不得不离开上海。一个被马宁诬蔑为叛徒的人会一再被政府当局追捕吗？一个对政府当局口诛笔伐的热血青年会有无缘无故出卖同一战壕战友的思想动机吗？照马宁的说法，张泽厚这样一个“与政府合作的人”为何会在上海无立足之地？反而不得不在政府的追捕下亡命天涯，逃亡他乡吗？马宁的谎言漏洞百出，难以自圆其说。
    7、马宁散布的谣言一出笼，就受到了各方面的质疑。当事人张泽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信给马宁，以事实痛加驳斥马宁的造谣中伤，马宁无言以对。著名“左联”研究专家、中山大学中文系李伟江教授与现代文学专家、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吴定宇教授都对马宁的说法表示怀疑。吴定宇教授还去信质疑，质疑马宁的指控与历史事实不符，要求马宁拿出证据。马宁自知是胡乱猜疑，并无根据，只因张泽厚三次被捕坐牢，又是被打入另册的知名“大右派”，被“极左”思潮冲昏了头脑的马宁就信口胡说，妄加罪名。听到四西八方的质疑之声，马宁做贼心虚：1979年马宁还在信誓旦旦地指控“叛徒张泽厚罪恶滔天”，到了1982年他应邀为中国社科院写《左联杂忆>时竟对张泽厚只字不提。眼见吴定宇教授的追问，马宁迫于无奈，只得含糊搪塞，回答吴定宇教授称：“既然他（指张泽厚）已平反出来了，这事就不用再提了。”马宁虽然没有敢作敢当，知错必改的勇气，不敢出面澄清事实，还人清白，肃清流毒；但他能默认举报不实、伤害他人的事实，也算是良心未泯，尚有羞耻之心。吴定宇教授2009年10月到重庆师范大学讲学时曾当面向笔者谈及此事。2012年6月20日笔者又在电话中与吴定宇教授核实无误。吴定宇教授还告诉笔者：中山大学“左联”研究专家李伟江教授曾写文章为张泽厚被诬陷之事伸张正义，题目是《左联若干史实辨析》。文章的重要内容就是针对马宁的弥天大谎予以驳斥。不料癌症使李伟江教授英年早逝，文章未能面世。笔者也曾与当事人张泽厚就此事交换过意见。张泽厚表示，他与马宁素不相识，在上海时也从未听说过马宁其人。马宁的指控颠倒黑白，抹煞了起码的历史常识，无中生有地诬陷他出卖并不认识的共产党重要干部，实在是荒唐透顶！
    客观事实表明，康生、唐虞应对“左联”五烈士被杀负责，正是他们把烈士们推到了敌人的枪口下。烈士们的死难与刚加入“左联”几天的张泽厚没有任何关系。马宁造谣惑众，罪及无辜，可恨又可笑。但他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张泽厚一生追随革命，矢志不渝，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因参加华蓥山武装起义被捕，被囚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监狱。在狱中他受尽酷刑，坚贞不屈，积极参与“铁窗诗社”的活动，1949年“11·27”大屠杀中，身中8弹，九死一生，神奇地活了下来。他的光辉战斗历程，岂是马宁的谣言所能抹杀的！
    在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捏造事实、象马宁一样肆意诬陷他人的事件层出不穷，成千上万人成为受害者，各级领导干部和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同志遭遇谣言中伤，甚至被迫害至死。而造谣者却长期招摇过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竟从未受到过追究，败坏了社会风气。党中央英明决策，拨乱返正，平反了数不清的冤假错案，才有了今天的和谐社会。历史的悲剧绝不能重演，诽谤中伤他人的恶劣风气必须清除，造谣欺世之人理应受到道德法庭的审判，受到后世的谴责。“左联”五烈士、“左联”作家张泽厚和许许多多曾被谣言、流言蜚语伤害的老同志，今天他们虽然早己离开人世，但愿在天国里他们依然能感受到真实的历史带来的公正、清白和人民的怀念。他们一生的奋斗和奉献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