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妻子王玲相识是在1969年冬天。那时，下乡已经有半年了，与她天天在一口锅里吃饭，一起下地劳作，竟不知道她姓甚名谁。因为在一个集体户的上海知青有18人，9男9女，分别来自长宁区的7所学校，大多互不认识，少男少女的我们，情窦未开，羞于来往，故而一起待了这么长时间，男女生之间并不熟悉。
    快上冻前，队里让我们挖菜窖，要挖一个大大的菜窖，大得足够储藏我们18个人吃一冬的白菜、土豆、萝卜和大葱。给知青自己干活并无工分，男生大多不愿意干，队长大概看我老实，就分配我和几个女生一起挖窖。那天几个人忙活了一天，总算将菜窖挖出个模样来，傍晚，歇气时，一些同学回屋子喝水，我则在菜窖旁挖出的土堆上坐着休息。
    抬头发现菜窖对面也有一个女同学没有回屋，站在土堆上，看着快要完工的菜窖，似乎在欣赏自己的作品。她着深紫酱红的罩衫，黄军裤，短发，带一顶下乡时发的棉军帽，这是上海女知青的一般打扮，没有特别之处。而我一眼瞥去：鹅蛋脸，弯弯的眉，觉得她很美，在我眼中端庄大方，神情坦荡、自信……
    我不由地“砰砰”心跳起来，这种感觉从来没有过，一个连自己都感到羞愧的念头闪过：如果能娶她为妻就好了……！而这个念头稍纵即逝，接下来便是自责：下作，无聊，竟然会产生这样荒唐的想法。我觉得面对一个如此纯洁的姑娘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对人家的侮辱！何况，我连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那年，我17岁，她16岁。
    我知道她的名字叫王玲时，已经是第二年的春天了。
    在上海过完1970年春节，大多数同学都早早回到了尚未解冻的黑土地，仅有几个女同学未归，其中就有她。
    大地没有解冻，农活还不多，偶尔队里会让我们休息一天半天的，于是几个知青凑在一起玩玩牌，打40分或算24点。那天我们正在女知青借住的老乡家里玩牌，就听得远处的县道有汽车经过，不一会儿，就有人喊：“王玲她们从上海回来啦……”
    正玩得起劲，故没有在意，直到几个女知青风尘仆仆，大包小包地走了进来，才意识到“王玲她们从上海回来啦……”跟我们有关，赶紧打完手上的那副牌，和知青小马灰溜溜的离开她们的屋子，此时，我明显地觉得有人不屑地瞥了我和小马一眼。这个瞥我们一眼的人，小马告诉我，她叫王玲。
    1970年夏天，是下乡的第二年，集体户同学之间渐渐的熟悉起来，无论男女。而我与王玲从未说过话：一是没有机会，她是9个女生中，最为寡言少语的，很少听到与人闲聊；二是不敢接近她，总觉得自己心怀过鬼胎，有点自惭形秽。
    她似乎一直高高在上，高不可攀，这个感觉，不仅仅是我，集体户的其他同学和老乡也认为她清高，不好交往。我更是有自知之明，根本就没有与之来往的念头，何况，那时的我个子矮矮的，一米七○都不到，其他同学大多比我高大得多，谁能瞧得上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