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日，我在潘家人时隔64年后，首次踏上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的土地，拜祭长眠于此的黎川民国最后一任县长、我的爷爷潘明光。得到黎川朋友们的热忱帮助，我在黎川寻访到爷爷的不少珍贵历史资料，人生第一次如此真实、如此直接的知道爷爷在黎川时期的相关情况。
    但爷爷在黎川的时间毕竟有限，往上追溯，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爷爷就携眷回到赣州，在蒋经国辖下的第四行政专员督察公署担任过参赞，其后还在江西省公路局有过几年的任职。这些历史档案，显然不是黎川所能找到的。
    命运安排也好天意如此也好，作为潘家子孙，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追寻和完善，还优秀的爷爷一个真实的历史，将断层了半个多世纪的家史衔接。自2014年底起，除了通过黎川的渠道了解和得到爷爷的相关信息外，我也不断的开拓思路，将目光转移到黎川之外的地方。2015年起，我开始关注江西省档案馆；说实话，当初只是抱着一线希望、祈盼能有所收获。
    2015年下半年的某一天，我拨通江西省档案馆的咨询服务电话，了解查档的相关手续。询问完毕后，我报了自己的身份证号和爷爷的名字，提出查询民国时期爷爷的档案。工作人员随后回复，查到有民国江西省政府颁发给爷爷的县长委任状，办齐手续可以查阅。这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和鼓舞，如果这一扇历史之门打开，爷爷的人生路将延伸可查，那么潘家人将了解到半个多世纪前，爷爷在赴任黎川之前的人生经历了什么。
    但当时工作繁忙实在走不开，一直到2015年12月，我才下定决心在2015年结束前了却这桩心愿，直接到江西省档案馆现场查档，真实的“触摸”一下电子化的卷宗。为减少对工作的影响，我选择了2015年12月13日星期天从广州出发，坐上往南昌的高铁。从踏入月台开始到高铁启动前行，我一路带着期盼与忐忑。
    2015年首次到江西省档案馆，可谓收获良多感触良深。我对着电脑屏幕将勾选申请后获得查看的档案，与自己已经了解的信息一一进行印证，足足一整天都呆在档案馆的查档室，不放过任何一个名字和事件。当看到输入爷爷的名字后对应一连串的档案名称，我心里一阵颤抖，恨不得一下子把它们全部记下来。而当我输入“县长”进行检索时，可查的大部分档案都是爷爷的，足见爷爷是民国时期相当有故事和经历的人物。
    这一次到江西南昌查找爷爷的历史档案，发生了一件让我非常吃惊的事情，我在档案中查到爷爷有两桩诉讼案。这让我非常意外，可以说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的爆炸性信息，一时间震撼到我。且两份档案的名称包含“渎职罪”、“包赌包娼罪”字样；如果单从档案名称看，很容易断定这是已经宣判确凿的罪名，毕竟在中国的司法制度中使用“犯罪嫌疑人”这一法律术语是从21世纪开始的，在此之前适用的是“有罪推定”的逻辑。
    我当时有两种疑问，一是这两桩案件发生在什么时候？是爷爷任职黎川县长的时候，还是任职江西省公路特别党部书记长的时候？二是案件当中有什么曲折或者内幕、还涉及到什么人？但文件点击不开，无法查看。我带着疑问跟服务台工作人员提出要查阅一下这两份档案，得到的回复是尚未解封不对外。我跟工作人员一再说明，自己是案件当事人的后人，是专程来到江西南昌查档的。但沟通无果，工作人员非常坚持原则，理由是当中可能会有历史人物负面的信息，应当为逝者尊故不能对外。工作人员的解释无可挑剔，我只好表示理解并作罢。虽然有一点遗憾，但这一次江西省档案馆之行收获满满，回顾人生数十年从寻乌到黎川、再从黎川到南昌的辗转之路，我联想起余光中先生《乡愁》中描述的场景，于是改了余先生的诗，因为当时颇为感伤，故取名《伤愁》。
     但看到爷爷的历史档案中有两桩诉讼案这件事，从此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像有一块大石头压在心上让人沉闷压抑，每每想起就如鲠在喉很不舒服。2016年3月，我回了一趟江西寻乌乡下的村子；除了去看望叔叔外，我专程去拜访了当年受过爷爷关照、去过黎川读书的堂伯。他的年龄比我伯父稍小一点，伯父当年去到黎川时已经读中学。我尽量用平静的语气跟堂伯讲，自己去过黎川了，现在也在整理爷爷的历史档案，希望他能提供掌握的一些信息。我说为便于保管留下记录，请用文字表述出来。
    在这过程中，我认为自己应当客观理智、尽量不要诱导人家，以保证所获得信息的真实性。于是，这位堂伯就按照他自己的记忆给我写下所记得的事情，虽然简单但也不失为一个凭证。他在叙述中提及爷爷当年本来是派任江西湖口县长的，申请改任黎川县长。他说当中的原因，是爷爷希望离家近一点。另外，他还提及爷爷在黎川县长任内，戒嫖戒赌清匪。显然，这里的清匪跟电影中两大敌对阵营的互称是不一样的，毕竟黎川当年不在国共双方的战场范围之内。当然，他提供的信息当中，爷爷的县长任职期限是不准确的，毕竟60多年过去了，这个情有可原。另外，我查得两处的档案记载爷爷留学于日本明治大学，并非传闻了七十多年的早稻田大学，原因未知。
    因为有这一历史见证人的正面信息，让我更加觉得档案馆里与爷爷有关的诉讼案有问题，预感是真李逵遇上假李逵，被贼喊捉贼。从而，我坚定了内心去了解真相的信念，因为我坚信爷爷的为官为人；从小到大，我听到对爷爷的赞誉太多了。

                                               一、

     江西省档案馆悬而未解的信息被我先搁置高阁后，我没有停下追寻的脚步，一直用心去完善任何一点与爷爷有关的历史。在江西省档案馆查档之后，我第二次、第三次来到黎川拜祭和寻访，既经历过了从黎川到寻乌的足迹，也经历过了从寻乌到黎川的心路。除开工作之外，我在业余已经成为历史和家史的逐梦人，这让不少人误认为我是“黎川人”。几年来，不知不觉之中以我自己所行、所见、所闻记载的文字，已经超过三十多万。每一篇文字所包含的伤痛、泪水、惊喜、收获，也成为我的人生经历和财富，我也相信这一切会留存于世。我曾说过，多年以后当我不在这个世界了，希望有人能偶尔记起或想起我，有这么一个人在追寻家史的路上曾经那么坚持、执着。
    时光来到2020年这一非比寻常之年，一场突发的新冠疫情打破了世界的格局，也深远的影响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改变着芸芸众生的命运。这一艰难的环境没有影响我对亲人的追寻，我通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下简称“二史馆”）开启寻找奶奶亲人的旅程，并有幸找到奶奶兄长的信息，只是至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更大的收获，是我在二史馆找到爷爷年轻时的两张照片，真的是弥足珍贵！
    2020年底，我无意中得知江西省档案馆充实了一部分电子档案，同时能看到爷爷两桩诉讼案的名称，但依然处于封存状态。我打电话到江西省档案馆，提出查阅这两桩案件的档案，当时把工作人员吓了一跳。工作人员问我查这两份档案的目的是什么？我说诉讼案的当事人是我的爷爷，我希望了解案件的情况，可否申请复印件快递到付？因为我跟二史馆申请有关爷爷奶奶的档案，都是这样处理的，至今我也没有专程到过南京。这一次同样被拒绝，工作人员说因为涉及隐私所以档案的管理要求不同，并问我这样负面的内容你看来干什么？
这印证了我的判断，从案件名称上看，按照中国人长久以来的有罪推定思维，一定会认为这是已经判定有了结论的事情。为避免给当事人造成不良影响，这一类档案按照规定必须严格管理，无谓引起不必要的纠纷。我在电话里耐心的跟工作人员讲，2015年时我就已经知道这两份档案了，对于档案涉及的正面还是负面的结果，我心里有数。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事情，我都能接受，这是我家史的一部分。我40岁才看到自己爷爷长什么样子，这几年可以说已经全世界的追寻爷爷的历史档案了，这两份档案是我目前已知存在、却不清楚里面重要信息的历史资料了。时至今日70多年过去，档案上只有爷爷的名字，那也只有潘家人才有资格来查询，我又是潘家唯一的传人。
    沟通到最后，得到的回复有两点，一是涉及到敏感信息必需请示馆相关领导，二是我必须证明自己与案件当事人的亲属关系。虽然说这是要我证明我爷爷是我爷爷，但我接受，毕竟人家出于尊重档案当事人的隐私。我跟工作人员讲，我本身也是学法律出身，清楚该怎么做，也一定按档案馆的要求来办理。所以，2021年的农历春节，我安排了回梅州过年，并计划专程到寻乌乡下办理证明。结果春节前各级政府提倡就地过春节，相关部门陆续出台返乡的防疫措施，重压之下一级比一级严格。哪怕我从梅州回到村里只是一山之隔，也属于跨省要按防疫措施处理。
     于是，返乡前我委托寻乌的潘昌盛宗亲帮忙，找到村里的支书潘远东宗亲办理好证明，并给到我母亲手上。大年三十当天一早，我从广州出发返乡一路通畅，到达县城时刚好是中午。这一天我有两个收获，一个是见到了阔别39年的小学启蒙老师，一场师生重逢；另一个则是收到村里开具的证明，为春节后的查档做好了准备。
     春节假期上班的第二天，我联系江西省档案馆后得知必须请示，并要在第二天回复我。翌日，我收到回复说看档案可以，但不可以复制、摘抄、拍照，且必须提供各项证明。我马上表示同意，并愿意签承诺书。工作人员依然劝我放弃，认为没有必要和没有意义。但我一再坚持，并感谢工作人员的好意，对她们的工作表示理解。同时，我提出在春运结束后再处理这事，不给当地防疫工作添麻烦。

                                               二、

     经过提前一周的准备，我终于在2021年3月18日启程前往南昌。这次选择一个星期的最后两个工作日，因为我想将时间预得充分一点。我把行程安排的满满的，顾不上吃饭就在士多店买了一罐八宝粥赶高铁。当天广州的天气好闷热，温度高达29摄氏度，感觉不像春天像夏天了。高铁进入湖南长沙，我看了一下车外的实时温度，已经降到15摄氏度，车窗外迷蒙中带着丝丝细雨。到达南昌后一看，气温又降到了13摄氏度，恍如一下子从夏入冬。
    经过诸多计算才挤出一天半时间的第二次南昌行，可谓又是一次紧张之旅。一下高铁就感到有点饿，于是我就地买了个汉堡包垫垫肚子。出发前，我已经让同事帮忙在江西省档案馆附近订了一家酒店，并打算出站后先去办理入住手续。跟五年前不同的是，今日的南昌已经开通地铁变得更加方便，但我入地铁站前发现扫不出江西的健康码，还好广州的粤康码派上用场。匆忙到访时间有限，我不想打扰南昌的乡人和朋友，但要见一位帅小伙挥羽。2019年12月，我联系上黎川籍台湾作家张辉诚时，他讲了与黎川交流生挥羽的故事，之后我与挥羽也一直有联系。如今挥羽已经研究生毕业在南昌从事金融工作，这晚我们相约了见面。
    挥羽说要尽地主之谊请我吃晚饭，他一下班就到酒店来找我。我们一走出酒店大门，一股冷风迎面吹来，挥羽告诉我南昌春季风大夏季又如火炉一般炎热，冷热分明。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我们感觉一见如故，如熟人一般。我们从工作聊到生活，从生活再聊到黎川，从黎川再聊到历史往事。挥羽说他的曾祖父在民国时期，是黎川当地有一定社会地位和知名度的人，有可能是我爷爷的属下。我想到第二天要查档，就跟挥羽要了他曾祖父的名字。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江西省档案馆，进入查阅室时只有一名高中生稍早于我。我一报名字，工作人员马上就对上号了。我将证件、证明等文件逐一提交，填写好纸质申请，将随身背包寄放到查阅室的储物柜、手机先存放服务台边的小抽屉保管。办好手续后，工作人员提供了登录号给我，我2015年的查档帐号已经不能使用了。
     坐在电脑前按照工作人员提示，档案名称在我面前一一呈现，我马上被惊喜到了，爷爷的电子化档案比2015年时翻了一番，到了86份，这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我勾选了想要查询的档案，提交申请给工作人员审批，当然也包括两份诉讼案的档案。申请批下来后，我发现那两份档案的电子文档还是点不开，无法查看。工作人员说这段时间正进行系统升级，估计是后台的问题，要技术人员才能处理。我心里面打了个“咯噔”，担心此行最大的目的落空。新增的档案信息固然重要，但我最想查阅的当然是等了五年的那两份档案。于是，我请工作人员尽量沟通协调，体谅我从广州千里迢迢的过来，且专程放下工作并费了那么多的心血和时间。
    于是，我就一边查看新增加的档案信息一边等工作人员的答复。这一次查档，我又有了不少重要的收获。其中，2016年在寻乌乡下时，堂伯提到爷爷由江西湖口县长改任黎川县长的事，我在这里找到历史文件。根据历史档案，1945年间，湖口县原县长曹军调任省里，湖口县长一职由爷爷继任。随后经过江西省省务会议决定，爷爷与黎川县长陈鉴阳对调服务，陈鉴阳转任湖口县县长。根据相关信息，陈鉴阳在黎川任职县长不足三个月，但他是湖口县人，任职老家县长或许正合他意。为县长互调之事，民国江西省府出具了两份公文。
    根据档案得知，同年11月，第七行政区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汤宗威呈送了爷爷的履历表到民国江西省政府，第七行政区专员公署当时设在黎川相邻的江西南城。12月，爷爷主导黎川县第一届参议会成立和选举，选举出省参议员和黎川县参议长、副参议长。于是，历史上留下了1945年12月25日黎川县首届参议会成立的照片。
    在查阅的档案中发现，黎川民国期间还发生过鼠疫，我不知道如今当地上了年纪的人还有没有印象？有几份电文是关于鼠疫处理的，看得出爷爷对疫情的防控和处理非常得力，向民国江西省府发出紧急求助，申请应急药品。从发现一、两例病例开始，到紧急求援，再到已经控制疫情，可谓一气呵成，足见爷爷施政的魄力。
    当中，我看到1948年5月的一份电文，爷爷提报由江西省第七行政区督察专员汤宗威呈报，其内容关于黎川县城与樟村道路修筑情形。爷爷提到，黎川县城至樟村县乡道土方已经完成百分之八十，因赶运军粮及天雨关系导致工程延滞，爷爷亲自率领所属公路部门加紧抢修，预计在6月底完成。为了赶工，爷爷又做了一回公路局的领导现场督办。从电文得知，此工程需巨资完成，且民国江西省府要求黎川自筹资金。1948年，国共两党内战正酣，国民党败像已现，在战况之下依黎川当地的财力根本做不到。爷爷在电文中陈述无法筹措的现状，希望得到江西省府拨款补济。但估计，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其时江西省府亦无暇自顾了。
    因为挥羽提及过他爷爷的名字，我特意关注了一下能查询的档案，当中果然发现有此信息。在黎川县一份训练所的电文中，我看到爷爷以县长兼任所长，其中挥羽的曾祖父名列其中，且有简历。挥羽的曾祖父履历显示，他就读于江西省第十二中学，毕业于私立江西法专。难怪挥羽说，他的曾祖父是黎川当地小有名气的律师，那也对上号了。这个训练所没有职能介绍，我估计会是培养公务人员的，类似黎川县当时的党校。
    除此之外，电脑里还增加了好多份爷爷任职江西省公路党部特别书记长的档案，但也无法查阅。这个时期的档案，并没有什么涉及隐私之类的，看起来确实是系统的升级原因。
                    
                                                三、

    上午的查档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工作人员提醒我已到下班时候，让我下午再来。我走出档案馆后，决定找一家餐馆吃完饭后尽快返回，并稍作休息。我找了一间土菜馆，一个人点多了浪费、点少了又不知道吃啥好。于是在老板的推荐下，要个一份酸菜炒猪肚。老板给我安排了一个小房间，以便我可以边吃饭边给手机充电。饭菜上来后我一看，满满一盘酸菜就几条猪肚，炒得辣辣的。我想起了当年小奶奶（继祖母）在世时炒的咸菜，她也喜欢放辣椒炒，这样吃起来特别开胃下饭。今天这一顿饭菜，可谓勾起了少年的回忆。买单的时候，我调侃了餐馆老板一把，说他不够厚道，酸菜给多了。
    下午档案馆一上班，我就按照上午的管理要求，存放好背包和手机进入查档室。在提交查阅两份诉讼案材料申请的间隙，我试着在电脑里输入奶奶和舅公的名字，想看看能否查到一点信息，但显示没有任何记录。经过工作人员的请示和内部审批，最终档案馆一位领导亲自在场坐镇，让我在工作人员面前和360度的监控之下查看档案。当两份卷宗放在我面前时，我一下子变得有点紧张。盼望了五年，今天终于可以一探究竟了。
    我决定先看包赌包娼案，从名称上看案件是涉黑的，用当今的话来说，就是有人告爷爷是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嘛。结果一看案卷，我就奇怪了，这是1946年1月初发生的诉讼案，那时爷爷才到黎川2个多月，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发生？案件由江西省高等法院检察处督办，临川与黎川两级法院检察官经办。说明民国时期，地方检察官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还是可以行使司法权的。诉状中提了六、七条罪名，包括收赌佣、包庇赌坊、包庇娼妓收花捐、收鸦片毒贩烟捐、吃空缺、浮收屠宰税等。
    我也看到了经过两级检察官的彻查结果，其中提到黎川往年赌风甚炽，爷爷到任后县府已经布告严禁，赌徒已经畏惧。抗日战争结束后，娼妓多数已经迁移外地。所谓吃空缺之事，有经手的新、旧局长交接清点，浮收屠宰税的说法不符事实，潘县长莅黎川时即布告禁止宰杀耕牛，且南昌等沦陷区收复后耕牛价值提升商人无利可图，早就未见有宰杀耕牛之事，浮收税收纯属捏造。其他的所谓包庇黄赌毒，更是无确凿证据信口雌黄。
    检察官的彻查报告中提到，潘县长从政多年为官清廉身家清白，这一点定论足矣。我五年来想要的答案，今天已经获得，实在是痛快！
    我一边细看一边认真的去记忆重要内容，突然想到这种情况，会不会是民国时期黎川当地俱乐部“天上人间”幕后老板干的？爷爷到任后烧起四把火禁赌禁毒禁娼清匪，直接打击了祸害百姓的娱乐业，触动了他们的巨大利益，于是有人想扳倒爷爷，倒打一耙？身正不拍影斜，还好时间是历史的见证人。至于发起诉讼的人，不值一提，我看爷爷也没有要求彻查幕后黑手，就像抹掉蜘蛛丝一样大度的放了对方一马。
    抗日战争时期，黎川是大后方。在抗战胜利前夕，小小县城曾经一度涌入好几万人，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自然会聚集三教九流，各方势力错综复杂。爷爷到黎川后，除了禁赌禁毒禁娼清匪外，有一件大事摆在面前，那就是必须尽快稳定粮价；因为当时粮食流通秩序混乱、价格上涨厉害造成人心惶惶。那么多人要吃饭，如果解决不了这一社会矛盾引起动荡则局面难于掌控。所以，有了后来国民党流兵武力对抗县府运粮出境牟利时，爷爷亲自上阵带领地方力量，并用手枪逼退兵痞的故事。
    俱往矣，历史总是在现实与虚幻中，扑朔迷离的告诉世人真相，但总会有客观公正评价的时候。且让我们相信一回世间美好，就像爷爷高洁清誉洒人间一样。

                                                四、

    看完第一份案件，我马上翻看渎职案的卷宗。一打开材料，我就吃了一惊，这是民国时期最高法院督办的案件，案件时间是1947年秋季。这一案件可谓够牛的了，按世人的说法这告的是通天大状。起诉人先呈报到最高法院院长处，最高院竟然立案并出公函至省和黎川检察处要求严密彻查。办实了，那就是轰动全国的大案。这次的幕后势力非同一般，已经到了手可通天的地步，看起来民国时期黎川还是有大能量的人呐，可以搬动最高法院。
     案由是由三民主义青年团江西支团黎川分团部筹备处的某人发起，起诉爷爷贪污渎职。看到起诉状的开头我就哑然失笑，这是什么人呐？诉状大意是讲，爷爷是不学无术之人，得到一机遇在江西省公路局任职，做官心切得到熊前主席（熊式辉）和曹主席（曹浩森）的认可，并说爷爷对外宣传中央要人大半是自己的朋友，谷正纲部长还和爷爷拜过把子，以此吓唬黎川人。其后更搞笑的是，说爷爷虽然得到熊前主席和曹主席的举荐，但不把他们俩放在眼里、说他们的不好。我没忍住笑出声来，搞得处长问我啥情况？我说这是流氓加泼妇写的诉状，漏洞百出，让人觉得可笑。
     至于举报人胡诌的“不学无术”，且看我二十多年来收集下的证据。爷爷秘书笔下的爷爷：“江西省政府派任黎川县长兼黎川县田粮处处长，以其大材小用、目无全牛，春秋五更、政通人和、卓著声誉”。七年前，黎川曾有学者撰文，提到爷爷是：“大学问家，各方关系协调自如，为黎川做了不少好事”。爷爷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读上海复旦大学并到日本留学、在国民政府实业部工作多年并任职科长，从民国的中央部委到省一级部门都有从政经历，今天看来到黎川任职不过是丰富基层从政经验，如何不学无术？爷爷在黎川任职时37岁，很大程度是积累政治资本，是当时的一颗政治明星。我在档案馆看到，江西省府已经呈送爷爷的履历到民国中央铨叙部甄审，从爷爷旧属的采访中我就得知爷爷将升任专员。我估计从二史馆找到的爷爷的照片，都有可能是江西省府呈送到南京民国中央的档案中的。
    回过头来说一下案件起诉的内容，大意也是说爷爷贪污公款，包括吃空饷，以及在治疗鼠疫的时候虚构开支占为己有等等。其中有一条罪名说县长夫人通过两位科长敛财，为县长的公子购买糖果。如果嘴里含着水的话，我想我一定会喷出来。这告密人简直就是吃货一枚，暴露了本性。诉讼状里提及罪状与包赌包娼案还有点相似，以致我怀疑会不会是同一股势力、或者是有勾结的两股势力在背后作祟？
    档案显示，法院检察官还找了参议长武能恭做证人笔录。武能恭的笔录显示，他对检察官提到的问题回复基本是没有、没听说，不存在，不清楚。
    鉴于最高法院重点督办，关系到自身声誉，爷爷亲自写了答辩状。从中可以看出，爷爷在这一桩案件中应对得云淡风轻、气定神闲，答辨状文采斐然，通篇一手漂亮的字赏心悦目，让我大呼过瘾！简直太精彩了！我认为应当感谢工作人员坚持原则，给那些不光彩的人留了一点颜面。而我，则再一次看到爷爷的光辉形象，为自己是潘家子孙而骄傲！
     案件最有意思的是，起诉人竟然跟爷爷都没有碰过面。此人是1945年2月来黎川筹备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当年4月就辞职离开了黎川。爷爷是1945年10月才到黎川的，而此人竟然在相隔两年后的1947年9月，通过各种卑鄙手段向最高法院告密，就这么一个漏洞此人都没有发现，可谓智商堪忧、也是让人醉了。
     爷爷对诉讼中提及的所谓渎职问题一一进行了驳斥、讲事实摆道理，明确表示告密人提及的所谓“犯罪事实”有据可查、交接有手续，所陈述的事情他不经手、不插手。爷爷也在答辩中感言，说起诉人荒谬缺乏常识，这种举报行为是对人格的侮辱。最后，爷爷给这件事情做了定性，认为不过就是黎川县因征兵征粮之事让某些人心生怨恨，这帮抗粮抗兵之流假借他人名义恶语中伤意图报复而已。
     两件案件已经完结，清者自清且如莲出污泥；乱世之中，爷爷迎风傲立的形象变得越加高大，如此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我看完卷宗并归还给档案馆保管后，拿回手机把爷爷的照片给工作人员看，告诉她们这就是我的爷爷潘明光。她们说这像明星啊，素颜也这么好看。我把奶奶的照片也一并给工作人员看，告诉她们到我这一代长得差了一点，有点抱歉。结果她们说，你也长得不错，还可以啦。那估计是当天我西装革履，看起来顺眼一点吧。
    我一看到档案馆收档时间不够十分钟了，于是马上结束第二次的查档。同时，我下载了“赣服通”APP小程序，申请三份爷爷在江西省公路局任职的材料，请工作人员安排快递到付。我迅速拿起背包，脚步轻快心情愉悦的离开档案馆，坐地铁去南昌西站赶高铁。我在酒店的时候，跟服务员换硬币买地铁次票，服务员告诉我可以通过支付宝刷二维码付款，看起来南昌的出行倒蛮方便。
     到南昌西站后，我买了两块蛋糕当作晚餐，满满的收获让我忘却了饥饿，带着放飞的心情于当晚返到广州。在飞驰的高铁上，我将第二次南昌行一天半的收获与感受分享出来，讲述了苦等五年才了解两桩案件真相的经历。有一位江西寻乌的潘氏宗亲在下面留言：“倔强、热血、忠诚！此情怀让人荡气回肠！看人文气，却有如此担当，让人敬佩！”
     确实，多年来我为了追寻爷爷奶奶的历史，付出了很多，也尝尽了酸甜苦辣和寂寞孤独、领略过真善美与丑恶假。我跟人开玩笑讲，小时候没有把握住机遇成为优秀的人，浪费了爷爷奶奶那么好的遗传基因，唯一能弥补的就是为亲人做点事、尽一点家族责任，不让时光淹没了挚爱亲人的英名。等到许多年以后要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也不至于没有面目去见众多慈爱的亲人。

                                                 五、

    回到广州后，我将档案馆找到的信息发给挥羽，告诉他找到了他曾祖父的信息。我马上反应到1945年黎川第一届参议会的照片里，好像有挥羽曾祖父的名字。于是我从电脑里找出原始的照片，截图发给挥羽；挥羽转发给家中长辈辨认，并确认了照片中的曾祖父。原来，世间真有一种奇妙的东西叫缘分，我是照片中历史人物的第三代、挥羽是其中人物的第四代。黎川的健平老师说，以后你们可以与黎川的筱燕一起见个面了，都是与照片有渊源的人。
    两天后，我收到江西省档案馆快递的文件，结果还有惊喜在等着我！
    三份爷爷任职江西省公路特别党部书记长的档案中，有一份是爷爷的《江西省公路特别党部执监委员候选人资格审查表》，当中载明爷爷的简历。这份简历第一眼吸引我的地方，是爷爷在1925年入党的地点，标注是“广东黄埔”。因为意外发现奶奶是武汉黄埔女兵的历史身份，让我对“黄埔”两字变得尤为敏感。这个“广东黄埔”会是黄埔军校吗？我利用中午下班时间发了个截图给了广州黄埔军校史专家建华，向他请教并询问有无可能在黄埔军校找到爷爷的入党档案。 同时，也发了截图向另一位民国史的老师请教。
     建华很快给我回了微信，他说没想到爷爷入党的介绍人还是古应芬。我马上问他是何许人物？建华跟我讲，古应芬是国民党的元老，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可谓左膀右臂和红人。前几年，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还策划过古应芬的展览。怪我肤浅，确实不知道原来他是民国响当当的人物。随后，另一位民国史的老师也给我回复了信息，她告诉我古应芬是名人。这让我很感兴趣，我马上百度了一下古应芬的信息，还真是一位牛人：
     古应芬（1873年——1931年11月18日），清末民初历史人物，是中国国民党早期一位很有能力的组织家、活动家，国民党元老。字勷勤，亦作湘芹，生于广州府番禺县（现广州市越秀区东山寺右村），祖籍广东省梅州市梅县区。早年留学日本，于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先后参与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辛亥广东光复之役。中华民国成立之后，曾参加「二次革命」、「讨袁护国」、「护法」、「东征」、「北伐」等重大事件，为国父最重要的助手之一。1925年之後，历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文官长等职；1931年在广州国民政府的组建中，为中枢性的人物，在民国史上居於重要的地位。1931年11月18日因病逝世。
     我奇怪的是，爷爷怎么与古应芬相识的？1925年爷爷正是17岁读书的年纪，他又怎么会在广东黄埔由古应芬介绍入党的？当时已经52岁的古应芬在国民党内位高权重，非一般人可以接触。是爷爷足够优秀，让古应芬刮目相看并成了忘年交？是不是因为与古应芬的这层关系，爷爷跟廖仲恺、何香凝也相识了？
     这份档案给我增添了诸多的疑问，不知道爷爷的这一段历史，谁能给我一个准确的回答？
     除了古应芬之外，我也注意到另外一位民国的重要历史人物——谷正纲。他的名字在爷爷的资格审查表里出现过几次，还是爷爷几个时间段任职的介绍人。从职务上来说，谷正纲是爷爷的上司，他担任过民国实业部的常务次长。也难怪黎川某人诉爷爷的《渎职案》中，会扑风捉影的说爷爷与谷正纲是拜把子兄弟。我看了一下谷正纲的百度信息：
    谷正纲，曾投靠CC系，为骨干人物。历任中央党部学校训育主任，训政时期立法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国农工委员会主任委员，浙江省党部主任委员，中央社会部长，一度兼任农林部长、内政部长，“国代”兼“国民大会”秘书长等职。赴台后，为蒋介石官邸幕僚，深受宠信。出任“国民大会宪政研讨会”副主任委员，编印《世界各国宪法大全》、“宪政丛书”十余种，发行《宪政季刊》。1950年任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参与国民党改造运动。1950年在台北筹组“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自任理事长。1963年在台北设立“技艺训练所”，1968年又成立“台北儿童福利中心”。1954年发起“亚洲人民xx联盟”，自封理事长，任“总统府资政”。
     往前追溯，据闻民国时期除了“宋氏三姐妹”，当时的中国还有一个家族与其齐名，叫做“谷氏三兄弟”。这“谷氏三兄弟，指的是谷正伦、谷正纲、谷正鼎。谷正纲三兄弟在民国政坛声名显赫，有“一门三中委,兄弟皆部长”之称。更加难得的是，这三人其实都出身寒门，并不是靠拼爹，都是靠个人努力一步一步爬上来的。
    这么说来，爷爷真的是相当了不起的青年才俊，得到当时那么多重要人物的赏识，可谓前途无可限量。从审查表中可以看到，爷爷在实业部的升迁还挺快的，俸给（薪金）也不断上升，我曾经在二史馆查到月薪是180元，这里可以看到连续升至240元、320元。回到江西后，俸给大幅度降了下来，但江西毕竟不是当时民国的首都，地位如当今三四线城市。回到江西，可以说爷爷的仕途重新开始，但一样掩盖不了他的才华，是金子始终发光。
    一份份历史档案，不单止把我带入到上世纪民国的那个年代，也真实的记录了我的亲人的人生经历。2021年1月，二史馆一位资深的退休工作人员写了一篇《档案连着你我他》的美篇，其中讲述了我寻亲和找到爷爷照片的两件事。她文中的一句话给我留下了印象，她说档案工作者耐心细致的服务是：把缺乏生命力的文件材料变成具有重要价值的“活资料”。
没错，历史档案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冰冷的故纸、离得太远；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却是人生和命运的缩影、有血有泪、有故事。就像我用五年多的时间，化解了心中的历史疑团一样。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世间过客，渺小个体的人生往往都是身不由己无法选择。就如爷爷一样，因为遇上历史的宿命，成了鼎革后政治的殉葬品。但潘家人面对历史的现实与残酷，没有恨只有痛和承受，依然如孩子般天真的渴望世界的美好。所以一直以来，我都以抱着人性的态度，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社会和身边的历史；因为没有温情和人性历史的民族，注定无法强大。
     谨以此文纪念苦等五年后，第二次江西省档案馆的历史追寻之行！

                                                  成文于2021年4月清明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