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焘将军虽然一生戎马他乡、服务在外，但他从没有忘记养育他的家乡广西，不论是权贵在手，还是归隐山林，他始终对家乡广西倾注着无限的爱。如几次派兵支援广西、与广西签订政治经济军事长期合作协议、协调推进河池至南丹公路建设、保证云贵烟土过境广西、创办柳州及宜山农林场、关心广西进步青年和省立11中学、为广西全省减免粮税等等，这都是他关爱家乡广西的历史见证。
    本文就1936年蒋介石计划用40个师围困、瓦解广西的时候，为了形成逼蒋抗日、减轻广西压力、保卫家乡的态势，卢焘将军毅然在广西南丹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并岀任总司令、对广西所作岀的历史贡献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贵州抗日救国军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从两广的形势看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华北发动新的进攻后，又指使汉奸在冀东和察哈尔、绥远两省成立傀儡政权。然而，国民政府却仍然执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妥协投降的政策，不但不抵抗日本的侵略，反而着手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以迎合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并镇压“一二.九”爱国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接着，蒋介石又调东北军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去攻打坚持抗日的工农红军。蒋介石对西南各派的势力，也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手段，进行了分化瓦解，特别是曾多次扬言要彻底解决桂系。1936年5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主席胡汉民在广州病逝，广东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探悉蒋介石要瓦解两广的阴谋后，便乘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之机，于1936年6月1日，打起抗日救国的旗号，发动了轰动全国的抗日反蒋运动，史称“两广事变”。
    1936年5月，已引退多年的卢焘将军与云南省主席龙云代表李云鹊，从昆明到广州参加胡汉明的追悼会。当时两广军政要人云集广州，密谋反蒋。6月1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把陈济棠和李宗仁所部改称为“中华民国抗日救国军”，并任命陈济棠为西南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6月2日，两部会向南京发出“通电”，吁请中央领导抗日。6月4日，西南各省将领联名发出“通电”，请西南两部会明令北上抗日。两广的党群团体立即响应，并发动抗日示威活动，一时全国为之震惊。两广各团体更进一步通电全国，指责蒋介石在华北对日节节退让，自招亡国之祸，要求蒋介石取消所有已签订的屈辱协定。面对这种局面，蒋介石的对策是：一方面，电告两广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责令他们必须遵循国民党五中全会“努力和平、不惜牺牲”的决议案，顾及国家安危，不得轻举妄动。另一方面，他调兵遣将，向两广进逼，同时暗地进行收买活动，以分化陈济棠的内部，拆陈的台，孤立广西。
    6月上旬，卢焘和李云鹊即特从广州赶到南宁与李、白、黄等人会晤。据卢焘后来回忆说：“我对李、白主张抗日，反对蒋的卖国投降主义，我是坚决支持和拥护的。可是他们内心是要倒蒋，我觉得不是时宜。因为他们发动两广事变，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们要坚决干下去，我也不宜多说话，说了如泼冷水。”
    7月初，当卢焘刚离开柳州到梧州、正准备上船往广州时，柳州邮政局长杨蓬侣急匆匆赶到梧州码头，把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三人的电报交给他，内容大致：即到南宁面商要事。卢焘当即退了船票，由梧州专署派专车送他连夜赶往南宁。到达南宁后，李、白等人即找卢焘密谈关于当时广西局势应如何应付南京事宜，并以长者身份出席广西最高军事会议，陈述化解矛盾计策。当时蒋已分化了广东，陈济棠已下野跑香港，余汉谋又投蒋并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广西孤立，抗日反蒋运动的重心已由广东转移广西，李、白虽有点骑虎难下，但也加紧了军事部署，把原有的两个军扩充为四个军，分别由廖磊、夏威、李品仙、钟祖培担任军长；临时成立空军，编为三个队以林伟成为司令。李、白还与原十九路军蔡廷锴早有联系，蔡对李、白积极支持，号召他的旧部将领到广西集会，并编成一个师，以翁照垣任师长。广西方面，同时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曾组织群众团体的代表三百余人，准备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为了扩大广西的声威，李、白邀请一些有声望的反蒋人士来广西，如李济深、蔡廷锴、章伯钧、彭泽湘、邓初民和抗日救国会杨东菁等人，都先后到广西为李、白撑腰。
此时，蒋正陆续调动约四十个师嫡系部队，从湖南、贵州、广东对广西进行三面包围，战争一触即发。 起初，李、白主张打不赢就退到越南去，就会引起国际纠纷，借此机会可找蒋的麻烦。卢焘认为，这样做只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不可取，李、白等问：“寿公有何应策?”卢焘说：“只有和平解决才是上策。”
    此话一出，让在座诸位大员均大为不解，即请卢焘说其意义何在？卢焘说：“你们抗日是假,倒蒋是真，如今陈济棠下野，广西孤立无援势成骑虎”。他还打比喻说：“蒋介石现在是个桶，我们全国各方好比是各块桶板，大家与他这只桶联着在一起，不能散乱，如果把蒋这只桶打掉了，大家都散了，一时谁也管不了谁，这就全完了，这也正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正好为它进攻华北帮了大忙。目前国事日非，需要团结抗日为主，不能倒蒋，倒蒋必乱，如果跟蒋硬是火拼，那我们广西先遭殃……”李、白诸人瞠目，卢焘又说：“我建议你们明天召开全军将领会议，特约我以第三者身份出席会议，这个和平方案由我提出，这样才不致使军师以下将领对你们有所误解，如果大家认为可行，再议和平解决的办法，向南京提出条件商讨一切，同时我们也要作好各项应战准备工作，作政治和谈的后盾和最坏的打算。”
    李、白等人听到卢焘的慷慨陈述之后，便立即召开在邕的广西最高官员会议进行商讨，大家欣然同意卢焘的建议。次日，临时军事会议如期召开，会上李、白、黄等人，就抗日救国之事和目前广西处境之艰难，先后作了讲话。待他们讲完，卢焘即起立发言，以他个人见解对目前国内外形势和广西的处境作了具体分析后,接着提出了应和平解决广西之困境，以及和平团结一致对外，才能挽救中国之危难的意见，与会的诸将领都感到惊奇皆鸦雀无声。卢焘发言完毕，各位将领皆同意卢焘的提议，并请他出面向南京言和。就这样，第一步就从客观上不仅解除了李、白、黄等人，对各军师将领以下难于启齿的顾虑,而且也揭开了各军师将领不愿打内战的思想苦衷。卢焘的发言打破了当时焦躁沉闷的空气，大家都喜形于色。
   （二）从贵州的形势看
    话说两广事变前夕，贵州的反蒋形势也是非常激烈和紧张的。1935年1月，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机，派薛岳率“中央大军”入黔，主要是乘机占领贵州地盘，把王家烈和第二十五军吃掉，因为黔桂毗邻，素来友好合作，加上黔桂粤三省早已签订了军事协议，如蒋介石对其中任何一省用兵，三省之间都要互相援助，结成了反蒋集团。但这个协议也早就被蒋介石侦察所悉，所以蒋对王家烈早已不满。此时，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也借“追击”红军之名，派廖磊率第七军入黔，表面上“追击”红军，其实也是暗中支援王家烈。在薛岳率“中央大军”入黔后不久，蒋介石也亲自飞抵贵阳坐镇，直接指挥了王家烈第二十五军，将第二十五军调到黔北作第一线，而“中央军”则摆在乌江南岸，迫使第二十五军与红军在遵桐之役的几次激烈战斗中，都遭受惨败。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利用金钱、高官，收买了王家烈部的何知重、柏辉章两个师长，使王成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光杆军长。这样，王家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于1935年4月6日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职务。4月9日，蒋立即批准王的辞呈，但为了怕王逼反，蒋又施其欲擒故纵的手段，抛出一线钓饵，给王一个第二路“追剿”总指挥和军事参议的空衔，随后又命张学良用飞机把王家烈挟持到武汉去。至此，贵州的军政大权完全落入了蒋介石的手里。1935年5月2日，蒋介石亲自在贵阳主持会议，任命吴忠信为贵州省主席，薛岳为贵州绥靖主任，顾祝同为贵阳行营主任。黔政更迭后，蒋介石就命顾祝同专主黔军（25军）改编之事。黔军改编后的番号为“中央军”102、103、121、140、新8共5个师，每师3团，废旅，因而裁减了大量黔军军官兵，同时又于1935年6月将黔军大部调往四川涪陵、鄂西等地。不久，又以“经济拮据”为借口，再次大量裁减黔军，并遣返贵州原籍。
    由于蒋介石大量编遣黔军的行为，遭到黔军官兵及从政官吏的普遍不满，他们把“亡省”之痛，试图演出武装反抗，“以雪亡省之耻”，提出“黔人治黔”的口号。1935年底，就在黔军点编完毕他调过程中，以黔军行营少将参谋长张銮、第1师少将参谋长穆守先、少将旅长周芳仁为首，组织原第2师少将参谋长成铁侠（湖南人，后加入共产党，47年率部起义）、第9纵队上校司令黄福安、第11纵队上校司令王泽龙、上校纵队司令曹天泉（重庆人，后出川抗日为国捐躯）、少将纵队司令毛景周、上校副旅长兼团长江华荣及地方实力武装陈佩琼、王海平、莫凤楼、曾云清、周纪元、杨德乳、杨昌龙等，打出“25军独立运动”旗号，唱响“为吾省争省格，为西南争主义，为国家争正气”口号，在安顺、普定等地，公开举行兵变，拉出1、7两团及独立团全部人马，向黔桂边境撤退，进行联桂反蒋活动。
    6月中、下旬，已撤退到黔桂边境数月的黔军，获知前黔军总司令，贵州省省长卢焘，因赴广州吊唁胡汉民留桂，正在协助李宗仁白崇禧谋划举行反蒋的消息后，便立即秘密派员到广西与卢焘将军取得了联系。这些驻扎黔桂边境的黔军将领，大部分原来都是跟随卢焘将军征战多年的老部下，现在正处于困境的他们，见到老长官如今正在为反蒋活动奔波，与他们的初衷不谋而合，真是高兴至极。因此，由卢焘将军组织即将诞生的“贵州抗日救国军”，此时可谓如山风一样欲呼而出了。
    二、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形成与历史地位
   （一）组织与建制
    南丹，地处云贵高原东麓边沿，与黔南的独山、平塘、荔波毗邻，是桂西北通往大西南的战略要塞，也是黔桂边境交界的重镇。南宁会议结束后，卢焘将军便马上出面联络驻扎在黔南的贵州军官穆守先、曹天全、周芳仁、江荣华、黄福安等人陆续到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会谈，商议成立抗日救国军事宜。因为当时李、白最顾虑的是蒋嫡系贵阳薛岳和顾祝同部队从广西的西北部，向河池、宜山、柳州腹地威胁，于是恳请卢焘将军挂帅成立贵州抗日救国军，由桂省负责武器装备和军饷供应，卢焘将军以贵州反蒋武装、贵州自治军、贵州民众自卫团等为基本队伍，广西方面则把由柳州地区民团指挥官尹承纲编拨三个民团大队归卢指挥，驻南丹警戒。
    这样，一个由广西岀钱岀物岀枪械、贵州岀兵岀力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则在广西南丹横空岀世。贵州抗日救国军当时总兵力1．5万余人，全军编整为师、纵队、团、营建制。同时，广西还派总部军务处少将处长陆荫楫（贵州人）为卢的师长等。7月中旬，贵州抗日救国军（对外称号）总司令部成立于广西南丹，并打出第25军的番号（对内称号），卢焘将军任总司令,穆守先少将任前敌总指挥，王哲渔（上林人、广西驻黔代表、少将），杨孝先（贵州人、广西驻黔代表、中将）为正副参谋长，陆荫楫为师长，覃文渊（少将、广西宜北人）为副官处处长兼军需处处长，其余还有贵州政界元老张彭年、张蕴良（两人均系贵州驻桂代表），甘凤章（贵州驻粤代表），林炳华（广西宜山县人，少将，曾在贵州镇远任道尹、广西内务司长），杨景星（广西人，少将），郭绍樱、简保真（两人均为广西宜山县人和卢焘亲戚）等人参赞其事。
    总司令部统辖1师6个纵队，即广西方面派的陆荫楫师长，贵州方面组成的6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曹天泉，副司令陈佩琼（1950年被土匪杀害，革命烈士）、刘华延；第二纵队司令黄福安，副司令柳天华、彭治伦；第三纵队司令周芳仁，副司令曾云清、莫金印（革命烈士莫凤楼大哥，早年跟随卢焘将军参加护法战争，后曾任卢焘将军副官）；第四纵队司令毛景周，副司令王海平（后支持中共地下党组织工作被杀害，革命烈士）、莫凤楼（1950年被土匪杀害，革命烈士）；第五纵队司令王泽龙，副司令周纪元；第六纵队司令江荣华，副司令席大明、杨德乳、杨昌龙等。
    为了表明反蒋抗日救国的信心和决心，1936年7月下旬，卢焘将军在贵州独山南寨莫凤楼家中与诸部将商议反蒋抗日救国大计时，曾题诗与他们共勉：
                   功在社会，德被人群；
                   黔南柱石，桂北藩屏；
                   声誉远播，举世知名；
                   事业不朽，典范犹存。
    当时广州越华日报等国内外报纸，都报道了卢焘将军在黔桂边境就任贵州抗日救国军总司令的消息，卢焘将军的家属在广州得知情况后，即赴香港暂避，恐受蒋介石特务之害。
   （二）活动与发展
    据陈集忍、邵斌《两广事变与贵州抗日救国军档案史料便览》记载，现将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后在黔桂边界的一些活动片断摘录如下：都匀县县长吴谦7月27日呈省府电：“彼因中央军云集，地方官吏不为利用反共传递消息，不惜收买失意军人，强迫保安队组织抗日救国军，其组织及军实均桂军主持供给。”贵州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王铸人7月14日呈省主席寒电：“自粤事发生，黔省失意军人以自治名义，号召游勇土匪，到处骚扰，近又改为抗日救国军，以致黎平告警，锦屏再陷，都匀县长被架，丙妹、下江倾告失陷。”大塘县县长刘定淀电鼎7月21日呈省吴主席养电：“都匀学生多次前来三合一带，替桂军宣传，并散发传单、标语。”8月29日又呈报：“抗日之名鼓动知识分子，其参加者颇形踊跃。”“沿桂黔边各县，时有不肖青年投入匪党，以此匪势增加。”“卢焘、穆守先、陈佩琼、刘华廷等现集中董托一带，番号仍旧，人数增至2000余人，枪弹尤多，并有高射大炮等。”各府情报（7月12日）：“前25军第4旅旅长周芳仁，率叛兵将榕江县城占据……查周逆此次之敢于公然入据榕城者，系受桂方之指使，其部队来源，前次失败时残余部队，计约一团，完全交由叛军营长张吉安率领，榕、锦、丹江一带散伏，并于东南路之著匪毛景周、王泽龙等联合，此次得到桂方赞助，由穆守先指挥入黔扰乱东南两路。”省府情报：“黄福安、柳天华、彭治伦为首，活动于开阳、息烽、修文、黔西一带，口号是‘誓师抗日、统一华夏，打倒虚伪政府’，大旗上书写‘抗日倒蒋救国军’，并佩有臂胸章符号，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和小册印刷品，标题是‘弟兄们最近言论’，攻打开阳县城，杀死县长和警佐等。”省府情报：“王泽龙领导的纵队又称‘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第二路军和贵州东南义勇军’，其宗旨是‘响应西南，义旗高悬，组织劲旅，现命集中锦、柱、黎、榕一带待命动员，以雪国耻’。纵队下设团、营建制，攻陷过锦屏、天柱、剑河县城，任命县长和税务局长等职，广泛张贴‘打倒中央军’、‘贵人治贵’等标语。9月，又将郭纵队罗启疆旅收编。”
………
    为了营造浓厚的反蒋氛围，广西当局还将全省大中小学校提早从6月1日停课放假，组织大中小学校教师、学生，以宣传抗日救国的名义，分别到全省各县开展宣传动员工作，即大学生到外县宣传，中学生在本县宣传，小学生则在本乡本村宣传，宣传队分若干小组每组10—12人，由1—2名教师带队。
    据当时正在广西师范专科学校读书的李绳规在《忆广西“六一”运动》记载：“……我组12人，组长刁剑萍，我组分派到南丹县宣传。……大约是6月9日上午10时，六寨镇召开群众大会，我们宣传小组被邀参加。时任国民党广西第7军军长廖磊在大会上讲话，大意是：①日本侵占我们东北，中央采取不抵抗主义，不战而退，将整个东北送给日本鬼子，现在我们要北山抗日，我们要收复失地，广西实行征兵制，我们有信心打倒日本鬼子。至于征兵年龄18—20岁为列兵，32—48岁为运输兵，风符合年龄者，大家要踊跃应征。②中央派大军云集湘黔桂边境，重重包围广西，这是有意阻挠广西北上抗日。这样不怀好意，从今天起，市面上不准用中央票，谁违反了就军法从事。③我们要从过去好仔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旧思想扭转过来。现在好仔才当兵，好铁才打钉。④大家要有自信心，我们广西子弟最刚强，天生会打仗。我们不怕打仗，我们要建设广西，复兴中国。”
……
   （三）历史地位
    贵州抗日救国军的组成成分比较复杂，其基本力量除了贵州反蒋军高级军官组织的兵变部队和黔桂两省地方实力武装、各县青年学生外，还有两省中共地下党员参加组织策划指挥的。如中共贵州省党的创建者之一，时任黔军何知重师参谋长的黄大陆同志，曾代表25军奔走云南，指出危害西南者系蒋氏而非红军，提出了“积极防蒋消极防共”的口号。黔军被蒋改编时，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成员林青、邓止戈、秦天真、黄大陆等同志，均在安顺、感水军中及时提出了“不关饷不开差”的口号，使黔军广大官兵反蒋情绪高涨，哄走了顾祝同派来的点编人员，为张銮、周芳仁、江荣华等带走3个团举行兵变提供了方便。又如抗日救国军第四纵队司令毛景周（贵州龙里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曾在贺龙部队任教导团长，并被国民党两次通辑）就任用共产党人余汉生（即秦天真，中共贵州省工委领导成员）为该纵队的政治部主任。前敌总指挥穆守先曾向秦天真表示拥护共产党，愿意跟共产党走。贵州抗日救国军的成份虽然很复杂，但是逼蒋抗日是一致的。
    贵州抗日救国军以黔桂边区为基地，数月内发展1．5万余人活动范围遍及黔南、黔东及桂北等几十个县广大区域，这充分说明了蒋介石反动集团早在当时的全国人民心中就不得人心，两广事变与黔军的哗变正在此时交织在一起，这也是时代的必然，所以广西贵州反蒋抗日瞬间呈现燎原之势，这就更充分显示了黔桂人民的爱国热忱。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的时候，曾称赞福建、两广、西安事变为“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买国之所为，而蹶然揭出正义之旗耳。”中共中央当时也肯定“贵州抗日救国军是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和“带有进步与革命的性质。”
    三、贵州抗日救国军的历史贡献
   （一）促使了蒋桂和谈，消除了广西乃至全国的后顾之忧
    贵州抗日救国军总部成立后,仅在短短的一个星期之内，人财物等各项要件就全部到位，卢焘将军一面指挥部队加快做好备战准备，一面向南京当时之友好故旧冯玉祥、李烈均、何应钦、程潜等人通电，以私人之交陈述已见，很快得到了冯、李、何、程四人的复电，支持和平解决广西问题。
    1936年9月3日，南京即派程潜、朱培德、居正三大员飞南宁谈判议和。不久，双方达成协议，蒋介石接受广西提出的和平条件，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随即也通电拥护中央决定。随着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贵州抗日救国军自然失去了依托，南京国民政府和黔桂两省政府即分别下令解散、收编。
    这样，刚刚成立两个多月的贵州抗日救国军，当即就在广西南丹解散复员。当各项事务清理完毕后,总司令部一些将领提出，将余下的20万银元开办费和不少军用物资，作为遣散费上报私分，有的部属甚至还想把一些枪械拉走拿去私用，卢焘将军认为遣散费已发足，怎能提出额外要求，特别是把械拉走流入社会，那将是后患无穷，所以他坚决不同意私分余款和私自带走枪械，下令违者按军法论处。后来，这批款项和军用物资，卢焘将军派专人专车全数送回南宁，上缴广西省政府。
    9月中旬，贵州抗日救国军南丹总部谴散完毕，卢焘将军就北上黔南，南下宜山、柳州、融县等地视察部队复员士兵的安置情况。数日后，便去广州看望家人。
10月，贵州省主席顾祝同，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宗仁先后聘请卢焘将军为顾问；1937年3月，贵州绥靖公署薛岳主任又聘卢焘将军为顾问。
   （二）让广西乃至全国避开了一场大的战争，使人民免遭涂炭
   “两广事变”是蒋桂矛盾即将兵戎相见的一场战争，但由于及时得到了卢焘将军等国内各名望军政人士和政治势力的从中斡旋，使这场一触即发的战祸兵灾，终于在复杂中“握手言和”、 顺利解决,让广西人民乃至全国人民赢得了一度平安。卢焘将军退出军政界多年，数次拒绝高官厚禄，为什么又在“两广事变” 中挺身而出、三次赴邕调停、甘冒风险去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化解蒋桂矛盾呢？一般人多不理解。据卢焘将军的回忆：“我之所以出来，甘冒风险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一是为了解救广西之危，万一蒋桂之间真的打了起来，贵州抗日救国军可以起到一定的缓冲作用；二是以救国军的名义，我才有资格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和平解决的建议。试想，如果我没有总司令的身份，只是一个老百姓，如何去提建议，又有谁理睬你呢？”
   （三）让广西人民领悟了“团结就是力量”， 振奋了精神，为全国人民全面抗战奠定了基础
    通过这次反蒋活动，让广西各族人民岀现了历史空前的大团结，也领悟了“团结就是力量” 的强大理念。如在蒋介石40多万大兵压境的那几个月里，全省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可谓人不分东西南北、物不限你我，男女老幼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一致反蒋。在与蒋和谈胜利后，更是让广西人振奋了精神，并让广西曾在全国名噪一时。如台儿庒大捷、昆仑关大捷、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栆会战、淞沪会战、桂林保卫战等，到处都彰显了八桂子弟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辉煌战绩，因而不仅使广西人感到了骄傲与自豪，而且也令国人和世人刮目相看，并由此也使广西荣获了“全国模范省和抗日名省” 的称号。
 
参考文献：
    本人《布衣将军卢焘》、《广西文史资料》、《贵州文史资料》等    
   （本文系2015年8月广西社科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征文比赛三等奖，并于2015年广西核心期刊《文史春秋》第8期刊载, 略有删改）
 
     （作者：中共宜州市委党校享受副处级工资待遇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