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6日上午8时30分，我国首条历时6年修建、穿越喀斯特地貌、连通贵州广西广东三省区的857公里长的贵广山区高速铁路，分别在贵阳、广州两地宣布正式开通运营，贵州也由此迈入了“高铁时代”。加上，此前贵州全省已建成通车的18条3700余公里的高速公路，以及贵阳、遵义、铜仁、安顺等9个机场，已开通的近百条国内外航线。至此，素有“石山王国”之称的贵州高原天堑变通途，昔日原始封闭的黔山大地已经永远成为过去，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快速空中走廊为主的现代化立体交通网络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然而，在各族人民欢庆的同时，贵州人民怎么也不会忘记89年前，正是由于他们的老省长老将军卢焘烈士，在他们这片群山连绵、沟壑纵横的古老的土地上，开创了贵州“第一条公路、第一辆汽车”及“大西南铁路第一个筹建者”的先河，才能有他们现代交通快速发展的今天，才能使他们原来交通十分闭塞的内陆省份，走向现代文明的美好明天！
    因此，本文就卢焘将军对贵州现代交通文明发展的历史贡献作一些初浅的探讨。
    一、阻碍和制约贵州交通文明发展的历史成因
    贵州，古称“夜郎国”，系云贵高原山脉东面，在我国的版图中属于西南腹地、是川渝和西北南下出海、云南连接全国大部的咽喉要道，也是我国区域性具有承东启西、接北连南的“地理枢纽”，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但由于地形地貌复杂，山多，地少，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正如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写道：“连峰际天兮，飞鸟不通；游子怀乡兮，不知东西”。早在1926年前，全国都有大部分省份修通了公路、有了汽车，有的甚至还有了铁路和机场，但唯有贵州等少数省份境内还无一寸公路和铁路，运输全靠人挑马驮，如从贵阳到5个邻省边境，一般步行或坐桥都要七、八天以上，这种状况不仅对于指挥全省军事不利，而且更重要的是世世代代阻碍和制约了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连年战乱，以及辛丑条约签约后，帝国主义列强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加强对中国的控制，使这个本身先天不足的贵州，就显得更加闭塞落后。以经济为例，1903年中国倾销的洋纱市场，竟占中国棉纱市场的88.69%，如安顺府地处西南腹地，也是贵州条件最好的地方之一，每年进口棉纱多达三、四千包，仅黄草坝（今兴义市）每年输入印度棉纱就有一千包（每包重400磅）。新城（今兴仁县）“织布机据说有三千台……唯一的原料就是印度纱”。安顺等地“自洋纱输入侵夺土纱地位后贵州的纺织业全告停顿。”全省其他茶叶、烟叶、酒业、采矿业等手工业，也低迷不振。农业方面，多以苞谷（玉米）为主，收成很低。到1926年底，全省人口近900万人，税收入库仅700万银圆。全省人民生活水平非常低下，吃不饱，穿不暖，住草房等，仍是比比皆是，到处可见。
    此外，贵州也是多灾的省份。如自1918年以来，迭遭旱灾、蝗灾，又继以涝灾。1920年春，又遭雹灾，受灾面积达全省之半，陷入饥馑之年。人民流离在道，饿殍枕藉，仅毕节一县饿死即达万人。全省等待救助的达60个县，灾民达130余万。当时，上海《晨报》等报刊都报道了贵州严重受灾的情况。据《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579页记载：“1921年7月26日，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职不久的孙中山发布《命财政部拨款救灾令》中，指出‘黔上年蝗旱之后，继以水灾，禾稼不收，生民荡析’，着财政部拨款交贵州总司令卢焘散放赈济。”尽管卢焘、任可澄远近呼吁，争取各方支援，然而外援极少；省内所谓义赈，实属杯水车薪。
    由于受到交通瓶颈的极大制约，致使贵州不但很难向外发展，扩大对外开放，吸收先进信息和技术，而且也造成内部的经济社会更加落后。历代王朝以来，贵州一直是中国一个比较贫瘠的省份之一。
    往事越千年，蜀道难于上青天，黔道更比蜀道难。所以，打开通道，连接內外，维护稳定，发展经济，脱贫致富，一直是世世代代贵州人跨越时空的凤愿。
    二、卢焘将军对贵州现代交通文明发展的历史贡献
    1.出谋划策，巧支袁祖铭北伐，有心从旁协助省长公路开发，为贵州现代交通文明发展营造了宽松环境路，既是人类通向文明的彼岸，也是人类传播现代文明、摆脱贫困、创造财富的最佳途径。自古以来，贵州的交通一直落后于全国，而建设贵州现代交通的梦想，一直是摆在贵州历代历届决策者们的关键位置。
    1925年元月，已从省长和总司令岗位上退下、归隐山林两年多的卢焘将军，本着造福人民的思想，向时任贵州省长彭汉章建议，开发黔桂间的公路交通。彭表示同意，并由卢焘与广西黄绍竑、李宗仁联系。广西同意修建由柳州至宜山直达南丹六寨公路，贵州修由贵阳至独山麻尾公路与广西衔接。彭汉章曾答筹集鸦片四百担运到梧州广州出售，作为开办公路经费。贵州并成立路政督办署，由卢焘负责一切路政事宜。当卢焘前往广西交涉各项有关公路事务时，彭汉章一反前议，把所筹集的鸦片全部运往湖南洪江出售。因此，贵州路政，便胎死腹中。
    1926年，彭汉章与周西成矛盾日深，结果被迫出走湖南，另谋出路。周西成主掌了贵州军政大权以后，卢焘对周西成的看法是少壮有为，虽然头脑封建，但有建设地方事业的决心。因此，卢焘有心从旁协助周，望能振兴贵州。周曾为将军部下团长，对卢视为长辈，极为尊重，除了生活上特别关照卢之外，还聘卢为省军政顾问。凡军政要事，周常找卢商量。不久，周西成接受广东革命政府领导，就任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这时，袁祖铭在四川各军联合驱逐客军的情况下，被迫撤回贵阳。周西成觉得袁带兵回黔，即有碍于巩固他的地位，也增加了贵州的负担。周西成便与卢焘商量，如何使袁祖铭早出贵州，以免后患。卢焘说：“袁祖铭野心大，善投机，一心想向外发展，他不会安心蛰伏于贵州。”于是周西成故意对袁必恭必敬，特别招待，不致反感。卢焘对袁表示理解并同情他的处境，希望他出师北伐，驰骋中原，创建大业。卢说：“鼎卿，你应在这时投向广东革命政府参加北伐才是出路。……”袁乐意地说：“好！我做总司令，你做副总司令。”卢焘表示同意，愿与袁并肩战斗，共同北伐。但是卢焘借故推委说：“你先走一步，我后来就是。”后来周西成在贵阳公园孟草亭设宴招待袁祖铭及部将，以表饯行。散席后，周西成特约袁祖铭和卢焘三人在亭内交谈。袁、周卧床抽大烟吞云吐雾，卢焘一向不抽大烟坐于床侧。他们高谈阔论，谈笑风生。周西成故意把话题转到星相学上来。周首先观看袁的面相说：“鼎公是国家大器之相，应该领袖西南，掌握中原。”周又转眼看看卢焘的额头说：“寿公额部两边此时驿马不明边地暗，目前不宜远行。”袁也应着说：“对！对！寿慈后一步来可也。”周借谈星相，投其所欲，使袁不有所疑。不久，袁祖铭真以参加北伐为名，率军经湘西离黔北伐。
    2.亲力亲为，开创了贵州交通史上“三个第一”先河，为贵州现代交通文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首先，开辟了第一条公路。听到卢焘提出修路的方案后，周西成大为赞同卢焘的建议和方案，便于1926年8月下令修建贵阳环城公路。当时贵阳驻军颇多，于是以兵工筑路，同时还发动全城群众和中学生参加筑路，每人每日发小洋一角作为奖励金。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一条长20余华里、宽3丈的简易公路，终于建成。这是贵州有公路之始，也是贵州的第一条公路。之后，1927年周西成下令将路政局扩大为路政总局，直隶省政府。并令各县成立路政分局，开始修筑长途公路。规定凡“公路经过地方，由路政分局督饬各区，征集全县民工分段负责修筑，限期完成”，“并且动员社会各种力量参加筑路，命令各地驻军上路做工，还采取以工代赈办法，让灾民参加筑路。筑路经费由省金库负责”等。接着全省动员，分头修建贵阳南至独山南寨，以衔接广西南岀口；西至安顺，以衔接云南西岀口；北至遵义桐梓，以衔接重庆北岀口等3条主干公路。为了加快推进邻省交通建设进度，1928至1931年，卢焘将军亲自几次赴桂协调广西尽快修建丹池公路，以衔接贵阳至独山麻尾公路，连接大西南。1932年秋，将军还将年初因帮助云南烟土帮过境云南商人奖给他的2万银元，分文不留，将1万元送给广西省政府作为建设丹池公路经费，另1万元则送给上海19路军抗日前线。当年冬，黔桂公路终于完成了全线贯通。193３年秋，黔桂公路在黔桂交界处麻尾隆重举行了全线通车典礼仪式，卢焘将军与两省最高领导李宗仁、王家烈及国民政府特派川黔桂实业视察专员胡畏三等出席，两省领导在发言中都称卢焘是“西南交通建设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在通车典礼仪式上，胡畏三还郑重写下了“西南动脉”的特别题词。后来，为了纪念黔桂两省人民的友谊，独山、南丹两县政府在黔桂公路的交界处，树立了四块碑记：一是黔桂公路标志碑，该碑北面为贵州省界，南面为广西省界；二是胡畏三题字碑；三是《会勘沟通黔桂交界马路碑记》，记录当时为修筑黔桂公路，黔桂两省公路当局有关官员及技术人员会勘之事；四是黔省公路局局长熊杰为黔桂公路竣工撰写的志序碑。此外，公路北侧的鲤鱼山崖上刻有王家烈题写“界锁黔南”， 而南侧的龟山崖上却刻有李宗仁题写“康庄利民” 共8个摩刻大字。话说丹池公路建成后，莫树杰建议南丹六寨车站起名为“寿慈车站”，以纪念卢焘将军为修建黔桂公路所作出的贡献。将军知道后，坚决反对。他说：“黔桂公路是千千万万黔桂人民所流的血汗，甚至牺牲了不少的生命而建成的，本人虽出了一点力，但微不足道。若车站以卢某命名，岂不是贪千万人民之功为己功，怎能抬头见人？”最后，当地政府只好以“六寨”原名，命名六寨车站。1987年，为了永远纪念黔桂两省人民这条友谊之路，黔南州民委、独山县人民政府与广西河池公路总段、南丹县人民政府又共同在界碑西侧小山上下各兴建友谊亭阁一座，供各族群众过往歇息，节日聚会，闲时游览，增进友谊。
其次，购买了第一辆汽车。贵阳开始修筑公路前后，一般人不知公路之用途何在，有反对的，也有讥讽的。卢焘反复考虑：得想个办法首先买一辆汽车运到贵阳来示范，以便打开人们的眼界，使大家知道修建公路是为通行快速的汽车，有利于交通运输。1927年春，卢焘将军受周省长的委托，亲自带队到香港买了一辆福特牌七座篷汽车。当时在港友人都感到奇怪，贵州没有公路，汽车怎样开得进去，都笑将军是办蠢事。但是将军并不动摇，他到广州征得广东省长李济深同意，雇其司机曹孝端将小车开到梧州，然后把小车从梧州用船运到柳州，再从柳州经榕江运到三都。可是，当小车运到三都的那夜，突然大雨不止，河水猛涨，载装汽车的两只小船被水浪涌进船内而沉下江底。次日，雨过天晴，河水下降，将军便出赏两百大洋，将沉船连车拉出水面。然后把汽车拆散，从三都开始用人挑、抬，辗转达十多天才到达贵阳。当曹司机把汽车全部复装完毕后，但试车却老不点着火，经过反复的检查，就是查不出问题来。后来贵阳电厂技术员黄福成来看汽车时，与曹司机一起检查出了小车发动机的问题所在。当曹上车踩起动器、小车突然轰隆隆地响起来时，现场的观众莫不惊喜欢呼。他们立即派人去请来卢焘将军，并将汽车开到省府门口，请周西成上车，沿着环城公路转了一圈。当时周西成对曹教端和黄福成二人大为赞赏，还每给人奖励大洋一百元。为了扩大宣传效应，周西成还决定于3月上旬在新建的环城公路上，举行了一次汽车行驶演示活动。那时正值贵阳开运动会，汽车开到团坡运动场上去转了几圈，全场轰动。城里居民奔走相告，家家户户扶老携幼，上街观看汽车飞跑。当时前来观看演示活动的各界群众将约10公里长的环城公路两旁围得水泄不通，欢呼声此起彼伏，轰动全城。这是贵阳有汽车之始，也是贵州的第一辆汽车。从此，原始封闭的内陆省份——贵州，开始逐步走向现代文明。
再次，中国大西南铁路的第一个筹建者。据2006年7月25日《人民铁道报》刊载《卢焘的铁路梦》文章记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我东北三省，蒋介石对日妥协投降，集中力量打内战。西南各省抗日呼声不绝于耳。卢焘将军又主张建设西南铁路，开发大西南，使西南成为抗日大后方。他建议云贵出烟土，两广出钱，运烟土到香港，两年可获利5000万港元，建立西南银行，筹备铁路基金。于是，卢焘又奔走两广、云贵，分别同陈济棠、李宗仁、王家烈、龙云等四省首脑商量之后，又赴香港通过汇丰银行经理何世光的介绍，与加拿大铁路商人接洽，当时加商有几千英里铁路材料可以投资西南铁路线路，拟从当时的广东钦州龙门港为起点，经广西南宁、柳州至贵阳到达云南昆明。加商派人协助两广首先测绘钦州龙门港为起点码头。铁路筹建了一年多，突然遭到广东陈济棠反对，认为铁路以钦州为起点，经南宁，方便了广西。他主张改从三水为起点，经梧州到柳州，这样广东就可以控制广西。由于两广意见分歧，各有打算，铁路筹建工作终于停顿下来。与此同时，卢焘并不灰心，于1935年秋还亲赴南京分别找到副委员长冯玉祥、国防部长何应钦、交通部长王伯群等老朋友老部下，陈述建设西南铁路重要性，并请求他们去说服蒋介石筹款建设西南铁路。可是蒋非常冷淡地说：“你们想哪里去了，目下消灭共匪的资金且不够，还搞什么铁路！”这样，卢焘将军为西南铁路建设筹建近两年，奔走几个省，结果徒劳无功。但在中国的历史上，他毕竟已经成为中国大西南铁路的第一个筹建者永载史册。
    3.破瓶颈，兴实业，抓发展，为贵州现代交通文明发展提供了财力保障
    俗话说，“要致富先修路”。 这是人类在文明社会生产生活中不断总结得岀的千古佳句。因此，可以说修路不仅是积善积德的事，而且也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同样也是一条“致富之路、幸福之路、文明之路、平安之路”。 正如1926年贵州始建的第一条公路，它就结朿了贵州境内只有驮马驿道的历史；1986年修建的贵州省第一条高等级公路，它就让贵州人骄傲了许多。
    据记载，从1926年８月至1930年６月，近4年时间内，当时贵州全省“共计修建的马路有2000余里，修筑桥梁大桥10座，小桥有140余座”。另据当时代理运输处长吕济的呈文，到1930年３月，全省共有客车２辆，长途货车６辆。客车专作公车使用，货车于安顺、乌江等地营业。当年6月，省政府岀资成立了“贵州先导汽车运输公司”作为示范，购进10辆美国汽车投入运营。之后其民间资本先后成立了40多家私营运输公司，商业运输一度蓬勃发展。随着全省境内各干线公路的相继开通和贵州现代交通业的迅猛崛起，从而更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各行各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贵州的经济可谓实现了腾飞。 如农具、茶叶、烤烟、木材、桑蚕、裁缝、纺织、印染、制革、制药、造纸、发电、釆矿、冶炼、机械制造等各种实业应运而生，各种经济实体得到不断发展壮大，真是“一业带百业、百业兴千业” 的繁荣景象。据报载，1936年贵州全省人口992万，财政收入达1100万银圆，比1926年通路前增加了400万。还有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与粵桂合作更加紧密。如通过卢焘的联系，广东、广西除了给贵州军火、技术、通讯器材等无偿援助外，两省政府还分别派代表谭克敏、马晓军及梧州航空署长张子旋等，来黔商谈开发西南航空项目合作事宜等。
有专家认为，贵州要坚持交通引领经济社会跨越发展，真正使“地理枢纽”升级为“交通中枢”，那将是弥补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加快相关产业在贵州的布局、助推同步小康建伇。作为“一带一路”枢纽的贵州省在构筑中西部联动发展的新模式、建设连接南北东西大通道、打造国际贸易投资合作和开放新平台、推动国内产业布局优化调整方面大有可为。
    据2015年1月贵州省长陈敏尔在省第12届人大会上宣布，2014年,全省GDP达9251亿元，比上年增长10.8%，增速排全国第2位；财政收入2132亿元, 比上年增长11.2%。预计到今年底，全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将突破5100公里，全省88个县市区将实现“县县通高速”的目标；全省已建成铁路营业里程将达2066公里,铁路网络密度117.3公里/万平方公里,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全省民用机场旅客吞吐量将达1400万人以上, 年均增长17%以上等。从这些数据表明，如今的贵州，已不再是过去贫瘠封闭落后的“夜郎国”，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项指标, 也由长期的后位逐步向中位前位靠近，实在令国人刮目相看。归根起来，他们的经验之要，就是坚持一代一代的不懈地把现代交通建设,放在各项工作的首位来抓紧抓好抓实, 坚持用交交通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才能使昔日的“黔道更比蜀道难”，变成了今天的以高速公路、铁路及快速空中走廊为主的现代立体交通网络体系，让过去的“云山阻隔行路难，望断天涯空嗟叹”,到现在的“通江达海”成为历史的见证。
    综上所述,可见卢焘将军对贵州现代交通文明发展的贡献，虽然已经过了80多年，但其重要的历史意义是不可估量和永不磨灭的，他开创的“三个第一”和务实精神，将永远对贵州乃至全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本人《布衣将军卢焘》、贵州省政协《卢焘将军》、《贵州文史资料》、《贵州日报》等
       （作者: 中共宜州市委党校享受副处级工资待遇主任科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