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3日下午，我从贵阳市中山西路原贵州省参议会门前走过，见到大门外挂着一块颇为醒目的“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的牌子，而旁边墙上则张贴着一张糨糊未干一米来长的大布告，大意是：“值此戡乱建国紧急关头之际，若有人散布通共言论，蛊惑民心，扰乱军心，对此不肖之徒，定予军法从事，严惩不贷……”围观的市民议论纷纷，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军队已逃往昆明方向，社会各界人士顺应民情，早几天前就组织了贵阳市民众治安委员会以维持地方治安，欢迎人民解放军顺利解放接收贵阳。而这张布告，明明是冲着治安委员会来的。前一阵我曾听说贵阳市各界代表一致公推我外祖父卢焘先生担任“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外祖父临危受命，毅然出任。    11月12日晚，在慈母园(我曾外祖母即卢焘老先生母亲墓，今贵阳市妇产医院院址)与外公共进晚餐时，他老人家曾同我讲起，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三光政策”，义正辞严拒拒绝了刘伯龙勒索二十万银元的要挟，于之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11月14日早上，我到慈母园去，走到半路，忽然看见三姨丈李松年先生匆匆走过来，面带悲容。走到近前，他看到我，便急忙把我拉到路边，用哽咽的声音对我说：“刚才有人来报信……”边说边拿出一条银链，上系有银挖耳瓢、银牙签、银钥匙套及一个小银牌。我一看，就认出这些是外祖父外出一定要佩戴的东西，莫非外祖父出事了？我不敢往下想。三姨丈它递给我，接着说:“报信的人说‘有位老人在二桥转弯塘被害’，这些是从遇难者身上取下来的，疑是卢总司令’”。我立刻到芦花路九号向舅父报告这一情况。家里人商议决定由我前往探个究竟，并叫了一个住在舅父处叫作黄康的广东汽车商人陪我前去。我们走出紫林庵（当时贵阳市的郊外），那地方房屋稀少，行人冷落，几条野狗在凹凸不平的碎石泥土公路上懶洋洋地夹着尾巴走过，远处传来阵阵乌鸦的叫声，令人更觉凄凉。此刻我心中又急又乱，加快脚步，恨不得立刻赶到转弯塘看个明白。快到转弯塘时，道路左边一间茅屋里站着一个青年汉子，比手画脚地大声说道：“你们不晓得吗？这就是贵阳城有名的大孝子，卢司令官、卢焘总司令呀”。我听到这番话，本来就像压着铅块似的心房，更加沉重。距离转弯塘约三十米处，公路旁围着一圈群众，我们走近，看到他们的表情显然十分忿恨。我从人们脚下缝隙处望去，看到露出的一双脚，上面穿着一双我们家乡广西宜北手工做的蓝土布鞋。正是这双我十分熟悉的布鞋，令我的心一下子往下沉。这双布鞋原是家乡半年前寄到贵阳来给我穿的，我穿了不合脚，外祖父见了就说，我已很久没有穿到家乡做的布鞋了，就拿来穿上。我艰难地挤进了圈子内了圈子内，看到那一身熟悉的蓝布长衫，已被抚平整齐地盖到脚部；那顶我十分熟悉的礼帽，覆盖着大半个面庞。我顿时感到双腿发软，几乎跌倒。真的就是外祖父啊，我难以接受。
     我急匆匆回到舅父住处把目睹的情况告诉大家。舅父卢慈仪叫我随他到了治安会，由周朝杰先生（广东台山人）开了部福特牌轿车，到慈母园取了一架帆布行床，梁兆元先生(广西贵县人)和孙家祺先生（贵阳人，后任贵阳政协副主席）随同我们一起赶到转弯塘。这时，民众已经把把那里围得水泄不通,许多人烧起香蜡纸烛。舅父立即下车,跪倒在外祖父的遗体旁，亲吻他老人家的遗体,大放悲声，并痛责国民党反动派。群众无不动容,有抽泣者、有悲愤者、有默默流泪者痛骂蒋帮者,有的大娘大爷还念经念佛愿卢老先生早升天界……
同去的几位先生,将舅父扶起，然后把外祖父的小心地遗体抬放到行军床上，头北脚南，停放在原处。我们立即到治安会，另外开了一部大卡车,由五名持枪治安队员护送。当我们返回转弯塘时，家中亲人大多到来，围跪在行军床周围，大声痛哭。
     我们将外祖父的遗体抬上大卡车，安放在货厢正中。卡车驶过头桥时，闻讯赶来的群众怀着悲痛的心情围着卡车都想看老人家最后一面。此时，治安队员维持秩序，汽车一路缓缓开行，好不容易驰人了慈母园的石拱门。我们把卢老先生的遗体抬下车时，再一次劝说民众散开，才勉强将外祖父遗体搬入了堂屋。外面的民众仍然在拖门外里三层外三层地向卢老先生道别。
     我们检査遗体时，发现外祖父共中八枪，头中三枪，身中五枪，都是致命部位，弹孔极微。
     1949年12月16日，贵州省及贵阳市两级政府在贵阳召开追悼大会。朱德总司令特从北京寄来一副祭幛，三米长两米宽的绸质挽幛上书有“英雄不死，永志人心”。当时的贵州省委书记、五兵团政委苏振华同志，省人民政府主席、五兵团司令员杨勇同志及省府副主席陈曾固同志送的挽联是: 为社会而牺牲先生堪拜，毁仁义以肆虐大憝宜诛。贵阳市委书记、市长秦天真的挽联是：起撑危局功在筑城伐此元良对匪党人人切齿，出抗顽凶情殷闾阎感斯铭德哭先生个个伤心。 
                   （作者覃栋樑为卢焘先生的外孙，退休工程师）
                    20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