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陽解放前後
                                  白天白
【貴陽通信】十一月十四日，這是一個不尋常的日子，貴陽的老百姓看見了城工部的同志們的滿街標語和工作的緊張，他們曉得解放大軍已經進了山城，貴陽解放了！
     懷疑和恐懼的心理，已被事實的掃帚清除。因為解放大軍是頭天晚上九點多鐘就來的，可沒聽到過半聲槍響。一早起來，有些地方已經高掛著五星國旗，到處都是解放軍，在站崗，或者悠閑地坐在那裏哼著歌，之外，什麽都沒有動靜。然而，市民們有一種特別喜悅的感覺：貴陽新生了，這種國民黨反動派鐵蹄踐踏得最厲害的省份，獲得解放了！
     有許多人根本不敢也不願往後去回憶：這數十年來被蔣政權統治下的貴州，是什麽樣子的貴州？善良的老百姓們是過著怎麽樣的日子？……谷匪正倫統治貴州，是獨裁，霸道，—年來的政績，不過是在南明區修了一幢堂而皇之的公館罷了！事到臨頭，口口聲聲還要“保衛”貴州，於是緊迫著，催收“自衛特捐”。黔東解放，他就坐著那新購的“包車”，和“市長”張自祥把“自衛特捐”捲走了。如今，貴陽乃至貴州的人民們，是擡了頭，自己保衛自己的貴州了。
     且說解放軍在黔東進兵之前，蔣匪和它的爪牙們曾經訂下了一個所謂“三光政策”——人民走光，糧食搬光，房屋燒光。——這政策是秘密地訂下的。然而，墻有耳，壁有洞，等到市民們慢慢地曉得了的時候，都驚慌失措，互相走告。因為，人民是不願意走的，走到哪裏？搬到哪裏？盡管窮苦的大眾，並沒有什麽財產，但是，哪怕一草一木，也是他自己的血汗換來的啊！盡管那些官爺們幾十年來草菅人命，但是紳耆和父老們，運用了種種的辦法，聲嘶力竭地一再向蔣匪交涉，請他為家鄉著想，可憐貴州的老百姓們，不要實行這個毒策。
      為非作歹慣了的人們，事到臨頭是貪生怕死的，所以解放軍還遠在黔東邊境，“綏靖”“省府”早就一車車的跑了。最後連維持治安的警察也整個“撤退”了。為了維持真空時期的治安，保護市民們的財產起見，貴陽各界和紳士們，推舉盧壽慈老先生為主任委員，郭潤生、張彭年兩先生為副主任委員，但因此卻惹惱了殺人魔王劉匪伯龍，馬上以“軍長兼綏靖司令官”的名義，出了一張“守土安民（？）”的布告，而且對維持會的人說：“有我劉伯龍在，還用得著你們嗎？”十一月十三日的早晨，就派了一部吉普車，假說是請盧老先生去會商要事，就把盧老先生送到二橋暗殺了……
     盧壽慈老先生雖然是廣西人，但說起他的名字，我們貴州人最熟悉，他是雲南講武堂時朱德總司令的同學，從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一年止，他都在貴州服務，從大隊長一直任到黔軍總司令兼省長，和平忠厚，愛民如子。這一次以受貴陽各界之敦請，仍本其酷愛黔民之初衷，出而維持。十二日出而辦公，翌日就遭毒手。盧先生今年六十有八，賦閑二三十年，此次以古稀之年，出來維持黔民的福利，想不到那些惡貫滿盈的匪徒，對這位慈祥的長者，竟忍心下這毒手！
     當天，劉匪又曾收貴州銀行所存十二萬雲南半開劫持而去。事後並發覺，原日在監獄裏的革命青年，也被他屠殺了一二百名。黔靈山、沙河、獅子山都染盡了鮮紅的血漿。——多行不義，必自斃，後來劉匪也在晴隆給槍斃了。給死難烈士們報了仇。
     十一月十四日，這是貴陽劃時代具有歷史意義的新生的日子。解放軍優良的軍風紀，使老百姓感覺驚異。才知道國民黨匪幫所宣傳的都是假的。學生們又活躍起來了，一隊隊秧歌隊在街上出現。解放軍文工團和宣傳部的同志，也特別到各處去向大眾講解約法八章。……人們漸漸地了解了，以前傳說什麽配妻呀，搬家運動呀，這些都是國民黨反動派無恥的宣傳和有意的中傷。人民解放軍就是我們人民的軍隊，他們是為了解放我們窮苦的人民而來的，於是居民和駐軍很快就親熱起來了。
     貴陽終歸是一塊“福地”，很快的很順利的就解放了，中國人民銀行貴州分行，已在十二月十九日開始營業。軍管會為了顧及人民的困難，特規定十九至二十一日收兌偽銀元劵和省銀行發行的輔幣劵，比值是每一元兌人民幣八十元。
     貴陽市的人民政府，現在正在清查戶口，傳說這裏還隱藏有不少的匪特，希望他們能夠發動良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改過自新，向人民靠攏，不然反對人民的必遭滅亡。（十二月二十五日寄）
刊於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日《大公報》（上海版）第二張，第六版“各地通信”欄目

读“貴陽通信”《貴陽解放前後》：
     《大公报》1902年创刊，为中国现代影响较大报纸。《大公报》有上海版、天津版、香港版。本文在“上海版”刊出。1949年5月27日，中国最有影响的《申报》被上海军管会通知停刊，《大公报》成为可数的能让民众知晓各地信息的媒体。
     《大公报》有“各地通信”栏目，里面文章一般由各地《大公报》记者发出，冠以“本报某地通信”。贵阳地处西南地区，当时交通极为落后，信息非常闭塞，通讯相当困难，本文非记者发出，而是由作者白天白于1949年12月25日寄出，1950年1月20日在《大公报》刊出，路上走了近1个月。可见当时交通的困难。从报道的篇幅看，与其他“各地通信”版面的文章做比较，本篇文章篇幅相当大，做到了及时将大西南的情况进行客观报道，并辐射全国。
     也正是由于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在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文字等方面出现纰漏或瑕疵。试略举几处硬伤。
     1.据后来证实，卢焘（卢寿慈）的牺牲时间是1949年11月14日拂晓，而不是现文所称“十一月十三日的早晨，就派了一部吉普车，假说是请卢老先生去会商要事，就把卢老先生送到二桥暗杀了”，另外，文中所说的“二桥”并不具体，应该是“二桥转弯塘”。
     2.解放军进入贵阳也非“头天晚上9点多钟”（11月13日），而是14日晚上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城，15日大部队进城。又如，文中提到“推举卢寿慈老先生为主任委员，郭润生、张彭年两先生为副主任委员”，关键词“临时治安委员会”却漏了，让人看了云里雾里。
     3.刘伯龙起杀心，关键是卢焘在军统毛人凤初拟、蒋介石钦定的87人暗杀名单中（卢焘名列第53人），加上卢焘担任“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刘伯龙在和卢焘见面时，逼临时治安委员会筹20万大洋作为“军饷”，遭卢焘严词拒绝。这些原因文中没有交待。
     4. 文中提到刘伯龙“多行不义，必自毙，后来刘匪也在晴隆给枪毙了。给死难烈士们报了仇”。需要指出的是，刘伯龙是被谷正伦骗去开会击毙。只是客观上给“烈士们”报了仇，主观上可以认为谷正伦觉得刘伯龙杀卢焘不义。
     5.文中有“从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一一年止，他都在贵州服务，从大队长一直任到黔军总司令兼省长”，这段话有误。明眼人一看即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那时何来什么“省长”称谓，更是谈不上“止”，武昌起义到上世纪20年代恰恰是卢焘在政坛最活跃的年代。
     6.文中的“卢寿慈”，这是他的号，他的名是“卢焘”，文中应该用“卢焘”才规范。
     造成以上谬误，原因很多，包括当时资讯的落后，使作者难以核实情况；作者的非专业出身等。但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能写出这篇报道并寄上海刊出，堪称不易。
                                          李北宏 
                                          2019.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