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初叶，中国西南地区曾经出现过一位叱诧风云的将军，那就是卢焘。卢焘早年加入同盟会，后来考进新式军事学堂讲武堂，在辛亥革命、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中都冲锋陷阵，始终站在孙中山的阵营一边。可谓时势造英雄，正义之师造就了战神卢焘，使他在战斗中如鱼得水，将军事技战术发挥得淋漓尽致。他是那个时期新式军人、革命军人的代表人物。孙中山去世后，他的军旅生涯也戛然而止，原因是已经没有了先前的政治氛围，没有了气候。卢焘也毅然离开政坛，退隐山林。
     尽管已经时隔多年，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不过我们还是有理由重温历史，翻开过去的一页，探究一下卢焘的用兵之道。当然，首先应该回顾一下当时的政局。
     1915年至1916年期间，在中华大地曾经爆发过一场护国运动，亦称护国战争。它的起因是，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王朝被推翻，建立了中华民国。然而，孙中山领导下建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还不满100天，胜利果实就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在掌控中央政权后，袁世凯倒行逆施，大搞独裁。令中国民众发指的是，1915年12月12日竟然宣布复辟封建帝制。是可忍孰不可忍，霎时间，反对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在袁准备称帝期间，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和梁启超的进步党等组织已经派人赴云南策动武装起义。经充分酝酿准备，前云南督军蔡锷与云南将军唐继尧等人，于1915年12月25日在昆明宣布云南独立，旋即建立云南都督府，组织约2万人的讨袁护国军。因此，护国运动又称“云南起义”，卢焘亦是参加者。
     蔡锷、李烈钧分任第1、第2军总司令，唐继尧任都督府都督兼第3军总司令。计划第1军攻川，第2军入桂、粤，第3军留守云南，乘机经黔入湘，尔后各军在武汉会师北伐。北洋军共约8万人,从川、湘、桂三路攻滇，企图一举歼灭云南护国军。
     护国运动是近代由中国资产阶级单独领导的仅次于辛亥革命的又一次革命运动。从云南开始的护国战争粉碎了封建帝制的延续阴谋，恢复了共和制。护国运动的结果，推翻了“洪宪”帝制，推翻了袁世凯，而最终迫使段祺瑞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因此，护国战争是一次胜利的革命战争。护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继续，打倒了窃国大盗袁世凯，制止封建帝制死灰复燃，再造了共和，挽救了国家，巩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
     以后卢焘在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下辖的王文华为支队长的第8支队担任营长。卢焘作为一名年轻的军官，在护国战争中展现了独特的军事才华，他的组织能力、用兵能力都有了较好的体现，他参加并直接指挥的麻阳之战则是一个代表。
     护国运动中的护国军曾经和北洋军有多次激烈的战役，其中有四川战役、湘西战役、滇桂战役等，蔡锷的第一军在湘西战役中的晃江、麻阳、沅江等战事打得十分激烈，第八支队都在这些战斗中表现出色，卢焘指挥的夺取麻阳之战可以说是一个亮点，该战事十分惨烈，但卢焘领导第八支队的第二团终于取得胜利。
     1915年，卢焘担任贵州军事当局的模范营营长，后来贵州省实力派刘显世对卢焘宣扬新思想不满，解散了模范营。模范营解散不久，1915年12月25日蔡锷通电各省，提出反对帝制，护国兴军。以刘显世为首的贵州当局，对此态度消极，还与袁世凯暗通款曲，眉来眼去。但与卢焘交好的贵州军事实力派王文华，态度鲜明，他与军界一些人物力压当局并使其让步。于是，黔军列入护国军编序，王文华任东路护国军司令，率领黔军一、二、三团（王兼任一团团长）赴湘参加护国战争，卢焘任第二团副团长。1916年1月护国军开拔挺进湖南，向北洋军开战。在进军途中，第二团团长彭文治临阵脱逃，叛变投敌，王文华急电令卢焘接任第二团任上校团长。
     笔者曾经在2010年专门去到昔日卢焘战斗过的湖南麻阳，在当年的战场，了解了当年的战事，在麻阳档案馆搜寻了有关的文献，体验了他的用兵之道。
                            两个战例，凸显兵法
     护国军攻下沅州后，又打麻阳。麻阳为北洋军军老巢，防线坚固，当时有一混成旅守卫。据史料记载：卢焘所率二团从贵州漾头渡过锦江至湖南郭公坪，向麻阳进发。战事之初，双方交战激烈，二团进展不快。主要原因是麻阳守军有三个团的兵力，而卢焘的第二团实际只有两个营多一点的兵力，众寡悬殊极大。另外，卢焘接任不久，对情况还不够熟悉。不过，以后很快掌握了全团的运兵，战斗中二团打得英勇。曾有一次在夜间，卢焘命士兵用爆竹在洋铁桶中燃放，混作枪声既迷惑了北军，又节省了子弹。好在此时，王文华的增援部队赶到，加入了进攻麻阳的战斗。
     麻阳战役非常惨烈，原因是麻阳为湖南境内咽喉要道，与贵州铜仁、湖南吉首、怀化成犄角之势，素为兵家必争之地，北洋军知道一旦失守，后果严重。
     在湖南麻阳档案局，我查阅县志上记载：民国五年（1916）农历正月初二（1916年2月4日），护国军（称南兵）王文华、袁祖铭、卢焘率部（实际是卢焘部）在八里桥、盘龙坡、鸡冠寨激战北兵。北兵大败。正月14日（2月16日）护国军攻克县城。这段文字引起我极大兴趣，我向档案局办公室郭清同志继续了解情况。郭说：“当年护国军的战斗故事脍炙人口，你有兴趣，不妨到八里桥寻访。”
      于是我即刻包车行驶30多公里县道抵达麻阳境内的八里桥。只见该桥是座钢筋水泥新桥，两车道宽，长约15米。桥底是锦江的一条支流，旁边就是发源地为贵州梵净山的锦江，桥西一侧是一些具有苗族风格的全木制吊脚楼房舍。环顾四周，看见一幢簇新的三层楼建筑，一层为铺面商店。我走进店堂和一位老者攀谈起来，这位老者是店主张国安，时年66岁，颇通文字，他母亲以104岁高寿于去年辞世。这是一个革命家庭。他父母曾分别担任村支部书记、农会主任，他本人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多年，现在，儿子是村党支部书记。说起护国战争中的八里桥战斗，他如数家珍。他说：“八里桥一直是石拱桥，清光绪13年建造，去年才改建为钢筋水泥桥。当年，南兵（护国军）装备不整，身穿土布衣脚踏草鞋，人员数量比不上北兵（北洋军），但是南兵士气高昂，也得到当地老百姓拥护，是正义之师。他父母曾告诉他当年为南兵运送粮草和救助伤兵的事情。”张国安说：“一直被当地传诵的是当年卢焘部队的战士为夺取八里桥头北兵的重武器机关枪的故事，当时牺牲了11位战士。战争胜利后，民国政府为了表彰烈士的壮举，在八里桥附近建了11座坟墓并立有碑文，予以褒扬。”张国安说：“上世纪70年代，他带领社员兴修农田水利时还见过，如今则不得而知了。”
     在第二团拿下八里桥、文昌阁、盘龙坡、鸡冠寨后，卢焘分析敌情，面对数倍于己的北军，决定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以一小部分兵力与童湘溪北兵部队周旋，主力则进攻麻阳城直掏北兵老窝并电请王文华支援。
     我在麻阳包的出租车张姓司机是锦和人，锦和是当年麻阳县城所在地，张司机是虔诚的基督徒（19世纪德国人在当地开多所基督教堂），比较热心。她说：“听老人说当年麻阳打得很厉害，人死了不少。麻阳城门原来有4座，因为战争、百姓私拆、政府移作它用，城门仅剩一座，自己现在居住麻阳（高村），这几年锦和在发展，也不知城门的命运如何。至于城墙，则早就拆光了。”我强烈希望能带我去找一下。好在张司机地理熟悉，不大一会，我来到了被破旧民居包围着的城门，门头上“下东门”三字依稀可见。下东门高3米多，宽约10米，城墙用的是青砖，每块砖约25厘米长，10厘米厚，和石灰、粘米砌成，100多年过去了，看上去虽然破旧，但仍给人一种厚实的感觉。站在城头驻足凝望，彷佛90多年前的殊死战斗就在眼前。
     据史料载：2月13日，卢焘下达总攻命令，一时间麻阳炮声隆隆、弹雨横飞，北洋军大乱成一团，但仍然顽固抵抗。由于麻阳城坚固，护国军虽然多次组织进攻，仍久攻不下。
当时，贺龙在湘西响应反袁护国，用两把菜刀起义，被第一军蔡锷任命为湘西护国军第1团第2营营长，归王文华指挥。麻阳战事，贺龙遵照王文华“抄敌后路”的指命令，偷袭慈利和石门的袁军，袁军急调前线部队围攻贺龙。王文华收到这个情报，即电告卢焘。
15日凌晨二时，王文华调派一团的两个营及时到麻阳增援，胡刚率领敢死队登云梯率先攻入城内，以后护国军陆续破城而入，与守军展开激烈巷战并获胜利。麻阳之战的胜利，在护国战争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对振奋精神、对袁世凯的垮台都产生积极影响。
卢焘作为东路护国军第二团团长，为讨袁湘西战场取得胜利立下赫赫战功。在护国军庆功大会上，卢焘分别获得“护国一级勋章”“一等嘉禾奖章”等称号，被提拔为黔军第二旅少将旅长，驻防贵州铜仁。
     有史家评论，东路护国军第二团之所以能以弱胜强、以少胜多，除了是正义之师并得到兄弟部队及友军（程潜部队）的支援外，二团的治军严格、卢焘在用兵方面的独到之处是重要因素。斯役是卢焘打的众多战斗中比较能突出体现他的作战风格的一次，是合理运用各种条件，扬长补短、以弱胜强的范例。当然，打仗除了需要善于运用兵法外，综合素质在军事方面的作用至为关键，这是一种软实力。卢焘正是具备了那个时段一般军人并不具备、或者较少具备的软实力，于是在对战争的认识、处置、决断方面高人一着，胜面更大。
注重理论，素养为先
     卢焘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讲武堂是中国近代一所著名军事院校，被称为“黄埔军校的摇篮”，开办于1909年。与创办于1906年的北洋讲武堂（天津）和创办于1908年的东北讲武堂（奉天）并称三大讲武堂。
     学堂开办之初，分步、骑、炮、工四个兵科，设甲、乙、丙三班。课程仿照日本士官学校加以调整而成，分为学科、术科两项。讲武堂聘用了一批国内武备学堂毕业生和日本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任教。至辛亥革命时，讲武堂已为云南新军输送中下级军官600余名。
卢焘在考讲武堂时，经过严格的战术学、军制学、兵器学、地形学、交通学等考试，由于成绩优秀，被编入“步兵科特别班”，和朱德同学。在校期间，他努力学习军事，在学科、术科、普通学科等方面军有突出表现，名列全班前5名。卢焘的理解能力很强，还能够将学习的理论知识拓展开去，进行深入的思考。一次，他当堂提出一个问题，把教官也问住了。卢焘的记忆力相当好，又一次，讲武堂总办（即现在的校长）李根源亲率学生到昆明湖附近开展操演活动，训练结束后，李总办带学员来到大观园参观，在活动结束时，李总办照例进行了训话。李总办问道；今天的操演和游览即告结束，作为未来的军人，你们今天观察到了什么值得回味的？面对突然的发问，数百位学生鸦雀无声，此时，卢焘举手要求发言。在得到李总办同意后，卢焘说:“我觉得大观楼的长联很好。”李总办说:“你能知道大概吗？”卢焘答道：“上联歌颂了祖国大号河山，下联写了历史上的恶风流人物，格调略显低沉。作为新军学员，应该积极进取，为受苦民众建功立业。”李总办有追问一句，能背出来吗？于是，卢焘当即将180字长联一字不漏给背出来了。李总办当即对卢焘加以称赞。
     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卢焘从讲武堂毕业后，即到驻守昆明城郊的37协（相当于旅）当准尉见习，开始将学习的军事理论付诸实践。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在以后的带兵中非常注意官兵均属素养的培养。
     以后，卢焘曾在贵州担任模范营中校营长。模范营的任务是抽调各团军官到营内进行轮训，藉此提高军官的政治、军事、文化素质。由于轮训质量比较高，广西、湖南、四川、湖北、云南等军务部门纷纷到贵州模范营学习。通过培训，卢焘在军事理论与实战的结合上自己也有了更多体会，认识到军事理论的重要性。在带兵过程中，由于重视对官兵军事理论的培训，作战时往往与众不同。
                             立场鲜明，忠于革命
     卢焘早年即向往光明，1905年就参加了同盟会，渴求自由民主并进行了反清地下活动。在考进云南讲武堂后，结识了朱德等革命志士，并与李根源、蔡锷、李烈钧有来往也得到了保护。1911年10月30日（农历重阳节），卢焘参加了“重九起义”，讨伐窃国大盗袁世凯。卢焘在起义中，作战勇敢，毙敌多人，获得二等功臣，并有见习生破格提拔为排长。
但是，贵州的拥袁当权人物刘显世对模范营在轮训时传播革命思想等做法心存不满，1915年12月他宣布解散模范营。在模范营解散典礼上，卢焘正义直言，发表了讨袁讲话。他说：“袁世凯身为总统，背叛国民，复辟帝制，卖国媚外为儿皇帝。我们都是民国军人，要誓与国家共存亡，决不与袁共天地……眼下紧急之事是，请大家回去后加紧教育所属官兵，讲明国家大势，专制是祸国殃民，唯有共和才能救国救民，捍卫共和乃军人天职……”卢焘的讲话立场鲜明，得到军官的响应。
     卢焘生长在贫苦农家，开蒙较晚，但这不妨碍他日后在学习，在学习上他非常刻苦，加上领悟力强，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在接触到广西革命者张铁成等人，并于1905年加入同盟会以后，在政治上日趋成熟，对推翻不平等的制度有了明确目标和方向，信仰三民主义。有了既定目标和方向，以实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为理想，这对他的带兵打仗无疑是极有裨益的。一反旧军人当兵是为了改变生活状态，当官是为了发财的传统思路。孙中山先生对卢焘的为人是赏识的，多次写信给他予以鼓励。并亲自发表卢焘为陆军上将、贵州省省长，以后又任命他为大本营高级参谋，完全把卢焘当作自己阵营中的人。
     在路焘的人生经历中，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深得孙中山的信任，这可以从孙中山和他的通信、通电中可以明晰那地看到。以后，又请卢焘到广州任大元帅府高级参谋等就是明证。
                             治军严格，用兵独到
     军旅生活中的卢焘深知要带好军队，没有严明的纪律和军风是不可能克敌制胜的。他深谙旧军队中的痼疾，军队纪律普遍涣散；高官克扣军饷，贪污腐化，下面的中低级军官乃至士兵在西南军队里，两支枪是普遍现象（烟枪、打仗用的枪），这样的军队与山匪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卢焘在治军方面相当严格，当然首先是从自己做起。他一生不抽大烟，不娶二房，不盖公馆，真正做到了以身作则，正所谓“齐身正不令而行，齐身不正虽令不行”。卢焘率先在军队中制定了严格的军纪，注意按照军纪来约束官兵的行为。据记载，辛亥革命起后，四川一些地方保守势力抗拒革命，与革命军对抗，于是有了“援蜀案”，卢焘在1911年11月随第二梯团出发，任连长。没到一地，他就主动和当地百姓交流，宣传革命道理。当到快要达古蔺县时，卢焘派出人员先和县长联系，县长却没有反应并逃离县城，因为按照以往的经历，军队到来敲诈勒索习以为常，弄不好还要掉脑袋。卢焘率军进城，县衙门空无一人，但见库房内有数万银元，卢焘命令不准移动，并派人去将县长找了回来。县长见到如此秋毫无犯的军队，感动不已，以为是在做梦。以后又苦苦哀求卢焘部队驻留古蔺，以保一方平安。一天，卢焘只得假借在郊外演习而开拔。长官言行，下属自然看在眼里，记在心理，长此以往，他带的军队一扫就军队的顽疾而又一种向上的力量。
     在护法战争中，卢焘率军和冯玉祥部在湖南境内激战，战隙期间，冯派坐探到卢部侦查。一天，卢部在操演后，卢焘向300多官兵训话，下起大雨，卢焘继续训话1个多小时，下面的官兵无人有怨言。坐探将此信息告诉冯玉祥，冯惊叹不已。连声说，难怪卢焘的部队战斗力如此之强。
     卢焘在用兵方面，注意运用军事理论而又不拘泥于理论，他注意将军事理论和中国古代的兵法36计以及战时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综合起来运用。他的用兵在于“打无定法”，是根据实战需要出发的，这需要他身先士卒，需要在第一线指挥。有档案记载，民国初年，贵州铜仁、松桃一代匪患猖獗，官府甚至和匪帮沆瀣一气，老百姓深受其害，叫苦不迭。卢焘率部队驻扎当地后，民众纷纷要求部队剿匪，以求一方平安。鉴于土匪出没无常，卢焘穿上便装，和士兵们一起游走于山间小路，寻找土匪踪迹。一天，土匪看见山间小路上有一干商旅，30多个土匪从山上冲下来。卢焘眼明手快，掏出盒子炮将两名疑似土匪头毙命，其他训练有素的将士一起开火，10分钟就消灭了这一股惯匪。
     在1917年的护法战争中，卢焘代表正义之师，与冯玉祥大战三个回合，结果都是卢部战胜冯部。事情起因是张勋复辟，孙中山号召“护法”。卢焘率旅到湖南辰州和段祺瑞的北洋军冯玉祥旅摆开阵势，欲进行决斗。卢部到达辰州后，战前准备相当充分。包括主动和当地官员、仕绅沟通，要求部队遵守当地风俗、遵守军纪，并打好宣传战，在冯玉祥不对经过之地发放传单，唤醒冯军官兵觉悟，弃暗投明。在排阵用兵方面，卢焘根据敌强我弱实际情况，扬长避短，三个团以品字形摆开，做到互相依托北郡仗着人多，装备精良，并没有把卢部放在眼里，可是他们掉进了卢焘的口袋，，卢焘又令部队迂回包抄，仅一个上午，冯玉祥部队便丢盔卸甲，落荒而逃。第一仗失利，冯以为骄兵必败，于是好好总结了一番。一个朵月以后重整旗鼓又在番龙坳进犯，这次依然被卢焘打败。还有第三次，仍旧不是卢焘对手。俗话说，事不过三。以后两支军队不再交手。以后，卢和冯居然成为朋友，在沈从文的小说
《船上》中有“要像黔军旅长卢焘那样，骑着大马出去拜客”的字句。
     卢焘在军旅时实践中，除了坚持在一线指挥外，战术上他时而声东击西，如在麻阳战役一役；时而欲擒故纵，其他诸如关门捉贼、调虎离山、声东击西、暗渡陈仓、欲擒故纵、釜底抽薪、假道伐虢等都被他或直接或组合活用于战场，炉火纯青，屡试不爽。
                           提倡平等，爱兵如子
     卢焘出生于贫苦农家，知道底层的痛苦，也对不平等的世道深恶痛绝。他也深知，官兵必须平等，只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建立一种新型的官兵关系，才能让三民主义的理想得以推进。
     据卢焘的族侄回忆，有一次，卢焘半夜到营地检查，发现有人在哭泣。第二天，他请人将那士兵叫来，问了情况。原来该士兵接到家中来信，信中说母亲病了。他想回家探视，但请不出假。卢焘查实后，准了他的假，并发了盘缠。该士兵说，我一定准时归队。这位士兵叫彭济美，以后升为副官，一直追随卢焘直到卢焘牺牲。卢家后人亦遵照卢焘的待人之礼，继续请彭副官留住卢家。
     在护法战争中还发生这样一件事。当时驻扎在贵州铜仁的一韩姓排长写信给湖南辰州某处，经贵州遵义邮局检查信件，发现信中有“先杀本营官佐，后杀辰境客商字句。”邮局急告贵州督军刘显世（贵州最高长官）。刘电令团长胡刚火速返回，研究此事如何处理。胡回来后，也无良策。等卢焘回来，他问起韩排长的情况，知情者说，他是广西人，品性倒是淳朴，但就是好赌。卢焘听罢，思考了一下说，我是广西人，广西人在赌博时，赢别人的钱叫“杀某某的钱”。继而又说，为慎重起见，让我再了解一下。一周后，卢焘召集排以上军官开会，问起有谁最近给家庭、朋友记过信函。当时无人应答，于是卢焘又说，哪位是韩排长？此时，韩某立即上前跪在卢焘面前。卢焘对他说，起来，我们是新式军队，哪有下跪的。战前岂能邮寄信函，做了就应当承认。卢焘便问起信中的两句话，韩答道，我约朋友见面是赌钱，我们湖南人称“赢钱”叫“杀钱”。谜底揭开了，韩排长因为卢焘的珍惜生命而救了自己一条性命，就此，卢焘爱兵如子的名声远播。仗是靠士兵打的，你尊重士兵，他们才会与你同心同德，战场上拼命，这何尝不是用兵之道呢。他的人格魅力使他在用兵上多了一个砝码。
     卢焘在兵法上的娴熟运用也和他早早从军，从基层做起密不可分。他1900年从军，干过文书、管过后勤，当过副营长，对军队的管理、战术、战斗都有自己的心得。1905年参加同盟会后积极投身反清斗争，参加过数次起义，这些都是很好的积累。以后考进讲武堂深造，军事素养得到很大提升。这些对于他军事思想的形成的颇有裨益。
     卢焘用兵往往出奇制胜，这是他的三民主义信念的牢固支撑、军事理论的娴熟运用、军事实战的不落窠臼、治理军队的严格管理、对待将士的一律平等诸多因素综合而成，互为因果，形成了他的用兵之道。
     现实中的卢焘将军一生追求真理，向往光明。就是这样一位深得中山先生信任的陆军上将、大元帅府高级参谋却出现在毛人凤拟定、蒋介石钦定的87名暗杀名单中，并于解放前夜惨遭毒手。将军虽然没能看到胜利的一刻，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能告慰九泉之下的将军，并使他含笑九泉。盖棺论定，朱德元帅的挽联“英雄不死，永志人心”是对将军最好的评价。斯人已离我们远去，今天，将军的精神仍然是激励我们前行和推动我们进步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他的军事理论和思想值得后人去挖掘、整理。
                                                        李北宏
                                                        2015.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