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焘为了贵阳老百姓于1941年11月14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是他为一生认定的理想和信念赴汤蹈火的不幸结局，他不会后悔，可能只是遗憾没有看到光明的到来。
当时，贵阳处于解放军尚未打进贵阳、国民党军队还没有全线溃退的时段内。那段时间，刘伯龙的第89军肆虐贵州境内，卢焘已经67岁，步入老年，无力与这个掌控军队的魔王进行武力上的交手，但是，卢焘还是义无反顾地接受了民众的推举，担任“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在真空时期维持贵阳的社会治安。和反动军人是没有道理可以讲的，当刘伯龙向他提出交出20万银元的无理要求后，遭到卢焘当面断然拒绝。卢焘做官清廉，本人根本没有钱，要他去筹钱，卢焘是绝不会同意的。这惹恼了刘伯龙并按照军统的密令在11月14日早晨将卢焘骗出他在贵阳近郊小哲溪的“半日山庄”，说是去开会讨论有关治安问题。结果将他用吉普车载到郊区二桥转弯塘处残忍杀害。
卢焘完全可以避免这个杀戮，因为先前就有多人提醒他不要接任“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这个职务，理由是凶多吉少。有人告诫卢焘，刘伯龙杀人如麻的个性民众都有所闻，况且刘此次在贵州据说是负有重大使命的，眼见中共将全面接管政权，国民党方面会不计后果，干出伤天害理的事。也有为卢焘找了安全地方，请他暂避一下，以免有所不测，因之前在京沪地区，不少民主人士也遭到不测。至于家人，都一致反对他出任该职务，主要是出于安全和身体上的考虑。对于大家的好意，卢焘是有过斟酌的，也希望有更适合的人选出任，但是最终还是同意担任“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因为各方找不出合适人选，也没有第二个人敢出头担任此敏感职务。卢焘当然知道与虎谋皮的危险，然而为了民众的利益义无反顾。
卢焘之所以做出这样的政治抉择，其实和他的思想密不可分，正是有一种强大的思想支撑，才能使他走向前台，和刘伯龙这样的恶魔对抗。
卢焘的思想理念和世界观的形成，与两个引路人人密不可分。
卢焘是少数民族，且家庭贫寒，接受教育较晚，9岁才进入私塾念书。在读期间，由于天资较好，加上勤奋，使得他比较好地接受了文化教育，一年就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读完，这让教书的卢老先生大为惊诧。卢老先生经常向学生讲有关杨家将、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英雄人物的故事，这又使卢焘的正义感萌发。有一次，卢老先生问学生：我们读书是为了什么？有的学生说是做事，有的说是发财；卢焘则说是为了国家。卢老先生赞许道，说得对，我们读书是为了报效祖国、民众福祉。卢老先生的为人对卢焘影响很大，卢先生也十分赏识这个学生，尽管有年龄上的差距，却也惺惺相惜。卢焘在私塾期间，卢老先生对孔孟之道的研究和传承都对卢焘有了重要影响。
另一个对卢焘影响较大的是张铁成。1903年，卢焘在广西柳州杨发贵部先后任副管带、统领部参谋。当时统领部有个参谋叫张铁城，为日本早稻田的成城学校毕业生，卢焘在他手下工作。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卢焘和他很谈得来。卢焘发现张经常看一些清廷的禁书，并不时和一些陌生人往来，后发现张铁城是同盟会员，这正是卢焘日思夜想的组织。经过考察，张铁成于1905年介绍卢焘秘密加入了同盟会。
由于卢焘在当时年纪轻，易接受新生事物，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孙文学说，对孙文学说五体投地。他也把过去学到的儒家学说和孙文学说加以对照，发现竟有许多相通之处，儒家学说对孙文也有很多影响。这越发让他感到加入同盟会对于自己的人生太重要了，在书本上认识孙文，使自己对人生的追求有了既定的方向。
这些，在以后他对朋友对家人的谈话中曾多次谈到。1948年5月3日，他在参加了南京召开的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后来到上海我们家，住了7天，这是我一生中和他相处最长的日子。其间，他向我们他们谈了对儒家学说、孙文学说的认识，以及多次被孙中山召见接受聆教的情况，并告诉了许多在践行孙中山三民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方面的体会。这使我和家人深受教育。
中华民族复兴这个词，不知道是否孙中山第一个提出，但卢焘是首次在孙中山那儿听到的。在这之前，面对中国人所遭受的屈辱，有识之士提出过汉民族复兴的思想。当卢焘听到中华民族复兴这个概念，不禁热血沸腾。作为少数民族，这种感受是切身的，也由衷地感到孙先生的伟大。
孙文提出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基本矛盾，概括了客观历史进程提出的三大斗争任务。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在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中，三民主义被完整地表述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话。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对于卢焘这样向往进步、向上的青年无疑具有极大吸引力，产生共鸣。他以极大的热忱和精力投身到三民主义的实践中去。我们审视历史人物可以有多种角度，但万变不离其宗，很重要的是不但要观其言，更重要的是观其行，看他的行动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否顺应大多老百姓的诉求。历史上有不少人自奉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可干的是男盗女娼，鸡鸣狗盗之龌龊勾当，可谓知易行难。卢焘从来没有唱过什么高调，却不惜披肝沥胆，坚持始终，实实在在践行着孙文学说。
作为少数民族，卢焘感受到孙文深明大义，把民族主义放在了“三民主义”的第一位。在一生中他也牢记孙文的教诲，无愧是执行民族主义的模范。他在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始终冲杀在前线，在他战斗或工作过的广西、湖南、贵州等地，都留下了他团结民众，打击反动势力的事迹。在护法战争中，为打击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北洋军阀，他率军讨伐，和北洋军冯玉祥部激战三个回合，冯三战三北。卢焘深知战争是扰民的，于是主动向冯提出“剿匪保商，安境息民”的主张，冯则乐见其成。于是，南军（护法军）既在军事上取得了主动，又得到了民心。在卢焘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回乡，距离开家已经42年。在家乡的日子里，有一天在国立中学发表了演讲，尽管当时细雨霏霏，可仍有4000多民众来听他讲话。在讲话中，他谈到，“至于我本系贫寒家子，土不有一块，田不有一丘，只有三间古老屋，四十年回来，连一间古老屋都不见了，只见荒烟蔓草，能不慨然。追朔其因，何以至此，乃我与张烈士鱼书号铁城于清末在柳州初运动革命时，即痛恶满清的官，无一不贪污，非打倒此辈救良民不可。坮革命失败，被巡抚张鸣岐山通缉，遂逃往昆明入讲武堂学陆军，联同志乃有辛亥反正之举”。这番话基本概括了他一生的风风雨雨，为了民族的存亡、复兴他是尽了最大努力的。
1935年，倭寇在华北频频制造事端，卢焘对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十分不满。当时，蒋介石采用了分化瓦解的伎俩，欲解决桂系。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看穿蒋的阴谋，发起“反蒋抗日”运动，李宗仁、白崇喜、李济深拍电报到卢焘柳州寓所，邀这位元老到南宁商量大事。当时，卢焘正在柳州码头欲登船去广州。柳州邮政局局长赶到码头递上电报，卢焘阅后即改道由梧州专署派车去到南宁。在南宁。卢焘听了李、白二人的说辞，他们说蒋动用三四十个师对广西进行包围，欲吃掉广西。李、白主张坚决对抗，打不赢就退守安南（越南）。如此大的动作，想要听广西籍元老寿公（卢焘字寿慈）的意见。卢焘说：“你们的主张不可取，只有和平解决才是上策。”众人大惑不解。卢焘继续说道：“广西现在孤立无援，硬拼没有出路。”蒋介石现在是个桶，各地诸侯是桶板，现在只有联合，戮力同心，团结抗日才有出路。李、白听罢卢焘的慷慨陈词觉得有理，又召集高级官员会议。会上，李、白、黄（绍竑）分别讲话，卢焘也即席发言，提出只有一致对外，团结抗日才是当前广西军队应该做的。一番话语重心长，既为广西考虑，更多是为民族利益、国家利益考虑，高级军官纷纷点头称是。
1936年，离开政坛多年的卢焘再次出山，在广西南丹成立“抗日救国军”，担任总司令，率1.5万人马欲和日寇战斗，这个举动也是逼蒋在抗日问题上有所表态。在此情势下，终于促成了蒋桂和谈，并获得成功。
卢焘对孙文的民族主义理解透彻，懂得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并以自己的声望和能力使得一场剑拔弩张的内战偃旗息鼓。在这之中，卢焘没有一点私利，有的只是国家和民族利益。
卢焘也是民权主义的拥戴者和推行者。追溯来源，要提及在柳州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张铁城和他的老师——云南讲武堂的校长李根源。李校长非常赏识卢焘，卢焘也深受这位导师的影响，他们的思想十分先进，两人都是留学日本的学生，又都是革命党人 ，对孙文学说理解颇深。“主权在民”的思想对卢焘影响很大，在日后的带兵、掌管行政事务等卢焘都非常尊重民意，采纳民意。 他在晚年不止一次对家人说起孙中山先生有关民权主义的聆教，孙中山的见解是：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没有实行过民权，根据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来讲，如果应用民权，比较还是适宜得多。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见中国人对于民权的见解，两千多年以前已经早想到了。孙中山多次题写“天下为公”就是人民做主，提倡民权而非君权。卢焘对于推行孙总理的思想不遗余力。
有些事例颇能说明问题。1921年，卢焘担任贵州省省长，月薪500大洋，和一个大学教授待遇差不多。属下何应钦开列了一个供省长兼黔军总司令的月预算清单，除500元大洋外，计有交际费、车马费、应酬费、服装费若干，共2500元。当何应钦递上清单时，卢焘正在吸水烟袋，只见卢焘点燃捻纸，除了留下第一项500大洋外，余皆用点烟的捻纸逐一烧穿。何应钦见状，笑嘻嘻地说：“总司令，这个不好吧。”卢焘答道；“500元对我来说足够了，民国政府官员可不是清王朝的封建官僚啊。”
又如在1921年，卢焘到榕江县视察工作。当地县府衙门忙着准备，要求地方绅士、商号也要配合，并准备了红地毡，届时从码头铺设至大路迎候。第五天，有几条船到了，只见一路人马登岸，却不见省长大人。此时，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上前找县长，说卢公已到。负责铺地毡的下人立即开始铺地毡，县长也上前下跪。卢焘扶起县长说：“把地毡快撤了，贵州是穷乡僻壤，不少老百姓吃饭都有困难，我卢某能踩着地毡走路吗？”此事被民众知道后，广为传扬，以后政府又将这个码头命名为“将军码头”直至今天。
中国封建社会长达2000多年，君权思想根深蒂固，老百姓也视此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可卢焘特别注意自己是个官员，自认为权力是民众赋予的，需要从我做起，有一种对民权主义推行的自觉。可惜，民国时期，这样的官员少之又少，当了官便要捞钱是一种政治生态，和清朝并无二致。
卢焘对民生主义理解深厚，一以贯之于言行之中。 他牢记孙中山先生说过的话：将来倘能成立新国家，另有新组织，则必不似旧世界之痛苦。预料此次革命成功之后，将我祖宗数千年遗留之宝藏，次第开发，所有人民之衣食住行四大需要，国家皆有一定之经营，为公众谋幸福。至于此时，幼者有所教，壮者有所用，老者有所养，孔子之理想的大同世界，真能实现，造成庄严华丽之新中华民国，且将驾乎欧美而上之。卢焘将孙中山先生的教诲铭记在心，努力躬行与实践。
贵州有一种野生水果叫“刺梨”，外皮带刺，营养十分丰富。一次他和官员们聊天，谈起这水果，他打起了比喻，我们官员应该服务乡梓，服务黎民百姓。“刺梨”这水果的名称固然很形象，可是在读音上却可以读出别的意思。传统意义上官民是往往是水火不容的，“刺梨”就是“刺黎”，就是官员欺压老百姓，现在已是民国了，是新社会，我们的政府应该“慈黎”，宽待老百姓，这才对啊。在座的官员纷纷点头称是。卢焘接着说，把这水果改作“慈梨”到也不错。当然，卢焘是不会用行政命令去命名“慈梨”的，做事民主是他的行事风格。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卢焘心中有黎民百姓，特别关注“民生”。他是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卢焘在1921年主政贵州后，在保境安民的同时特别注重经济发展。1922年，电力由75千瓦增至1.56万千瓦，纱厂工人由1920年的1.8万人增至1921年的1万多人。1921年全省的财政收入起飞，由1920年的386万两增至628万两，贵州是个穷省，有此进步实属不易。以上，著名记者陶菊隐在1984年曾在《记者生活39年》一文中记载了当时在贵州采访的所见所闻，予以高度肯定。
记得一次他半夜睡梦中醒来发现家中窃贼光顾，他大喝一声，窃贼被吓住竟不敢逃跑。他打开灯上前打量这个毛贼，毛贼跪地求饶，说自己并非惯偷，只是家中遭到不幸，自己又没有活计，才出来想偷点西以解决燃眉之急。卢焘又问了这一阶层具体的生存状态，教育他还是要找个正当职业谋生，随后给了他几块大洋请他走人。从中可以看到卢焘在关注民生的问题方面是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就连毛贼也是对象。上世纪80年代的上海也曾发生过小偷深夜爬进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盗窃的事情，被领事发现后，也受到交谈款待的例子。两人的出发点应该都是了解社会情况、关注民生。
在主政时期，卢焘执政为民，退出政坛后，作风依旧，心中只有老百姓。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春，广西省议长蒋继伊请卢焘找粮食部部长谷正伦，事因是广西经8年抗战，农业衰败，加上连年灾害，全省收成锐减，拟请中央政府减免民国35年（1946年）的征粮。卢焘了解详情后即去南京与谷正伦会面。谷也知道广西情况，但其他省份矛盾亦很突出。谷碍于老上司的面子，经过手续，同意减免广西省民国35年征粮50万担，并发还广西省民国30年和31年度的粮食库券。
卢焘一生中对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孙文的“三民主义”学说。卢焘的思想基础是儒家学说，支撑他行动的是三民主义。
卢焘一生多次受到孙中山的召见，多次聆听孙中山的演讲，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中山也非常信任卢焘，有多封电文和信件往来，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卢焘的数次被任命，都是孙中山直接亲自下令的，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如1921年3月21日，广州军政府在广州召开了孙中山主持的会议，会上通过了卢焘担任贵州总司令的任命。同年7月，孙中山电令卢焘为贵州省省长、陆军上将。1923年4月24日，孙中山发布手令，内容为：卢焘为大本营高等军事顾问 此令 孙文 ； 卢焘为大本营高级参谋 孙文。孙中山生前十分关心卢焘，如在1923年1月30日写给卢焘的信函中有：一时小挫，不足为大贤累，幸努力为国奋斗，苦心人天不负也（《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71页）。从中可以感觉到孙中山对卢焘工作的充分肯定，也寄希望他能继续努力奋斗。孙中山和卢焘既是战友，又是忘年交的深厚感情跃然纸上。孙中山长卢焘16岁，卢焘敬仰这个兄长，孙中山爱护这个兄弟。
卢焘对革命事业忠贞如一。比如，孙中山1921年5月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桂系军阀反对强烈，其他省份不少采取观望态度。卢焘则首先通电拥护，并筹备出师广西。孙中山以后号召各省剿灭广西军阀陆荣廷，然后挥师北伐。卢焘即发表了攻打广西的宣言，斥质陆荣廷“不行自治而行专制，私窃总裁而祸粤，依附北庭，卖省求荣”。
卢焘在各种场合都竭力维护孙中山的形象。1923年1月，卢焘接到孙中山信函要他副上海见面，途中遇汉口铁路工人罢工，火车停驶，贻误了时间，等到达汉口拟乘船去上海，孙中山又去广州了。此时，卢焘接到吴佩孚之邀约，有了洛阳之行。在洛阳，吴佩孚举行宴会款待，席间，吴佩孚说：“如果我抓到孙文”，说着拿起筷子蘸了酒在桌上写了一个“醢”字（意为剁成肉酱）。卢焘见状，立即起身对吴说：“孙逸仙是革命领袖，你侮辱他，就是对我的不尊。”说罢欲离席走人。吴见状马上拉住卢焘说：“恕我失礼，我只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卢焘和吴话不投机，感觉吴不是同一个阵营中人。第二天，卢焘便离开洛阳。
我们审视卢焘的一生，观察他的言行，可以明晰地看到这样一根脉络，他始终在努力践行孙文学说，将三民主义和儒家文化有机地结合并努力践行，为三民主义的理想而呕心沥血。
卢焘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他的世界观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儒家强调“人贵物贱”，这是卢焘经常提及的。他认为作为人有着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别之处，具有其他事物无法比拟的价值；儒家强调“民为邦本”，卢焘以此为执政带兵理念。在他看来老百姓、普通士兵是国家政治、军队的基础，只有基础牢固，发展才有可能；儒家学说强调“民贵君轻”，认为民众、国家、君主的重要性，老百姓是第一位的，天下之得失取决于民心之向背。卢焘素来主张把人当人来看待，提倡重视民意，与民同乐，这是尊重人性尊重人的体现。儒家经典强调力行，儒家人物不少是力行主义者。《大学》在强调“修身齐家”的同时，紧接着便讲“治国平天下”，认为这两方面都很重要，不可偏废，特别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卢焘正是一位一生躬行实践者并在他的人生中有足够体现。
卢焘素来反对坐而论道，是将儒家学说和孙文主义很好结合并身体力行的典范，同时形成自己的义利观。在中国传统美德中，正确的义利观占有很高的地位，是中国古代人民所推崇的做人的终极追求。义者，“事之所宜也”，是某种特定的伦理规范，道德原则，是儒者们心中至高无上的道义。利者，“人之用曰利”，多指物质利益。卢焘以重义轻利为基础，以为社会普遍群众创造价值、不计个人物质财富为价值观，形成了他的处事哲学并贯穿于他的一生。
卢焘虽然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他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物质遗产，但是他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却是丰厚的，足以让我们去开发和继承。
卢慈和 李北宏
2015.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