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国庆节后，我到福州市委宣传部工作。宣传科长肖挺、教育科长汪无浪向我谈了部里的工作情况。我召开了七八位干事参加的部务会议，先作自我介绍，然后请大家对如何搞好“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提出意见。同志们对宣传任务紧迫有共识，但对领导信心不足。福州市解放以来，我是这个部的第四任领导，还是暂借来的。安定情绪很必要，我表示一定与同志们一道，把当前的抗美援朝这项重大任务的宣传工作负责到底！

一、深入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

1950年6月25日，南北朝鲜爆发内战。9月15日侵朝美军在仁川登陆，陆海空大军疯狂北犯。在台湾的蒋介石叫嚷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反攻大陆时机已到。蒋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与美蒋相呼应，活动猖獗，谣言四起。刚刚成立一周年的新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当时，战争创伤极为严重，急需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使人民群众过上吃饱饭的安定生活。但是，支援朝鲜人民反抗美帝的侵略战争是道义上不容推卸的责任，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定密切相关，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是正确的。中央对福建提出明确要求：彻底消灭土匪，巩固新区，大力加强海防建设，以避免被动。福建面对台湾，内陆的土匪尚待肃清（原有蒋介石武装匪特、地主恶霸武装和惯匪共6万多人），又有沿海的匪特武装袭扰和潜入。为此，福建必须在开展抗美援朝的同时，结合进行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通过这三大运动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发展地方武装，加强民兵建设，彻底肃清匪患。人民政权巩固了，海防增强了，才能切实掌握主动权。

1950 年12月初，市委召开县以上党员干部大会，布置开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任务，号召以“三大运动”为动力搞好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我同各区委和工青妇宣传部长研究了如何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一致认为关键是认真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大力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觉悟，并依靠他们把运动推向高潮，引向深入。

当时，报纸发行量不多，有条件收听广播的更少，宣传教育主要靠口头。建立报告员、宣传员制度，组成面向广大群众的宣传网，是中央、省委的指示。口头宣传对南下干部来说也有局限性，南下干部不会讲当地方言，当地群众听不懂普通话。我曾多次带着翻译给工农群众作报告，效果都不理想。为了打开宣传工作的局面，选拔报告员，发展培训宣传员，把宣传网建立健全起来，是搞好抗美援朝宣传的前提。全市宣传干部为此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那时候恐美思想相当严重，有不少人还崇美、对美存幻想，一般的讲道理是难以解决这类思想问题的。1950年10月下旬至12上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连打两个大胜仗，美国等侵略军伤亡36000多人，损失大量坦克、大炮，从鸭绿江边溃退到“三八线”以南。胜利的新闻迅速传播给广大群众，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的自尊心、自豪感！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向志愿军学习的热潮，并成为捐献飞机大炮（福州市捐飞机一架，新币15万元），推动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强大动力。它也是医治“恐美病”的一副良药。

1951 年至1952年，志愿军战斗英雄徐文彬、谭炳文，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华东分团黄苇等6位同志先后来榕，以及华东赴朝慰问团第一、第二届的福建代表，他们在福州直接向干部、职工和大中学生作报告30多场，听众4万多人。报告感人肺腑，使大家受到最形象的志愿军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以及最生动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教育，更加认清了美帝主义的侵略本性和滔天罪行，更加激发了奋发图强，建设强大祖国的决心和信心。

二、开展“三反”、“五反”和市委整风

1951 年12月1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年元旦，中共福建省委发出限期发动“三反” 运动的指示。市委决定由市长许亚、市纪委书记赵峰分管“三反”运动。在动员大会之后，首先从上而下由市、县两级领导干部带头检查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问题，发扬民主，发动群众对领导作风开展批评。然后转入检举揭发贪污分子，“打老虎”。当时规定贪污旧币1000万元以上、1亿元以下的是“小老虎”，旧币 1亿元以上的为“大老虎”（旧币与新币的比值是一万比一）。处决大贪污犯刘青山（贪污旧币1?郾8亿元）、张子善（贪污旧币1?郾9亿元），体现了党中央、毛主席反对贪污腐化的决心，进一步发动群众把“三反”运动推向高潮。福州市的“三反”历时4个多月，抓了几个“小老虎”。个别单位领导怕漏掉“老虎” 要承担责任，不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凭某些揭发就猛轰猛追造成错案。在处理阶段认真抓了落实，个别错案及时平了反。

在 “三反”运动的高潮中，党中央、毛主席又决定在大、中城市发动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资财、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五反”运动。省委书记叶飞亲临市委指导这场斗争。市委分工由市委书记许家屯和我分管。“五反”涉及全市16500多户工商业者，其中雇工3人以上（不含学徒）的资本家约占25%。各行各业，面广人多，情况复杂，需要派出工作队。工作队由省直属机关、军区、市、区机关干部和各行业的工人积极分子组成，1000多人组成5个大队，工业、手工业各由一个大队负责，其余3个大队各分管几个行业。

2月中旬，叶飞在工作队员大会上做了工作报告，讲了形势任务、方针政策、方法步骤，要求放手发动职工群众揭发批判资产阶级的“五毒”，夺取“五反”斗争的胜利。2月24日，省市召开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华东分团的大会，叶飞在致欢迎词中再一次号召全省干部群众以积极参加“三反”、“五反”的实际行动热忱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

“五反”运动的开展，对绝大多数工商者来说，是一场严肃的守法经营教育，打击的是极少数“五毒”俱全的资本家。4月10日，召开了全市的“五反”运动坦白检举大会。叶飞首先讲话，指出经过两个多月的“五反”宣传教育，96%以上的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半违法户问题基本讲清楚了，基本解决了，现在是对严重违法户开展斗争的时候了，并重申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有两个严重违法的资本家坦白交代了问题，当场宣布宽大处理；工人群众在大会上揭发了一位抗拒认罪的资本家的罪行并要求依法惩办。会后各大队按行业召开坦白检举大会，促使大多数不法资本家低头认罪，作出退赔盗窃国家资财的计划，得到从宽处理。极少数“五毒”严重，态度恶劣、拒不认罪的资本家被绳之以法。

“五反”锻炼培养了一批工人店员出身的干部。“五反”结束时，由工会和工作队共同负责，选拔推荐了800多名积极分子，经过集中学习，充实到市、区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

“三反”、“五反”之后进行整党，重点是县以上党委及其常委会的成员，整的内容主要是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和官僚主义等思想作风问题。省委常委、军区政委刘培善来市委指导整党。市委书记许家屯首先检查、作自我鉴定，人家对他的意见比较多，批评、自我批评经过两个上午才结束。

我的整党检查：一老毛病，有些自负和孤傲，对同志坦诚，但有时冲动；二对工作要求很严，对下面的同志批评多于帮助；三不安心在福建工作，特别是福建有多种方言，语言不通给工作带来困难。我到福州工作时间比较晚，同福州市的南下干部、本地干部都是第一次在一道工作，相互间都是第一次相识，大家对我的意见不多。

整党结束不久，许家屯调省委工交部，许亚任市委书记兼市长。市委常委由许亚、赵峰、张传栋、雷少典、赵宗信五人组成。原常委郑重在1952年春市人民代表大会上已选为副市长，但整党后宣布调他去上海，为什么没有让他担任副市长、或者由他接替许亚任市长呢?市委推荐郑重担任副市长，应在市人代会选举之前先向省委请示报告，这件大事却被忽视了。张鼎丞从《福建日报》的新闻报导中发现这件事，严肃批评市委在干部管理任用上超越职权。

三、统购统销、普选和救灾、安置灾民

1953 年5月，赵峰和我同时任市委副书记。当年的重要工作：一是统购统销，二是普选，都是在许亚主持下完成的。统购统销由赵峰分管。粮油定量供应，只涉及城市的全体居民，油每人每月半斤(不分老幼)；粮食按工人（分轻重体力劳动），大、中、小学生，机关干部，一般居民，分别定量；棉布、棉花，城乡居民的定量是一致的。最难的是粮食定量，要经过群众评议和领导审定。当时机关干部每月大米28斤，居民每月大米15斤，同华东各个城市口粮定量相比是偏低的。福建当时的粮食产量，要保证全省1300多万人的口粮自给，还要供给部分军粮，只能如此。向群众讲清楚实际情况，干部又能以身作则，取得了人民大众的谅解和支持。

普选，由我担任市选举委员会的主席。选民登记是搞好普选的基础工作。凡年满18周岁以上的居民，经过登记取得有民主权利的公民资格，这对每个居民都是一件大事。选民登记先从试点入手，在市区选几个有不同特点的居委会和郊区的村庄先行登记，取得经验后再全面展开。确有一些复杂情况，有些官宦世家，几代同堂，人口众多，对每个人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笼统对待，以防止执行政策失误。第二步是划选区，直选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区的划分以居委会和村为基础，每个选区一般选两位代表。关键是从代表候选人提名开始，推荐出代表候选人，再无记名投票选举，这是发扬民主的过程，也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具体实践。代表选出后，召开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正副区长和出席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市选举委员会向市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之后，普选工作就告一段落。

1954年初，许亚调任省计划委员会主任，还兼任市委书记、市长。王一平副市长任市委代理书记，张继中副市长主持市政府的工作。这时，雷少典、赵宗信先后调离，市委实际只有王一平、赵峰和我三个人，又遇赵峰吐血病休。市委领导班子没有尽快充实，工作也难有所作为。

1954 年5月，省委要我随省委宣传部领导许彧青去北京参加全国第二次宣传工作会议。会议主要是研究部署关于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的宣传。会议中听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以及高岗、饶漱石反党、分裂党的活动的传达；还听了陈云、李维汉、罗瑞卿关于经济工作、统战工作和政法工作的报告。会议内容丰富，开得生动活泼，大家都受到深刻教育。

开会期间，我们利用假日参观了故宫、北海、动物园和天桥。出门是步行加有轨电车，我们逛了街，看了北京市容。我们四人中只有我18年前曾在北京(北平)读书，是一名靠吃救济饭的东北流亡学生。他们称我为“老北京”，成了假日出游的“向导”。那时候会议生活很简朴，住的是北大文学院大学生宿舍，每人斗室一间；吃的是四菜一汤，要用公筷；休息日游览参观各自安排，会议不组织。遗憾的是这种俭朴之风在改革开放以来一步步被奢侈之风所取代。

我们回到福州，全省正在传达贯彻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市委代理书记王一平找我商量，把全市县以上干部都集中到市委听传达，分组学习讨论，并采取上午工作，下午集中开会，使工作、学习两不误。在两周的学习中，我们充分利用高、饶这两个反面教员，使同志们比较深刻地认识到分裂党的严重危害性和增强党的团结的重要性。

关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虽在党内外作了传达，但没有深入展开。当时，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有156个重要项目，福建一个也没有安排，因为是前线。省财力有限，市是吃饭财政，没有资金办工业。市里贯彻总路线，只能在农业、手工业合作化和对资改造做一些调查和试点工作。

1954年市委常委只有王一平和我。市委分工我主管宣传教育、工会、青年团、妇联和手工业，由于市委日常工作又要我管，使我成了应付门面的事务头。每天上午坐班，批阅各部门报送市委的例行公文；下午跑基层，做些思想政治工作。

1955 年初赵峰开始上班。准备春节后研究部署全市的工作。但遇到“1·20”国民党飞机大轰炸，救灾、安置灾民成了紧迫的大事。1月20日中午，敌机12架在台江区闽江大桥以东投弹数十枚，炸死上百人，炸伤200余人，还烧起大火，一平方公里内的商店、民房全烧毁，受灾居民5000多户、近4万人。敌机临空轰炸一开始，王一平、赵峰、张继中和我就集中到吉祥山救火会，决定赵峰留在救火会负责统一调度，王一平、张继中和我按地段担任现场指挥。一是全力灭火，二是帮助灾民脱离危险区，三是抢救物资。解放军和省市机关干部3000多人，同救火队和工人、居民群众一道连续奋战12小时以上，大火才基本扑灭。省委领导叶飞、曾镜冰、刘培善深夜来到火灾现场慰问群众、视察灭火、抢救工作，当即宣布先拨给人民币200万元用于救灾。灾后的救济和重建工作由张继中负责，并从省市机关抽调200多名干部，与民政、劳动、城建部门的业务工作结合起来，一边安置救济灾民，帮助他们过好春节；一边组织生产自救、清理受灾现场，为重建作准备。

福州解放以来，民主改革任务重，政治运动多，敌机袭扰、轰炸又频繁，但市委从未放松经济工作，对恢复、发展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生产抓得很紧、抓得扎实。 1951年创办了第一个公私合营工厂，即华光火柴厂。它是把福州原有的十来个小火柴厂合并起来办一个合营厂，加强了生产的经营管理，产量增长2倍以上，产品质量也大大提高。1952年，全市工业、手工业产值只有3000万元(按新币折算)，1955年已达6000万元。工业路、登龙水库是许亚离市前决定兴建的，1955年初都已建成。农业互助合作土改后就开始抓试点，著名的鼓山郑依姆农业合作社，是张鼎丞亲自抓试点发展起来的。手工业的互助合作，经过宣传教育，在劳动者志愿基础上成熟一个办一个。不论是办合作小组，还是办合作社，坚持同群众商量。工作方法是民主的、稳健的。

四、修建义序机场和市委领导班子的变动

1955 年3月初，我被任命为修建义序机场的全权代表，限期9月底以前建成。这个机场原有700米长、30米宽、不足30厘米厚的跑道。我们要建的是喷气式战斗机用的机场，跑道长、宽，规模大，比原有的大几倍。当时除搅拌机、震荡器外，全部靠手工操作。土方工程工作量大，平整、夯实的质量要求很高。福州手管局局长李德贤、闽侯县长吴殿选各率领3000民工，分片负责土方工程。在气候炎热、空袭警报频繁的情况下施工，连续干了105天，每平方都经过严格验收，完成了任务。混凝土工程，由于大、中、小三种规格的石渣不能按时、按需要量供应，按时完成任务遇到困难。4月初，我们就在马尾区的闽安镇扩大了原来的一个石料场。民工2000多人，开采闽江岸上的花岗岩作原料，用手工打碎石。在5里长的公路边，按规格划分3个打石场地，摆开打碎石的长蛇阵。打石场实行按质、按量的定额管理，类似计件工资，当天的产品当晚收购，第二天就装木船运到义序。为了提高产量，我派王曲去加强领导，又调整了定额，按时供应还是办不到。后来总工程师提出采用部分山涧小河的小石子(中小规格的)，同石渣搀和搅拌混凝土，搭配不超过三分之一，可以确保质量。我到永泰的塘前找到了山涧冲下来的小石头的集中地，组织群众按规格采集，装上小船就可直接运到义序，使难题得到解决。7月下旬，24台搅拌机同时开动，每天早夜两班作业，苦干50多天全面完成了浇灌任务，指挥塔、机窝也同时建成。经过空司验收全部工程质量合格。

我9月下旬回到市委。王一平于1955年3月15日参加省委召开的原闽浙赣省委方针路线问题座谈会，会后又去北京，实际上离职了。从敌机轰炸以来，市委实际上只有赵峰一人工作。我回来后市委又成了只有我一人，因为赵峰调任省监察厅担任领导职务的通知已下达。后来，省委决定黄国璋、王洪祥来市委任副书记，王还兼市委纪委书记。市委书记仍由许亚兼，我主持市委工作。黄国璋是原闽浙赣省委常委、闽中特委书记，分管肃反工作中对错杀城工部同志负有责任；解放后任中共福建省委委员、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因城工部问题，中央免去他的省委委员。王一平1956年夏初又回到市委，是福州市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市委领导人的候选人之一。1955年下半年，我有机会调往上海或北京，到高教单位或外交部分配工作，但省委常委伍洪祥、组织部长林一心不同意，我只好服从组织留在福建。

1956年5月，福州市召开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选举许亚为第一书记(兼，因公未出席会议，因计委工作繁忙也未管市委工作)，张传栋、黄国璋、王一平、王洪祥为市委书记处书记，张继中、谢白秋、肖志锋、王风光为常委。

1959 年春节前，福州市召开了第二次党代表大会，选举张传栋为第一书记，张继中、王洪祥、谢白秋、王风光为市委书记，宁家奎、成仞千、孙同温、冯锦文、尹冠武、王曼、苏理为常委。我在会上代表市委作了工作报告，对1958年“大跃进”的成就的估计是“浮夸风”的体现，当时对“左”的错误也还没有认识。会后对脱离实际蛮干虽有了改进，但庐山会议之后纠“左”又落空了。

五、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解放前的福州，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消费城市，它是帝国主义掠夺工业原料和土特产品、倾销工业品的集散地。1936年前后，福州曾出现过“商业繁荣”。沿建溪、富屯溪、沙溪和闽江，各县的木材、闽菇、茶叶、笋干等土特产品，沿河道运集福州，同舶来的工业品进行交换，形成了当时的所谓繁荣。这就是福州群众把它称为“抽头”的城市的来由。抗日战争以来，这种繁荣消失了，特别是工农业生产遭受破坏，使福州失业人员与日俱增。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是劳动人民得到就业，生活得到改善的根本保证。

福州解放时，称为现代工业的仅有48家，包括3台发电机、5500千瓦的发电厂、一个小造纸厂，福电铁工厂和几家机器店，一个面粉厂、两个肥皂厂，小火柴厂和锯木厂各十来个，还有一个400台话机的电话公司。福州手工业虽有悠久历史，从业人员万余人，但绝大多数资金困难，技术落后，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全市商店多，包括饮食等服务业有近万家，还有一大批小商贩。他们当中许多人处于半失业状态，再加上数以万计的失业人员，是国家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福州市面临的难题。解放之初，市里把失业人员组织施工队伍，参加省里的公路、铁路和军用机场的修建，既为国家建设出了力，也解决了当时的生活困难，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就业问题。出路只有一条，发展地方工业，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1954 年省人民政府设立工业厅，梁灵光任厅长。当时对资本主义工业，主要是通过加工订货、统购统销，进行利用、限制和改造。对手工业除帮助解决资金、困难扶持生产外，积极引导手工业者走合作化道路，使许多个体户组成合作小组或合作社，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省工业厅还在福州建设福建机器厂和农业机械厂；省交通厅在福州建设汽车修配厂、上游船厂。市里利用行政费结余，建设罐头厂、酒厂、保温瓶厂、搪瓷厂(上海迁来)。当时开通洋头口至洪山桥的工业路，为的是给西郊工业区建设创造条件。

1956 年1月15日，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北京市委宣布，北京市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部完成，全市进人了社会主义。这实际上是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加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省委要求市委学习北京市的经验，加快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当时的市委班子还不健全，只有黄国璋、王洪样、张继中和我。我们决定先进行政治思想动员，把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老板发动起来，促其自觉自愿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经过三天的思想工作，在农村以原来的初级社为基础，以村庄为单位办高级社；手工业合作社，按行业又照顾区划建立社或组，关键要做好技术能手和既是能手又是小业主的工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公私合营，把夫妇店都包进来，使他们各得其所。不论是办社，还是办合营公司或工厂，推选出大家拥护、赞同或有代表性的带头人，至关重要。1月19日，农业、手工业合作社员，私营工商业的职工和老板分别组成报喜队，打着红旗，敲起锣鼓，燃放鞭炮，到省委、省人民政府报喜，书记、省长叶飞接见了报喜队，对大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表示欢迎和支持。然后报喜队到体育场，我代表市委、市人民政府宣布：全市胜利实现对农业、手工业的合作化，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按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原来准备用15年时间要办的向社会主义过渡，三天就完成了，其中大量的从组织上落实的工作是报喜之后做的。过渡得这样快，有一个全国大势所趋的形势，否则是办不到的。

三大改造给我们想多办工厂创造了时机和条件，从1956年到1958年三年间，全市办起200多家工厂，一是公私合营工厂。全市私营工业实行合营后，都扩建了厂房，集中了设备，扩大了生产规模。单独合营的有电厂、纸厂、福电铁工厂(改称第一机器厂)、面粉厂、皮鞋厂；两家肥皂厂合并为第一化工厂，开始筹建氯酸钾车间；分散的小型印刷厂、茶厂，分别合并为福州印刷厂和福州茶厂。福州茉莉花茶成为畅销全国的名牌产品。众多的小锯木厂、家具厂，则采取分片定点集中办厂。机器行业有广福利、生成马具店等十多家机器店，经过协商搭配，组成了机床厂、通用机器厂等5个机器厂和一个汽车修配厂。

二是手工业合作化和合作社升级转厂。1956年1月，全市办起200多个大、中、小型手工业合作社(作坊)。1958年“大跃进”中，有79个大中型合作社转为地方国营工厂或集体所有制工厂。传统产品有：农具、灶具、小五金、文具、雨伞、角梳、皮枕、布鞋等，销往本省30多个县的城乡。当时著名的“老太婆镰刀社”后来发展成船用动力机厂。

脱胎漆器、寿山石雕、木画等工艺品，有悠久历史，闻名全国。在合营、合作化过程中。我们认真做好尊重、团结老艺人的工作，充分调动了老艺人的积极性，使工艺行业得到新的发展。

三是在陈丕显支持下，从上海迁来一批里弄工厂。其中有变压器、工具、模具、仪表、电表、开关、灯泡、印染、丝绸等厂。这些厂设备虽陈旧，但有老师傅和技术工人，只要建起必要的厂房和职工宿舍，生产、生活有了着落，产品一问市，就能较快发展起来。

四是通过失业工人生产自救发展起来的工厂：市锅炉厂、麻袋厂、电镀厂、蚊香厂、再生布厂和制药厂(开始生产葡萄糖)等等。其中锅炉厂是1951年由黄依泉、李风乡、严一震等16个失业工人，在鸭姆洲一间棚房里，从打船钉开始，到打铁厂、冷作厂，再到锅炉厂，经过八年苦干起来的。它就是现在福州现代化的锅炉厂的前身。

以上四类工厂的建设资金，除市里、省业务部门支持一些外，主要靠自身积累和银行贷款，实际是靠穷凑合把厂搞起来。

五是省、市投资兴建的工厂有省属抗生素厂、二化(第一期3万吨烧碱，化工部和省支持市建)、硫酸、塑料、香料、味精、针织等厂。市人民政府将历年的行政费节余130多万元，全部投入了工业建设。

此外，省从1953年到1958年先后在福州建了两个6000千瓦的火电机组。1956年3月1日，古田溪水电站开始给福州送电，先是1．2万千伏安，1958年增加到2万千伏安。它给福州工业建设提供了能源，否则一切成为空谈。

1958 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决定，全国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口号是“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省里下达给市里的一万吨炼钢任务，如何去完成我心中无数。福州通用机器厂在6月3日把铸造车间改建为0．5吨的转炉炼钢厂，由于搞不到吊车，电动机，交通、场地又受限制，未能投产。市委多次日夜开会，同区委、同各部门商量，首先决定每个街道办事处设一个土法炼钢点，各居委会轮流参加，先把群众土法炼钢搞起来；二是在有条件的机器厂推广机床厂0?郾1吨的小转炉炼钢；三是在北郊抢建“八一”钢厂，为1959年的炼钢任务打基础。当时钢是“元帅”，“元帅”升帐，还要全面跃进，各种“全民大办”，齐头并进，拥挤不堪。在城市不仅挤了工业基本建设，工业手工业生产也遭受严重影响。1959年5月一座28米的小高炉建成投产了，是喜讯也是福州大炼钢收兵的一战。焦炭、铁矿石都无法供应，只好停产。60代中期，小高炉拆迁到龙岩，就地取材才发挥了它的作用。

从福州工业产值升降看，大炼钢铁，大跃进，是个大教训：

年代　工业产值(不含手工业)　备注

1956　9928万元

1957　10967万元

1958　20029万元　　　　　　　有水分

1959　28624万元　　　　　　　有水分

1960　41295万元　　　　　　　水分大

1961　21168万元　　　　　　　调整、巩固

1962　18683万元　　　　　　　充实、提高

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人民公社，所谓“三面红旗”，实际是灾难。要赶超英国，要向共产主义过渡，欲速则不达。人海战术，用木炭炼钢铁，既毁了林，又破坏了农业生产。把大办公共食堂当作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强行推广，口粮低吃不饱，扼杀了农民的积极性。1960年浮肿病从农村蔓延到城市，有些农村饿死了人，教训是沉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