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参加纪念我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的活动，作为家属，内心非常激动。首先，我父亲逝世将近二十年了，今天举行这样隆重的纪念仪式，使我感到，在我们国家里，一个人只要对人民作过一点有益的事，不管多少年后，国家与人民不会忘记他，仍然垂念其贡献。

我也要感谢今天到会的，曾和我父亲共事的老前辈，现在大多已经高龄了，但是仍然珍视和我父亲的友谊，坚持新版来参加纪念仪式。

作为家属中，也要感谢药物所筹备这次纪念活动的各位同老，他们化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到了北京等不少地方，搜集资料，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举个例子来说，我父亲生日是农历十一月初五，当时还是清朝，不通告今天的公历，知道举行这次纪念仪式后，我查了一下日历，今年的十一月初五是公历12月16日，所以，我一直认为纪念仪式将在12月16日举行，但是药物所的李静珍等同志，特地到天文台去查了，100年前的十一月初五是12月11日，所以，纪念仪式才订在今天，由此可见，他们对这次纪念活动的筹备是如何郑重而周到了。

我原想借今天的机会，介绍一些我父亲的家庭生活情况，但是，想来想去，谈不出什么。因为，一来我父亲的生活非常简单而刻板，而且还十年如一日，没有什么变化，而且，说来使人不信，我和他一同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接触的时间并不多，他每天的生活是，早上起来后，先打扫一下房间，特别年龄大了以后，他认为一定要每天坚持作一些体力活动，然后上班，中午12点钟回家，从不早，从不迟。午饭是便宜人惟一在一起的时间。在餐桌上，他从不提起他的工作，他尊重自己的业务，决不在餐桌上随便谈论，也从不愿意谈论他自己。1966年，他死前几个月，我姊姊回国来看他，我告诉我姊：70岁生日时，药物所曾将他的工作情况，拍摄过不少照片，在午餐桌上，我姊姊提出要看这些照片，我父亲没有回答，还有些发怒。平日午餐后，我父亲午睡一下，准2点上班，准5点下班，回到家里，就回到自己房间休息，晚餐是单独吃的，也不愿意家人到他房间去打扰他。晚上10点，他睡觉。几十年如一日，天天如此，70岁前，是期日下午，他有时在家庭附近散步一下，不超过一小时。70岁以后，有段时间，药物所为他影评了一张文化俱乐部的出入证，他是期日下午就到文化俱乐部打一回弹子，吃一顿晚饭。我从未见他去听过一次戏，也未见他看过一次电影，家里也从无客人来吃过一顿饭。最近，我和丁光生伯伯一同去机场接外宾，途中，丁伯伯谈起，他1951年回国时，我父亲曾请他吃过一顿饭，我当时已记不起此事，后来仔细回忆，确有此事，那是为了药物所要建立药理室的缘故。因为，解放前，药物所药理室的工作，都是将样本送往美国请陈克恢先生做的，解放后，我父亲决心在所内自己建立一个药理室，所以请丁光生伯伯从美国回来，主持这工作，为了建立药理室，破例请他吃了顿饭，事实上，就是家里烧了三四个菜，但是，对他来说，已是千年难有的事了，此外，就是过年过节，也从无客人来吃饭。今天纪念他诞辰，对他来说，是第三次，此外，就是70岁和80岁两次，药物所为他庆祝了生日，他自己从不提到他的生日，我也不记得他生日是哪一天。

我父亲做事，都是事先考虑周到，然后再做。平日，他叫我作些什么事，都事先反复讲清，第一步如何做，第二步如何做。他自己做事也是一样，总是充满着自信心，从容不迫，有条有理。就以他死的那天来说，那是1966年夏天最炎热的一天，他在房内午睡，当时，我女儿还小，下午拿报纸到他房里，他昏睡在床上，我女儿喊他起来，他挣扎着起来，随即倒下，然后再挣扎坐起来，将衣服鞋袜，一一穿整齐，扶着写字台，走到他的圈椅，端坐下，随即倒到地上死了，我赶回家后，因为要知道他的死因，给他测了一下体温，体温表上，水银柱已经到顶了，但就在这样情况下，他还是坚强地，冷静地把衣服穿整齐，端正坐好，然后倒地死去。事实上，在他80岁后，他就几次说过，再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即使活着，人也没有力气，不能再工作了。

占据他整个心灵的，是他的研究工作，他的实验室。从药物所建立起，他就把它当做终身工作的场所。药物所是在9月份成立的，所以，建所工作是在大热天进行的，他每天上午都亲到现场主持工作，将所有的橱柜，里外都涂上漆，这就是他要把这个所成为他终身事业的决心。太平洋事变后，日本人看中了药物所的设备，当时药物所的设备，据说在远东是数一数二的。有一天，日本人突然来到所里，将设备全部搬到黄浦江边的船上，准备立刻运往日本去，我父亲立刻赶到法国驻沪领事馆，提出药物所建所的经费是法国退还的庚子赔款，日本人无权如此做，当时即由法领事通知码头上的巡捕，将船只扣留，不准启航，并由法公董局教育处长Grobois亲自去码头，将仪器设备从船上搬回，事后，日本宪兵队几次传讯我父亲，我父亲始终冷静应付，并未逃避，为的是要保全这个所。上海解放前几个月，有一天晚上，李石曾先生到我们家来，告诉我父亲，船已经准备好，要我父亲将所搬到台湾去，我父亲说，这些设备是不能拆，不能搬动的，李石曾先生也没有坚持就走了。临解放前几天，朱洗伯伯到我家来，和我父亲商量下一步工作，我正好端茶进去，听我父亲说“内战结束以后，国家安定，科学事业会有发展的机会，特别你年纪比我轻，还能好好做一番事业。”可惜，以后朱洗伯伯因为患肺癌，比我父亲先死，这是当时没有料到的。解放以后，也有几次谈到药物所要搬出武康路，但是，我父亲始终不搬，因为，这个实验室，这个所，是他决心终身工作的场所。一直到他临死一天，他上午还去实验室工作，但是，这一天是唯一的例外，他早上10点钟就回来了，说“今天实在不能支持了。”当天下午，他就死了。

我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我记不起他身前讲过什么豪言壮语，也记不起他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就像一个苦行僧，在晨钟暮鼓的伴随下度过其一生，我的父亲，他坚定的将他一生献给了药物研究。他考虑一切事情，都从一点出发，就是如何能不受干扰，坚持他的研究。他放弃了个人的乐趣，他人生的惟一目的，就是埋头于发现新的药物品种，他将一生在实验室里，在药物所渡过了。在我的记忆力，我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

赵体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