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原所长 高怡生

我与赵老相识在1940年初，当时我随有机化学家庄长恭先生加入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工作。但早在1939年我们已知其大名，因为庄常提到他研究中药的工作。1945至48年我在他的领导下进行过常山抗疟生物碱研究。直至1966年他去世我们相处二十余年，对他的道德学问略知一二，兹简略介绍如下：

赵承嘏，字石民，江苏省江阴县人，生于1885年阴历11月6日，即阳历12月11日。家庭出身为生药铺主，这对他以后对中药研究有兴趣不无影响。但赵本人则自幼努力读经史之义，并曾在清末考取秀才，故一生古文、书法均相当出色。由于当时提倡新学，他随机补习外文，后竞能于二十岁左右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生考试。由于他在国内无中学基础，赴英之初入英国中学学习，一年以后才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对化学有兴趣。当时该校有机化学教授为柏尔金（William Perkin），是英国有机化学的先驱者，赵得其教诲不少。据说当时罗滨生（Robert Robinson，后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亦为我的教授）教授也在此校学习。 1910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当时能获得英国大学学位的中国人是寥寥无几的。他的英文水平很高，基础即是在英国奠定的。毕业后他继续在曼彻斯特大学攻读硕士学位，1912年毕业后转入瑞士日内瓦大学，在当时著名的天然有机化学家匹克特（A. Pictet）教授指导下读博士学位，1914年读完。其研究工作得到校方好评，并留校任助教工作。1916年，受聘于法国罗克药厂研究部任职，计7年，最后升为研究部主任，并在法成婚，生有一女，因此他法语也非常熟。

1923年他只身离法回国，他认为中国人的事业应在国内发展，实际上那时留学生很少留在国外不归的，因为国内人才奇缺，凡留学生学成归来一般均任以高官职或教授，故他回国后即到当时东南有名的大学东南大学任化学教授，教工业化学，吴学周、柳大纲、朱任宏等均上过他的课。1925年到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药理系教授，他的中药研究即在此校开始，与里得（Read）教授合作。几年之间做出不少工作，大多均登载于该校主编的中国生理学杂志上。在校并讲授药物化学课，周金黄教授在那时上过他的课。他应用的一套提取中药化学成分的方法，是当时英、瑞士等国的经典操作，也是以后国内不少同行向他学习的。

1932年国内成立了两个研究院，在南方的国立中央研究院以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先生为首；另一个是国立北平研究院以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先生为首。两院均在网罗人才，赵受李石曾的邀请，创立了国立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经费则由北平研究院和中法大学共同提供，每年只数千元。故当时的药物所实际上是一个合办的研究所。现在我们还能看到早期药物所的藏书盖有中法大学和北研的图章。其本人薪金也系庚款支付。不久所址由北平迁来上海，初在中法药专借地工作，实验室局促。以后才迁入福开森路（即现在武康路）395号新址。此屋系通过李石曾的关系由北洋军阀时代的交通部长叶公绰所捐赠的私人住宅，那时与北研镭学所共有。当时工作人员甚少，赵兼所长、研究员，另有朱任宏、梅斌夫先生为助研，余为练习生与工友。以后梁普先生、朱子清先生被邀来所。至1942年庄长恭先生来参加为客座研究员（庄的薪水由中华基金支付），我也随庄来所为助理研究员。

在药物所新建时一切条件要从零开始，创业艰难，赵老以有限经费精打细算逐步建立起实验室。他亲自设计，从长远出发，如实验台、药品柜、书橱等均以上等柚木为材料，请高级木工制造，经久耐用，至今仍有保存者。实验台面不用国外常用的苯胺黑而是以国产中国漆涂漆，美观耐用，以后为中央研究院化学所采用。直到现在我所及其它化学实验室仍沿用此漆，外宾来参观也认为是中国特色。

同时他将有限款项逐年购进几种有名的对工作中不可少的国外期刊过期本并设法补全，如美国化学文摘、德国化学文摘以及英、德、美等国的化学期刊在我所均存有全套。所以庄和我来所时已有基本的研究条件了。这些都说明赵老办科研的坚强事业心。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所谓的租界沦陷，药物所不得不停工。但那时所的全部设备已无法内运，日人与汪伪均曾要接收此所，后经赵老与法人工部局联系（因法国贝当政府已投降）才将所的财产保存下来。此期他与私人药厂合作勉强维持。直至1945年抗战胜利，又顺利地恢复了工作。

关于赵老与庄长恭先生之关系：庄本为东北大学化学系主任，九·一八后到南京中央大学担任化学院长兼有机化学教授，他也是当时重视科学研究者，对赵的中药研究工作颇敬佩，故在庄以后任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时，由他提议邀请赵为中央研究院化学研究所评议员（相当于院士），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职，全国化学界只有四人，除庄、赵外尚有候德榜与吴宪二人。故以后庄赵私交甚厚，在学术上也是知心人。

从1945年到1949年解放，这四年是动乱不定之期，1948年我去英进修，国内所中只有三、四人勉撑场面，至解放时只有翁尊尧、王友梅及一位看门工友。

1950年两院均由中国科学院接收。由于药物所人员太少暂并入中科院有机化学研究所成立一药物化学研究室，他一时虽无可奈何，内心是鼎力想恢复原组织的。50年我回所，他开始想把药物所办成一个真正能出药的机构，对人民有所贡献。故除化学人才外设法聘请药理学家来参加工作。丁光生先生即是他通过丁绪贤老先生把他从美国邀请回国的。现在那一封赵亲笔写的邀请信仍保存着，从信中可以看出他为国家药学事业的关怀心情，他说：“我虽老矣（65岁），但希望年轻一代有为者能接上班，为我国药学事业有朝一日大放光彩”。所以之后他在任时邀请了不少年青者来所工作，蔡润生先生不久来所建立了抗生素组，谢毓元同志也是通过张青莲先生从清华大学邀请来的。到了1953年加上当时的药学筹备处的几位人员数已超过三十人。院部正式批准成立中国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武康路综合部大楼归药物所外并增加所址隔邻的世界社大楼及岳阳路一部分实验室。1958年迁入现址，武康路所址则由赵老自己使用。因此药物所发展到今天的规模，包括化学与生物学两大学科的研究机构，并以研究天然药物为重点，不能不归功于赵老的远大设想与努力。当然这些成就若没有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的设想也是不能实现的。

赵老除担任所长外，也是所的学术委员会主任。1955年当选为第一届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委员，并受到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担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关于赵老的为人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位严肃、严格、严谨的典型学者。他生活俭朴，虽高薪，家庭组成简单。你到他家去看时，其卧室只是简单的床铺与一些旧家具而已，对其继室所生之子、赵体平课教甚严，以后能朴实无华，努力上进颇具父风。赵老很少饮酒，只抽一些名牌香烟为乐。每日按时上班亲自动手作实验，直至临终之日上午仍在实验室转了一转。1966年8月6日在上海家中无疾而终，享年81岁。

在实验方面他从不浪费玻璃器皿与药品。乙醚及其它溶剂均有回收瓶储藏、精制后再用。当时这些试剂器皿均需从国外进口，所以工作人员均非常珍视它们，不轻易打碎一件玻璃器皿，不轻易浪费一点试剂，否则你就工作不了。设计题目首先就以考虑条件来源，而且要求每个人员每年都能发表论文，所以是非常紧张的，不然下一年经费就有问题，工作人员还得考虑下一年度的聘书问题。现在我们是很幸福的，工作条件就连国外来参观者也感到相当不错了。从旧社会来的人更有明显的比较。所以希望老一辈留给我们的好作风能得到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