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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记者刘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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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衡
1921-12-22 ~ 2009-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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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衡是个优秀党员(阙邦火)
阙邦火  2009/7/3 10:29:00  浏览:2028

刘衡是个优秀党员

阙邦火

在我的印象中,刘衡是个打不倒、压不垮的人。可是想不到,2009年元旦刚过没几天,她居然离开了人世。

元旦前,她还通过网络邮箱给我发照片呢。遗憾的是,那段时间我的电脑情绪不好,老跟我闹别扭,她发来好多照片,我只看到一张漂亮的风光照,其余都没法打开,只能看标题。于是我给她发了一封短信:

“老刘:您发给我的东西收到了,谢谢。但是具体内容都打不开,只能看标题,可惜!祝您二零零九,快乐永久。更加健康,更加长寿!”

后来她给我打过电话,问电脑好了没有。我说要等儿子放假回来帮我修理后才能用了。元旦孩子放假回来,帮我重新安装了电脑,可以正常上网了,我等着老刘再给我发照片。想不到,等来的却是老刘去世的不幸消息!

我和老刘不曾在一个部门工作,又因为她是“顽固右派”,故进报社若干年都没有和她打过交道。见一些造反派们对她恨之入骨,经常批她、斗她,甚至打骂、游楼,我想此人一定是“反动至极”。后来到了小汤山五七干校,才有了接触的机会。那时我在干校管生产,老刘被安排在饲养班负责养鸡,共有约200来只鸡,她成了“鸡司令”。那些“鸡部下”不会造她的反,不会开她的批斗会,不会逼她承认“右派”。她孤身一人,无亲友往来,它们也就成了她的知心好友。但是,意想不到的灾祸从天而降:一场鸡瘟,刘衡的“鸡部下”全军覆没。这对刘衡而言,也是一个不轻的打击。但她不服输,找我要求再买一些鸡,她要从头养起。我没有同意,我说“算了吧,鸡不是那么好养的,你不懂养鸡的技术,再死了怎么办?”可是刘衡不罢休,过几天又来找我,并向我保证:现在已经有经验了,绝对不会再养死了。我拗不过她,只好答应再买一批小鸡让她养。新买的鸡果然没再死亡。后来她告诉我,小鸡成批死亡的情况虽然没有发生,但零星死亡的情况还是常有的,为了证明小鸡成活率高,她偷偷自己花钱买了不少鸡来补充损失。

老刘自被戴上“右派”帽子之日起,就被开除了党籍。但是她始终还把自己当做党员,经常向组织写思想汇报,我也曾收到过她的几次汇报材料(后来我去援藏,材料没有保存下来)。我从来不问她的“右派”问题,随着时间的延长,老刘见我对她没有什么恶意,有时会主动和我说说心里话,渐渐地我了解了她当“右派”的原因。1957年反右斗争的时候,老刘正在内蒙古记者站当记者。她看到此前的肃反运动整错了不少人,整完后再给他们赔礼道歉。眼前的反右斗争又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整,让不少无辜的人受到了伤害。刘衡曾亲身经历过延安整风时的“抢救运动”,那场运动把好些人错斗成特务,以后又再甄别。她认为应该接受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要先调查清楚再做结论,不能未调查先斗争,一错再错,越错越大,否则被斗错的人会离党越来越远。她觉得自己是共产党员,有责任提醒党,于是跑去向党支部汇报思想。她说:“整个肃反运动成绩是大的,但单就肃反斗争会来说,缺点大,因为挨斗的人多,结论是反革命的少,伤害了自己人。”“从公布的材料看,胡风与美蒋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能算是反革命,不知中央是否掌握了其他材料。”可是做梦也想不到,这些话竟然成了她的一条“罪状”,“右派分子”的帽子竟然毫不客气地戴到了自己的头上!

“右派”的性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刘衡自认为这样做是关心党,爱护党,是在尽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是对党的忠诚,所以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在定她为“右派”的政治结论上,她拒绝签名;在开除她党籍的支部大会上,她拒不举手。被送到唐山柏各庄农场劳动一年后,别的“右派”都表示:经过改造,服罪了。唯独刘衡一人说:“我认为我是思想认识问题,不是真的右派分子。经过一年多的改造,我仍然找不出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状。”其结果是,别人都被摘了“右派”帽子,刘衡却罪加一等——将原定的“撤销原职务,留用察看”处分,提格为“撤销原职务,监督劳动”,生活费也由每月60元降为26元。当时有人对她说:“只要你承认是右派,就给你摘帽子”。也有好心人劝她:“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就承认了,先摘掉帽子,免得受罪。”但她宁可不摘帽也不承认。我问她为什么,她说:“这就好比有人硬说你是小偷,你要是承认了,你就不是小偷了,你要是不承认,那你就是小偷。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嘛!我不是小偷,为什么要承认是小偷呢?”听了她的话,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会“顽固”到底了。

老刘说自己“与世隔绝了21年”。我却认为她说的不很准确。那21年的世界,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世界,她一直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充当被斗争的对象,怎么能说是“与世隔绝”呢?要说隔绝,也只是与自己所钟爱的记者岗位隔绝了21年,与自己所忠诚的党组织隔绝了21年!这21年,从现象上看,刘衡始终是个被斗者。而从本质上看,她是个坚强的斗争者,始终不屈不挠地在为“忠诚”二字的真实含义而斗争,在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尊严而斗争。

21年的漫长岁月,尽管刘衡在精神上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身体遭受了无情的摧残,人格遭受了极大的屈辱,但是她的信念始终不变,她坚信党是讲真理的,一定会改正错误,让自己回到党的怀抱。

1978年12月8日,对于刘衡来说,是一个值得大庆特庆的大喜日子,人民日报在报社礼堂召开了一个宣布“右派分子”第一批获得改正的人员名单,其中就有刘衡。她21年的磨难终于到了头!会后,刘衡在走廊上贴了一张《向党汇报之1001》,她在这个《汇报》中写道:“我相信会有这一天,呼唤这一天,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来了,泪水模糊了我的两眼。……”紧接着,恢复了她的党籍,恢复了她的级别待遇。

此后不久,我去西藏工作,与老刘没有联系。1983年,我从西藏回到人民日报,老刘和我谈起往事,她告诉我,“右派”问题改正以后,她最迫切的期望是重新拿起笔,实现已经破灭了21年的记者梦。可是当时没有一个部门愿意接收她,原因有三条,一是说她已经57岁,年龄大了,该退休了;二是说她已经20多年没工作,与世隔绝,不能再胜任记者工作;三是说她曾经看过精神病医院,神经有毛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给社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重当记者。2006年春,老刘让保姆送来一本她的回忆录《直立行走的水》,我从中读到了她当年给社领导写的求职信,其中有些话让我非常感动。她在信中说:

“我被划为右派后,我一直不服,但我并不悲观、消极,一直在为重做记者作准备。党让我劳动改造,我是接受的,认为这是为我今后到工厂、农村,更好的写工农兵打基础”;

“当然,我现在做记者,有许多不利的地方。例如:长期被孤立,长期脱离工作,各方面落后一大截。但我相信,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会赶上来的。只有把我放在工作中,我才能赶。不是要我赶上来后,才让我工作,那是永远赶不上来的。再如,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又有病。正因为我年纪大,我才急着在还能动弹的时候,跑几年。不能多跑,可以少跑,多蹲点。至于病,差不多人人都有。我的病主要是气闷、心绞痛,是生气、受打击迫害得的。有了我喜欢干的工作,心情舒畅,病就会好,不然,病永远也好不了”;

“20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稿子《地质勘探者的幸福》,谈到地质工程师的幸福是能发挥自己的所长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在为人民服务的行列里,我也能发挥我的所长,重做记者工作,这就是我今后莫大的仅有的幸福”。

我从这些话语中读出来的,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的赤诚的心声。

社领导没有马上批准她回记者部,到1979年4月,才同意让她出去见见世面。在没有任何部门管她的情况下,她以“独立大队”自居,独自到山东、江苏等地漫游。她还和20多年前一样,深入农村、工厂采访。第一站她直奔山东掖县过西公社徐家大队,用了20天时间,采写了在解放战争中负伤而双目失明的该村党支部书记,带领全村群众发展生产的故事。她把自己比作埋封了21年的出土文物,而把这一篇稿子称为“出土第一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就采写一篇稿子发回报社,她要用事实证明自己不仅能当记者,而且还能做一名好记者。数月的采写成果,终于让报社的领导信服,1979年底,正式批准她回到别离了20多年的记者部。此后,她的稿件更是一篇接一篇地见诸报端,尤其是她最擅长的“自述体”风格,群众语言生动活泼,读来脍炙人口,趣味横生。

到90年代中期,老刘因连续发生摔跤骨折,不能再下乡、下厂采访了。但是她并没有因此而停下手中的笔。1996年,74岁的她,拄着拐棍参加报社职工电脑培训班的学习。她以数倍于年轻人的努力,学会了用电脑打字后,就在家里写稿,写采访经验,写回忆录。以后,她又学会了上网,发E-mail,真的做到了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而且随时可在网上和朋友们交谈。她以耄耋之年刻苦学习电脑的精神,也对我学习电脑给予了极大的激励。

1981年,刘衡同志非常荣幸地当选为人民日报社的优秀共产党员。这个称号,乃是对老刘的公正评价。一位发现自己的党有了错误,敢于不顾个人安危得失而直言谏诤的人;一位身在逆境而坚强不屈,坚持真理的人;一位遭受20多年冤屈而依然信仰不变,且没有怨言,没有消极,不顾年迈多病,勤奋工作的人,应该是真正优秀的共产党员。1982年,她又当选为中直机关的先进工作者,1983年当选为全国妇联第五届执行委员,这些都是她应得的荣誉。

老刘逝世以后,按照她生前的遗愿,把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她把自己的一生完全彻底地献给了祖国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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