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衡，在报社可谓大名鼎鼎。而这位老革命的出名，最初却是因为反右。反右初期，被视为“可信任”的她，感觉“不对头”，就向党组织坦诚建言，认为这样划右派是完全错误的。结果仗义执言的她，反被扣上了右派帽子。而后由于坚持“不认罪”，对她的处分一路升级，从“撤职留用”，下放“劳动锻炼”，直到“监督劳动”。“文革”中，一伙“造反派”对她搞了一次“假处决”，没想到面对死亡威胁的她居然毫不服软。1978年得到“改正”后，刘衡说：“我从来没有检讨、认罪，我只是向党说了真话，我不是右派，因不认‘罪’，腿曾被打断，肋骨打断两根。”她重新拿起了笔。年近花甲，身体多病，腿脚不好，但她坚持深入基层采访，写了不少生产一线的“小人物”，获得全国好新闻奖的《妈妈教我放鸭子》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篇。 

一次在某山区县采访时，当地宣传部的同志特意给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有关人民日报老记者刘衡的“段子”：为了采访一位山区乡邮递员，年迈的刘记者竟然不听劝阻，攀山爬坡，走了20多里路，三四个钟头！到那个山村时，天已经擦黑，刘记者也累得一瘸一拐的了……说到这里，宣传部的这位同志感慨道：“这就是人民日报的记者啊！”从此，暮色中，一个老婆婆步履蹒跚地攀爬山路的特写镜头，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1990年，刘衡出版了一本她的人物通讯集，书名就叫《劳动者素描》。在刘衡的“引领”下，我也写过一些反映最基层普通人和事的稿件。其中一篇写内蒙某灌溉机构的稿子《“水官”》见报后，刘衡大姐不仅打来电话给予肯定，还专门来到办公室对我说：“工作在最底层的这些人，很辛苦，事迹很感人，但很少有人关注，应该多写他们。你写得好！”我说，“这都是向您学的啊。”  

人民日报前辈引发感慨的不止是刘衡。80年代中，一次我在西部某县采访结束后向招待所交住宿费和伙食费时，县委宣传部的同志说：“人民日报就是人民日报啊！”我不太明白他为什么发出这种感慨，他告诉我：前些天一位人民日报老领导也来这里访问了两三天；走后不久，老人得知随行人员忘记向招待所交伙食费和粮票了，不仅批评了那位同志，还立即让人专程送来钱和粮票，按标准结清了在招待所用客饭的费用。 文革后进报社的我们这一代，能与李克林、姚力文、刘衡这样的人民日报老前辈们共事，得到他们的“熏蒸”，真是一种幸运，虽然时间不长，但终生受益。